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梁启超先生说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己”是梁启超先生在《新史学》中对“中国旧史”的激烈批判，如何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理解梁启超先生的这一价值判断呢？

一、梁启超的历史观和“家谱说”之缘起

1902年，梁启超先生发表了《新史学》长文，他在文中将两千年中国之正史、杂史等十种二十二类史籍皆归之为旧史学，激烈批判为“陈陈相因，一丘之貉”的无用学问，他认为旧史学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墓志铭”和“政治教科书”，于国于民全无裨益，他呼吁进行一场“史界gm”，倡议重写中国史，建立新史学。“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评判正是缘起于此。但梁启超的这一立论颇为后世所诟，后世学人认为其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且彻底割裂了"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非理性学者所当为。

但梁启超于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下，为国人思想之转变而言辞激烈，却也在情理之中，而梁启超受达尔文、黑格尔、康德等西哲之影响，形成了“如一螺线”的“人群进化史观”和“公理公例”的“循理率例”历史哲学观，加之博通今古、学贯中西的自诩，和当时无出其右的学者地位，其对传统史学的苛责也是必然。

二、中国传统历史观和“尽家谱”之必然

梁启超“二十四史尽家谱”的立论虽有失偏颇，但却道出了二千年来的中国之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等充栋史籍以政治史为主要脉络的客观事实，政治、经济、军事这些关系到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帝王将相这些与王朝兴衰相关的英雄人物，占据了历史叙述中的绝大篇幅，而其他领域只依附其上而约略提及。即便是梁启超，终究也没能超出“据乱、升平、太平、世渐”的历史叙事视角。

梁启超将其归因于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但本质上，却是千年帝制下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天下观所固化出的正统史观、英雄史观长久占据中国传统历史观的制高点，成为无形的束缚和枷锁，所以即便稗官野史、私人笔记都难脱叙说治乱兴衰、帝王将相之窠臼。“二十四史尽家谱”实在是历史之必然。

三、多元化的历史观和“家谱史”之终结

历史观的更加多元化，带来了思想的启蒙和解放，唯物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等为人们研究历史、认识历史、创造历史提供了新的范式，人们排斥显性家谱化的历史叙事，对隐性的家谱化叙事也充满警惕，而更发自内心的喜欢那些抱着生命经验复杂的想法诉说着社会、文化和人民的日常生活，而近年《哈佛中国史》、《万历十五年》这些书籍的现象级走红，也无不印证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