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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 “我敢断言，伦理的觉悟，是我国人民最后觉悟中的最后觉悟”——陈独秀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毛泽东 上个世纪80年代，一对年轻的学者夫妇凭借《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炮走红。纵览全书，读者不难发现其中并没有太多精致细微的考证论述，然而作者却凭借着过人的胆量与青年的勇气，竟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当时称“封建社会”）整合为一种“超稳定结构”的学说，更是运用了大量数学表格计量，使得历史学在他们这里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科学，又让人着实感到耳目一新。正因如此，这本书从一开始就风靡全国，甚至远销海外，既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赞誉，也带来了众多学者的讨论乃至批评。 本书则是金观涛夫妇在90年代续写的又一力作，可算是《兴盛与危机》的姊妹篇，依旧是从一种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力图整合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并将这段历史与两千多年的传统历史整合为统一历史观，并寻求近代中国错综复杂历史背后的演变规律。 在他们看来，传统中国是一种思想、政治、经济相互统一、互相补充的超稳定形态，既儒家思想作为核心意识形态；政治上则是自上而下中央集权的皇权政治；经济上则是重农抑商的地主——自耕农经济。除此之外，帝国还有这强大的“一体化调节”能力，历代王朝所涌现的明君贤臣都是调节高手，施行诸如轻徭薄赋、抑制兼并、推崇儒学、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等一系列策略，使得历代大一统王朝能够长久稳定。随着时间流逝，大量无组织力量越发增强，超过了一体化调节能力并不断提高底层负担，整个王朝因之崩溃，出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局面；巨大的战乱又将极大地扫清了这些无组织力量以及过剩人口，新的王朝又会“依样画葫芦”一般重建新朝，获得“天命”。然而无论如何，传统中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决定性的冲击，无论是“五胡乱华”还是释迦摩尼，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挑战中华正朔，依旧能够在漫长时间内将其吸收消化（这就是古人所谓“以夷变夏”）。正因如此，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王朝统治、小农经济依旧是整个帝国的支柱。（详情可参见本人《兴盛与危机》的书评） 鸦片战争的爆发无疑是中国历史最具有转折意义的关节点，尽管清廷并未对这场战争有着太大触动，然而英国带来的却绝非是威力巨大的坚船利炮，它背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先进文明，它迅速对中国产生了根本性的挑战。果然，仅仅二十年后，帝国君臣上下纷纷意识到“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诚智勇俱困之秋”。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先进人物就开始了学习西方、自我调整的尝试，然而无论是学习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还是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辛亥革命，全都不能改变中国命运，甚至出现了江河日下，外患日深的局面。为何中国不能迅速变革，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呢？这既有两千年历史的惯性，也是传统中国“超稳定结构”巨大的“黏性”所致。正因如此，陈独秀才会破天荒地喊出：“伦理之觉悟，是我国人民最后觉悟中的最后觉悟。”新文化运动诸同人才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无疑是从根本上冲击瓦解了传统中国的“超稳定结果”。 然而历史发展最吊诡的却是新文化运动虽然相当程度上破除了“纲常伦理”的神圣性，但并未有触及“一体化结果”最关键的整合点——以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先进知识分子还是认为只要学习先进理论、更改社会制度就可以救国救民，事实上这与传统中国“制定则天下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知识分子先是以欧美为师，憧憬法国大革命，争做“罗伯特比尔”、“拿破仑”；十月革命与巴黎和会之后，他们转而又对俄国产生巨大好感，转而又认为只要效仿俄国便可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种通过意识形态去整合社会的观点做法事实上仍是组织传统中国的要领，尽管表面上是彻底反传统、反儒的。参见林先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命运，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整合中国上下的意识形态，更带来了比任何坚船利炮都厉害的组织方式——列宁主义政党。这既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也给彷徨苦闷的中山先生带来了新的灵感，国民党由是重组，凭借“党军”竟能在短短几年由弱转强，不但统一广东全省，更是四面出击，将手握百万大军的北洋军阀各个击破，五六年间削平群雄，大江南北均改旗易帜，可算是“粗定天下，伪定于一时“。 然而，国民党仍是一种较弱的组织力量，四一二政变后更是丧失了党内最具有革命性的左翼，其骨干成员（多是家庭富裕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军官）也决定了国民党不可能开展残酷的土地斗争。且不说横向上蒋介石从未能真正混一宇内，纵向上国民党也不能真正深入农村，广大农村仍然处于相当混乱乃至日益破败的状态。毛主席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正是国民党整合能力不够的明证。 与此相对的则是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中共的崛起无疑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从一开始便迅速发展，数次丧失十分之九的精英与底盘，然而越挫越勇，发展壮大，以致于能够“转祸而为福，因败为之功”，其关键在于强大的意识形态整合力、严密的组织、卓越的基层动员能力。正因如此，作者才认为抗战结束后，尽管国共纸面实力差距不小，然而从动员能力来看，这场战争已经是一场结局注定的斗争了。 至于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三大改造均是整合社会必要的步骤，其根本在于将一盘散沙的五万万中国人民彻底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超级干部机构”。古代皇权难以深入到县以下，国民党能够发展到区一级，然而中共却能将执行力贯彻到每一个村、每一个校区、每一个民众，它所拥有的整合能力与动员能力是历朝历代都不可能与之比拟的。毛主席的督促不过是为这场整合加速而已，其根本方向是注定的。中国也因此逐步实现了现代化与工业化，成功地应对了一百多年来任何政权都不能应对的外来挑战，以致于建国后无论是与美国交手还是出兵印度、越南，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然而这种整合却依旧是一种传统的整合，随着世界发展，众多地方又出现了极不适应的症状，对外开放以及内部改革又使得新一体化结构面临新的挑战。 纵览全书，金观涛夫妇的论述可谓酣畅淋漓、整个中国近代史犹如大江大河一般顺着历史规律一泻千里，其背后仍是一体化力量所调节的“超稳定结构”，其演进不过是旧意识形态的逐步瓦解与新意识形态的产生巩固，其以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即“制定则天下平”）的根本结构牢不可破，最终仍能与古代史整合为统一历史观。 不过，我们仍不得不承认，近代史不过一百余年，并不能像传统社会一样有着两千多年的演进历史以作一种长时段的考察，百年的历史甚至连中时段的研究考察都极为困难。何以言之？传统社会经过两千多年，一治一乱、一乱一治早已成为常识，古人早在东汉时期就作出相当精辟的理解，将其视为“超稳定结构”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距离太近，问题太多，时段太短，内外冲突激烈，众多核心事件至今不清，研究基础仍是相当薄弱，这就使得诸多历史事实并非是真正的历史事实，许多看似确定的历史必然并非是必然。清廷末年的新政真的是死路一条，毫无出路吗？民初真的是民主共和深入人心，牢不可破吗？袁世凯的尝试真的是毫无民意，自寻失败吗……金观涛夫妇在书中所做出的这些种种必然在今日看来似乎并不是必然，那么建立在这一系列“必然”之上的假说就不能是“必然正确”了。 除此之外，我们最能感受到的还是传统中国转型是一场极为艰巨的挑战，这一转型至今仍未到一半。任何“制定则天下平”，“一场思想革命改变一切”的想法无疑是相当肤浅的，坚船利炮可以短时间内为我所用，然而组织这个社会的各种制度结果就需要长时间的演变挑战，更深层的国民心理、民众思想则非数个世纪不能有所变革。一万年当然太久，然而却不能奢望朝夕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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