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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对于从十七岁就远离家门，漂泊在外的我来说，故乡，永远是一帧珍贵的水墨丹青画，永远是我心灵依靠的温馨港湾。走过山山水水，走过流经岁月，不论身在何地，故乡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绊着游子的思念，当大雁南飞时，当月上柳梢头，当风起、雨落、雪纷飞时，游子的心总是一次次向故乡的方向飞去……     说起我的老家朱源村，那可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自然村，全村人口不足500，主要住着杨、江、刘、蔡四大姓人，原先隶属福建省松溪县溪东乡雷厝行政村。由于历史上一些特殊的原因，2000年10月，松溪县政府经研究决定将雷厝行政村划分为三个行政村：原先的雷厝自然村单独一个行政村，命名为“雷畲村”（少数民族村）：下大源、东町、山头三个自然村归并为“东源村”；朱源、溪畔、新桥、帮山下四个自然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统称“朱源村”。朱源村虽小，在史料上几乎找不出什么大人物，也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家乡人的朴实、厚道、乐于助人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记得小时候就常听母亲提起：解放前，陈牯老司令（大名陈贵芳）带领的部队经常在我们这一带打游击，我爷爷的妹妹杨德兰冒着生命危险，三天两头给他送信（情报），为他作掩护，这在我们县的党史研究室还是有据可查的。解放后奶奶还去建瓯给他当了好几年的保姆呢，要不是因为放心不下家里，奶奶差一点就跟陈司令去省城福州了（时年陈贵芳调任福州市副市长一职）。我不禁时常暗想，在那烽火岁月里，我那位可敬的姑婆，年轻的时候到底是怎样一位果敢坚毅的奇女子啊！偶尔，我也会天真地想：“假若当年奶奶跟着陈司令去福州，那么，我家的境况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 苦槠林与苦槠粉 朱源村的后门山上有一大片树林，面积大约8亩，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苦槠树，按果实的大小分大珠、中珠和米珠三个品种，这片苦槠林也是我们村的“风水林”。每年国庆节过后，苦槠成熟了，家乡的苦槠林便逐渐热闹起来。每天，上山的人总是络绎不绝，临近的溪畔、新桥、雷厝、帮山下等几个自然村的村民都会来这里捡苦槠，当然以我们村的人居多。白天你若从那里经过，肯定能遇见捡苦槠的人，或大人、或小孩，大部分是些妇女或是上了年纪没有什么事情做的老人们，她们胸前围着一个裙兜，腰里绑着个竹篓，弓着腰，用一根小木棍扒拉着地面上的枯叶，眼睛不停的在地面上扫视，一旦发现苦槠，便迅速拾起，熟练地放进裙兜或是竹篓里。到了周末，这里就更热闹了，孩子们的嬉闹声、大人寻找小孩的呼唤声、邻里之间见面的问候声、山林里各种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如同一首农村田园交响乐。     为了方便大家捡苦槠，也为了“风水林”长盛不衰，村里制定了严格的村规民约：不许村民去砍苦槠树，哪怕是断下来的枯枝也不许捡回家，违者罚放一场电影，并且给每家每户送一斤猪肉。每年苦槠快要成熟的时候，村里还会组织几个青壮年劳力，把苦槠林里的矮小灌木劈开，然后再组织几个妇女把地面打扫干净。这时的苦槠林就像即将出嫁的新娘一样：白净、整齐、丰满、漂亮。那段时间，苦槠林里秋风习习、人影绰绰，夕阳这位多情的艺术家，不时地用他那彩色的画笔，为家乡绘就了一幅幅亮丽的风景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农村资源匮乏，农民生活贫困。村民们往往把苦槠磨成粉，作为居家必备良药。