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清末举人、民国知名教育家，黄炎培在离开延安的前一天，对毛主席提出了心中困惑已久却总也找不到答案的历史难题。
大致意思如下：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是屡见不鲜的，它反映了兴衰成败周而复始的特定规律，这仿佛成了一种“魔咒”或者说“怪圈”，恁谁也走不出，对此中国共产党是否能找到一条新路，最终跳出这个“怪圈”。
▲黄炎培
黄炎培这个问题很深奥，涉及了历史、政治、哲学、社会等多个领域，如果不是对国家有十足的责任感，根本不会想去探讨如此艰深的难题。好在，毛主席对此已经有深入的研究。
身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主席没有躲闪和迟疑，当场说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很简单，只用两个字就能概括，同时也很复杂，因为直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还在努力探索。
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中说：“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这个“窑洞对”，指的就是毛主席与黄炎培1945年的对话。
因此，毛主席当时给出的答案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后来给黄炎培的命运来到了什么转变？
▲黄炎培
先从1945年“窑洞对”的诞生开始说起。
“窑洞对”诞生始末
1945年7月1日上午9点35分，黄炎培与傅斯年、左舜生等共6名国民政府参政会议员，共同乘坐一架飞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出发一路向北，经过美丽的嘉陵江和巍峨的秦岭山脉，来到了著名的红色圣地——陕北延安。
当飞机降落的时候，毛主席、朱德、林祖涵、吴玉章、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已经在简陋的延安机场等候许久，他们热情迎接了黄炎培一行的到来。
黄炎培事先没见过毛主席，去延安前受国民党媒体的误导，一直以为毛主席、朱德等红军将领都是飞扬跋扈的模样，等终于看到真人后，才发现实际情况竟是完全相反的。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大家随便谈天。只觉在做各位高级将领，一般定以为飞扬跋扈得了不起，哪里知道一个个都是朴实稳重，和我平时的想象完全两样。和贺龙同桌谈天，就有这种感性。像朱德的厚重温文，更不容说了。”
正是因为留下了非常好的第一印象，于是在7月4日，即将离开延安的时候，黄炎培主动来到毛主席的窑洞里，与他进行了最后的对话。
正是这个谈话，诞生了流传千古的“窑洞对”；也正是这个谈话，让黄炎培开始转变自己的政治立场，逐渐从“中立”转变为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倒”。
▲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这个对话始于毛主席。他问黄炎培：经过几天的参观，感想怎么样？
黄炎培是个教育家，也是个革命家，早年曾通缉、被逮捕、被迫逃亡国外后又回到国内，袁世凯、北洋政府、蒋介石政府都曾热情抛出“橄榄枝”，邀请他出任教育总长等高级职位，但黄炎培都没接受，始终不愿意同流合污。
正是基于复杂的社会经验，黄炎培对延安之行有着更特别的体验，趁此机会，他提出了自己的心中之惑，后来也被称为“黄炎培之问”。
原话是：“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段话很长，核心意思是：因为环境变化、人的自然惰性等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替总是无法避免，谁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对此，我们究竟该如何破解？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找出一条新路。
▲毛主席与黄炎培（左二）
毛主席比黄炎培小15岁，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就听过黄炎培的演讲，可以说是黄炎培的一名崇敬者，因此对黄炎培的这个问题，他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当场“亮”出了自己的答案。
毛主席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逃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认为，政权之所以会败，是因为失去了民心，为了避免失去民心，必须让人民当家作主，只有人民负起监督政府的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如此便是跳出了历史周期率。
▲黄炎培与周总理
毛主席和黄炎培的这个对话，后来被誉为堪比《隆中对》的“窑洞对”，几十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矢志不渝地对此进行探究。
甚至直到七十多年的二零二二年新年贺词中，依然专门提及了这个对话，并且给出了另一层见解，那就是勇于进行自我革命。
这是在毛主席提出的“民主”之外的另一个新时代的答案。这个答案效果如何，可能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不过当年毛主席提出“民主”这条新路后，他当年是那么说，后来也是那么做的。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从国体（人民民主专政）到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不体现了这个特色。
▲黄炎培与毛主席
三十多年后，黄炎培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时，重提这段对话，身为问题的提出者，完全肯定了毛主席的这个答案。
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民，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块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中国历史上经典的“窑洞对”，便是这样诞生的。因为这个窑洞对，黄炎培的人生路线从此发生巨变。
一边倒向中国共产党
黄炎培自1945年7月5日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便决定将几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以日记的形式公开发表，不过却受到了蒋介石当局的强力阻挠。
因为在之前很多年里，国民党为了抹黑共产党，对延安等根据地散播了诸多比如共产共妻、环境污秽等描述，就连黄炎培自己在抵达延安前，也以为毛主席是暴力的人，但当他亲眼见到延安百姓以及红军将领后，才发现之前报纸上的描述都是污蔑和谣言。
因此，黄炎培决定实事求是，激浊扬清，虽然身边不断有友人劝他，但他还是冲破阻力发表了著名的《延安归来》。
此文一发表，初次刊印的两万册迅速销售一空，在重庆乃至全国都引起了热议，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蒋介石对黄炎培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心理，不过迫于当时停止内战的社会大势，以及黄炎培的社会声望，未敢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
▲黄炎培
等到抗战胜利后，当黄炎培以第三方人士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蒋介石原本想通过他人拉拢黄炎培“下海”，但黄炎培说“不能自毁人格”，再一次严词拒绝。
如此，黄炎培彻底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后来，黄炎培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49年5月12月，黄炎培的二儿子，清华大学高材生，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民主同盟会成员黄竞武先生，不幸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时黄炎培已经顺利逃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辗转香港，来到了北平。
蒋介石政权倒台在即，此时抓捕黄竞武，野心昭然若揭。
当时毛主席得知黄竞武被捕的消息极为震怒，曾下令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但最终还是鞭长莫及，同年5月18日凌晨，双腿被打断的黄竞武被拖出牢房，活埋于监狱中。仅仅9天后，上海解放。
同年6月2日，黄竞武等13位革命志士的遗体在南市车站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监狱中被发现，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黄竞武为革命烈士，公葬于川沙烈士公墓。
▲黄竞武
虽然儿子被残酷杀害，不过黄炎培却没有低头，他亲自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竞武，你死了，倘若你预知死后八天，上海六百万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将先后得到解放，竞武，你虽死得惨，也可以安心了。”
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又以72岁高龄，接受毛主席周总理的邀请，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等职。
对此，他的儿子黄大能曾表示郁闷，因为黄炎培一向拒绝做官，过去袁世凯、蒋介石都多次邀请“下海”，但黄炎培都拒绝了，为何这次却甘愿晚年踏足政治？
黄炎培向儿子解释了原因：“以往拒绝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呵！”
▲黄炎培与家人
黄炎培一生正直坦荡，爱国爱民，为我们留下了无限遗产。
身为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也得到后人的尊敬和效仿，对此他的儿子黄大能，曾在黄炎培的回忆录中记述了相关内容。
黄炎培一向教育他的子女，要做一个正直、勤恳的人，他给子女的座右铭，简简单单48字，至今仍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兹抄录如下：
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忠实。
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
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