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75年文强被特赦后，好友黄维打趣说：“你给我们安排了婚礼，你自己怎么不结婚？” 随后，文强迈入了第三段婚姻，和张瑞馥结婚，但张瑞馥脾气不好，又懒惰，文强说这是“一件错事”。 尽管如此，病重的周总理依然在默默关怀着文强和他的妻子，甚至在临终前还见了他一面。  图 | 文强 文强被俘文强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来脱离共产党，成为了国民党特务，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在监狱一呆就是26年。 文强先是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的一个教导团里，新中国成立后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 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文强属于重要战犯，所以手铐和脚镣是必须要带的，但是在后来的管制中，他和杜聿明同时被摘下刑具，得到了该有的待遇。 起初，文强也不太懂，明明是犯下了大错的人，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呢。  其实，相对于杜聿明而言，文强的问题较为严重，他身为军统的高级特务，刚被俘的时候，死不悔改。 他曾义正词严地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没有杀一个共产党员，我是被逼无奈，如果当初没有这条路，我早就死了。” 刚刚到功德林的时候，其实他和黄维差不多，在思想上很固执，每当教官在训话的时候，他都白眼相待。 甚至干活的时候，也不会安分，对于文强来说，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过很清楚，他从来不会奢望自己会被释放。 随着共产党的优待政策下发，尤其是毛主席的“不审判不判刑”的原则传到监狱后，他们才吃了一颗镇定剂。  狱友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现在已经这样了，该交代的问题都要交代的，迟交代不如早交代。 但是有一点，他自己的问题也不会强行加给别人，有错误就要改正。 在监狱渡过几年后，文强的表现算是逐渐变好，在交代抗日战争经历的事情时，他理直气壮，在解放战争中的事情，一脸丧气。 监狱是一个大家庭，有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由于文强起初的表现还好，小组选组长的时候，文强成为了那个小组的组长。 在监狱还可以当组长，这是文强做梦都没想到的。 其实在监狱中，想要争取表现的机会，组长的机会是更多的，他们习惯于打小报告，和监狱的领导搞好关系。 但文强却和别人不同，每当有狱友吵架的时候，他往往会采取裁判的行为，不偏袒任何一方。  据说有一次，和文强一个组的有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王陵基是个教徒，常常会闭眼打坐。 但是那天正好跪在了莫德宏的面前，莫德宏很排斥，便说：“你拜我干啥，是不是要咒我死。” 王陵基睁开眼才知道，原来莫德宏在自己的面前，但他对莫德宏的态度十分不满，便对莫德宏说：“你跟我吼什么，我哪知道你在面前，再说了，你是小小的中将，我至于给你拜吗？” 莫德宏一听这话就火了，王陵基虽然是上将军衔，但现在都入狱了，还分什么大小呢？ 莫德宏生气地说：“我再怎么说也是48军副军长，你算什么。” 两个人都开始大喊大叫，弄得整个宿舍不可开交，大家谁都不敢去拦家，毕竟这两个人都不是好惹的。  文强作为组长，只能挺身而出了，他说：“这有什么的，下次王陵基再拜拜的时候，你就背着他不就行了。” 但两个人早就把这件事忘在了脑后，是对彼此的为人不满意了。 无奈之下，文强决定给王陵基换个位置，换到了墙边，这样他再拜时，对着就是墙。这下问题不就解决了。 但换位置并不是组长可以决定的，文强不嫌麻烦，专门和监狱的管理人员说了这件事，管理人员对文强的做法十分满意，还重重地表扬了他。 或许是因为被表扬的缘故，文强这个“组长”的位置一坐就是好几年。  文强和大家慢慢熟悉了，他曾经对策叱咤风云的往事也都一一揭开，有一次他和朋友谈论起来以前的事，骄傲地说：“你们不知道，毛主席其实是我表哥，周总理是我的恩师，就连林彪，也曾是我的部下呢。” 大家都觉得他在吹牛，其实文强所言并非虚假，当年在黄埔时期，文强确实是大人物。 鲜为人知的往事文强是190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西麓，父亲叫文振之，早年间他父亲和孙中山等人交往。 据说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子孙，但具体不清楚。 他之所以说毛主席是他的表哥，是因为他叫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为姑姑，也就是说，文强的父亲和文七妹是兄妹关系。 在年龄上，他和毛泽覃是同学，所以从小就叫毛主席为大哥。 按理说，受到大哥的影响，应该义无反顾地当个共产党人才对，为什么最后脱离共产党呢？ 1925年，文强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第四期，和林彪成为了同学。 林彪曾回忆，当年在黄埔，他和文强还打过一架。 一次学习打靶结束后，林彪的枪里还有一颗子弹，而且他也没上交。  当时文强是班长，他看见林彪晚上睡不着，好像有什么心事，后来突然就听到了一声枪响，管理员冲进来就大喊：谁开的枪。 文强把实话说了出来，他说不知道谁开的枪，只是觉得林彪有点不对劲，心神不宁，一直在枕头下面乱摸。 管理员马上去调查林彪，发现林彪的枕头下果然有一把枪，而且火药味还没有散尽，子弹壳还在枕头底下。 原来林彪偷偷摸枪，不小心走火了。 当时林彪上铺的兄弟正好请假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如此，林彪还是被关了两天禁闭，但林彪对文强很不满，他说：“你干嘛落井下石啊，没良心。” 文强说：“我实话实说，怎么没良心了。”  