你可别小看了这些黄里带白、稀松平常的苦槠粉，对农民来说，它的作用可大了：小孩长痱子了，大人们劳累过度掖下或者肛门发红，抹一些苦槠粉，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好了；如果你上火了，喉咙疼痛、拉小便刺痛，泡几回苦槠粉喝下，见效奇快；另外，它还有止血的功能，苦槠冻还能做成美味的菜肴呢。我那80多岁的奶奶、勤劳能干的母亲就是捡苦槠大军中的一员，我们小孩子每天中午、晚边放学后，都会以捡苦槠为名，借机跑到后门山上去玩耍。星期六、星期天假若没有去砍柴，那是一定要去捡苦槠的，否则就会挨母亲大人的训斥。最有趣的是若遇上刮大风或是下大雨的天气，村民们便会全家出动，或戴斗笠、或穿蓑衣（雨衣），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苦槠林，因为这时地面上往往铺满了从树上掉落、成熟了的、黑而发亮、大大小小的苦槠。若是晚上下大雨，那就更有意思了，勤劳的人家就会趁天还没亮，凌晨三、四点钟就早早起床，点着火把，或者打着手电，急急忙忙地奔向苦槠林。听母亲讲，有一年的凌晨，上半夜下大雨，下半夜雨停了，村民们又像往常一样，争先恐后地跑到苦槠林里捡苦槠。因为捡的人太专注，没注意前面有人，结果蹲在下方的人点的火把，竟将上方的人衣服都烧着了还不知道呢。 家人们把成篓成篓的苦槠捡回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剥苦槠了。剥苦槠是个苦差使，在我家，那是祖母和母亲两个人的事，我就常常看见她俩因为长时间剥苦槠而手指龟裂开来，在寒冷的冬季，那是非常痛苦的，然而她们只是用风湿膏药随便贴一贴，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喊过痛。为了便于剥壳，母亲常常会将苦槠拿到太阳底下暴晒，等它们裂开了，就一个个将它们的壳剥开，里面黄黄的果肉，圆圆的，煞是好看。如果有个别果肉变黑了（捡回来的苦槠不能久放，会变黑），母亲就会将它丢掉不要，因为那是坏了的苦槠，做成粉会影响苦槠粉的品质。若遇上连绵的阴雨天，而捡回来的苦槠又多时，母亲就会用家里的石磨将苦槠倒在地上碾开，然后将苦槠肉碎片一片片拣起，放进瓷缸里用清水浸泡，每天都得搅拌换水。这个工序非常繁琐，需要耐心细致，那是母亲的“专利”，父亲和我们几个小孩是从不沾边的。 到了腊月，母亲便会用家里的石磨，将浸泡已久的苦槠肉，一勺一勺地舀进石磨，日以继夜地将它们全部磨成粉，再用清水冲洗，然后装进一个大大的木桶里，用长长的扁担搅拌二至三天，把残渣废料过滤完，再用清水让白白的苦槠粉沉淀几天，等天晴的时候，母亲就会把木桶里的水淘干，用菜刀把桶底的苦槠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拿到楼顶晒干，再装进一个密封的罐子里，以备不时之需。一家人捡苦槠一个月，剥苦槠又一个月，浸泡换水又得一个月，磨成粉晾晒又得半个月，到最后，几十斤的苦槠变成粉却只有十几斤。即使这样，隔壁乡村的妇女来家里讨要一点，母亲也毫不吝啬，总是有求必应，用纸包一小包送给她们。我们偶尔也会埋怨母亲的大方，可她总是说：“人家拿去做药用的，我们要尽力帮忙！” 外殿与外殿婆婆 （左边的木板房就是外殿婆婆当初住的老房子） 朱源村有一条山涧穿村而过，在村子中央，村民们在溪面上建起一座桥，叫“外桥”，紧邻外桥有座很大的房子，叫“外殿”，里面有阁楼和戏台子。上世纪中国刚解放的前后几十年里，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是相当贫瘠的，外殿的戏台曾红火了一段时间。每当公社搞运动、或者农闲、春节期间，这里可热闹了：常常会有戏班子来唱戏，一唱就是好几天。后来，因为热爱，父亲干脆与本村十几个年纪相仿、志趣相投的男子组建了一个戏班子，农闲的时候他们不仅在自己村里演，也应邀游走于附近几个乡村的舞台上，无偿献艺。用他们的原话说：只图个开心、热闹、长见识！印象最深的就是江光灵叔叔一个大男人，演个女的竟那么惟妙惟肖，时常惹得台下的观众纷纷鼓掌叫好！ 朱源村原先没有村部，外桥既是村里的议事亭，也是村民纳凉、聊天的主要场所，每天午饭和晚饭后那里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夏天，外桥特别凉爽，不管有事没事，大伙儿都爱到那里坐一坐。