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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作为广泛使用的隐喻，不仅仅指代身体上的伤，还包括对于精神、文化、社会与政治的伤害。创伤作为隐喻几乎可以解释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快，“被铭刻为一种有关受难（suffering）的普遍符码”(Delanty 2006:289)。创伤几乎可以指代我们的全部处境，我们对身体的伤痛知道如何疗愈，而其他的创伤又该何去何从？Herman (2015)曾指出一段令人费解，或说更多是令人感到羞愧的历史，即“心理创伤的研究……会有一段积极探究的时期与一段漠视遗忘的时期”。第一段历史是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歇斯底里是学术研究的焦点。最早它被认为是女性子宫带来的疾病。弗洛伊德曾经在1896年宣称，歇斯底里的起因是一次或多次过早性经验的发生。可不到一年时间，他便拒绝承认歇斯底里的创伤理论，并转向了精神分析。Herman (2015)认为这是因为以歇斯底里的普遍程度，他不得不要承认“对儿童的性变态行为”广泛发生在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第二段历史是世界大战期间发现的“炮弹休克”。大量士兵的真实反应让人们不得不面对创伤的存在。有趣的是，有两位人类学家在这次循环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首先人类学、心理学教授Rivers指出，应该提供一种基于精神分析原理的人道治疗方式，而不是采用惩罚式的电击。他的治疗让受治疗的军官自由地写下和说出战争的恐怖，给到了那位军官很大帮助，但他余生还是不断受到战争的折磨。医学研究对于心理创伤的兴趣很快随着战争结束而退却。但一位曾受教于弗洛伊德的精神科医生却仍旧对于自己无法治愈退伍军人而感到苦恼。最后他转向了人类学，反倒让他重新理解了创伤，并指出了我们对于将创伤归结于个人、以及学界对于创伤研究的间歇性失忆。直到反战运动的兴起，战争的创伤才被正名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其实创伤不仅让亲历者和受压迫者难以面对，即便是旁观者也总希望否认或是忽视创伤的存在。创伤在我的学习和研究中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我一直到去年底才将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视作创伤。创伤在我们论文中应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作用，但我一直到前两天才把创伤放进我的大纲。我想这是我在自己身上看到的例证。在第三段历史中，女权主义运动将第一段历史中被掩埋的性别暴力放到了公共讨论的领域。这场运动首先从“唤起意识”（consciousness-raising）团体开始。女性在安全的环境里分享彼此遭受强暴的故事。而后关于强暴的公共论坛由纽约激进女权主义者组织起来、第一个加害女性犯罪国际特别法庭召开……沉默的受害者一个个勇敢地站出来。这个运动在近年以性骚扰和性侵害的揭露仍在不断发酵。 
另一方面，随着大众文化对于大屠杀的承认，“历史创伤”一词也进入了我们的集体话语 (Kirmayer, Joseph and Joshua 2014:302)。大屠杀幸存者的叙述，也成为了历史的证言，多少还以他们些许公正。针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后裔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焦虑、抑郁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显著高于同龄人，都从不同侧面见证了他们的苦难。创伤意味着压迫者的存在。美洲原住民得益于大众对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反思，也确认了自身如何受到殖民统治的压迫 (Kirmayer, Joseph and Joshua 2014:302)。但在这个过程中，“创伤”的意涵也有所偏转，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美洲原住民所经历的苦难并不完全类同于纳粹大屠杀，譬如其中很多人的丧命源于病毒的传播，他们其后遭遇的压迫则更多源于他们的文化、语言及传统遭遇的挑战 (Kirmayer, Joseph and Joshua 2014:303-305)。不管怎么说，历史创伤引起人们关注殖民化、边缘化和文化压迫对于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Kirmayer, Joseph and Joshua 2014:313)。创伤的词组层出不穷，心理创伤、发展性创伤、历史创伤、代际创伤还有集体创伤等等，没有哪个人、哪个社会会逃开创伤。不由地让我想起这段话：“人生其实是场残酷境遇，不断地给出断裂的处境，生老病死还算人生常态，许多的意外，让我们看到残酷的本质，而这个大黑洞不断地袭击者任何活着的人，而所谓风花雪月、人生美景都只是在残酷被遗忘的短暂时刻里的喘息，而巫者正式被这残酷所引出，在长久的历史底蕴之下，用来减低人间残酷的疗遇（healing encountering），就如宋文里教授所说，人间不一定有疗愈，我们的苦难不一定能纾解，但却不断出现疗遇，为了有一丝希望而彼此用疗伤的心情而来见面。”（余德慧 2006:8）Freire (1995)时隔多年延续被压迫者教育学，写就了希望教育学，并强调希望是存有的需要。面对人生的残酷境遇，我们要的也许不是自以为是的变革，而是存着希望，不断追寻“互助共学，彼此疗遇”的道路。
