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名将11人：个个是蒋军精英，除杀害江姐的徐鹏飞外全部善终

功德林名将11人：个个是蒋军精英，除杀害江姐的徐鹏飞外全部善终！

解放战争之初，我们对于在战斗中俘虏的敌兵是这样处理的：武器收缴归我所用，战俘就地释放。

但这对我军的战斗力来说就失去了重要的补充机会，毛泽东对此专门指示：“我们要善于发动和改造国民党的部队，其中就应该包括这些俘虏兵，对他们进行教育，让他们投入人民的队伍中。这样我们就等于消灭了2个敌人。”

解放战争中，我军之所以越打越强、越打越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收编后的俘虏经过改造后成为了我军的组成部分，当时专门有一个名词叫做“新解放战士”。

在每次战役之后，敌我两军都有伤亡，但蒋军补充极为困难，只能靠“抓壮丁”，而解放军的补充非常迅速，一方面翻身农民参军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大量的“新解放战士”快速充实到我军中，他们的战斗力、经验和军事素质都现成的，这样一里一外，在辽沈战役之后，解放军从总人数上就超过了蒋军部队。

俘虏兵可以就地消化吸收，但被俘的敌军高级将领却不能，他们的思想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改造过程。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高级战俘越来越多，我军建立了多个关押和改造高级战俘（战犯）的场所，其中，功德林因为其关押的战犯规格之高、影响之大而成为所有战犯管理所中最著名的一座。

功德林据说早期曾是一座寺院，从解放战争的后期开始作为战犯管理所使用，一直“服役”到上世纪80年代。

早在民国期间，这里就是一所监狱，最初由著名的北洋“六不总理”段祺瑞建立，当时叫“京师第二监狱”，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就在这里被军阀张作霖杀害。

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很多知名战犯都被关押在这里，其中大多数都是蒋军中的骨干将领。在他们当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的“天子门生”，有带兵十万甚至几十万的封疆大吏，有军统的大特务，也有血洗苏区的始作俑者……个个都是蒋军的精英人物。

这些曾经与人民为敌的蒋军骨干在功德林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战犯都能积极配合改造，最终被特赦，成为新中国的有用之材，但也有极个别人对改造怀有深深的敌意，最终也未能走出功德林，臭名昭著的大特务徐鹏飞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关押在功德林的大多是蒋军名将，他们也曾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大放异彩，也曾经是天之骄子，也曾有傲人成绩，但最终，经过改造，大部分人在特赦后找到了人生归宿。

这些人中，包括曾经在东北和徐蚌带兵几十万的杜聿明、研究了半辈子永动机的著名“物理学家”黄维、被郭沫若称为“僵尸”的康泽、人称“小委员长”的邱行湘以及军统特务头子文强和沈醉……

杜聿明：功德林中黄埔系的代表，军权最大。

杜聿明天生就是当军人的料，因为他是“绥德的汉”，事实上也是，他毕业于黄埔一期，是蒋的爱将。杜聿明是抗日名将，曾在昆仑关和印缅血战日军。

蒋之所以信任杜聿明，基于两个基本点：一是杜聿明有能力，二是他听话。远征军回国，孙立人听了史迪威的话绕道回国，损失极小，但蒋不喜欢，因为孙立人不听话；相反，杜聿明深得老头子欢心，因为他听了自己的话，尽管野人山损失惨重。

蒋喜欢杜聿明，因此让他到处充当自己的打手。东北卫立煌不听话，他让杜聿明以副总司令的名义“掺沙子”；徐蚌刘峙控制不住局面，他让杜聿明出头。结果不但断送了数十万大军，也直接把杜聿明送给了陈毅当俘虏。

当被俘虏的时候，杜聿明以头抢地要寻死，不过后来并没有对改造做过多抗拒。杜聿明身患多种疾病，战争年代没有时间好好医治，但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我军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终于痊愈。杜有严重的脊椎方面的疾病，我军的医生为他量身定制了石膏模具，这套模具在治愈杜聿明的顽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所以后来杜聿明非常感慨地说：“我是躺在模具里完成的改造。”