有的人累了困了，甚至就躺在外桥的长凳上睡个午觉再去干活。小孩也爱屁颠屁颠地跟在大人身后，跑到外殿里去捉迷藏。外桥是用比较厚实的硬木板铺成的，但也经不起长年累月车来人往的碾压，于是有些木板便会松动起来、甚至断裂开了。因没有及时修复，结果出现了小孩掉到小溪里的意外状况，虽然有惊无险，但还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后来在杨团林伯伯的发动下，村民们四处化缘筹资，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齐心协力把外桥翻建成了钢筋混泥土桥，把外殿修缮一新，变成如今的老人幸福院。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经常会到那里去看看电视、录象，听听戏曲，唱唱卡拉OK，打打牌什么的，他们乐呵着呢。 最难忘的是我小时候，母亲逼着我去外殿戏台下的小小学堂里，跟本村的民办老师江富有读书学习的事情了。那时我们三个最要好的邻居小伙伴吴如财7岁、我6岁、杨帮旺5岁，一起去外殿的戏台下念一年级（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幼儿园，一开始读书上的就是一年级）。顽皮的我觉得自己还小，根本没玩够，执拗着不去上学，也不管如财和帮旺两个小伙伴怎么劝说。甚至站在外桥上任性地将刚发下来的新书和母亲买来的崭新的笔记簿，全部抛到桥下的小溪里，看着母亲焦急地追逐着溪流努力打捞书、簿，而我却幼稚地拍手哈哈大笑。但富有戏剧性的是，后来他们两个却经常逃课，反而是一开始最不想去读书的我竟被书本迷住坚持读下来了，并且放学回家，还时常会将附近几户人家里的小孩组织起来，在自家的门板上用木炭板书，学着老师的样子，教他们读书习字，很有小老师的风范。 外桥旁边住着一位90几岁的孤寡老人，我们村里的小孩都亲切地称她为“外殿婆婆”。老人家白发苍苍，蜡黄色的脸满是皱褶，一双三寸金莲脚，走路颤颤巍巍的，平时总是拄着一根拐杖进进出出，行动极不方便，生活自理困难。村民们三天两头都会上门探望，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事情。我就常常看见住在她家对门的毛民公公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挑柴火给她老人家烧，我母亲空闲的时候也时常会主动去帮她梳头、洗菜、做饭、打扫卫生。村里的人打她门前经过，都会进去看看外殿婆婆是否安好，是否需要帮助。看着大人们进进出出地为老人家洗衣、送菜、碾米、劈柴……我们小孩子耳濡目染自然也不甘落后，时常也会挑着一担小簸箕，心甘情愿到杉树林里捡那些落下来的干杉树枝叶给老婆婆“起火头”，哪怕杉针很扎手、会刺人，却都以学雷锋做好事而自我解嘲，相互安慰。外殿婆婆看我们这么懂事，在我们倒好杉树枝叶后，常常会塞给我们一块冰糖或饼干作为答谢，而我们也满心欢喜地接受，内心为做好事而快乐着。 挑水与给水人家 都说“水是生命之源”。“吃水难”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朱源村的村民。打我记事起，我家就是一直挑水喝的，而我家那口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大水缸特别能装，要挑6大担水才能装满。由于我家人口多，经济拮据，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养了两头猪：一头肉猪，一头母猪。母猪一年要下两次崽，所以家里用水量特别大，那一大缸水，也仅够用一天。原先我们六姐弟年纪还小，家里的重活全部由父亲一人承担，挑水自然也不例外。父亲经常是天一亮就起床去上溪（穿村而过的那条小溪的源头，那时小溪水还非常清澈，没有被人为破坏，村里很多人都是喝上溪水长大的）挑水。后来这活儿慢慢落到大姐身上，等大姐上了高中，因为她学习任务重，再加上每天中午和傍晚还要上山帮母亲采茶、送饭，所以等我上了初中，挑水自然而然落到了我这个长子肩上。你应该知道，挑水那可是一件苦力活，对于刚高过水桶的我，那时还没有什么力气，只能大半桶大半桶地挑。