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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海帆 （13）、鲍家：近代中国文化事业的推手 有人把“百年老店”的发展归纳为这样几个阶段：以专利和独家技术获得先机，在技术普及之后以营销取胜，当市场竞争加剧时用管理立于不败之地，之后，企业就进入了品牌和文化立命的长期发展通道，而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理念。 事情起源于几个基督徒，他们都毕业于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办的清心堂和清心书院，这几个年轻人既是老乡（出自宁波鄞县）和互为郎舅翁婿等“紧密型”亲戚关系，又比较早地接触到了刚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印刷技术，且基本上都是洋人办的印书馆工人，就因为此，率先掌握能够快速和大量印刷书籍技术的他们很快就成了中国近代印刷出版的先驱。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华英初阶》 1896年4月15日，25岁的英商《捷报》的排字工长夏瑞芳和两位妻舅、即已学会镌刻的鲍咸昌（32岁）和其在《捷报》排版的兄长鲍咸恩（35岁），以及鲍咸昌后来的亲家、当时还在洋人的美华书馆任职的高凤池（32岁）在上海三洋泾桥旁的一家小茶楼上聚会，商议创办印书房事宜。  鲍咸恩（1861-1901）、鲍咸昌（1864-1929） 一般来说，上来就大谈“开创”“创新”“使命”“机遇”“振兴”等大话的生意都很难成功，这四位喝着茶，谈得很具体、很细致，完全是一桩“小买卖”的“研讨会”，他们认为，现在大家都已经掌握了洋人的刻字、码字、排版和印刷技术，与其分散给洋人帮工，不如自家兄弟合伙一起干。经计算，他们设定目标每月有6、7百块（银元）的营业额，就能生存下来，而且“一不小心”他们竟采用有别于传统家族刻印业的“股份制”，于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股份制”印刷企业就诞生了。  商务印书馆开张地点示意图 因为是印刷生意，他们为印书馆取名“商务印书馆”，第一次集资股份“巨大”，共4000元，其中高凤池、鲍氏兄弟各一股，鲍咸昌的2位妹夫夏瑞芳、张桂华各一股，张桂华的同事沈伯曾二股，加上鲍咸昌的妻弟郁厚坤半股，7人共集资3750元，号称4000元，当他们于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江西路昌德里举行商务印书馆开张仪式的时候，他们绝对想不到，这家印书馆会长长久久地存在下去，更没想到它会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和文化的巨人。  1912年时的商务印书馆内景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所在的闸北成为中日两军争夺的焦点，1 月 29 日凌晨 4 时 20 分，日本多架轰炸机由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第三舰队航空母舰上起飞，向上海闸北一带俯冲空袭。日军此次轰炸的目标不是军事目标，而是在他们看来比军事目标更为重要的商务印书馆，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盐则幸一在得手后宣称：“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由此可见经36多年的发展，商务印书馆之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而此次轰炸连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商务印书馆的洗劫，确实让商务印书馆蒙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不过，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已经不是36年前刚创立时的小作坊，无论从自身的资本实力和社会影响，国人都不会让弘扬中华文脉的商务印书馆就此消亡，半年后，在各界和张元济等老商务人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重新开业，很快日出新书一种并恢复了教科书的印刷。  商务印书馆被炸后的情形 张元济有高学历（光绪进士）和担任过朝廷命官（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经历，在1902年商务印书馆成立6年后他加盟商务印书馆时，他因同情戊戌变法而被革职正在上海南洋公学当总理（校长），因为公学需要印教材，加上经常印刷出版西文翻译书及工具书的印书馆也会找张元济看稿，一来二去，具有超前企业发展意识的夏瑞芳等印书馆创始人打破了传统家族企业的经营思维，决定邀请张元济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来当掌门人，而以“辅助教育为己任”的张元济也让所有人大呼不解，他不但果断辞去官办南洋公学的校长职务，还“自带资金入股”，一头扎进了商务印书馆，这一干就是50年。关于张元济和他为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出版和文化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将在“民国的近亲与远亲”有关张元济家族的章节细说，在此先不展开。  张元济（1867-1959） 是的，由张元济而至“许宝禄家族”“俞平伯家族”再至更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商务印书馆当时的“外姓掌门人”张元济也是夏瑞芳、鲍家兄弟和高凤池隔了很多层的“远亲”。不过，即便当年这种这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已经建立且张元济有闲暇去理清，他也一样会“任人不唯亲”。 张元济一开始有点类似于现在家族企业聘请的“CEO”。而也正因为他这种“六亲不认”的管理和人才理念，才让印书馆在逐步失去技术优势和转向管理、品牌和文化建设发展阶段的过程中逐步壮大起来，最终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张元济在天坛公园 其实，尽管在掌管商务印书馆初期张元济和“鲍家诸亲”尤其是高凤池在管理理念上有过一些冲突，但是，总体上张元济和他们还是同心同德，劲往一处使且感情不错。