杜聿明后来在1959年被特赦出狱，因为他的地位特殊，态度又积极，是第一批被特赦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关心他的工作生活，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的专员。

1981年，一代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北京，享年77岁。

顺便说一句，杜聿明有个女儿叫杜致礼，杜致礼的先生是一位知名物理学，名叫杨振宁，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李仙洲：蒋曾预言他会被我军杀死。

李仙洲在功德林名将11人中，是较早被俘的，他于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中被陈毅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俘虏。当时，华野刚刚正式成立一个月。

在所有的高级战俘中，李仙洲是最不被蒋看好的将领，在他被俘之后，蒋曾责问王耀武，为什么把5万多人交给一个能力差的李仙洲来负责？同时他告诉王耀武，作为被俘的蒋军高级人员李仙洲，他迟早要被解放军杀掉！

当然事实让蒋失望了，我军不仅没有杀掉李仙洲，反而成功改造了他。

敌人对于落入他们手中的共产党领袖，屠杀几乎是唯一的政策，几十年来除了陈赓和华北的“61人”之外，几乎就没有例外；而我军则正好相反，除了红军时期的张辉瓒和解放战争中的郝鹏举，基本没有杀过高级战俘。

李仙洲是山东人，为人豪爽实在，很讲义气，他的被俘和韩练成有直接关系。他本来可以逃出升天，但听了韩练成的话等他收拢部队，结果耽误了两天时间，临出发时也晚了几个小时，只为等韩练成。结果没跑出去，华野的包围圈早已收紧，他只能乖乖当俘虏。

他所不知道的是，韩练成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地下党。

李仙洲被俘之后，陈毅第一时间来看他，叮嘱工作人员，说李仙洲是山东人，爱吃水饺；无独有偶，周恩来也对李仙洲非常关照，管他叫李大哥，也告诉工作人员李仙洲爱吃水饺。

李仙洲结局不错，在第二批被特赦，出狱后担任过山东政协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等职。

1988年，李仙洲病逝于山东济南，非常高寿，享年94岁。

王耀武：杜聿明都看出了吴化文的“反骨”，王耀武就是看不出来。

王耀武、俞济时和张灵甫这三位民国大员有着共同的主线，都曾当过王牌军整编74师的师长，俞、王是张灵甫的老领导。

王耀武是抗日名将，毕业于黄埔三期，军事造诣在众多的蒋军将领中也是数得着的，解放战争中兵强马壮，没有山东王之名，却有山东王之实。

济南战役实际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许世友只用了8天的时间就一举将固若金汤的济南城攻克，王耀武也做了华野的俘虏。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在济南城破之前，王耀武并没有像蒋军一一贯的做法那样把关押的我军工作人员大肆屠杀，而是礼送出境，还发了路费。

而王耀武之所以在短短8天就丢掉了济南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吴化文的起义。

事实上，早在杜聿明来济南城的时候，就看出了吴化文那躲闪的目光，他当即敏锐地意识到吴化文靠不住。但当他把这一消息告知王耀武的时候，后者不以为然。果然，济南一开打，吴化文就起义，如果不是吴化文的临阵倒戈，王耀武不至于输得那么惨。

在功德林，罗瑞卿大将曾奉毛泽东之命前来探视，给他吃宽心丸，告诉他功是功、过是过。

1959年，王耀武和杜聿明一样，在第一批就被特赦出狱，而且，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他和一位中学老师喜结连理。

1968年，王耀武病逝于北京，享年64岁，相比而言，王耀武的寿命在功德林战犯中不算太高。1980年王耀武的追悼会在北京召开，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黄维：最“顽固”的书呆子，永动机的狂热追捧者。

黄维的被俘地点本来可以不用在淮海战场，本来他属于华中战区，归白崇禧管。

但在黄百韬被围于碾庄之后，蒋军高层怕这个能征善战的兵团被华野吃掉，因此让黄维从华中来援。

黄维有“书呆子”的绰号，办事一板一眼不肯变通，在蒋规定的前进之路上有多条大河，这对黄兵团的重装设备是致命的，但黄维不管这些，仍然像疯了一样冲向淮海战场，于是，在双堆集他被刘邓的中野以几乎同等兵力包围了。

