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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月起，我非常高密度地开始学习并实践行动研究，为了避免“只输入、不输出”的状态，决定给大家做一个阶段性的小分享，如果有什么不清晰或者错漏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啦。我认为行动研究对于想要有意识去行动的人都大有裨益，但因为我的专业背景原因，我还是主要落脚在助人行业去论述了。行动研究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勒温（题图）提出的，它被广泛运用于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工作等专业领域。社会工作学者古学斌在《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的介入》一文中提到Reason和Bradbury的界定，“为一个构建对人类有价值的实用性知识的民主和参与的过程”。这个定义把价值阐述得很好，但还不够直观。我觉得它可以有两个典型的情境：一，是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ta可能会去讨论、去阅读，接着ta再去行动中尝试、检验，再去反思、提出问题，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研究者直接参与到工作当中，成为行动者的一员，我认为也是类似的情况。二，是研究者作为一个协作者、“行动科学家”，协助行动者去收集资料、设计行动等等。这时候研究者像是一个教练一样，提供一些支持，如果是直接替行动者把这些东西都做了，那就只能说是实务研究、临床研究了。 
截图自古学斌老师的论文
我们的主流文化里往往倾向于将“行动”与“研究”割裂开——理论家从社会现实从抽象出理论，行动者根据理论的指导开展实践，接着理论家又对行动者的经验进行评估和总结。但这里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行动者不管有没有接受过相关的系统训练，绝大多数还是会深刻地受到一些理念、理论或者模式的影响。我们对自己的行动基础也许觉得“不言自明”，因此从来没有反思过的。比如“扶贫”是非常重要的公益类型，但并不是每一个扶贫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一些“不好”的扶贫，便是遵循着一些“我为你好”的想法而带来了预期外的恶果。像是不加思索地给地方推广一些优良品种，可能就会因为不适应当地气候、没有配套相应培训或者流失了当地珍贵的“老品种”而带来当地人的损失。所以，行动者一定要有反思自己、反思理论的能力，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基本研究素养。另外，行动者其实一直在实践中生产知识，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知识生产。一方面，行动者在特定的领域、社区中得到了一些宝贵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实践的、实用的而且在地的，却没有被充分重视或者总结。结果在机构内，可能出现组织学习上的问题，比如“老人”走了以后，“新人”无法接收“老人”的遗产，又要重新摸索；而对于整个助人行业，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没有被分享、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没有被看见。这是非常可惜的。另一方面，我们肯定多少会做经验总结，但可能会出现错误归因一类的问题。欧文·亚隆在他的《团体心理治疗》中就指出，许多优秀的团体治疗师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研究显示实际与治疗不相关的技术上。我想为什么我们在学习一个团队管理模式、一个课程方案或是一个特定技术的时候，会发现并没有想象中好用，也许是因为教给我们的人也不知道让自己成功的到底是什么。书画说要“形神兼备”，找到那个“神”就需要我们的行动研究。在一个更没有觉知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会不断遇到阻碍乃至失败，却不明白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时候看到自己的模式和外部的阻碍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更显得重要了。
那么，学者的角色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我想，在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这样助人行业中，学者的理论建构是直接指向社会问题解决的，可不少学者仍旧存在或多或少脱离行动者的情况。国内的情况更为突出，因为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原因，特别是临床心理学概念（既是临床工作者又是研究者）的缺乏，一些高校教师并没有足够丰富的临床经验。而社会工作“教育先行”的模式，因为很多教师来自于社会学、管理学等不同的学科背景，以及社工专业教师受国内教育不成熟的影响，也相对缺乏实务经验。不少“科班出身”的学生都会感受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可见理论在实用性或者至少在与实用性的链接上出了问题。为什么有了实务研究、临床研究之后，我们还需要行动研究呢？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外部的身份也许无法领会到一些默会的、实践的东西。