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颖：略论晚商殷墟北部邻境地区的铜容器墓

　　自盘庚迁殷开始，商王朝建立了以今安阳地区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版图，框定了晚商国家的控制疆域。四方边地中，今晋、陕、冀三省区域是王朝的西北方与北方。按甲骨文记载，该区域往往被称为“北鄙”或“西鄙”，存在有一定军事实力的、被称为“方”或“伯”的群体，他们常常侵扰商王朝的西、北边地。虽无法确定具体地望，但这些群体大致方位在殷墟以西和以北的晋、陕、冀三省范围内。

　　战国以前，黄河下游流经今华北平原，在天津塘沽附近入渤海[1]。安阳正北方向的交通线，在太行山、燕山山脉与古黄河围合的区域内。这个空间被多条发源于太行山的东西或近东西向河流进一步分割，形成若干地理单元。在安阳西北方，太行山以西与黄河南流段之间，由若干个小盆地构成不同的地理单元。安阳正北方与西北方的各地理单元间有若干山间的通道连接，并不隔绝。

　　殷墟文化时期是商文化急速收缩的时期[2]。1949年以来，前述区域内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铜容器墓（图一）。铜容器墓的存在，指向地方聚落的高层人群，当为整体考量商王朝对安阳以北地方的控制或经略方式，以及研究最高地方管理人员、区域方国的关键资料。但目前对这些墓葬的年代和等级等基本问题，少有细密论证，更缺乏整体性考量。自邹衡最先提出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格局与关系问题[3]之后，除极个别学位论文[4]外，并未有专门系统研究。李伯谦[5]、刘绪[6]、田建文[7]、胡进驻[8]、朱凤瀚[9]、郜向平[10]、蒋刚[11]、张渭莲[12]、常怀颖[13]、韦心滢[14]、曹大志[15]、韩炳华[16]、王一凡[17]等曾在其他研究中涉及到个别铜器墓的某一方面。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晚商安阳以西、以北铜器墓的若干基本问题略作讨论。需要说明的是，下文讨论铜器墓的等级和对比年代时，将侧重与年代无争议的殷墟文化（为行文简洁，除特别注明者，下文将“殷墟文化”简写为“殷墟”）同期墓葬对比，所选择墓葬以等级和随葬铜器数量接近为原则。

一

　　在太行山东麓地区，晚商文化的北至大体可达今唐河南岸[18]。这一区域中晚商时期遗址较多，但经系统考古工作确认并公布材料的较少，遗址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与黄河下游间的东西向支流两岸，在邯郸、邢台和滹沱河两岸的藁城至定州一线形成三个区域中心。

　　在邯郸，晚商遗址集中分布在漳河、滏阳河上游及其支流滏河、洺河两岸，仅武安赵窑[19]、磁县下七垣[20]两个遗址发现了铜器墓。

　　赵窑墓地1960年发掘的墓葬中，年代确定为晚商者共19座，其中9座随葬铜器，皆为墓口面积在8平方米以内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头向基本相同，皆有腰坑，其中8座殉狗。9座墓随葬的铜器中，除了M11外，皆有戈，有的另有矛、镞或刀；6座墓随葬的容器，以一套觚、爵的组合最常见。除M19外，9座墓皆随葬陶器，以鬲最常见，但所有墓葬皆未见觚、爵。1975年发掘的铜器墓中，至少出土铜鼎、瓿、斝、尊、贯耳壶和小壶各1件。以同期殷墟的规律看，无论上述器物是否共出，只要随葬铜瓿、尊、贯耳壶，则墓葬规模至少与小屯M333[21]或M18[22]相当。

　　赵窑铜器墓年代集中在殷墟第一期至第二期偏早阶段（图二）。除图中铜器外，铜爵大都与59武官M1铜爵[23]接近；铜觚M10∶6与侯家庄M1004∶1032[24]，M7∶1与苗圃北地M105∶1[25]相近。陶器墓年代集中在殷墟第二期晚段，年代偏晚的墓葬如M9或可至殷墟第三期[26]。

　　赵窑墓地有如下特点。第一，墓地至少可分三个等级，最高等级可随葬铜瓿、尊；其次可随葬一套铜觚、爵；再次仅随葬陶器或无随葬品。不同等级人群共用墓地，未见明显区隔。第二，墓地布局有序，墓向、葬俗近同，说明该墓地埋葬人群极有可能是同一族群。第三，墓地年代集中在殷墟第一、二期。

