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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你要是决定学习并且学有所成，就需要深刻领会一下毛泽东写的这一段话。定好了学习目标后，毛泽东开动了，先学起来。 在进入一师的头两年，毛泽东埋头读书，以刻苦著名，常常掏空腰包买书。 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林林总总，都认真地研读，许多书他一定读了很多遍。中国传统文化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注意此时的毛泽东的知识中几乎不包含西方的文化。我们强调这一点就是想说明，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西方超越我们是因为科学而不是他们比我们高尚。 博览群书是毛泽东超然于其他领袖的重要因素，人类社会的实权派人物和博学者一般是两类人。像毛泽东这样的博学的实权派是人类历史罕见的。毛泽东曾经投笔从戎，但最终他还是退出来了，毛泽东曾经想着退学，但他依然坚持了下来，在成为世俗领袖之前他先走了博学之路。 博学并不是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我们看看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就知道了，如同袁世凯一样，牢牢握住军权就足以控制世俗社会，但是，毛泽东的博学大才是他成为划时代巨人的条件。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徐特立曾留学日本，以写血书劝谏皇室改革而著名，后来追随他的学生毛泽东革命，绝对是特立独行，我们看历史一般都是学生追随先生，而罕有先生追随学生的，所以徐先生无愧他的名字。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这是一个好方法，它的核心意义就是读书是为了写书，不写书，读书做什么用？毛泽东显然是这一方法的拥趸。 从毛泽东的学习方法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读书的有效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记忆。将别人的文章不走样地变成自己的，叫作拿来主义，直接使用，比如别人说上半句，你就能对出下半句，至少能证明你有学问。另一种就是动笔墨，重新写过的意思。后面一种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读书不是为了开文字的杂货铺，而是为了写出署名自己的文章。 毛泽东的古文老师袁仲谦，对毛泽东影响也很大，“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的时候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毛泽东提倡白话文，他的多数名作都是写给大众的，所以是白话，但他的古文功底确实好，新中国成立前他给许多人写的信是用文言文写的，也是十分得体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文化或者说读书识字一直是一道门槛。在孔夫子之前，受教育是贵族的专利，在乱世之中，孔夫子也不遵守这一规定了，他收学费较低，只要能交得起三斤猪肉，就可进门来，广告语就叫作“有教无类”，这一举措不光是叫他有肉吃，还成就了他的大教育家的名声。但光有这句话，并不表示穷人家孩子就能读书了，读书依然是奢侈品，并且那道门槛还在，士大夫们可以用西厢集句开开文雅的玩笑，也可以用四书五经作为联络暗号，将非我族类的文盲挡在门外。终结这一游戏，起始点是白话文，随着拼音字母和简化字的推行得以深化，由初等教育的普及画上句号。毛泽东不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但他是后面所有因素的主要推行者。 “九哥”王季范与毛泽东的关系更不必说，他也在一师任教，他在方方面面关心着表弟。 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 湖南人显然是可以十分自豪的，中国革命的领袖、十大元帅、十大将军半数出自湖南，著名人物除了毛泽东，还有许多先于毛泽东的名人。能够产生这么多的大人物，显然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学风讲究内圣外王，通俗点说就是思想上和世俗领域都要达到至高。 湖南学风对近代有着重大影响。湖南的历史远不如中原有两千年以上，也不像江浙有一千多年积淀，而是只有几百年。但后来者居上，19世纪的湖南成为引进现代教育和工业的先锋，在结合了湖南人的蛮劲后，形成十分注重行动力的学以致用的良好传统，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湖南人里有一个哲学家，他就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亦称船山先生，他强调行是知的基础。这一观点对湖南人影响很大。 在杨昌济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这使得当年毛泽东待的一师的学习氛围比后来的北大还要高明许多。知行关系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留待以后再讲，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很有些发言权的，他的许多阻力也恰是来自这一方面的。 毛泽东还细读了曾国藩的书，并一度崇敬曾国藩。这里面有一个谜，就是为什么后来毛泽东很少提及曾国藩呢？曾国藩是个有实力有能耐的人，但他对待底层人民却是无比狠毒，他将造反者无情地杀掉，从他的外号“曾剃头”就可以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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