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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新年 衣食无忧的日子过得格外快，这不，一年又即将过去，传统的春节就要到来了。但我的心里却没有过节应有的喜悦。回望小时候的新年，因为有父亲在，因为他对新年的重视和操持，年变得甜美无比，让我一想起那些日子，心里便幸福满满。可是自打父亲过世，再没有人能把新年布置得璨若烟花，也再没有人能让我对新年热盼。父亲天生聪慧，喜欢吹拉弹唱，也喜欢舞文弄墨。不但农活粗活干得好，木匠细活也不错，就连炒菜做饭，他也是拿手的。可惜父亲没遇上好时候。当年，家庭成分剥夺了他考学的权利，要不然以他的才华，肯定会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的生活或许会富足一些。可现实却是，作为一个身份低微的农民，他一生都陷在贫穷的泥淖里难以脱身。可这并不妨碍他有梦想和追求，在日常琐碎中，甚至时不时露出一些小情趣。穷人的孩子最盼新年，大概是为了哄我们姐弟三个开心，父亲总能变换着花样让并不宽裕的年，变得有声有色。进入腊月，村里的人们就开始筹划着置办年货了，紧巴了一年的日子，再穷也得让年过得顺心顺意。把养了一年的大肥猪卖掉，花销若还不够，再卖些黄豆玉米以做补贴。腊月十三或十八赶义和集采买年货，这对乡亲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家里就一辆自行车，母亲不会骑，所以到离家十五里地的义和镇赶年集是父亲的事，母亲不参与，我们姐弟三个也无法相跟。父亲去赶集，我们在家里眼巴巴盼着。父亲回来了，自行车上兜兜挂挂，满满的都是欢喜。鱼肉红枣等吃食自不必说，我最感兴趣的是红红绿绿的海绵花和散发着清香油墨的年画。父亲把海绵花别到我和姐姐的头发上，慈爱地说好看，我的心里美美的，仿佛自己成了花仙子。年画一般买两种，《胖娃娃抱鲤鱼》是给母亲买的，《八仙过海》《西湘记》等连环画是给孩子们买的。在那些穷得买不起书的年月里，这些年画温暖了我整个的童年。年货买来了，腊月二十三之后，在父亲的指挥下，我们便开始打扫屋子，这活儿主要是我和姐姐干，弟弟打下手。先用扫帚把屋角墙面上的蛛网灰尘扫下来，再用胶水把雪白的墙纸糊到炕的周围，然后工工整整地贴好年画。贴好年画的屋子焕然一新，好像换了一个家，让人不敢相认。屋子一扫，年画一贴，过年的气氛就烘托出来了。腊月二十九，父亲裁剪好红纸，研好墨，站在方桌前开始写对联，不光写自家的，也帮邻居写。写对联的父亲看起来意气风发，他自编自写，神情专注，如入无人之境。写好一副，我便抢着接过来，把它们摆在别处晾干。不一会儿，屋子里便到处都铺满了耀眼的红色，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墨香。贴对联是我们最爱干的事，姐弟三个齐动手，一人抹浆糊，一人负责找对联，一个人贴。上联，下联，横批，是一个组合，一点马虎不得。什么内容，该贴哪儿，也要讲究。记得有一年，我家后邻大概没看仔细，把父亲为他写好的应该贴在猪舍上的“六畜兴旺”贴在了正屋门口，被人发现，贻笑大方。火红的对联一贴，空落落的院子不再苍黄寂寞，我心里的欢乐就像沸腾的水一样咕嘟咕嘟冒泡泡。屋里屋外都是新气象，大人的脸上也都浮现着难得的笑容。过年了，甭管平时的日子多么愁苦，这几天可要憋足了劲地笑，笑给自己，也笑给别人。终于盼到了大年三十，这天中午照旧例要吃炖菜。白菜豆腐粉条再加上猪肉，柴草一烧，大铁锅一炖，浓浓的那个香啊，直穿透几十年的光阴，让中年的我至今仍然为之魂牵。还有那整整一笸箩的点着红点的大圆馍馍，胖嘟嘟挤作一堆，随便拿一个咬上一口，满嘴都是小麦的清甜。午饭时，村里的鞭炮声便铺天盖地响起来了，这是童年的我最恐惧的一件事，鞭炮让我胆战心惊。有心理准备的鞭炮声尚可忍受，最怕那种突然的炸响，它会让我一下子魂魄皆无，整个人都呆成泥塑。好不容易缓过神来，另一家又开始燃放，我的心又紧成了一个铁疙瘩。如此三番，仿佛经历生生死死。记得有一年的除夕，晚饭前，父亲让我去给九奶奶送祭祖用的一把菠菜。当时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我吓得战战兢兢，却又不好意思拒绝父亲的差事，便硬着头皮出门了。九奶奶住得离我家很远，一路上我躲避着这一家那一家的鞭炮，如张皇的老鼠穿越火线，那长长的艰险真是毕生难忘。我不管过年时放鞭炮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鞭炮之于我，始终是一个面目可憎的暴君。由于我的惶恐，也由于弟弟的年幼，放鞭炮一直是父亲的特权，他似乎很乐于做这件事。放鞭炮时的父亲在我的眼里是威武的，我崇拜他的勇敢，却无法理解他对鞭炮的热爱。