黄维兵团固然强悍，但刘邓大军再加陈士榘的特纵更加厉害，于是，这个黄兵团和另一个黄兵团一样遭到灭亡的命运，黄维也当了俘虏。

在功德林，黄维是最死硬的战犯，尽管我军治好了他的多项顽疾，但他还是不肯心悦诚服地接受改造，这位昔日的高材生把精力转而研究永动机。

不能不说黄维是个真正的书呆子，永动机已经是被物理界枪毙掉的课题，如果永动机能研究出来，那能量守恒定律就无法成立：永动机的能量能被制造出来，自然界的能量又如何守恒呢？

黄维未必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还是一头扎进了永动机的研究，当然，除了白费力气外，他什么也没得到。

黄维是在1975年在最后一批战犯特赦中获释的，这已经是第7批了，这一年293名战犯全部获释。黄维在功德林待了整整25年，随后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文史专员，专门从事军史研究。他于1988年去世，享年85岁，也算高寿了。

黄维一根筋，但这不代表他是非不分，在他出狱之后，台湾邀请他前去定居，他以“共产党于我有恩”为由谢绝了。晚年的黄维一直想赴台湾为已经逝去的老友们扫墓，可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一直到死，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这成为了黄维最后的遗憾。

康泽：军委专门要求把他带着镣铐押送到华北。

严格来说康泽不算一个正宗的军事将领，毕竟他的军政生涯和杜聿明、王耀武这些真正的“武人”不太一样。但他的名声极大，大到什么程度？在毛泽东的文章里都曾经提到过他：

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这几乎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读材料，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这样评价康泽：“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当初康泽在襄樊战役中被刘、陈、邓的中野大军抓住以后，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了给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的贺电：“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等七座城市，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军委专门提出要求：将康泽带上镣铐、武装押往华北。

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康泽何许人也？

康泽是四川人，黄埔三期，抗日战争期间，康泽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政治部集中了国共牛人，部长是陈诚，副部长周恩来，第三厅厅长是文豪郭沫若。郭老这样回忆康泽：康泽迈着他那僵尸一样的步伐走来……

康泽最大的恶行不在战场，而在红军撤离苏区之后，他对苏区人民的残害，他发明的“保甲制”惨无人道，毛泽东曾经说过，苏区的失败，一在蒋介石，二在康泽。

但康泽在成为战犯之后，倒没怎么抗拒改造，作为和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他了解许多内幕，写出了厚达五尺的交行材料。1961年，身体不好的康泽被批准保外就医，部分恢复了自由，两年之后，他被特赦，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范汉杰：曾在山东赶着许世友跑，却在锦州东野的炮口下被俘。

范汉杰曾任陆军副总司令，最令他骄傲的事情是曾在山东内线赶着许世友和谭震林跑，那是华野“七月分兵”之后最难过的一段日子。

范汉杰是广东大埔人，毕业于黄埔一期，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最早当上师长的。他去过德国学习军事，也去过日本考察，抗日战争中，参与指挥著名的淞沪抗战和中条山战役。

范汉杰在解放战争中的职务变动很大，当过东北行营副主任、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官以及郑州指挥所主任等，1948年1月，在陪蒋到东北视察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冀热辽边区司令官，不久驻防锦州——这似乎已经注定范汉杰的命运，因为这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把眼光盯向了锦州，他深知这里是东北大战的钥匙。

范汉杰曾希望自己在锦州牵制东野的大部分精锐，好让廖耀湘和侯镜如两大兵团数十万人东西对进，一举歼灭林彪主力——但事实证明这个规划仅是个梦想：侯镜如被程子华死死挡在塔山，而廖耀湘的大队人马却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彰武一带闲逛！

范汉杰被俘时，穿着刚换上的破棉衣、戴着破毡帽，解放军战士要把他带到纵队的队部，他不肯去，嚷嚷着“我无话可说，你们枪毙我吧！”

