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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阅世，遐思良久。 近观三国史书，阖书浩叹！良史寓精魂于笔下，虽对于历史的细节，讳莫如深；然而，千载以降，我们仍能从中，看到真实的三国时代，以及被秦制无限汲取下的庶民、寒士的生活，比你想像的还要残酷、惨烈！ 曹操在陈寿的《魏书》中的形象及评价，由于晋朝司马氏政权是篡魏而来，晋承魏而有天下，表面上尊魏为正统，似乎没有问题。 曹操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寿的评语如下：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这段评价，从字面上无疑是褒扬盛赞曹孟德的智谋武功，而实际上，却隐含了陈寿对曹阿瞒的批评。 “申、商之法术”，“韩、白之奇策”，曹操运用申不害、商鞅的法家之术治国（并不是宣称的“以孝治天下”），继承了韩信的狡诈机巧、白起的屠戮凶残，可见所谓“超世之杰”，是何其的虚伪、矫情！ 《三国志》编撰者陈寿最后做了晋臣，对曹魏政权的劣迹，不得不加以掩饰、虚美，并虚词夸饰其“光辉形象”。但陈寿毕竟是有“史家”自觉的史官，对曹操的滥杀无辜之屠城劣迹，虽然着墨不多，但仍有涉及。诸如征陶谦时杀戮徐州百姓的劣迹，“所过皆所残戮”、“泗水为之不流”，皆秉笔直书…… 在陈寿的如椽大笔之下，曹操攻伐敌人时，通常并不考虑民众死活。如与吕布相持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陈留太守张邈，仅仅因为“从布”，曹操围攻张邈之弟张超于雍丘，破城之后竟“夷邈三族”……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另在陈寿写的《武帝纪》中，动辄可以见到“屠彭城”、“决泗、沂水灌城”、“决漳水灌城”、“屠枹罕”、“公攻屠之”…… 其残酷暴虐如此，陈寿亦不隐其恶直笔写出，足见其史识、良知所在。 影视剧的曹操形象 除此之外，曹操的劣迹还有屯田。 曹操擅长运用“申、商之法术”治理民众，他的谋士们也多迎合他的心理来博取厚禄。 由于曹操和吕布在兖州之战中相持不下，再加上当时的兖州正好闹蝗灾，导致兖州粮食颗粒无收，因此曹操的军队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粮食。 曹操只得向袁绍求助，但是袁绍却开出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就是让曹操将自己的家属送到袁绍那里作为人质。 程昱听说之后，立马就来求见曹操，并且极力劝阻曹操不要答应袁绍的条件，并说眼前的困难虽大，只要众志成城就一定有转机。 程昱便利用自己在当地的人脉为曹操筹集粮草，甚至不惜用百姓的人肉制成肉干，用以充当军粮。 “太祖引军还，与布战於濮阳，太祖军不利，相持百馀日。 是时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布东屯山阳。” 《三国志·魏书·吕布传》 而这段凄凉悲惨的历史，在《三国志》中只有这寥寥数字记录…… 为解决迎还汉献帝时的洛阳缺粮问题，以及日常的军粮不继的情状，曹操及其谋士们定下了屯田的毒辣策略。 公元196年，曹操采纳谋士韩浩、枣袛的建议，开始推行屯田制。 屯田实际上分两种，一是民屯，就是招募农民种田；二是军屯，就是士兵在战争间隙种田。 推行屯田的这一年，曹操迎立汉献帝迁都许都。许都实际上成了曹操势力的经营重点，于是曹操决定，在许都周围屯田。 枣袛初时提出屯田建议，就有人出来反对，认为他的做法方便了官府，却给农民添了不少麻烦。 然而，曹操不为所动，坚持推行许都屯田。 接着，曹操又在他管辖的州郡全面推行了屯田制。 在这种制度之下，民众逃亡（用脚投票）就不可避免了…… 是时新募民屯田，民不乐，多逃亡。 《三国志·魏书·袁涣传》 公元213年，曹操南征孙权，下令将江淮一带编户民内徙，结果导致“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 屯田从根本上是秦制的延续，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本质上近似于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终身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 对于军屯，为防止“士”的反抗，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选择逃亡，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家属，后来修改为籍设逃亡“士”的家属为官奴婢。 （谌旭彬《秦制两千年》） 这是一种“编户齐民”的法家统治术，商君书明明白白地写道：“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商君书·弱民》） 六虱则是指”亦以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为'六虱’。