即便在1910年鲍咸恩因病和1914年夏瑞芳遇刺离世后，张元济也对他们的家人量才使用，多有关照，而“鲍家亲人”则延续着对生意一惯的灵敏嗅觉，“抓机会”的能力很强，结果到了1917年，商务印书馆内几位“鲍家子弟和亲戚”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任何时代只要开放就有新的机遇出现，而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不想成为第一都不行”，1917年，在商务印书馆交际科当科长的谢宾赉（鲍咸昌妻弟郁厚坤的妻弟），从南京给张元济发来电报，称他有个在南京开电影公司的美国人求他帮忙盘让自己价值10万元的电影摄影器材和底片，因为他在中国拍电影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赔了个精光，加上疾病缠身，所以准备清盘回国。谢宾赉得知情况急其所难，到处帮他打听，但当时中国的电影业初兴，且由美国人投资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和相继成立的几家电影公司在拍了几部电影之后也归于沉寂，都在歇业状态，所以，电影器材就成了“烫手山芋”，谢宾赉多方商谈无果，突然灵光一现：为什么不让商务印书馆买下这些设备呢？  商务印书馆在1917年时的规模示意图 无独有偶，虽然张元济统领的商务印书馆此时已经有了上千员工和2000万左右的资产，但是，思想比一般人更解放的张元济等并没有画地为牢只埋头在印刷出版业劳作。 商务印书馆早就成立了青年励志会，鼓励年轻人更多地接触西方的新鲜事物，而每次集会时，他们都会租来电影放映机和拷贝放西方电影，后来，他们觉得每次租用放映机不划算，又买了一台百代电影放映机长期使用，以降低放映成本。而且，早在五年前，他们开始向市场销售了大量“通俗教育之外的补品”幻灯影片，也就是说，商务印书馆在有意无意中，已经为进入影像时代做好了准备。 现在机会来了，精明的张元济接到谢宾赉的电报，和董事会一商议，决定以超低价3000元买下这位美国人急于“斩仓”的设备，接着，于1917年2月成立了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影戏部由编辑基督教教会报刊、毫无电影拍摄经验的陈春生来主事，不过担任摄影师的却是张元济高薪聘来的专业人员，是从美国学习电影专业回来的留学生叶向荣，而在拍摄了一些如《盛杏荪大出丧》《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大游行》《上海焚毁寸土》等新闻类的短片和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之后，1926年1月，商务印书馆决定将活动影戏部升格为国光电影公司，担任公司经理的是鲍咸恩的儿子鲍庆甲。  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剧照 在家族姻亲关系中，鲍庆甲是连接鲍家与朱鸿度家族的人，他的孙女嫁给了朱鸿度的孙女。 鲍庆甲有在美国留学且考察过好莱坞的经历，在张元济、王云五等已经将印书馆做得风生水起之时，他这个创始人的儿子在出版业也难以施展拳脚，所以，由他来掌控这家中国早期最具规模和专业性的电影公司，无疑是一种不错的安排。不过，遗憾的是，在国光电影公司成立的时候，张元济等印书馆高层已经发现，当公司的电影业由原来“玩票”性质的“自媒体”进入产业化运营之后，无论和印书馆“吾辈当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理念，还是和公司主营的融合性上显然都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于是，在“对中国早期的电影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之后”，国光电影公司才开张一年就关门了，但是鲍庆甲、杨小仲、任彭年、陈春生等中国电影先驱仍然永载中国影史。 虽说商务印书馆最早的几位发起人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基督徒，但是，和那个时代许多名门望族一样，当他们创业成功之后，都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正因为此，在鲍咸恩和夏瑞芳家族的后人中也出现不少精英。 鲍咸昌的妻弟是郁厚坤，郁厚坤的“大舅子”是谢洪赉，也就是发电报给张元济要收买美国人电影器材的谢宾来的哥哥，谢洪赉生了四女三男，长女就是美籍华人女宗教领袖、曾任基督教世界女青年会副主席的收藏家、美食家谢文秋。谢文秋的丈夫是曾担任过蒋介石副官和浙江保安副司令及国民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的中将团长朱世明。  夏瑞芳（1871-1914） 夏瑞芳是鲍咸恩、鲍咸昌的妹夫，虽然他在1914年被刺身亡时只有43岁，但他却留下了9个儿女。夏瑞芳去世时，他长子夏鹏正在美国留学。1920年，夏鹏回国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1930年代中期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职，1931年负责宝丰保险公司业务。在30年代末期离开国内到美国定居。50、60年代仍然在美国纽约负责上海储蓄银行在美国的业务。1971年，夏鹏移居香港，出任香港和台北银行的董事。1976年去世，享年78岁。夏鹏的妻子名吴思卿，吴思卿的一个妹夫叫容觐彤，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美学生，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的长子，这样，“民国的近亲与远亲”中继“中山长洲黄家”之后，再次出现位于广东的大家族，而且血脉之中还增加了外国的基因，因为容觐彤的母亲是美国人。（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1：杨小仲《忆商务印书馆电影部》 2、武侠电影史话第一章：源起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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