　　1966年发现的下七垣商铜器墓位于下七垣村西南台地，与1974年发掘的陶器墓地距离较远，说明二者非建于同一空间。因资料公布不详，铜器墓结构与葬俗情况不明，可确认的铜器有藏于河北省博物馆的鼎、簋、卣、尊各1件，觚4件，爵3件，其中2件铜觚有铭文，分别为“启”与“受”；还有藏于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的腹内有“启”字铭的铜鼎1件。与殷墟对比，下七垣铜器墓整体年代晚于小屯M5[27]（图三），较陶器墓早。该墓随葬两鼎和三套以上觚、爵的铜器组合，等级可能略低于小屯M18，而高于大司空东南地M663。

　　在邢台，同时期遗址集中分布在滏阳河中游及其支流沙河、泜河等河流两岸，尚无经发掘的铜器墓材料，但这里曾多次发现晚商铜器，提示当有铜器墓存在。这些铜器出土背景不明，无法推测等级。其中，曹演庄发现的铜觚与下七垣“受”觚器形接近，年代相近；临城出土的铜爵[28]与苗圃北地M54∶4形制接近，年代当在殷墟第三期。

　　在滹沱河至唐河以南，滹沱河两岸至大沙河以南，西起灵寿，东至赵县的区域内，晚商时期遗址与铜器发现十分集中，其中有晚商时期的单个墓葬，但墓地的整体情况不详，也缺乏墓葬的详细信息。出土铜器的地点有灵寿西木佛[29]、藁城台西[30]、北龙宫[31]、前西关、赵城双庙[32]、正定新城铺[33]、新乐中同村、无极东候坊[34]等，位置最北的是定州北庄子[35]。上述地点相距很近，有的仅十余公里。

　　灵寿西木佛墓的器物出自一个长方形墓穴之中，铜容器收集不完整，现存仅一爵一卣。爵鋬内的铭文为“丙”。卣（图四，1）有“亚伐”铭，整体风格与殷墟末期出现的“凤鸟卣”近同，如郭家庄M160∶172亚址卣[36]。值得注意的是，西木佛卣与陕西岐山贺家村卣[37]（图四，2）纹饰几乎完全相同，高度也仅差0.7厘米。同墓还有1件陶罍，器形接近豫北纱厂1958ASM125出土的陶罍[38]。由此三器可确定该墓年代在殷墟第四期偏晚，甚至不排除进入西周纪年的可能。该墓出有多件兵器、工具和车马器，墓主当为男性。

　　新乐中同村铜鼎、簋为征集品，鼎（图四，5）腹内有“月戈田且丁”铭。鼎、簋器形与王裕口南地M103中的同类器[39]（图四，4、6、7、8）接近，年代相当于殷墟第二期。

　　赵县双庙墓在藁城台西遗址南约25公里，随葬铜鼎2件、爵2件、觚1件，另有铜兵器和玉器若干，墓葬内有殉犬。分裆鼎接近郭家庄东南M26∶38[40]，觚整体形制接近郭家庄东M1∶1[41]。墓葬年代当在殷墟第三期偏早阶段。

　　正定新城铺曾发现四批铜器，但未发表详细的出土背景。1967年发现的铜鼎与铜觚属殷墟二期偏晚阶段的器物。1972年征集的铜爵年代在殷墟第四期。1976年发现铜觚、爵各1件，都有“庚册”铭文，年代当在殷墟第三期前后。1982年发现的青铜器中7件容器共出，伴出人骨，应出自墓葬，仅有酒器，未见食器，组合不完整。这7件铜器的年代集中在殷墟第四期。除了1件觯、1件觚，其余的卣、尊、觯和2件爵有同铭，故墓主似当为同铭之族人。该墓现有的觚、觯、爵配组不等量，但接近两套觚、爵的等级。新城铺地点的铜器时代为殷墟第二至四期，族徽也并不统一，暗示当地可能存在一个沿用时代较长但族氏不单一的墓地。

　　藁城台西墓地自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以来一直沿用，M22、M35、M85等墓年代接近殷墟第二期。台西墓地的晚商墓葬墓口面积都在8平方米以内，铜器墓大部分是一套觚、爵为主的下层贵族墓。台西墓地晚商墓葬朝向的规律不明显。各种迹象显示，台西墓地的族氏并不单一。