除夕这一天，父亲要做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便是在正对门口的堂屋墙壁上悬挂一张写满祖宗姓名的家谱轴子（我们那里俗称“请竺子”），下面摆上香炉和供品。我看着父亲一丝不苟地把盛满炸鱼炸肉的碗盘一一摆放在黑色方桌上，心里的埋怨也在生长。我不敢向父亲说出我对竺子的厌恶，那是大不敬的，但我实在不喜欢请竺子之后家里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我害怕家谱轴子上那些写满正楷小字的排排方格，我总觉得那里面藏着一个个逝去的灵魂，他们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陪着我一起过年。因此每当我从屋外进来的时候，眼睛都尽量避开那幅轴子和那些供品，可余光还是会留意到，心里便会飘过一片乌云，沉闷闷的。父亲对祭祖这件事非常看重，他恭敬地把点好的香插到香炉里，他虔诚地在只铺了一层夹布的地面上弯下高大的身躯去磕头。父亲并不强求孩子们去照做，但大姐和弟弟会在大年初一亲戚们来我家拜年时，也陪他们一起跪下磕几个头。我却执拗得始终不肯跪下，是因为害羞还是别的什么心理，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年初一，早晨五点左右，父母就要叫醒我们起来吃饺子。于是钻出温热的被窝，穿上前一晚就预备好的新衣，兴奋地爬下土炕。新年的饺子总是格外好吃，父亲也总是重复那一句永不变更的话———吃完饺子就长一岁了。在氤氲的热气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我的心情因为要长一岁而激动不已，那大概是只有小孩子才会有的想法。吃完饺子，在父亲的安排下，姐弟三个结伴去拜年，他守在家里接待客人。我们村很大，村里的亲戚很多，除同姓的本家外，还有胡家、许家和林家三姓，他们分别是父亲的两个姑母和姨母。凌晨五点的村街上光线昏暗，空气清寒，但拜年的人三五成群，络绎不绝，硬是把清冷的巷道挤得热气腾腾。我们穿街走巷，一家家去拜年，所有的亲戚都不能落下，否则父亲会不高兴，亲戚也要怪罪你礼节不周。不过，这对小孩子来说并不是难事，那时的我们不但腿脚利索，嘴也勤快，一声声脆甜的“过年好”，让爷爷奶奶婶子大娘的脸上笑开了花。他们把各式各样的糖块塞到我们的衣兜里，还不忘了慈爱地夸上一句，这孩子，真懂事！拜完年，回家向父亲交卸了差事，我们就可以自由地玩了，没人再管你，父亲和母亲再各家去拜年。热闹又辛劳的大年初一终于过去了，我开始盼着下一个日子——正月十五。父亲早就为我们买好了灯笼，竹蔑编成的那种，外面糊一层透明的玻璃纸，上面印着花草虫鱼的图画，里面木制的底座上插一根红红的蜡烛。父亲兴致来了的时候，也会给弟弟扎一辆纸灯车，让他拉着玩。我喜欢的还是那种手打的灯笼。正月十五的晚上，是全村孩子大聚会的日子。村里那条南北贯通的主街上，几十个孩子每人一盏手打灯笼，摇晃着暖洋洋的五彩的烛火，把村街变成了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我提着心爱的小灯笼，小心地穿行在闹哄哄的人群里，防备着哪个调皮鬼在你背后冷不丁喊一声“蝎子”。假若因之而害怕，手一哆嗦，灯笼一倾斜，“呼”的一声，灯笼就变成了一个大火球。这是孩子们之间的一种游戏，灯笼烧坏了，只需哈哈一笑，谁也不准懊恼。我们之间还有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到晒谷场的草垛下面去，在黑暗里东摸西摸，据说摸到什么谷粒或豆子，那一年就收成什么。我们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农业收成，不过也把它当做一种好玩的游戏罢了。正月十五在孩子们的欢笑声里恋恋不舍地离去了，父亲把他的竺子从墙上取下来，小心翼翼地卷成一轴，装进袋子里，预备着来年再用。香炉、供品也撤走了，家里恢复了往日的自由活泼。请走了竺子之后的父亲看起来轻松自在，他往往会拿出搁置多日的那支竹笛，吩咐我到放置闲物的西屋里去折一节干芦苇，然后取出里面的膜，将它贴在笛孔上。父亲要吹笛子了，我凝神屏息地等着。不一会儿，圆润悠长的笛声响起来了，父亲微眯着双眼，一副陶醉的神情。笛声飘出院子，传得很远，四邻八舍的孩子们很快就聚拢了来，一个个围在父亲身边，默不作声地听着。新年在父亲的笛声中还是走远了，庄户人家又过起了粗茶淡饭的平常日子，我在无限怀念的同时，又开始遥望下一个新年。（摄影 曹新庆） 作者简介: 薄纯翠，河口区实验中学语文教师，生于1976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