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陈卿美 李鸿章是晚清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 但关于李鸿章的传记却少之有少，影响力最大的则是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这部《李鸿章传》是李鸿章最早的一本传记，也是同时代晚清人写晚清人的代表作品。 梁启超是维新派领袖，李鸿章是清廷的重臣，两人根本不是一类人。梁启超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李鸿章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李鸿章正是梁启超批判与讨伐的对象。 两人就像死敌，梁启超为何还要给李鸿章写传记呢？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写于1901年农历十一月，也就是阳历12月，而李鸿章则死于1901年11月7日，也就是说，在李鸿章死后一个月，梁启超就为李鸿章写下了传记。为一个名人写传记，时间如此迅速，实属罕见。 在《李鸿章传》一书的前言中，梁启超对自己写作初衷进行了说明，“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之笔力行之。” 梁启超 梁启超也承认，李鸿章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在晚清历史舞台上，李鸿章活跃了四十年，从创办淮军、创办洋务、创建北洋水师，到镇压太平军、剿灭捻军，再到主持外交三十年，参与各种涉外事务。这样的人物，梁启超认为要大书特书。 但梁启超也认为，李鸿章是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为此，梁启超特别提到了两人的关系，“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 梁启超坦承，两人是政治公敌，其实并没有多少私交，因此为李鸿章写传记也不是有意为其鸣冤。 “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梁启超表明了自己的写作态度。他希望，自己站在一个理性、客观的立场上，对李鸿章作出公正的评价。 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敢于抛弃成见，秉持公正的立场，毅然为一个饱受争议的政敌写传记是多么难能可贵。这也是梁启超人格闪亮的地方。 梁启超为李鸿章立传，其实还有其他原因。首先梁启超是一个史学家，而且还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众所周知，他是维新派，这其中就包括史学的维新，他呼吁要来一场“史学革命”。他的代表作《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与《李鸿章传》几乎同时推出，震动一时。 梁启超认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此，他特别列举了四大弊端。 第一便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中国史书成了帝王一家的历史，甚至是皇帝的家谱。中国史书很少能从国家、民族、国民出发。 第二则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史书中只注重知名人物，不注重社会群体。突出个人，忽视集体。 第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物”，中国人记史，只能记前朝，对当朝多有各种隐晦，如此不利于国民了解当下的社会趋势。 第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中国史书更多注重事实的记载，而少有社会趋势变化的总结与未来发展的预判。 因此，梁启超写李鸿章，一方面是因为历史责任感的推动，一方面则是希望重构国人的历史观。或许，后者的原因更大。毕竟，只有打破原有的中国传统，才能凸显梁启超等人维新的价值。 在写作《李鸿章传》时，梁启超也提到了这点，“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 梁启超批评的，正是中国传统的写作手法。写人物，只记事，却不敢评论。 对于《李鸿章传》一书，梁启超打破了传统局限，“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简单说，就是夹叙夹议，敢于对李鸿章进行评判。有赞扬、有批评，总之，梁启超要的就是观点鲜明，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非常不客气。如他将李鸿章与多个古今中外的历史知名人物作了对比。人们常说李鸿章是“东方的俾斯麦”，但在梁启超眼里，李鸿章给俾斯麦提鞋都不配。 梁启超拿军事、内政、外交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坠彼谋。三者相较，其宵壤何如也！” 梁启超的评价很犀利，李鸿章与俾斯麦，一个地一个天，差得太远。“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 梁启超的这部传记大约10万字，只有薄薄的一本。后世出版的很多大块头传记，都是现代人翻译而成，大概就像“注水肉”。 梁启超不光写《李鸿章传》，还写过《王安石传》。李鸿章与王安石，虽然朝代不同，但两人都是一代相国。两者最显著的区别则是，李鸿章“缝缝补补”，王安石破旧立新。为王安石立传，或许梁启超与王安石更有惺惺相惜之感。为李鸿章立传，梁启超批判的味道更浓。 《李鸿章传》让梁启超成了纪传体文学写作第一人。有人称其达到了司马迁以来史家从未企及的高度，该书成了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 用全新的文体，引入现代历史观，与中国传统历史观告别，以此唤醒国人，推动史学进步，或许这才是梁启超为李鸿章立传的真正目的。 梁启超更聪明的是，蹭热点。李鸿章死后仅一个月，他就抢先出了书。 一篇经典之作有时也要从网红开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