　　藁城前西关在台西墓地北侧的磁河南岸约18公里处，东距新城铺仅7.5公里，发现铜贯耳壶、鼎、爵、觚各1件，鼎与爵的铭文相同，族徽单一。铜鼎器形接近小屯M17∶4，贯耳壶（图四，3）接近王裕口南地M103∶3。若根据鼎、壶的特征，该墓的年代在殷墟第二期偏晚。北龙宫发现铜觚、爵各1件，属殷墟第二期。

　　新近发现的栾城周家庄商代墓地布局规整，方向一致。已发掘的22座墓葬中有2座甲字形大墓[42]。墓地被盗严重，大部分墓葬带腰坑，且殉狗、殉牲普遍的现象说明其为商系族墓地。残余铜器年代集中，为殷墟第四期前后的器物，不排除部分墓葬已经进入西周纪年。墓地随葬陶器似以簋为多。墓地整体器用特征与北庄子墓地更为接近。

　　定州北庄子墓地发表资料较少，至少发掘了42座布局有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在北偏东5～25度。墓地等级不高，墓葬面积最大的也不过约8平方米。绝大部分墓葬有腰坑，部分有壁龛，盛行殉犬，个别有殉人。墓地出土陶器极少，42座墓仅有的18件陶器中还包括纺轮、陶球等，未见觚、爵。31座墓葬随葬各类铜容器近百件，出土概率高。兵器较多，以戈最常见。这批墓葬的年代，目前难有整体性认识，但多位学者指出随葬陶鬲的M93为西周时期墓葬。虽然材料公布较少，但仍可讨论部分墓葬的年代。

　　M5随葬的铜容器有鼎2件、簋1件、斝1件、觚2件、爵4件，其中1件鼎、1件簋、1件斝发表了图像（图五，1～3）。鼎、斝与安阳刘家庄北M1046所出器物相似[43]。铜簋器形接近郭家庄M160∶33。从这三件器物看，该墓年代在殷墟第四期。

　　M61出土的1件斝、1件方彝、1件爵发表了图像（图五，6～8）。斝与殷墟西区GM198∶6接近[44]，方彝足缺口较宽，盖顶微弧，爵柱靠近流折。整体来看，该墓当在殷墟第三期。

　　M65出土斝、卣各1件（图五，4、5）。斝形态与郭家庄M160∶174较接近，卣接近西区M1713∶49。从这两件器物看，该墓年代不早于殷墟四期。

　　M67出土铜扁足鼎、簋、觥各1件（图五，9～11）。扁足鼎接近戚家庄M269∶38[45]，双耳簋与戚家庄M269∶40形态近同。铜觥下腹横截面较圆，是年代偏晚的特征。该墓年代可能在殷墟第四期偏早阶段。

　　北庄子墓地有如下特点。第一，墓地年代集中。出土2件以上容器的墓葬年代集中在殷墟第三期偏晚到第四期，墓地使用时间的下限可能在西周早中期之际。第二，墓地布局严整，葬俗趋同，说明该墓地的使用人群或管理者是相对单一的共同体，可视为一处族墓地。第三，墓地等级差别不大，整体等级不高。铜器墓和无随葬品的墓共用同一处墓地，不同等级的人群埋葬无空间区分。第四，墓地整体葬俗与殷墟的典型商系墓葬接近，但随葬的铜容器中，觚、爵酒器组合不等量，兵器比例较高，似乎反映该墓地人群的武装化程度较高。墓地随葬陶器的比例低，鬲、簋都极罕见，未见觚、爵随葬，与殷墟差别明显。

二

　　太行山西麓山前地带遗址较多，但晚商遗址分布有明显的地域差别，铜器墓较少。目前仅长治白兔村、长子北高庙[46]、屯留上村[47]、武乡上城村[48]、忻州连寺沟[49]五处地点见诸报道。前四处墓葬集中在上党盆地内的沁水流域，连寺沟则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忻定盆地。

　　白兔村晚商铜器的出土背景不详，可见贯耳壶1件，年代约在殷墟第二期偏晚。

　　北高庙前后出土两批铜器，部分器物未发表图像资料。1971年出土鼎、爵2件，甗、斝、觚、罍各1件，另有戈、镞等；1972年春出土鬲、斝、觚、爵各1件，另有4件陶器。两批铜器由于与人骨同出，可知当出自墓葬。但因未做进一步工作，是否存在墓地未知。朱凤瀚认为第一批器物的埋藏年代接近小屯M333，第二批器物则相当于殷墟第二期[50]，本文从之。从等级看，如器物组合完整，则1971年墓的级别可能与小屯M388接近，1972年墓与小屯M17接近。

