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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义、徐志红编著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西文化比较》一书时，对其中关于方法论的一个观点我很赞同，觉得作者的提法非常有启发： 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上，归纳法和演绎法是两种最常见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中这也是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方法。 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使得许多社会科学也向自然科学学习，照搬照抄这两种方法，而且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仅有的“科学的”方法。 问题也就出在这种极端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有差异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具有客观实在性，研究的目的是把握规律，认识实体，得到他人可以认同的结论。而社会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离不开价值判断，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种现象的理解、解释，往往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是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有在什么情形下更合理、更合适。 因此，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应该是有差异的。我以为，社会科学所需要的方法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比较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方法应该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更重要的研究方法，而且是有本体意义的方法。 在文化研究中，就更是如此了，文化没有对错之分，不需要真理性的判断，也不需要给定的、确定唯一的结论。文化只有对历史条件的适应与否，只有对主体的生活需要适应与否的问题，这里需要的是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作出价值判断，然后为主体选择提供参考。因此，比较的方法是文化研究的根本性方法。 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文化比较的方法对教育研究的启发意义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过分地追求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实证化”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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