 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 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麻将里面有哲学。 由此可知，毛主席也会打麻将的，而且深谙其中千变万化之奥妙。 麻将中的“梅兰竹菊中发白，东南西北筒条万”之组合，确实是变化无穷，包罗着高深之巧妙，含蕴生克盛衰之哲理，确实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 近代史上，没有几个名人不会打麻将的。蒋介石曾对驻防长江的国民党将领说：“打麻将你们不如我，打仗我不如你们。”可见蒋介石对此道的精通。 维新派梁启超先生主编报纸时，许多社论、世评，据说都是在麻将桌上口述成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还曾写过一篇题为《麻将》的文章，他说： 记得我1992年8月我去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时，就发现那里到处都有打麻将的场所——麻将屋，玩者清一色都是华人。 马来西亚芙蓉市的麻将屋（敏毅 摄） 甚至高高的云顶高原上的“赌城”里，也有几十张麻将桌，座无虚席，酣战不已。 尤其是散布各地的马来西亚华人会馆更是“和”声不绝，在会馆洁白的墙壁上，还张贴着用正楷毛笔写的《麻将守则》。 这篇守则的作者是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资格甚老的“国大代表”陈重光先生。我全文抄录了下来，他在《守则》中写这样写道： 陈重光先生认为：中国老年人痴呆症比欧美国家少，原因之一可能就是麻将。人愈老愈需要它，这是智力游戏，“三十六计”都可以在麻将中体现出来，所以可以预防智力退化。 陈先生这种看法，从医学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正确的。但不能使麻将赌博化，而应文化化和健康化，从而把麻将恢复在原来的智力游戏状态之中，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预防大脑的老化。 麻将又称 麻雀，其各主要城市，均有华人会馆。是当地华人按籍贯不同而聚会的地方。有的会馆极为庄严，古香古色，给人一种质朴、庄重感。 有的却很简陋，一间房子，几张红木桌椅，墙上不但挂着中国的“天宫赐福”的塑像，还悬挂着马来西亚“苏丹”(国王)夫妇的彩色照片。 我曾到吧生、芙蓉、马六甲市的华人会馆参观，里面几乎全是退休老华侨在兴致勃勃地打麻将。 他们打麻将是真正地玩钱(或称赌博)，但却很文明，也不太紧张。悠悠扬扬，边喝着泥壶茶，边酌量着出牌。只有一点：禁吸烟。 后来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澳大利亚墨尔本的SKY城，都看到很多专为华人单设的“麻将屋”。 回国后，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麻将的杂文，在当时的《宁波消费报》上发表。 但是，麻将误人之害也是不可小视的。胡适的老婆江冬秀嗜牌如命，他深知其害。在报上撰文痛心疾首地说： 有首打麻将的顺口溜，很实际，也有意思，照录如下： 梁启超也是麻将的超级爱好者，并有一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所以台湾女作家冯青说：麻将多玩只会“消磨年轻人的意志。” 麻将的发明，与宁波人有很大的关系。位于月湖景区的天一阁南侧，沿着河卵石铺的小径走到头，就可以见到一个中国独一无二的“麻将历史陈列馆”。 据介绍，得知史上第一本麻将谱《绘图麻雀牌谱》的作者沈一帆说："麻雀之始，始于宁波"；《清稗类钞》也有记载云：麻将"始于浙之宁波，其后不胫而走，遂遍南北"。 具体而言，麻将的“发明者”是宁波人陈鱼门。这个陈鱼门也很不简单，是道光年间的“甬上闻人”，是内阁中书。三品官衔，还懂得英文。 他喜欢玩当时流行的马吊纸牌，但这种纸牌玩几次就会起皱破损，而且不能沾水，而玩者常常都是一壶清茶相随，经常会弄湿纸牌，所以很不方便。 于是民间就开始用柱子或动物骨骼做成了“竹骨牌”，渐渐地普及起来。这时陈鱼门借鉴了宁波海洋文化的特色，改造了纸牌的内容。 因为渔民出海打鱼要看风向，于是有了“东西南北”风；打鱼用的绳索、水桶，就形成了“条”、“筒”。 杜亚泉《博史》认为：五口通商后，船舶多聚集在宁波港口，各省商贾云集在此，学会打麻将者越来越多，麻将通过他们延及津沪商埠并波及全国。 宁波麻将陈列馆的门前有一幅楹联，说得很有哲理：“世事沉浮中发白，人情冷暖马牛风”，横批是一个大大的“和”字。 和者，胡也，赢之意。和平，和谐，和气；态度和蔼，家庭和睦，社会和美，岂有不赢之理！ “德和堂”（“和”读hu音） 雕塑：三缺一（敏毅 摄） 平心而论，我认为麻将是测试人才的一种工具，它可以测出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一是综合分析能力，二是利益得失分析；三是察言观色能力；四是为人与作风素质，当然也能观察出是否嗜赌。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说得更精彩： 对一个人个性和品格的观察，仅从表面上判断，不容易得到结论，但若请他打个小牌，便很容易看得明明白白。有些人一夜不和牌都不动声色，有些人两圈不和牌，就像“光隆轮”一样，浑身冒起烟来，爆炸一次又一次。 麻将是一种娱乐，充满了益智性和技巧性，当然也具有博弈性的特点。只要因势利导，开展健康的、积极的麻将娱乐活动，是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根本目标相辅相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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