　　上村铜器已知有1件爵、1件簋、2件铃和1件戈，伴出1件陶鬲。从陶鬲和铜簋的形态看，该墓年代约在殷墟第三期。伴出铜铃，说明该墓可能殉狗；出土铜戈，说明墓主可能为男性。

　　武乡上城墓为长方形竖穴，但大小、方向及结构不明。墓葬似乎无腰坑、殉人、殉牲，亦未随葬陶器。墓内有铜壶、觚、爵各1件（图六），另有戈2件，策末、衔、削各1件。该墓未见食器，如现存觚、爵组合完整，则墓葬等级不会太高。出土铜壶的年代当晚于小屯YM388∶R2075。铜觚、爵与安阳刘家庄北M61出土的同类器[51]相近。该墓年代当在殷墟第二期。

　　连寺沟前后出土数批青铜器，皆未经科学发掘，埋藏环境不详。1938年连寺沟牛子坪发现铜鼎、斝、瓿、爵和笄形器各1件。鼎接近三家庄窖藏铜鼎[52]，斝接近小屯M388∶2046，但瓿、爵近同大司空M663出土的同类器，故这批的器物埋藏年代当在殷墟第二期偏晚。该批铜器组合中未见觚，而有与觚连用的“铜柶”（原简报定名为“铜笄形器”），可能至少随葬1件铜觚或漆木觚。如此，该墓的规模可能高于三家庄M3。1966年羊圈坡发现铜鼎3件，以及觚、爵、盉各1件。已发表图像者，鼎有两种形态，一种与1938年锥足鼎相同，另有一件柱足鼎器形接近花东M60∶1[53]，但腹部的勾连云纹为殷墟所不见。爵器形接近武官村M1∶6，觚接近花东M60∶3。整批器物的年代相当于殷墟第二期。该墓等级可能较三家庄M3略高而低于小屯M333。牛子坪和羊圈沟相距仅50米，两者当属于同一处墓地，两处墓葬年代相近。

　　在上党盆地、忻定盆地以西，垣曲盆地、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南北向排列，三个盆地目前晚商遗存稀缺，但盆地边缘发现了闻喜酒务头[54]、浮山桥北[55]、灵石旌介[56]三处晚商墓地。

　　闻喜酒务头墓地位于中条山东北侧山前地带，地处垣曲、临汾、运城三个盆地交汇要冲。墓地规模不大，共有12座墓葬和6座车马坑，5座甲字形大墓自西向东依次排开。大型墓墓室为东西向，墓主头向东，墓道朝南，较为特殊。5座墓中至少3座有殉人。大中型墓皆有二层台、腰坑，皆有殉牲，以犬为主。小型墓无二层台、腰坑，仅一座有殉人、殉牲。除墓室与墓道位置不同向外，墓地葬俗与商系墓葬几乎完全相同。大型墓仅M1未被盗，随葬铜容器至少有圆鼎3件，卣2件，簋、尊、盘、甗、斝、盘、盉、罍各1件，觚5件，爵6件，编铙一组3件，另有多件兵器和陶罐。墓地出土与追缴所获铜器的年代皆在殷墟第四期。铜器所示的族徽有几种，以“匿”字最多。故发掘者认为墓地为“匿”族族墓地。该墓地墓葬总量少但整体等级高，周边应该有尚未发现的小型墓墓地。

