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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父亲去世快二十年了。一日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一张报纸的剪纸赫然映入眼帘。这是一张江西日报一九九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剪报，上面登载了一篇报道，文章的标题是《风雨难摧信仰 暮年终偿心愿——老教师胡贤竹喜入党》。报道的是父亲大人胡贤竹在六十六岁的这年，终于完成了他近半个世纪的追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勾起了我对父亲一生坎坷，屡遭磨难，却矢志不渝，初心不改，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的追忆！ 父亲出生于一九二七年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他就读于当时的高安师范。受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他阅读了许多革命的书籍，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光辉形象在他心里扎下了根。所以一九四九年六月毕业后就积极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高安解放后，他留在高安县政府文教科工作，参加了土改、剿匪反霸、借粮支前等一系列运动。一九五三年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当他全身心的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时，一九五七年一场“反右”运动悄然而至。他出于对党的忠诚，向组织提了几点非常诚恳的建议。由此，磨难从此降临了，他在文教科长的任上被错划成“右派”，入党的心愿从此就变得渺茫无期。然而，在父亲的内心，却始终坚信党，只是把入党的心愿深深地扎在心里！ 错划成“右派”后，他被发配到华林垦殖场“劳改”。一个从未经历过磨难，刚毕业没几年的学生娃，他在“劳改”的过程中，不辞辛劳，不畏艰险，重活、累活、险活抢着干，很快他被“摘帽”了，被安排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任教。但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摘了帽，也还是“摘帽右派”，入党是毫无可能的。“共大”创立之初，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他拼着命的投入到工作去，也不分份内份外。他教过语文，教过数学，教过生物，甚至还做过校医。“共大”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所以，他学会了耕田耙地等所有的农活。他心里想的是，只要能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 转眼“文化大革命”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一个经不起造反派折腾的老师，竟然凭空捏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诬陷了许多老师是“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父亲被造反派吊起来毒打，但父亲坚贞不屈，坚决否认这莫须有的罪名。并且说，我跟着党闹革命，我热爱党，我不是反革命！一直到支左部队出面干预，父亲才幸免于一死！ 一九六九年十月父母都被“解放”后，我们举家下放到杨圩公社一个人少田多的小山村——直塘村。父亲迅速地融入到社员当中去，草帽一戴，腰带一扎，和社员别无二致。不仅娴熟地干着各种农活，而且带领社员们搞起科学种田。什么温室催芽，什么薄膜育秧，什么小苗带土移栽，还有自制的有机肥料等等。记忆中，老父亲搞温室催芽，一个晚上要起来很多趟，深更半夜时他自制的旱烟斗总是一明一暗地闪烁。不管多么辛苦，他总是乐此不疲。很快，直塘村的科学种田成了全公社的先进典型，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父亲忙不迭的介绍着经验。 又由于父亲突出的表现，他很快被上调到杨圩公社中学去教书，后来又辗转到石脑中学任教。他不仅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而且工作还是不分份内份外。当时的中学都有校办农场，他主动兼任了技术员。他栽培的马兰瓜又大又甜，被学生给他起了个昵称叫“马兰瓜”。教学之余，他还给桃树剪枝打叶，指导施肥打药，没几年，桃树硕果累累，分外夺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终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父亲平反昭雪了。按照政策，父亲至少应该安排到教育局当个副局长。但是，他就是不去向组织提要求。他说，党叫干啥就干啥。他先是被安排去筹办教具厂，后又被安排到高安中学当个总务主任。他无怨无悔，心胸豁达！平反昭雪更是焕发了他的青春，他的干劲更大了，更是没日没夜的工作。学校兴建教学楼，校领导信托他，让他负责。父亲很快进入角色，图纸的设计，材料的计算，施工监理，场地的管理，全身心地投入。他又成了建筑方面的行家里手。负责兴建的教学楼，自然被评为全区的优质工程。老父亲也多次被评为学校和市里先进工作者。校领导舍不得这头“老黄牛”，一再留用，老父亲一直干到七十多岁才算真正离休，成为高安中学历史上留用时间最长的教师。 尽管老父亲工作干的很欢，精神也特别爽朗，但是他的内心一直有个心结，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入党的问题。他坚信自己是爱党的、是忠于党的，所以在年过六旬之后，又再次庄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入党宣誓的那一天，平时不注重打扮的老父亲，换上了干净整洁的中山装，皮鞋擦了又擦。一进入宣誓人的队伍，一个独特的老者顿时引来大家的目光。老父亲的胸脯更挺得高高的，诵读誓词时的声音特别的响亮！回到家时仍红光满面，精神特别亢奋，就像终于见到了分隔半个世纪、日思夜想的老朋友！ 天有不测风云。老父亲于二零零三年十月底罹患癌症。他的性格特别刚强，住院期间，无论怎么痛苦，他从不呻吟，更不会大声叫唤。在陪伴他时，有一次和他聊起入党的事情。“老爸，你受了那么多的磨难，那么多的委屈，为啥这么大年纪还要入党啊？”“崽啊，我是经历过两个社会的人。旧社会哪像个国家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还受日本鬼子的欺负。现如今，国家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啊！与国家的命运相比，我个人受点磨难、委屈又算得了什么？”父亲估计到了自己的时日不多了，特地交待了一些后事，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我们不要忘了给他交党费。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清晨，老父亲终于闭上了眼睛。我无法面对这个现实，默默地为父亲擦着略带体温的遗体，默默地为他穿上寿衣。灵车载着父亲的遗体驶向殡仪馆时，天空昏暗阴沉，下着霏霏细雨，似乎整个大地一片沉寂。是殡仪馆的鸦鹊声，才把我拉到这个悲痛的现实。我挚爱的、屡遭磨难的、刚强的、对党一往情深的老父亲是真正地离开了我们…… 按照乡俗，我们把老父亲的骨灰盒捧回老家。入殓时，特地将老父亲常伴在身边的旱烟斗、眼镜、书籍等物件放入棺内。尤其是将中国共产党党徽用塑料薄膜包了好几层，郑重地放在父亲的骨灰盒上——这是老父亲一生的追求，也是他老人家灵魂的永恒追求！ 二0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于高安市政府二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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