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也进来了？！” “真想不到竟能在这里见到你！” 1956年1月11日，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内，一群人在相互寒暄，脸上变幻着惊诧、欣喜、激动、害怕等复杂的表情。 他们都是国民党的战犯，原本他们被分散关押在全国各地，功德林也是其中之一，后来被集中到功德林监狱关押，人数高达200人。 他们中的杜聿明、黄维、邱行湘、文强、沈醉、王耀武曾经都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将领，因此有人戏称：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被关进功德林的，进那里也是要有资格的。”  初入功德林，大家都惶恐不安，他们以为功德林的作用相当于“集中营”，目的就是把他们“集体处决”。 杜聿明是黄埔军校第一批学生，在抗日战争中上阵杀敌，有着显赫的战功。在解放战争中，他没能及时醒悟，最后在淮海战争中被俘。 在他看来，自己作为头号抗战分子，别人或许还有活路，他万万是没有的了，等待他的唯有死刑。他想与其被绑到刑场受尽屈辱而死，还不如自我了断反而痛快。 所以早在进入功德林之前，他杜聿明就以失眠为由，向医护人员要来安眠药，并一粒一粒攒起来。 进入功德林时，需要例行检查，管理人员在杜聿明的棉裤的左边裤腿缝隙处，发现了60多片安眠药，这个剂量足以威胁到人的生命，他的自杀秘密还是暴露了。  其实和杜聿明一样坐立不安的人，还大有人在，比如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 有一次，有人问王耀武，他最崇拜《三国演义》里的哪个人物？ 王耀武最开始的回答是关云长，但没过多久，他就慌张地跑回来说，他不崇拜关云长，他只崇拜诸葛亮。 原来他害怕“崇拜关云长”会被理解成“身在曹营心在汉”。 不过他们的担心有点多余了，早在他们进入功德林前，周恩来总理说过不会动他们，后来更是明确给出方针：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不仅给了他们盼头，而且还给他们提供相对“自由平等”的环境。在功德林里，他们之间以“同学”相称，还可以自由选举“学习委员”，来监督大家的学习、生活和劳动，甚至可以和家属通信，还能接待亲朋好友。 此致，悬在很多国民党战犯心中的那块大石头，这才放下。 不过，200多名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干部关在一起，他们之间肯定会上演很多“精彩”的故事。  初入功德林，文强显得特别“拽”。 监狱管理人员让他们写悔过书，许多人乖乖写了，写得痛哭流涕，悔过之心跃然纸上。 但文强却截然相反，他不但拒绝写悔过书，还顶撞管理干部。 他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能这样大言不惭，其实也不无根据。 他的姑母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所以毛泽东的确是他表哥。他曾在四川省委领导下工作，当时朱德是四川省委，也就是他的上级。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而他是黄埔军校的第四期学生，林彪是他的班长，所以他说是周恩来学生也不过分。  不过后来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逃脱后他试图找上级解释，可惜被上级误解，他一怒之下投靠国民党，后来他凭借着聪明才干做到了国民党保密局级北方区中将区长。 在淮海战役中他不幸被俘，后押送至功德林。 进入功德林后，文强如此嚣张跋扈，其实也不完全仗着自己和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多的是他觉得自己作为曾经军统的高级特务，犯下过大错，问题如此严重，不可能还有活路。 既然左右逃不过一个“死”字，他干脆破罐子破摔，才会如此出言不逊。 不过后来一件事改变了他的想法。 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胜利，在监狱管理方面缺乏经验，管理员第一时间想到了文强，他作为一个军统特务，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于是他就向文强请教。 文强不愿提起自己这段“黑历史”，更害怕说多了，引来共产党的厌恶。可管理员显得很有诚意，还带了纸和笔记录，他不好拒绝，便笼统地说了几点。比如犯人之间不可以互相谩骂、斗殴，以及要让他们在狱中学习一技之长等。 文强当时也就随口一说，他打心里认为管理员不会采纳他的意见。可几天后，他惊讶地发现，管理处贴出来一张告示，里面的规定居然和他此前提得并无差别，只是把罚款改成了思想检讨。 接着，他又发现所里出现了一批缝纫机、木匠工具、石磨等。 那一刻，文强觉得自己被尊重了，他感叹中共的善意，从这以后他的思想也在往后的学习和劳动中慢慢转化过来。 如果说文强是功德林的“搅屎棍”，那么黄维则是“刺头”。 黄维被俘前是淮海战役中，国民党12兵团的司令长官，进入功德林后，黄维认为所谓的“思想改造”，也就是说得好听，其实就是坐牢，因此他内心很不服。  在这种心态的引导下，黄维引发了功德林唯一一次战犯打架事件。 当天管理员组织战犯学习，他们讨论的题目是有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学习小组的组长是董益三，原是国民党的少将处长，也是最早一批进入功德林的战犯。 当董益三讲到“当初中国的银行都属于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时，黄维回了句：“那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就是毛泽东的”。 