　　浮山桥北墓地位于临汾盆地和上党盆地分水岭的西侧山口，共发掘晚商至西周时期的墓葬14座，但盗扰严重。追缴回的部分铜器有“先”字铭文，墓地可能为“先”族族墓地。墓地有5座甲字形大墓，墓道朝南，分两排，其中2座有打破关系。中型墓杂错在大墓外围，距离很近。大型墓墓道有的殉车，每墓皆有腰坑、殉狗、殉人。9座中型墓除了情况不明的1座，8座有腰坑，保存好的皆殉狗，有的殉人。大型墓因被盗，铜器组合不明。墓地未见陶觚、爵。该墓地葬俗与闻喜酒务头墓地十分相似，等级亦相当。虽然盗掘严重，但学者公认桥北墓地大型墓和中型墓的年代下限在商周之际，可能延续至西周早期。墓地最早的M1时代上限仍有细论余地。虽盗扰严重，但M1盗洞内发现的陶鬲和墓道殉车上的铜车饰是判断年代的证据（图七）。陶鬲与孝民屯殷墟第一期偏晚的2004AXSF69∶2相近[57]。轭首饰较西北岗M1136-1137∶R015265[58]要晚，而接近小屯M40∶R1790[59]。衡末饰、饰与车踵饰与小屯M40的同类器几乎相同。车軎内外段分界不明显，较西北岗M1136-1137∶R007075略晚，更接近小屯M40中的軎。因此，M1的年代上限可能到殷墟第二期。

　　旌介墓地位于临汾盆地通向晋中盆地的出口。墓地未完整揭露，已清理4座商墓，年代集中在殷墟第四期。葬俗与殷墟十分接近。M1、M3墓口面积超过8平方米，M2略小，年代、等级接近殷墟大司空M303[60]。墓地内多种族徽共存，以“丙”居多。墓葬出土的铜礼器组合规律不明显，尤其是觚、爵组合与殷墟迥异。M1、M2随葬四觚十爵，非等比配组。严志斌区分族徽后，认为旌介墓可能采用觚、爵1∶2的配组方式[61]，其说可从。

三

　　虽然同属“北鄙”，但上述不同区域的晚商铜器墓地区差异比较明显。这种差异反映出晚商王朝根据与安阳距离的远近，而采取不同的地区管理模式。

　　漳河流域的磁县、邯郸与安阳隔漳河而邻，太行山西麓的上党盆地可沿漳河上游与邯郸、磁县连通，亦可直达安阳。空间上，这些地区与安阳最近，可视为大邑商的王畿区。这里铜器墓的葬俗、器用制度与安阳最为接近（表一；表二）。从等级看，漳河流域的铜容器墓等级不高，最高等级墓的墓主仅相当于同时期殷墟的中下层贵族。

　　该区域的铜器墓随葬武器比例高。虽然墓葬的等级略低，但随葬铜容器的器形、纹饰与安阳几无差异。需要强调的是，殷墟同时期的墓葬多随葬陶觚、爵，而在本地区几乎不见。这一区域有晚商时期的商系墓葬，但没有自殷墟第一期延续至第四期的墓地，说明漳河流域晚商时期同一墓地的使用时间不长。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与墓地对应的聚落在晚商时期发生了迁徙；第二，聚落的生活或者管理人群变更，墓地位置也有了变更。

　　今邯郸以北，太行山以东的邢台地区和太行山西的上党盆地西缘，以及上党盆地与临汾、运城、晋中、忻定各盆地的交界处，若以安阳为圆心，与冀南地区相比，距离安阳略远。太行山东西两侧铜器墓的差别较大（表三；表四）。在太行山以东，铜器墓与冀南地区的接近且等级不高。随葬铜器有族徽，但无法确定是否出自单一族群的族墓地。太行山以西的临汾、长治盆地交接处的桥北墓地铜器墓等级较高，不见陶觚、爵，开始出现不常见于安阳的陶鬲种类，铜觚、爵多不等量配组，均未见金饰。太行山以西的铜器墓年代以殷墟第三、四期的居多。桥北墓地延续时间可能略长，但发现墓葬少，与延续年代不相称。

　　滹沱河两岸到唐河之间是殷墟时期商文化势力能够控制的最外围。这一区域的晚商铜容器墓较多，分布也比较密集。在太行山以西，目前已知的墓地间距离甚远。灵石旌介墓地是最西北的商系族墓地，闻喜酒务头墓地则是最西端的商系族墓地。

　　这几处墓地葬俗都接近安阳，但器用制度的自身特色明显（表五；表六）。各墓地随葬陶器种类少且总量不多，不同墓地主要随葬的陶器种类不同，陶鬲的形态与安阳有差别[62]。各墓地都不随葬陶觚、爵；铜觚、爵不等量配组或有自身配组方式。铜器墓随葬武器的比例高，均未见金饰。晚商铜器墓年代以殷墟第三、四期的居多。该区域未发现延续时间较长的墓地。晋西南交通要冲的墓地以带墓道的墓葬为主；而太行山东麓带墓道的大型墓基本分布于商文化控制区的最外围。这些墓地中随葬铜器的贵族墓比例较高，普遍缺少平民墓，显示出与安阳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太行山东麓的各墓地除西木佛有两种族徽外，其他墓地相对单一。旌介、酒务头墓地族徽以一种为主，伴出多种族徽，可能暗示当地存在多个等级不高、等级比较接近的族群聚落。