“（《商君书·靳令》） 商鞅 法家就是希望民众生活仅维持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用严刑峻法、严厉的屯田制度来约束农民，使之“国强而贫治”、“六虱无萌”（六虱不会萌生，民众没有余暇、精力学习礼乐、诗书等知识）。 虽然表面上，屯田制为曹操行军打仗提供了充足的粮食，支撑曹操统一北方，奠定曹魏基业。但百姓在此过程中的颠沛流离、压榨得亡家破身的惨剧，史书上却记载寥寥…… 而且，从根本上讲，曹魏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赋（两种人头税），大约加重了四倍；与此同时，百姓承担的田租达到了亩产的七分之一。（谌旭彬《秦制两千年》） 其实，曹魏之所以能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胜出，不在于曹操、曹丕的雄才大略、聪明才智，也不在于军力的强大，而是曹魏政权运用秦制汲取民间财富、民间人力、物力的能力远超北方军阀，更毒辣、凶狠罢了！ 在曹魏统治下，民众的苦难也是极其深重的，故而在赤壁之战前夕，之后的曹操三次伐吴之战，民众才会大量逃亡到刘备、孙权治下…… 相较于对曹操的观感，国人更倾向于刘备、诸葛亮的所谓“贤良政治”。 刘备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幻觉。 据《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的裴松之注记载，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巴就向刘备献计：“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刘备发行的“直百五铢钱”，后世出土甚多。绝大多数重8—9克，钱上的文字显示，它们或在成都铸造，或在犍为郡铸造。 直百五铢钱 而蜀地的五铢钱的重量一般在2—3.7克左右，以2.5克较为常见。 刘备所铸“直百五铢钱”的重量仅相当于旧五铢钱3-4倍，而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 也就是说，刘备铸造的“直百五铢钱”是相较原有刘焉、刘璋治下蜀地五铢钱大面额又减重的双重贬值货币，所掠取百姓财富多达三十倍之多。 难怪可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为了保障蜀汉高强度汲取民间财富，建安十九年，在刘备的授意下，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共造“蜀科”。 这部在汉律基础上，专门制定的针对益州百姓的法律，今天已失传。 但对于这部律法的评价，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中有记载： “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同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陈寿在诸葛亮的评语中写道“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辞者虽轻必戮”。 诸葛亮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严刑峻法都得到切实的执行。 作为《蜀科》的制定者之一，法正却带头违反《蜀科》，擅作威福，激起民怨和一些士人的不满。 于是，就有人向诸葛亮告发法正，希望诸葛亮能够禀报刘备，惩治法正的行径。 但在此时，一向严于执法的诸葛亮，却罕见地以法正劳苦功高为由，拒绝向刘备告发法正。 法正 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三国志·法正传》 可见这些法令，大部分还是针对敢于抗命的蜀地百姓的。对于功勋阶层，并不约束他们的行为。 可以看出，正是刘备、诸葛亮的这些“贤良政治”，民众财富才能快速集中到蜀汉政权手中，才能应付连年战争的需要，支撑蜀汉后期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大业的，正是蜀汉民众的血泪！ 魏晋时代不乏追寻消极自由、耿直爱民的高洁之士，他们所秉持的精神气节，正是余英時所说的“士的精神”！ 在乱世之中，不乏英才俊士，不愿随波逐流、明哲保身，也不愿投身浊流，宁愿清贫自守。东汉末年，中原大乱，管宁避地辽东。公孙度、公孙康等累次征召，管宁皆不应征，“度、康、恭前后所资遗，皆受而藏诸。既已西渡，尽封还之。”曹操、曹丕也屡次“安车征召”，欲收拢其出山作官，管宁皆坚辞不就……