从上溪到家里，一路摇摇晃晃、停停歇歇，把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再从右肩换到左肩，如此循环反复，花了吃奶的力气，总算将半担水挑回了家，倒进水缸里。等挑满那一大缸水，我那稚嫩的双肩早已发红，有时还会磨破了皮，可十几岁的我已经懂事了，知道父母养育一家九口人的艰辛与不易，很少在母亲面前叫苦喊累，大家都自觉地为这个大家庭尽一份力（二姐专门负责做饭、洗衣服），挑水的事情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后来，村里一事一议，在村中心地带建起了一座石砌的蓄水池，将上溪田里的一眼泉水引进池里。可我们还得挑水喝，只不过路程近了一半，但全村人都来这里挑水，很挤，经常要排队等候，很是麻烦。于是我们住在马路边的几户人家，就到临近的溪畔自然村刘世清家里挑水喝。跟他家并排住着的还有几户人家，可那几家人的前后门早上总是很迟才打开，而刘世清家的院门一年四季常开着（或者虚掩着），我们外村人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每天天一亮就不断有人陆陆续续的进出他家的院子，铁桶的吭铛吭铛声、扁担挑水时发出的咿唔咿唔声，不知打扰了他们家人的多少个清梦。来挑水的人多了，经常会把他家院子的泥土地面弄得湿漉漉的，可我们却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家人为此抱怨过。一开始，我们将铁桶放在他家的水龙头下接水，可是这样挑一担水要等很长时间，如果碰到前面刚好有人也来这里挑水，那又得等。不知什么时候，来挑水的人发现他家院子里水龙头的下方地上竟放着一口小水缸，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塑料水瓢，满满的一缸水刚好够我们一担水，我们再也不要等待，一来放下扁担，舀满水挑着水桶就可以走，比原先快多啦！再后来，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他们又把院子里的地面铺上了水泥进行了硬化，把小缸换成了一个大瓷缸，那瓷缸可大啦，能装两大担水还有余，我们来来回回地挑着、水龙头里的水哗啦哗啦地流淌着，善良的微笑在刘世清家人的脸上荡漾着，我的少年时代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过去了。 直到中考结束，接到南平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月光十分皎洁，一家人都在为我能跳出农门而激动得睡不着觉。当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即将远走他乡，到很远很远的外地去上学，以后没有什么机会再为家里挑水和分担一些家务时，内心不免愧疚起来，于是情不自禁地说：“爸、妈！你们看，月光这么亮，我起床去挑水怎么样？反正也睡不着。”在外地求学期间，听说，挑水的重担又落到父亲、大姐的肩上了。双抢时节忙不过来，就连瘦弱的母亲也得去挑水。如今在老家，已经很少有人会去挑水喝了，再也难以听到挑水时扁担和铁桶有节奏地发出特有的美妙乐声了。 父亲由于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十年前就早早的离开我们了。之后母亲辗转于我们漂泊在外的六个兄弟姐妹之间，老家早已不是原先的那个温馨热闹的家了。今年清明回家扫墓，路过苦槠林，抬眼望去，苦槠林里一簇簇苦槠花开得正艳，那一片片金黄，在阳光的照射下是那么的耀眼，是那么的灿烂，是那么的让我迷恋。恍惚间我又回到了快乐的童年，在老屋里跟姐弟们追赶吵闹，在巷子里与小伙伴们玩耍嬉戏；在外殿的戏台下，父亲时而把我驮在肩上、时而把我抱在胸前，用他那硬硬的胡渣扎我的头、扎我的脸，惹得我哈哈大笑；年关将近，我们父子俩轮流挑着爆米花机，一路走村串巷，一路吆喝着：爆米花啰、爆米花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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