　　郜向平曾指出，商代晚期各地墓葬与安阳的差异，是礼制认同的变化和等级意义的丧失，也是周边地区离心力的逐渐增大，经营中心变化的原因[63]。太行山两侧的晚商商系铜器墓显示的差异符合其论断。

　　首先，商文化控制范围内的各地铜器墓葬俗基本上与安阳保持一致。但空间位置越靠近安阳，似乎墓地的墓葬数量越多，墓葬等级却相对越低，器用制度越接近安阳；距离越远，越向外围，墓地等级越高，器用制度越具有自身特色。其次，太行山东西两侧山前地带铜器墓规模接近，同一墓地中墓葬等级差别不大；铜器墓往往与非铜器墓共存于同一墓地。太行山以西地区去安阳逾远，如桥北、酒务头墓地，则带墓道大墓相对独立，墓葬等级差异悬殊，部分墓地甚至缺少年代、数量与大墓匹配的平民墓葬。其三，太行山以东铜容器墓分布密集，自殷墟第二期至殷墟第四期延绵不绝，显示出商王朝对当地的控制十分稳定。在太行山以西，同一地区的商墓分布稀疏，罕有持续存在的商系族墓地，带墓道大墓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殷墟第三、四期，显示出年代越晚，商王朝对太行山以西的控制力越弱，呈现据点式分布的聚落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太行山东西，北鄙之地罕有同一处墓地长时间沿用。这些特征在太行山南麓晚商时期交通线上发现的铜器墓亦然[64]。

　　从器用制度看，太行山东西两侧的铜器墓自身特点较明显。首先，去安阳愈远，各墓地铜觚、爵组合多不等量配置，并不严格遵循安阳礼俗。酒务头、旌介墓地甚至可能存在特有配组方式。其次，各墓地会选择不同的主要随葬陶器种类。其三，各墓地几乎不见陶质觚、爵随葬。其四，各铜器墓皆不见金饰。其五，各墓地铜兵器随葬比例极高，军事意味较浓。其六，从族徽看，靠近安阳的族墓地人群较单一，墓地等级差别不大。距离安阳略远，太行山两侧情况不同—太行山以东墓地如有族徽相对较单一，说明各聚落多由单一族群管理。而以旌介、酒务头等为代表的太行山以西墓地族徽则较复杂。

　　从分布看，在太行山以东晚商聚落分布较密集，在滹沱河至唐河流域，甚至每20公里左右就有一处带有铜器墓的据点。在上党盆地以西，带铜器墓的聚落分布稀疏，间距较大，多分布于交通要冲。铜器墓或与墓地相关的聚落似乎是刻意为拱卫据点或交通关隘而设。在部分区域，甚至有非商系铜器墓如“飞地”一般插花式分布于商文化据点间，说明非商系人群已深入商人据点之中。比如，殷墟一期阶段，灵石以南的洪洞上村即已出现了随葬卷云形金耳饰的铜器墓[65]（图八）。

四

　　在葬俗文化认同接近安阳，可视为被商王朝控制的背景下，太行山两侧与安阳空间距离有别的铜器墓，表现出整体趋同商礼制，不同小区域存在差异的特点。器用与葬制的细节差异体现了地方人群区别。反映出的是商王朝地方经略体系乃至晚商的国家形式。种种异同，不但与晚商青铜文明地缘格局互动关系同音共律，更与商王朝的控制能力息息相关。

　　二里冈上层文化晚期后商文化从北方渐次退出，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以北、太行山西麓的临汾、运城、垣曲盆地内，各土著文化陆续兴起。新兴的土著文化墓葬有一些共性表现：其一，葬制与安阳不同；其二，高等级贵族比较普遍地使用甚至自行仿制商式青铜容器，但器用配组并不同于安阳，青铜兵器或仿制容器尤多自身特色；其三，比较普遍地使用金、铜质地的耳、鼻、臂饰，但同类型的装饰品却为殷墟所不见。