1960年，在功德林被关了11年的范汉杰获得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馆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1976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0岁。

范汉杰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葬于八宝山，一半葬于台湾。

宋希濂：病逝纽约，被台湾骂为“鹰犬”。

宋希濂毕业于黄埔一期，但比起他那些著名的同届同学，他的成就要略微逊色一些，这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行，而是不被他的校长重用。

在黄埔同学中，宋希濂和陈赓的关系最好，陈赓被捕后，他在蒋的面前替陈赓求情，陈赓最终没有遭遇厄运，和宋希濂有一定关系。

解放战争，宋希濂的驻防于华中的西部，控制入川的东大门。他在名义上受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指挥，而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也确实想拉拢宋希濂，为此不惜封官许愿，但白崇禧太忘乎所以了，以为蒋氏将被取代，轮到桂系翻身了，但没有想到宋希濂毕竟是蒋的人！

刘邓的二野大军挺进大西南时，蒋军兵败如山倒，宋希濂也支撑不住，最终当了刘邓的阶下囚。他是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抓住的，当时万念俱灰的宋希濂本打算抽枪自杀，但被人死死抱住，就这样，他成为解放军的战俘。

宋希濂在功德林被关了10年，于1959年被首批特赦出狱。

和绝大部分关押在功德林的高级战犯一样，宋希濂出狱之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晚年的宋希濂定居美国，为两岸统一做了大量工作，因此被台湾骂作“鹰犬”，但已经经历了一切也看破了一切的宋希濂根本不为所动，仍旧忘我工作。

1993年，宋希濂病逝于美国纽约，享年86岁。

邱行湘：处处模仿蒋介石，人称“小委员长”，却是功德林的“改造模范”。

邱行湘的资历和官职不算很突出，他是黄埔五期毕业，军衔也只是少将，而功德林名将11人中多数都是中将。

但邱行湘却深得蒋的倚重和信任，他不仅崇拜校长，而且在生活和工作的细节上，处处模仿蒋介石，因此被称为“小委员长”。

众所周知，国民党内的“小委员长”是指陈诚，因为陈诚除了军事能力不算突出外，在行政上算是个干才，能力十分突出，不然也不会爬上“副总统”的高位。

但陈诚的“小委员长”是从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和后来的官位上讲的，邱行湘的“小委员长”则来自于他对蒋的模仿，模仿到什么程度呢？蒋是光头，邱也是光头；蒋喜欢披大氅，邱也备着大氅；甚至蒋不喝茶水只喝白水，邱也有样学样，坚决不喝茶！

蒋对邱行湘非常感动，再加上他好说豪言壮语，这一点很对蒋的脾气，于是任命他为青年军整编第206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青年军，顾名思义，寄托着蒋最后的希望，也确实是，青年军中很有几个能打的，除了邱行湘，还有戴之奇。

不过，在陈赓和陈士榘面前，邱行湘的洛阳还是免不了被攻克，“小委员长”本人也当了俘虏。

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之后，邱行湘像换了个人，对于思想改造特别积极，成为改头换面的模范人物。

1959年，邱行湘第一批被特赦，后来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

1996年，邱行湘在江苏去世，享年90岁。

文强：毛泽东的表亲，当过共产党，但却是最能改造的战犯。

文强是军统著名的特务头子，他是湖南长沙人，据说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后人。

文强有一个姑姑叫文七妹，而文七妹正是毛泽东的母亲，所以文强和毛泽东是表兄弟关系。当然这个表兄弟已经很远了，应该已经出了五服，因为文七妹并非文强的亲姑姑。

文强并非一开始就是特务，他毕业于著名的黄埔四期，和林彪是同学。

军统大老板戴笠飞机失事之后，军统立即分崩离析，就在各路头目争相拉拢文强的时候，文强却搭上了湘军元老程湘的线，调入湖南军界，从此和军统一刀两断。

解放战争后期，在杜聿明的邀请下，他前往徐州，担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但文强并不知道，这一去可就再也回不来了，随后淮海战役爆发，在陈官庄的漫天风雪中，粟裕的华野大军开始收网，杜聿明的三十万大军集体被俘，文强也和杜聿明一样被解放军一举擒获。