听到这句话，董益三认为黄维思想不正确，要求他写检查。黄维不但没有反省，还洋洋洒洒写了句：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董益三看到后，上来就给了黄维一记耳光。 黄维心想论军衔和资历，自己怎么都比董益三强，这口气不能忍。 然后两人扭打起来。 事后，黄维认为自己一定会受到处分，的确他受到了评判。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先动手打人的董益三受到的批评远远超过他。 黄维不禁感慨道：“共产党是讲公平的。”  还有一件事情也影响了黄维了，他进功德林的时候，身上有5种结核病：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精囊结核、附睾结核，管理人员发现后，立马把他送去了医院。 当时他的治疗需要用到青霉素和链霉素，这两种药都被英美等国家封锁进口，公安部为此特意派人去香港和澳门给他买。 为了保证黄维的营养，公安部更是每天都给他供应鸡蛋牛奶，甚至连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中断过。 黄维的病花了4年多才彻底治愈，他明白如果没有功德林的免费的治疗和精心的照顾，他的命早就不在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黄维的心也在治疗过程中变得柔软，他很感激赋予自己第二次生命的中国共产党。  这么多人被关在同一个地方，有矛盾，当然也少不了趣事。 这些高级官员，平时生活上都是有勤务兵打理，养尊处优的。刚到功德林的时候，有部分人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懂。 那时，王陵基逢人就问：“挤出来的牙膏怎么收回去？” 原来，他不会挤牙膏，一挤就挤出来一长条。 牙膏等生活用品是定量供应的，结果就是那个月王陵基没有牙膏用。 他还不会刮胡子，总是一不小心弄得满脸是血。 后来，杜聿明实在看不下去，主动帮他刮。  在功德林还上演过不少“鬼故事”。 在解放战争期间，不少被俘和投降的国民党将领，都被老蒋隐瞒了，在对外宣传中，他们被报道为“自杀殉国”。 在功德林中，原国民党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看到了曾被要求死守洛阳的少将邱行湘，他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大白天撞见鬼了。 原来，邱行湘就是老蒋对外宣布的“舍身就义”的“烈士”之一。 功德林里面最热闹、难忘的一幕莫过于8个将军合力“杀猪”。 刘峙原来是国民党上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担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防守平汉路沿线。 结果，日军打过来时，刘峙还没开打，就带着部下逃到石家庄，致使华北的大片国土沦陷，国人对此极度不满，因此骂他为“长跑将军”。  解放战争时期，老蒋看中刘峙的忠心，任命他担任徐州“剿总”总司令。 命令一出，一片哗然，有个人当众发难，说：徐州作为南京大门，应该派一名虎将，就算不派虎，派只狗看门也行，怎么能派一只猪来？ 于是，刘峙“猪将军”的称呼就这样传开，国民党的将领们非常地瞧不上他。 一年过春节，功德林的学员要杀一头猪过年，这群战犯给杀猪活动起了个名字：“围剿刘峙”行动。 这场“行动”由宋希濂担任总指挥，沈醉负责操刀，八位将军参与“围剿”行动，结果，猪跑了，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得成功。 后来，大家作战斗总结：出动了4个兵团、8位将军、由兵团司令策划、军统高手执行，终于取得了国军在大陆的唯一一次会战胜利！ 这群战犯虽然在性格、想法上有着巨大差异，但在1950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们的意见空前统一，那就是：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爆发时，功德林里的战犯只有一种意见：不能打，打不过美国。 他们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参加抗日战争，在他们的认识里，日军的装备已经很厉害了，国共联手才勉强一战，而美军那可是比日军更厉害的角色。 和美国打，可以说是拿鸡蛋碰石头，毫无胜算。 当时，管理人员让文强写一篇关于“美朝战争的预测”文章，他洋洋洒洒写了5000多字，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还有些自诩为美国问题的专家，他们也一致认为：美国必胜。 还有极个别的甚至开始筹划，如果美国胜利，自己该怎么向蒋介石表忠心。 在志愿军和美军的战争开打前，杜聿明其实也不看好志愿军。 他曾率领过第一批接受美军培训的远征军，也率领过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军团。他是老蒋众多将领中，唯一一个既熟悉现代化作战、又了解美国机械，还能指挥兵团级以上作战的人。 所以，杜聿明比任何人都清楚美军纯机械化部队的战斗力有多强。 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功德林里的战犯们，甚至连杜聿明也逐渐改变了想法。 他们心想，这样装备差距悬殊的仗，如果让他们来打，不但毫无胜算，估计还会全军覆没，但志愿军居然打赢了。 原本，他们希望美军赢，但是现在，他们更希望中国人能胜利！ 