　　晚商时期太行山以东，唐河流域以北到燕山以南的区域，是围坊三期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当于殷墟第二期前后的平谷刘家河墓葬[66]，是该文化的高等级墓葬。该墓不用腰坑，不见殉人、殉牲，随葬铜器中似乎既有安阳产品，也有安阳产品的仿制品。铜器组合不见有规律的觚、爵组合，反映出器用礼制与安阳晚商贵族完全不同（图九）。墓主的金臂钏、卷云形金耳饰更为安阳不见。再向东北，滦河流域使用兽首短剑人群的墓葬偶尔随葬商式铜容器。滦县后迁义发现的高等级墓葬[67]，葬俗与围坊三期文化刘家河墓葬接近，而不同于安阳，亦随葬不见于安阳的武器和金饰。

　　太行山以西晋中盆地以北的太原盆地和桑干河流域的大同盆地缺乏相关考古工作，本文讨论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归属不明。晋中盆地以西的吕梁山及南流黄河两岸则是李家崖文化的分布范围。忻定盆地在殷墟二期以后，未见典型的商文化遗存，但曾零星出土过金饰品，说明当地很可能也有新产生的非商系考古学文化。

　　在甲骨文记载中，位于安阳西、北方向的人群，有方方、土方、工方、召方、羌、羌方、方等，甚至还可能有竹、下危等[68]。虽然现在无法将之一一与不同地方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但这些族群或方国应该就位于冀北、晋中、晋北及南流黄河区域内。

　　有非控制区和有冲突甚至敌对威胁的人群存在，晚商王朝的边地管理必然需有针对性的地方机构与团体应对。铜容器墓反映在太行山东侧和上党盆地内，是由空间分布密集的，相对单纯独立的部族组成的聚落。以殷墟的贵族标准衡量，这些部族基本接受商系礼制，但首领等级不高，自主管理权力可能也不太大。这种状况从殷墟第一期到商周之际，历时性变化较小。说明晚商时期这一区域，商王朝的控制力较为稳定。太行山以西的上党盆地以西和以北地区，聚邑空间分布稀疏，时代越晚，孤岛式据点的贵族首领等级越明显偏高。各部族整体上虽接受商系礼制，但又有变化。这种情势体现出当地贵族首领的自主管理权较大。酒务头、旌介等墓地多族徽铜器的出现，暗示墓地最高阶层甚至可能拥有较大的军事或外交、婚姻自主权。

　　前人曾对甲骨文中“侯”、“田”、“牧”、“衞”、“任”和“方”、“伯”等职官或称谓的性质进行过很多研究，也曾对晚商国家形式和地方管理模式有过推测[69]。诸家说法虽然存异，但大体认为“伯”更接近在边地臣属于商王朝的非商人族群首领。他们在文化取向上与商人逐渐产生差别。而侯、甸、牧、衞则可能是商王朝以某种形式任命的地方管理官员。这些地方首领，大部分应该以族而治，不排除部分是由与商族群关系密切或认同商族群礼制、信仰的人群发展而来的可能，少部分甚至有可能是由商王朝直接派驻的迁徙氏族的分支。虽然目前对这些人群与职官，无法从考古学资料上进行空间层级划分或职级分别，但从晚商北方、西北方铜器墓所见的时空异同，大略可窥甲骨文记载的晚商历史整体态势之一斑。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先秦时期中原与边疆冶金手工业”（课题编号17ZDA219）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课题“太行山东麓戎狄的华夏化”的阶段性成果。写作得到了刘绪先生、商周田野工作坊同道和代丽鹃的审阅，他们给予了重要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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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b.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见《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

[2]刘绪：《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见《“周边”与“中心”：殷墟时期安阳及安阳以外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3]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李鹏轩曾在其学位论文《冀中南地区商代墓葬研究》中，对冀中南地区的商代铜器墓进行过年代学和族群的初步研究。

[5]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见《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的族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与统辖措施》，见《考古学研究》第六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晚商时期中国青铜文化的分布格局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1日第3版。

[6]刘绪：《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见《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见《“周边”与“中心”：殷墟时期安阳及安阳以外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7]田建文：《灵石旌介商墓与山西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中原文物》2009年第1期。

[8]胡进驻：《殷墟晚商墓葬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9]朱凤瀚：《由殷墟出土北方式青铜器看商人与北方族群的联系》，《考古学报》2013年第1期。

