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底层之恶”：少谈善恶，多求真相

人们总是喜欢背后论断他人，殊不知，他在论断中，就会不经意地显露自己的狭隘和无知，将自己变成了裁断真理的人。故，人心是幽暗的，道德论是危险的，与其谈论善恶，不如谈论事实、权利和公正。因为善恶是私人性的，而真相则是公共性的。谈论人性，必须具体起来，抽象则往往意味着个人独断。

 

昨天，我的文章《底层的恶，源自何方？》刚刚被人投诉、删除了。那篇文章的基本意思是说：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存在着“根本恶”（康德）；但，黑格尔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赞同黑格尔的观点；尼采认为，恶与憎恨密切相关；阿伦特则发现了20世纪的“根本恶”是普通人也可以作恶，即“平庸之恶”，所有人都想将其他人变成“多余的人”。（看来，谈论善恶得由德国这个哲学民族来进行。）

 

我的文章，主旨在于说明：恶或许是人类状况的“永恒”特征。但，人类更应该警惕的是伪善。这里的“伪善”，跟通常意义上的“假装有道德”还不一样；它是指，当一个人置身于坏制度之中，他就必然成了坏人，但是他又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是坏人。此时，他的善的意愿，必然是假的。他认为自己是守法公民，是在做好事，但实际上，他不可能善。

 

所以，我今天写“少谈善恶，多求真相”，就是自然而然的了。空谈人性善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每个人在谈论人性时，他往往是在谈自己的偏好，而每个人在谈论无穷多的外界事物时，都不免喜欢抽象，最常见的办法就是贴标签，说某某如何懒惰、好色、自私，等等，而不会认认真真地交代真实的细节。因此，每个人的道德评判，很难做到公正。

 

如果能够想到“公正”这个概念，我们就会不再纠缠什么是善恶了。此时，我们就会冷静起来，将自己视为一位秉公司法的法官，将善恶的价值判断，置于善恶的事实证明之后。也就是说，只有搞清楚了事实、真相之后，才能做出善恶判断；并且，司法不做善恶判断，将善恶判断留给每个人自己的内心和意志。这就是休谟在谈论人性时，对事实与价值的两分。

 

休谟的哲学，实际上是为普通人争尊严。所有人都应该有尊严地活着。只有这样，社会矛盾才不会那么尖锐。在事实、价值二分之后，人们才会放弃那种“争死理”或者“得理不饶人”的专断和蛮横。因为价值问题是知识所说不清的，所以，人不分社会地位的贵贱，都可以争取人之为人的尊严。休谟说“理性是情感的仆人”，这句话跟福柯的“知识即权力”，需要结合起来理解。人的情感，是人的尊严的来源；而佩戴着理性面具的权力，却一直幻想着成为人的主子。当人们被权力所捕获的时候，人也就丧失了人性，而沦为真恶的化身。

 

休谟谈论人性，是为了挣脱人性的深渊，让人性从道德的私人领域，进入追求正义的公共领域。因此，休谟的人性论不是空谈心性，他认为人性是跟随时代和环境而改变的，同时，人性总是伴随着社会规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故休谟认为，应该建设一个正义的政治社会，可以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自利与仁爱。就这样，善恶问题，转化成了法律、经济、政治等公共问题，就不需要“诛心”了。

 

对共同善、法治的追求，是现代文明。对独善其身、德治的追求，是传统文明。前者是共同体与个体相辅相成的统一，后者则往往彼此撕裂。没有法治意识的人，往往道德感爆棚，他们自我为圣，又相互诋毁，热衷于人身攻击，但却对公共责任都尽可能逃避；人们不喜欢自己的职业，而且都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故，背地里无不指指戳戳，彼此怨恨。

 

从道德判断中走出来，人才会珍惜人之为人的权利。人既是独一的，又是彼此依存的。人与人之间的尊严，也是彼此赋予、相互承认出来的。因此，人既要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同时也要具备清晰的社会共同体意识。既然人性是时代性、环境性、社会性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自己的身上战胜时代和社会——假如这个时代和社会已经败坏了的话。

 

正如俄罗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所说：“当社会将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还有最后一条路走，那就是**，永远记住，这并不可耻！”这里的**，在一般人看来，显然是恶的。但当恶一旦司法化之后，恶就不再是道德评判了。故，法律让我们看得更高、更远，也因此，法律能够让我们超越善恶，让我们获得真正的理性和正常的情感。

 

唯有法治，才能将个人道德与共同善更好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共同善，只能来自所有人的向善的努力。如何认识清楚这一点，需要将我们放进人类的大历史中，来考察自身。只有无知者才敢无畏，当我们不再那么专断的时候，我们才会选择一条信仰之路。假如有了正确的信仰，人性恶的问题，也就找到了疏导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