文强不是个简单人物，他加入过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但后来走向历史的反面。在功德林，文强是个刺头，不肯接受改造，更不肯写悔过书。

时间飞逝，二十五年过去了，1975年的一天，毛泽东找来公安部长华国锋，要他研究赦免战犯的名单。华国锋说有些人不能放，太顽固，包括黄维和文强。

毛泽东笑了，说：“不要强迫人家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出狱后的文强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2001年，文强病逝，享年94岁。

沈醉：和文强相反，沈醉是积极接受改造的典范。

沈醉的名气在军统恐怕仅次于大老板戴笠。他是湖南湘潭人，算是毛泽东的同乡。

戴笠的正式军衔（铨叙军衔）是陆军少将，而职务军职为中将，沈醉的军衔并不次于他，可见沈醉在特务系统中的重量。与宋庆龄和鲁迅齐名的杨杏佛之死，就有沈醉的“功劳”。

沈醉长期在戴笠手下供职，他的机灵程度、敬业程度和专业程度都让戴笠对他十分欣赏。解放战争后期，沈醉独立管理军统云南站的工作。也正是这个职务，改变了沈醉的后半生。

1949年12月9日，云南王卢汉发动起义，云南全境和平解放，而云南的特务们却因此倒了霉。沈醉被卢汉扣押，不过，他对卢汉的起义倒是挺配合，在他的配合下，在云南的绝大部分特务被抓，特别是和沈醉共称“军统三大刺客的徐远举（即本文的徐鹏飞）和周养浩。

不过，沈醉对于卢汉的配合并没有换来卢汉的回报，他被卢汉当成战犯移交给了解放军，他几经辗转，最终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沈醉对于新中国对战犯的改造没有多少抗拒，因此在1960年的第二批特赦中被释放出来，和绝大多数被释放的战犯一样，沈醉成为政协的文史专员。

时间来到1980年，经相关部门查证，沈醉曾在卢汉的起义通电上签字，应该按起义将领对待，于是，沈醉恢复了起义将领的待遇，按副部长级别对待，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996年，沈醉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

徐远举：《红岩》中的徐鹏飞，杀害江姐的元凶，最终死于狱中。

徐远举的名声很大，但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另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白公馆。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相信都读过著名小说《红岩》，后来改编为电影之后叫《烈火中永生》，其中塑造的人物除了江姐、许云峰等英雄人物外，还有一个阴险狡诈的特务头子徐鹏飞，徐远举正是这个艺术形象的原型。

作者之所以把徐远举叫做徐鹏飞，是因为徐远举本人的自称。

徐远举是湖北人，也毕业于黄埔，但他出道较晚，是黄埔七期的，在功德林名将11人中，只能算个小字辈。

不过，小字辈徐远举并不因资历赶不上别人而气馁，相反，他比文强、沈醉等特务头子更要凶恶十倍。

蒋家王朝覆灭的时候，徐远举正担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西南特区区长，是整个西南地区说一不二的人物，和沈醉以及周养浩并列为“军统三剑客”。

徐远举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其中包括著名的江姐。

在重庆被解放军攻克之前，已经陷入疯狂的特务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和对重庆的大破坏，徐远举就是这一切的策划人和实施者。1949年冬，和沈醉一样，徐远举被起义的云南王卢汉扣押，后来被关押到重庆著名的集中营：白公馆。

白公馆是那个时代最令人恐怖的监狱，和渣滓洞齐名，不知多少爱国志士惨烈狱中，徐远举之流曾在此作威作福，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也被关在这里。正是：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徐远举后来被关押到功德林战争管理所，在狱中，他倒是没有刻意对抗改造。1973年冬，一直盼望特赦而一直没等来特赦的徐远举因被管理方批评而大怒，他大发雷霆，当晚又冲凉水澡，结果老迈的身体扛不住寒冬的冰水，当晚就因脑血管破裂而去世！

徐远举死的时候，还不到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