当然，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一点问题，不过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参与观察的实务研究也可以被称之为一种行动研究了。另一方面，则是我前边提到，但没有具体阐释的“行动科学家”了。“行动科学”是阿吉里斯和舍恩提出来的概念，它的焦点在于“如何协助人们在行动者作出清楚明确的选择以创造他们生存的世界”。行动者在实践中有无数的选择，它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具体情境的解决方案，它还需要掌握做出选择的能力。社工强调“助人自助”，俗话来讲就是“授人以渔”，在行动者身上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样一来，行动研究中行动者也摆脱了“被研究者”的宿命，成为了“协同研究者”。
唐纳德·舍恩
照理来说，这里应该谈谈“怎么做行动研究”，但我希望之后再更好的展开阐述这个部分，所以希望与我的专业结合，谈一些行动研究的实操。我硕士就读的是金匠的应用人类学与社区发展（MA Applied Anthropology & Community Development），是全世界少数几个单独开设的应用人类学项目。我们的授课由人类学系和“社会、治疗与社区研究”（STaCS）系共同承担，人类学系负责讲授当代社会问题与人类学研究方法，而STaCS则负责三个田野/实习项目相关的专题授课和督导。当代社会问题围绕着实践领域的许多关键概念进行反思，包括社区、青年、空间、族群、传媒和心理健康等等，旨在我们能够去反思那些我们以为不言自明的概念。比如，当我们在说社区时，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人类学研究方法不用多说，会通过授课、研讨和实践的方式让我们熟悉研究方法。而STaCS会有实践领域的具体研讨和体验，还有更为重要的田野/实习环节。研讨可能会有对“社区发展”、“社区艺术”还有“青年工作”的脉络和实务情况进行梳理，还有更具体的像持刀犯罪（knife crime）这样的讨论；而体验会包括社区音乐、戏剧等等的工作坊等。我们的田野要求完成380小时的实习和20小时的参访、观察或学习，像是我是社区发展方向，就可以到社区发展相关的机构实习，按照学校的要求，我必须分别在三个机构完成一份80小时、两份150小时的实习。在实习过程中持续地记录笔记并定期和督导交流，在实习结束前完成字数不等的田野报告。每一段实习都会有一些可供选择的问题来完成自己的报告，我在第二段实习里，就选择了“如何批判性地评估自己实习中的干预方法”这个题目进行。实际上，我们在实习中就是在做一个行动研究者，最后撰写出来的论文就称得上是一篇行动研究的报告。整个历程来说，就是我们在实习里学习，接着在行动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可能是团队管理、成效或者自己个人的情况，接着把这个问题明晰化，也许会去看些论文，发现“啊，原来这个有人研究过，这叫职业倦怠”。接着可能是继续延续以往的行动，仔细地去观察到底是在什么脉络下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也可能会试着去做一些改变，看看结果如何，改变发生了，可以去看到底是什么有效，而改变没有发生，可以试着发现那个阻碍改变发生的点是什么……因为是在实习，还要写论文，那可能在某个点上就停下来了，开始更多地去看论文、去总结反思，看看能不能和理论发生对话、能不能写出一个故事、能不能提出一些建议等等。这么一来，人类学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它可以成为我们的透镜、我们的工具。社工需要深入了解一个社区，那能够像人类学家一样从历史文化的脉络理解它、深入到它其中并且懂得如何才是所谓的“深描”，绝对是提出“真问题”、“好问题”的基础，也会是我们行动的基础。“黄应贵老师在《返景入深林》中举了一个农业机械化的例子。台湾为了有效使用土地资源，试图宣传整合土地，以便使用农机。书中没有言明，不过我们对整合之难可以猜测一二。作者的田野地点富贵村，却绕过了困难重重的整编零碎土地过程，而达到了农业机械化的目的。作者发现，是一位农夫引入了一个实验失败却特别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凤山五号稻种，吸引了全村人使用它的品种，之后再询问不同的人是否要经营不同的农机来替他及其他需要的人工作。如此一来，'一贯作业的各种农机分割成个别不同的小农企业，使每一家分别经营其中一部分农机而均称为企业主。这种建立在每个人都是老板而强调差序格局人际关系基础上的经营策略，完全不符合西方理性科层组织的概念，却同样达到农业机械化的效果。’”
我教育学家弗莱雷、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都曾表达过人类学的重要性，我相信他们对脉络丰厚的了解并不负于这个宣告。不过，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能让我们更看清楚一些东西，但没有行动，它就只是一个好玩的读物/玩具罢了。弗莱雷在《受压迫者教育学》中说得很好，一方面，“需要对于人性有着高度的信心，对话相信人有制作与再制作、创造与在创造的能力，对话也相信在人的身上肩负着人性化的使命”，另一方面，“信心并非天真的，'对话人’是具有批判性的，他知道虽然人有创造与转化的力量，但是当人出于异化的环境中，个人可能会在运用其力量时受到伤害。”行动研究和弗莱雷的哲学观有高度的亲缘性，我们可以说，人们本就拥有行动研究的能力，甚至我们本来就有这么去做了，我们需要的是克服障碍、消除异化，过程里也许需要一些支持和协作，但我们从来不需要依赖于权威。
最后，希望我们知行合一，能把相信的价值活出来。不管你在不在助人行业工作，都邀请你更自由地选择我们是否以及如何转化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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