林彪是个直性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朝着文强就是一拳，然后两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两个人谁也不让谁。 由于林彪身子瘦弱，不是文强的对手，最后也没有分出个胜负。黄埔毕业后，两个人很少联系了。 或许文强也没有想到，这个曾经和自己在学校打架的同学，以后成为了开国元帅，还是国防部部长。 在黄埔军校，文强记忆最深的恐怕就是周恩来了，当时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多次找文强谈话，欣赏文强的才华。 1926年，他跟随北伐军到武汉后，又跟着朱德到处跑。在九江时，他参加了贺龙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  也正是这个机会，他有幸在周逸群的特务连当了连长。 在当时战争不断，尤其是起义失败后，他跟随周恩来在福建打了几仗，然后跟随周恩来去了香港。 由于环境特殊，他从香港回到上海寻找周恩来时，一直没有找到。其实当年发生了很多事，也成为了文强改变人生的转折点。 由于没有联系上周恩来，只遇到了廖宗泽，当时廖宗泽是中共四川特委委员，找到组织后，他到川军中当了一个支部书记。 后来由于李立三路线发生了，他又跟随部队辗转不已，最后回到重庆，被派到四川22县担任川东特委书记。  实际上，领导着22个县的军队和地方武装，地位是相当高的，但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 文强被捕后，曾设法越狱，他先后到四川湖北等地寻找党组织，后来带着妻子到上海，不料发生了顾顺章叛变事件。 当时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已经切断了所有联系方式，这意味着，文强已经无法联络上党组织了，他慢慢脱离了共产党。 之后，他隐退在湖南当了一个记者，专门报道国民党的恶性事件，但是被何健抓到，1934年在廖宗泽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从此效命于军统。 实际上，廖宗泽之所以找到文强，是戴笠的安排。 所以文强的工作就是训练特务，从事策反工作。  尽管文强在被捕后，声称自己从来没有杀过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和戴笠在一起共事，身上的污点始终是难以清除的，他靠着戴笠的提携，在华北和东北做了很多事情，甚至和杜聿明成为了好友。 在1948年9月，蒋介石曾让杜聿明推荐一人担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杜聿明推荐的正是文强。 后来在准海战役第三阶段中，文强率领部队找出路时走投无路被俘虏，先是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后来在 1950年春，文强作为首要战犯被转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后被平等对待，学习积极，改造认真，晚年幸福。 最后一批被特赦1959年12月，在第一批特赦战犯时，杜聿明名列其中，出狱时，杜聿明对文强说：“你救了我的命，不然我是不会被特赦的。” 杜聿明说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 在徐州撤退途中，手下人抓了7个武功队员，当时杜聿明曾下达了“枪决”命令，但文强偷偷给放了。 日后杜聿明的罪证中有一条“杀害了七个武工队员”，文强作证说：“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而且一个都没有死。” 所以杜聿明在这点上对文强是感恩的。 但文强的特赦之路却足够漫长，他在刚入狱时，表现和黄维一样，态度极其不好，或许这成为了多次榜上无名的原因之一。 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时，他才出狱，正如毛主席所言：他们老的老，都放了算了。 按照要求，战犯出狱后有亲戚的可以落脚亲戚家，但周总理对最后一批战犯特别关照。 不仅把文强安排在了文史馆担任文史专员，还选他为小组的组长。文强笑着说：“我在监狱里是组长，出来了还是组长，一干就是十多年。” 文强的晚年其实十分幸福，他不仅身体不错，而且兴趣广泛，也是一个会写诗的才子。 据说在改造期间，文强还写了一首小诗：
文强出狱后，为了纪念自己的喜获新生，他写了一首小诗，起名为《顽石点头难》。 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他可以把自己比作是“顽石”，可见也是一种乐观的心态。 好友黄维打趣说：“你给我们安排了婚礼，你自己怎么不结婚？” 随后，文强迈入了第三段婚姻，他的妻子是一个叫张瑞馥的女子。这个人的父亲是清朝的一个将军，可以和文强共度晚年，也算是幸福了。 但张瑞馥脾气不好，本来文强年纪大了，根本管不住。他甚至想要离婚，他说：“是我自己搞坏了，这是我特赦后最大的一件错事。” 周总理对文强的婚姻很关心，周总理更希望他可以回到共产党中，因为当年的事情，周总理也很遗憾。 1975年末，周总理已经病重，他专门把文强叫到医院，当面嘱咐，周总理说：“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吧。” 日后每当想起来周总理和邓颖超对自己的关心，他的心里就一阵痛。没想到，那次见面后没几天，周总理便与世长辞。 晚年，文强多次去美国，生活也算幸福，1992年，得知邓颖超去世后，他写了一首诗，标题是：悼邓颖超师母。 他在其中写道： 一生教诲恩如海，两泪交盈愧又惭！誓将晚节遵遗教，一统和平报国安。 或许，周总理看到文强的这首诗，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2001年10月22日，文强结束了坎坷的一生，享年94岁，其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去世前一个月，他在病榻上完成了《文强口述自传》，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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