在高中毕业以前，因为生长于龙岩这个小城市里，我没有接触过任何社会工作与社区发展的项目，甚至从未耳闻这两个概念。我的成长经历与个人兴趣将我引向了社会学与心理学。在我当时朴素的认知中，社会学关注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动态，而心理学关注微观的个体生命。我既希望洞悉和改变社会，也希望理解和帮助每一个具体的人。于是我在本科毕业以后选择了社会工作，因为我曾以为它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混合体。社会工作的立场和实践是富有张力的。它既可以激进到致力于改变政治、经济与文化，也可以堕落到沦为社会控制的工具。经过四年的本科学习，对我最大的打击莫过于，这个张力呈现在中国大陆的具体语境下，社会工作似乎既不引领社会的变革，又不开展个体的治疗。在社会学与社区发展的视角下，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就常常被斥为修补的工作，社会工作发挥的功能亦被称为一种“软性控制”。对于疗愈的态度，也可见一斑。直到我接触了解放心理学（liberation psychology）的传统，才让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解放心理学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于传统心理学的批判，并从解放神学中获得了宝贵的养分(Coghlan and Brydon-Miller 2014)。当时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教会受到殖民政府的保护甚至一齐剥削民众。不满的神父便投身革命中去反抗压迫（谢如欣 2020:27）。巴西的主教卡玛巴（Camara），在1966年提出帝国主义与基督宗教不能共存，人民应当动员起来以和平斗争来对统治阶级施压，迫使政府改革（谢如欣 2020:27）。1968年，Gustavo Gutiérrez Merino指出不公正的社会结构是拉丁美洲问题的根源，教会应当团结被压迫者，一同对抗不公(Botella Cubells 2011)。并于其后五年不断完善观点，出版了《解放神学》一书。解放神学将“希望”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希望面向的是穷人、被边缘化的人、被剥削的人、无足轻重的人又或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看不起的人的解放与自由”(Zhixiong and Rowland 2013:181) 。南美解放神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Martín-Baró是解放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指出“心理学长期以来服务于既定的社会秩序，成为再生产系统中好用的工具；当要维护社会秩序时，心理学试图改变个人，而非社会结构。”（转引自 王醒之 2013）解放心理学的核心是弗莱雷意义上的意识觉醒和批判意识的发展，即被压迫者对于压迫的认识 (French et al. 2020:20-21)。解放心理学认为战争、贫穷、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等等社会问题使得个体和集体需要疗愈；除此以外，有必要做出结构性的改变，以根除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所遭受苦难和控制的根源 (Coghlan and Brydon-Miller 2014)。
Prilleltensky (2003)以解放神学为模型构建了他的解放心理学理论，描述了人们在经历内部和外部压迫的同时争取心理健康的方式。他断言，心理动力与政治动力密不可分，个人的解放必然与社会团体、社区和社会的集体解放联系在一起。无独有偶，Duran (2008:289)指出，通过“对被压迫者生活经历的持续解构，受到系统性压迫和不公正形式不利影响的整个社区可以开始自我解放，并在此过程中解放压迫者。”基进疗愈（radical healing）一词可以追溯到Augusto Vidal对于静脉曲张的治疗；二十世纪Rudolph Ballentine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用以整合传统疗愈和现代医学 (French et al. 2020:23)。近年来，Ginwright (2010)在他的著作Black Youth Rising中将基进疗愈定义为，建设为共同利益而对环境采取行动的能力。Ginwright指出，治愈因贫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异性恋和阶级剥削造成的压迫创伤需要和解和见证，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行为 (French et al. 2020:23)。整合解放心理学、基进疗愈和交叉性等视角，形成了一个基进疗愈的辩证法：承认并积极抵抗压迫；展望自由与福祉 (French et al. 2020:23-24)。见证（Testimony）是基进疗愈的基础，个人及共同体能够通过叙述来建构他们受压迫经验的意义，并且积极地想象未来的可能性。这与从澳洲发展起来的集体叙事实践（Collective Narrative Practices）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相比来说，基进疗愈的概念框架更为清晰，更好地链接了弗莱雷的传统；但是集体叙事实践体现了更多的创造性，不但使用了更多的媒介（书信、音乐和绘画等），而且离开了临床情境，而成为一种社区工作。基进疗愈仍在不断发展当中，比如有教师将基进疗愈整合到了英语教学中，通过支持学生的自我民族志撰写，帮助他们自身经历定位到制造不平等的社会历史进程与社会结构中去。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许多不同的可能性。所以，当见证与对话被珍视时，我们的空间被打开了，具体的形式都只是一种手段。对于我个人的学习和实践来说，我最早从口述史中找到了历史厚重与个人情感的平衡，这里边有见证。之后慢慢转向人类学还有行动研究，都在追求一种洞察或说整全的理解。一人一故事剧场是一个见证彼此故事的空间；而被压迫者剧场更加“情理兼备”……不论是什么方法，都能够被我们有意识地运用到“互助共学，彼此疗遇”的进程中去。换言之，我们在创伤的疗遇里总有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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