这批和美军有过大量接触的国民党将领，难得心平气和地凑在一起，把自己所知道的美军战术和美军装备全部写了下来，整理成《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共计6万多字。 有关部门看过之后，认为非常有价值，立即送到了中南海。 毛主席阅读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将关键点通知了前线将领。 朝鲜战争的进程给了这批国民党战犯极大的震撼，他们没想到，志愿军居然真的能和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硬抗，并如此快速越过三八线！ 他们一边欢呼雀跃，一边想着要再为战士们做点什么。 很快，机会就来了。 当时，志愿军后勤补给跟不上，前线战士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吃炒面充饥。 可很快连炒面也供应不上，即使东北军民合力，缺口依然补不上。于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发起了“炒面粉运动”，功德林里也不例外。 以前养尊处优的将领和高级干部，一听炒出的面粉是要被送往前线的，热情都空前高涨。 这时的他们，不再在意派系，也不再计较以前的恩怨情仇，大家每天都齐心协力，拼命炒面粉。 他们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人，深知人是铁，饭是钢，在前线吃不上饭是没有力气打敌人的，所以炒起面来格外卖力。 就连平日里最不配合的文强和黄维，也干得热火朝天，黄维还一板一眼地监督抱病干活的杜聿明，生怕他掌握不好质量和火候。 后来，负责志愿军后勤的人表示，功德林炒出来的面粉质量格外好，既脆又细，还没有焦味。据说，这是因为战犯们把所里配给他们的芝麻、花生、瓜子仁等零食，全往炒面里面加了。 其实，这些战犯中，或许当时依然有人怀有二心，但是，那一刻，他们每个人都希望志愿军打败美国人，都希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给功德林的战犯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就像杜聿明后来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对于他们的功劳，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是看在眼里的。 1959年12月4日，一份特赦令正式公布。 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邱行湘等10位国民党战俘，被特赦释放。 文强虽没在第一批名单中，但他显得十分激动，因为在这次事件中，他明白了原来共产党讲话是作数的，为了表达他的心情，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 “天安门再见，依依话久违。” 之后的六年，每年都会有一批战犯被特赦。 1975年，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还有一批战犯在关押时，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同年3月，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 文强和黄维作为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在得到释放消息当天，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终于可以见到了家人。 文强更是激动地作诗一首：“顽石点头实在难，几多恶梦聚心田。……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这些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周总理在尊重他们的基础上，也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去处。 周总理在全国和各省市政协机关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邀请被释放的战犯为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构的工作，其中有杜聿明、黄维、文强、董益三等。 他们每月的工资100元，分配有公房，还和高级干部享受同等的医疗保健，可以说是待遇优厚了。 从战场到功德林，从威风凛凛的国民党将领到监狱战犯，他们原以为脱离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无望的死路。 可生活就是这样总是会在绝望处开出美丽的花，在功德林他们不单获得了人格的尊严，接受了思想的洗礼，还学会了一技之长。 被释放后，他们从毫无尊严的战犯一跃而成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拥有了稳定的工作，丰厚的收入，幸福的生活，还能把生命最后时光贡献给社会，发挥他们自身的价值。 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宽厚，以及他们作为政治家的智慧。大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谋事者心宽似海，成事者腹有韬略。 . END . 【文| 八二沙袋】 【编辑| 毛毛雨】 【排版 | 毛毛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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