[10]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第26、27、75、100、128、129、153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晚商“族墓地”再检视》，见《古代文明》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11]蒋刚：《文化演进与互动—太行山两翼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研究》第80、81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12]a.张渭莲、段宏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太行山东麓地区先秦文化的演进格局》第253～255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b.张翠莲：《商文化的北界》，《考古》2016年第4期。c.张渭莲：《商周之际的文化植入与置换—以晚商王畿地区为中心》，见《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

[13]常怀颖：《山西保德林遮峪铜器墓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2014年第9期。

[14]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第256～258、310～315、322～3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5]Dazhi Cao, The Loess Highland in a Trading Network(1300-1050BC),Princeton University,2014.

[16]a.韩炳华：《再论晋陕高原青铜器与商代方国关系》，见《北方民族考古》第3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博物院：《晋西商代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17年。

[17]  王一凡：《甲骨卜辞、金文所见商王朝的北界》，《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72期，2017年3月。

[18]  同[2]。

[1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文化学院：《武安赵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该墓地经两次发掘，目前仅公布了1960年的发掘材料，1975年所发掘的55座墓葬中有多座铜器墓资料未公布。但部分出土铜器于邯郸市博物馆与河北省博物馆展出并著录于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2·河北》，科学出版社，2019年。

[20]  罗平：《河北磁县下七垣出土殷代青铜器》，《文物》1974年第11期。

[21]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丙编·殷墟墓葬之五·丙区墓葬上》，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年。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考古》1979年第3期。

[24]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年秋安阳苗圃北地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2期。

[26]  常怀颖：《从随葬陶器看殷墟以外的晚商“族墓地”》，《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28]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9]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见《文物资料丛刊》第5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3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3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北龙宫商代遗址的调查》，《文物》1985年第10期。

[32]  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普查组：《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考古新发现》，见《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

[33]  a.刘友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2期。

b.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刘友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县新城铺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1984年第12期。

[34]  文启明：《河北新乐、无极发现晚商青铜器》，《文物》1987年第1期。

[3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8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37]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38]  牛世山等：《殷墟出土陶器》第3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41]  同[36]。

[42]  陈伟等：《河北栾城周家庄发现商代晚期贵族墓地和遗址—填补冀中南地区商代考古空白》，《中国文物报》2021年3月19日第8版。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见《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45]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第21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

[46]  郭勇：《山西长子县北郊发现商代铜器》，见《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47]  长治市博物馆：《山西屯留县上村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91年第2期。

[48]  王进先、杨晓宏：《山西武乡县上城村出土一批晚商铜器》，《文物》1992年第4期。

[49]  a.沈振中：《忻县连寺沟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晋西商代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17年。

[50]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纵论》第10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52]  孟宪武：《安阳三家庄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12期；《安阳三家庄、董王度村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及若干问题的讨论》，见《安阳殷墟考古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240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54]  a.马昇等：《山西闻喜酒务头发现商代晚期大型高等级贵族墓地》，《中国文物报》2018年12月28日第8版。

b.白曙璋：《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晚期墓地》，《大众考古》2019年第2期。

[55]  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见《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5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

[57]  同[38]。

[58]  a.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出土器物选粹》，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

b.      吴晓筠：《史语所藏商代“辖首饰“的新认识》，《古今论衡》第13期，2005年。

[59]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61]  严志斌：《灵石旌介商墓铜器研究》，见《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司空村东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年第10期。

[63]  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第283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64]  常怀颖：《略谈晚商太行山南麓及临近地区的铜器墓》，《中原文物》2020年第4期。

[6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朱华：《山西洪洞县发现商代遗物》，《文物》1989年第12期。

[66]  a.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b.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调查》，见《北京文物与考古》第3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67]  张文瑞、翟富良：《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及冀东地区考古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16年。

[68]  a.罗琨：《商代的战争与军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b.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69]  这方面的研究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见《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2年；《商代的国家形式》，见《商史三题》，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年。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衞”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衞”等几种诸侯的起源》，《文史》1983年第19辑。朱凤瀚：《殷墟卜辞中“侯”的身份补证—兼论“侯”、“伯”之异同》，见《古文字与古代史》第四辑，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黄铭崇：《商王朝晚期的政治地景》、《“殷周革命”—迈向“人文的”国家》，见《中国史新论：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16年。

（作者：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