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榕寺，其实并不是本名。 “宝庄严寺”、“长寿寺”、“净慧寺”——庄严宝地、长乐长寿、清净智慧，这些佛家意味浓郁的用语，才是六榕寺创建千年以来的正式名称。六榕之名，来自于东坡，用作寺名，只是俗称而已。但这名独一无二，习用终成定名。 六榕寺很小，如果走马观花，十分钟就能够绕塔三圈，逛遍全场。但既然跨过山门，走进这清静之所，不妨在榕树的浓荫下暂坐，默看古塔的“檐壁榱题，红绿白黄”，静听微风震动铃铎，掠过榕树的丝条婆娑，吹过灰色鸽子的翅膀，落在补榕亭的青瓦上，细碎微弱，但却清晰入耳。 时间流得似乎也缓了。午梦千山，窗阴一箭，闲坐良久，起身一看，不过半刻钟罢了。 一塔有碑留博士 “光孝以树传，净慧以塔显”。 广州两座古刹，毗邻同存千余年，光孝寺以古菩提树知名，而净慧寺的主角毫无疑问是千年花塔。
六榕寺建于南朝宋，初名“广州宝庄严寺”。南朝梁大同三年（537年），沙门昙裕法师从扶南（今柬埔寨）请得佛陀舍利来穗，广州刺史萧裕于宝庄严寺大殿前修建木佛塔以供奉舍利，此为“六榕花塔”之前身。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王勃赴交趾（今越南）探父（其父王福畴受王勃牵连被贬为交趾令），十一月途经广州时，受寺僧托请，一展文采写下《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洋洋洒洒骈四俪六，三千余字，号称古往今来最长的宝塔铭文。令人唏嘘的是，次年王勃探父北归，在南海遭遇风浪，不幸溺水，惊悸而死，此碑竟成为其绝笔。六榕寺山门前楹联上句书“一塔有碑留博士”，即指此事。  ▲山门民国时旧影，楹联为民国初年顺德文人岑学侣撰写 ▲如今的山门宋开宝四年（971年），宋灭南汉，兵燹之下，“寺塔均毁，胜迹荡然”。所幸，不到二十年，宋端拱二年（989年），寺院即告重修峻工，精铸六祖惠能大师等身像供奉寺内，崇扬禅法，自净其意，智慧无住，故改称“净慧寺”。再历百余年，至绍圣四年（1097年），在原址地宫上重建佛塔，因内外墙壁设置佛龛供奉贤劫千佛像，又称“千佛塔”，即如今所见之宝塔主体。 此后明清两朝多有重修，自清初重装古塔后，因其“檐壁榱题，红绿白黄，互相辉映，旭升日落，观美如花”，花塔之称就此流传开来。
民国四年（1915年）因广州地震，塔身开裂，六祖堂倾颓。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赵士觐居士和铁禅和尚等人募化重修花塔，次年开建，塔内用钢筋水泥加固，用工字铁架配以圆铁盘，穿过厚木，巩固千佛铜柱；塔外把原塔檐下的木榱题，改用钢筋水泥，木栏杆也改用铁栏杆。 工程历时十九个月，塔旁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刻制的《重修六榕寺花塔工程记》铜碑，有塔的立面和平面图，并详记佛塔的高度、级数和所用砖、瓦、石、铜、铁等建筑材料的用量，图碑线条清晰，已是民国建筑史料。
文革时，六榕寺经历浩劫，佛殿被拆、经书被焚、文物流散，“独留一塔凌苍冥”。千年古寺，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后虽经重建，再难复当年规模。
花塔矗立于寺院中央，为八角九级楼阁式砖塔，内部每两级间设暗层，明暗共十七层，通高57.6米，为岭南地区现存最高的宋代古塔。 塔身为井筒式结构，底层副阶周匝，檐枋樑头上雕刻有植物、花鸟的漆金图案，光彩夺目。
二层以上施平座、腰檐，皆用菱角牙子叠涩砌砖挑承。平座施栏杆，采用仿宋斗子蜀柱式，与民国旧照中所用栏杆明显不同，为1980年修复时所换。腰檐以绿琉璃瓦覆顶，逐层向内收进，檐端微翘，翼角轻举。
花塔腰檐下除檐椽和撩檐枋外，还有一木条承托撩檐枋，如檐椽一般密集且升出檐外，仿佛花塔自生枝杈。这种设计颇为别致，从清代旧影中就能看到，似为原塔所有，后来维修时补全，但不知此种构件是何名目。
塔身各层八面均开券门，转角八角形倚柱隐出。柱头承阑额，各层用普拍枋并不相同，二层、八层、九层无普拍枋，三到七层用普拍枋，不知这样设计为何意。各层所用斗拱都是双杪偷心五铺作，明间用补间铺作一朵，转角铺作在两边各出30度的斜栱，顶层无补间铺作。
从塔形、阑额上施普柏枋、圆栌斗等形制上看，塔身基本保存了宋代重建时的风貌。首层副阶及各层琉璃瓦檐出檐较浅，为晚清重修时的式样。塔内楼梯为穿壁绕平座式，惜无法入内细看。 顶层中央塔心柱为元代铸造的千佛铜柱，柱身密布千余尊浮雕小佛像和云彩缭绕的天宫宝塔图，铜柱穿出塔顶，与塔刹上的金色火焰宝珠、双龙珠、九霄盘、覆盘和锁链等一体贯穿，庄严绚丽，蔚为壮观。