管宁 在继承法家精髓的东汉末年军阀治下，管宁清醒地看透了不论是代表士家大族利益的统治者，还是以寒族、军功阶层为主体的曹魏政权，都是继承法家申商之术的秦制统治军阀，故而追寻消极自由、清贫自守，令人钦敬！ 陈寿将管宁、邴原二人传记放在《三国志·魏书·十一》 ，两人本都是高洁笃学之士，亦是同郡挚友。邴原避北海之乱入辽东，公孙度追捕其同郡刘政，匿其家月余，德行高蹈；此人最终却还是应曹操征召任事，不幸在随曹操征东吴途中病逝… 陈寿将一干高洁笃义的游士、士人放在一传之中（后大部分归顺、应召到曹魏政权作官），管宁是特立独行的例外… 这也许就是陈寿更看重管宁的地方，也许他不“认同”他的行为 ，但敬佩他的隐逸林泉的“渊雅高尚，确然不拔”，又附带提及“张臶、胡昭阖门守静，不营当世”，可见，他对隐士高人们的选择是带有“高山仰止”的钦佩之情的。 另一显例，是陈寿对崔琰生平的记叙。崔季珪实乃忠谏爱民之人，在曹操志得意满之际直言切谏“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可见崔琰的风骨、气节，并不是仅仅像当时谋士、文官多忠于主公，而是心系民众、不畏权贵… 后因“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之文字冤狱，崔琰仍“辞色不挠”、“若有所嗔”，气概远超曹阿瞒…
崔琰 陈寿最后做了晋臣，对曹操、司马昭等魏晋统治者的劣迹，不得不加以掩饰，并虚词夸饰其“光辉形象”。 但陈寿毕竟是有“史家”自觉的史官，对曹操的滥杀无辜之屠城劣迹，虽然着墨不多，但仍有涉及。诸如征陶谦时杀戮徐州百姓的劣迹，“所过皆所残戮”、“泗水为之不流”，皆秉笔直书… 至于嵇康，陈寿不敢为之公然立传。陈寿在《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略带一笔，“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详见我的另一篇文章永不遗忘的日子)
嵇康 而这种勇气，已令人佩服。要知道，嵇康是遭钟会构陷、司马昭不顾太学生请愿，加以诛戮的。这种不加贬词的直书，虽不能还嵇康之公道，亦足以告慰嵇叔夜於九泉之下… 汉末三国，有很多统治者劣迹，在史书中不便明言。在那个时代，“为尊者讳”是常态，实不应苛责良史。这些凄凉的历史，太过惨烈，令人不忍注视，心下愤懑！ 初平年间，李傕、郭汜等人反攻长安，虏劫汉帝，派西凉兵劫掠百姓。其时三辅地区尚有数十万户人口，然而仅仅过了两年，百姓因为饥饿穷困，互相厮杀啖食，很快就把人给吃光了。 兴平元年，曹操为报父仇攻打徐州，与陶谦、吕布进行决战，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当年，粮价暴涨几万倍，四处都有吃人的现象。曹军更是在泗水屠杀数万百姓，史载“泗水为之不流”，大摆人肉宴席。 兴平二年，臧洪因袁绍拒绝发兵救援张超与之交恶，袁绍恼羞成怒，发兵围攻臧洪。待城中粮尽之时，臧洪遂杀掉自己的爱妾供将士充饥。东武阳城中七八千将士皆慷慨赴死，无一人逃亡。 王忠，扶风人，少为亭长。关中大乱时，他因没有粮食充饥只得以人为食。后来他投靠曹操，官拜扬武将军，封都亭侯。五官中郎将曹丕知道王忠吃人的经历后，在随车驾出行时，用荒野中的骷髅头挂在王忠的马鞍来，用来取笑他。 刘备因吕布偷袭下邳被迫转战广陵。军中士兵缺衣少粮，饥饿困乏，将官、士兵相互厮杀，自相啖食。最终走投无路的刘备被迫投降吕布，吕布让其驻扎小沛并攻打袁术。
司马懿 景初二年，司马懿率军讨伐公孙渊，将襄平城围得水泄不通。当时，襄平城中粮食吃光了，到处都是人吃人的现象，因为相互厮杀吃人肉而死的人非常多。
孙皓 东吴末帝孙皓有一次在武昌设宴，因怀疑散骑常侍王蕃装醉，便将王蕃的脑袋砍下，与宠臣们一起撕咬、啖食，直到将王蕃头颅啃食殆尽，方才罢休。 在战争、灾荒、内乱的极端环境下，为何会有人不顾别人的生命，只为了自己的存活，今人真是难以想像！ 甚至，这些人中间，有的是标榜高举“仁义”之名人相食（如臧洪、张巡、许远等），或是饮酒杀人取乐（如商纣、孙皓、高洋等暴君），可以说不胜枚举！ 历史的碎片，仍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官方的虚辞矫饰而变得扑朔迷离、真相难觅。历史的B面，往往是随着后世人们的探寻而逐步呈现... 只是我们无法回溯历史现场，当然也无法考证出全部历史真相...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不是信史，而陈寿的《三国志》为尊者讳也掩闭了一些"真实"的材料……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只是小说家言，虽有意尊刘抑曹，却只不过是迎合当时民众的喜爱，以及维护国家正统观念的需要。
惨烈的三国时代 言不尽意。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不过是小说家言，历史循环论只不过是“历史的必然”的另一种诠释方式而已。殷鉴不远，阅读历史之目的，在我看来，应是发人深省，避免今后发生这些惨不忍睹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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