六榕无树记东坡 六榕之名，出自于东坡居士。 宋端拱年间，净慧寺内已有古榕六株，百年后，元符三年（1100年），谪迁岭南的苏东坡得赦北归，路经广州游净慧寺，应寺僧之请题字，见寺内六株榕树气势不凡，即欣然书“六榕”二字。
宋代广州净慧寺山门在今中山六路，明洪武六年（1373年），朝廷割寺之半辟为永丰仓，六株古榕一同被割，成寺外之物。明永乐九年（1411年），净慧寺重修，寺僧将东坡遗墨刻造木匾悬挂于寺门之上，但当时六株古榕已不在寺内，名不副实。
清初时，名士王士祯《游净慧寺》诗中有句：“六榕不可见，地以大苏名，白社无人到，苍苔满院生……”。时当清初，清兵“环寺驻防”，六榕已不可复见，山门楹联下句称：“六榕无树记东坡”，便是此意。
民国二年（1913年）后，时任住持铁禅辟寺中六祖堂前院做园林，补植榕树四株，并建“补榕亭”作为纪念，后来老榕枯死，移植新榕存活三株，这三株如今也是百年旧物了。
榕树在前院，与补榕亭相对的是六祖堂，里面供奉的正是北宋所铸的六祖等身铜像，大师结跏趺坐，双目低垂，手结定印，如入禅定，法相庄严，栩栩如生。铜像铸造年代在东坡到访之前，两者当年应有一面之缘。
除六祖堂外，花塔前原有觉皇殿，明洪武八年（1375年）所建，成为六榕寺的正殿，觉皇殿后座设鲁班殿，殿内鲁班神像正好面对花塔。古来常将精工巧构称为鲁班所建，六榕寺设鲁班像也是此意。 觉皇殿明清年间数次重修，清末曾获光绪皇帝赏赐匾额“清修忠悃”，匾额在清代旧影中仍可见。该殿后在文革时被毁，踪影全无。
如今寺院大雄宝殿在塔西，坐西面东。塔之东南有观音殿，殿门朝北开，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围绕花塔重建，寺院逼仄，已无余地，只能见缝插针，形成了如今寺院不成规矩的布局。
不识人世成今古 六榕寺是羊城古刹，与其有往来的名人众多，在王勃和东坡之外，铁禅和尚是最特殊的一个。
铁禅和尚（1865—1946），是广东名僧，青年从戎，曾随黑旗军将领刘永福赴越南参加抗法战争，中年出家，能诗会画，文武双全，从清末至民国，曾主持六榕寺近半个世纪。 铁禅善于与各方势力周旋，清光绪年间，曾将部分铺业、田亩和书画捐献两广总督岑春煊，了结了后者借名办学，强行变卖佛寺财产的企图，觉皇殿“清修忠悃”牌匾即因此赏赐。 1912年，民国初立，5月4日，铁禅即在六榕寺召开信众欢迎大会迎接孙中山，就此建立起与民国政界的良好关系。1921年，孙科当第一任广州市长时，拆城墙、开马路，缺乏经费，曾要求各寺庙赎买包括房地在内的寺产，六榕寺仰赖铁禅的交游而未受损失。
其后，募资重修花塔，迎回宋代六祖铜像，重建六祖堂，补植榕树并建补榕亭，筑东坡精舍，树立“曹溪法乳”牌坊，收归散置在外的太湖奇石，六榕寺在清末和民国期间的兴建皆出自铁禅和尚的手笔。可以说，近代六榕寺的保存和兴盛都是他的功劳。 民国期间的政治闻人，曾做过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在日记里记录下与铁禅的多次往来。第一次见面就评价说：“和尚复导游各亭榭，自言独力兴寺及保持之不易，殊有心计”。 其后，谭延闿在数年间到六榕寺近二十次，与铁禅和尚一起欣赏书画，高谈阔论，过从甚密，日记中还留下“云梅已开，同坐补榕亭下，塔影当空，夜静如水，殊有清泠之致”这样的文艺描述。  ▲谭延闿日记，此日记录与孙科、蒋介石等人在六榕寺小聚这位“殊有心计”，交游广泛的名僧，最后却令名不保，结局凄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铁禅避难于番禺、佛山等地。次年6月，日伪政权将这次广东佛教界的头面人物接回六榕寺，并委以伪佛教协会职务，期间还创办“平民义学”，举办“佛教演讲员训练所”。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曾赴日考察，拜谒裕仁天皇，领受《大正藏经》一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佛教会议。 抗战结束后，铁禅欲告老还乡，致函延请虚云法师接管六榕寺。因战时的附敌行为，舆论斥其为奸僧。随后，铁禅获汉奸罪被判徒刑，不久病死于狱中，时年八十一岁。
世事沧桑，人事浮沉。不知当年谭延闿和铁禅同坐补榕亭下时，谈论些什么，或许也有过类似的感慨，正如谭延闿在诗中所写下的那样：“补榕亭下悄相对，夜色初上梅花枝。花塔岿然寂无语，不识人世成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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