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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全书虽然蔓衍歧出，变幻莫测，但其中有稳定的解释范式。对《逍遥游》鲲鹏之喻的解读倾向，已经注定了对庄子的全体理解。 王夫之对“鲲鹏之喻”的阐释，与郭象和支道林均不同，他既肯定鲲鹏和蜩与学鸠，都具有逍遥的一部分，又都有缺陷。《庄子解》评论鲲鹏：“其为鱼也大，其为鸟也大，虽化而不改其大，大之量定也。意南溟而后徙，有扶摇而后抟，得天池而后息，非是莫容也。此游于大者也; 遥也，而未能逍也。”他将“逍遥”一词分开诠释，鲲鹏只有“遥”，而未能做到“逍”。蜩与学鸠只有“逍”，而未能“遥”。 鲲鹏“大”的施展有待于“大”，“大者”本身也被“大”所限制，鲲鹏有待于“扶摇之羊角”和“南溟”，内心对“大”有骄傲自夸之心，不能随过随忘。蜩与学鸠则是被“小”所限制，无法高飞远举，眼界与见识被“小”所局限。 王夫之对“鲲鹏之喻”的阐释很有个人特色，他将“逍遥”一词拆开为两个意义，鲲鹏和蜩与学鸠都只得“逍遥”的一半，各有缺陷，因此“大者”和“小者”都应针对自身的问题，努力克服缺陷，才能达到真正的“逍遥”。
总而言之，鲲鹏能大不能小，蜩与学鸠能小不能大，都有失于逍遥。王夫之认为，只有能小能大，方能称为真正的逍遥。
一天，小老鼠不小心被狮子逮到，小老鼠求狮子放了它，并说将来一定会报答狮子的。狮子十分不屑的放了小老鼠，根本不相信老鼠可以救得了狮子。可是，有一天，狮子被猎人捉住，小老鼠咬断绳子救了狮子。 《伊索寓言》中狮子与老鼠的寓言。狮子能大不能小，掉入陷阱便无法自拔；老鼠能小不能大，则无法对抗猫狗天敌，与王夫之的思路类似。是不是还得能上能下？能刚能柔？能阴能阳？能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这是什么玩意？还是狮子吗？这样的东西，在世界上存在吗？此思路的实质，是企图获得无限的性质，通过相加的方式，获得一个无缺陷的存在物。在王弼注《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中，已经否定了这一思路。凡是存在者（有），必定具备某种性质。性质既成就此物的存在（有），亦被此性质所束缚。一个琴键按下去，当它此时发出宫音时，宫的性质一方面成就了这个声音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束缚了它的发展，它此时既然是宫，便不可能同时是商、角、徵、羽。无限的性质，只有非存在（无）才能具有，既是存在者则不可能具有无限的性质。这就意味着，无限性质无法存在于一个事物之中。无论是能大能小的狮子，还是能逍能遥的鲲鹏，都是不可能的。重回中医的例子，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讨论了什么是庸医。
那时西医尚未进入中国，他的观点应能体现原汁原味的中医视角。在一般人看来，所谓庸医，就是把病人治死的医生。然而顾炎武却认为，能把人治死已经不错了，说明这医生还有点本事。真正的庸医，是“使人在不死不活之间”，既不能活（病愈），也没法死，只能吃着不寒不热的十全大补丸，躺在床上苟延残喘。很多人读了点古代的医书，便以为中医的正统，在于万物皆可甘草（调和之物）。不管什么药，一律调和就是；无论什么病，只要全补便足。殊不知这正是中医最恶劣的病态形式。
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不卒至于死。夫药有君臣，人有强弱。有君臣则用有多少，有强弱则剂有半倍。多则专，专则效速；倍则厚，厚则其力深。 今之用药者，大抵杂泛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 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
顾炎武形容这种医生，好比瞎子去打猎，不知道兔子究竟在山的哪里，只能放出一万条狗，满山闲逛碰运气。如同医生不知道病情为何，只能一概投以补中益气丸。
没人会认可这样的打猎，是好猎人；也没人会认可这样的医生，是好医生。况且其中一狗真的碰到了兔子，其他狗只有援助搜捕的好处。然而寒热并下，万方并举的治疗，假若其中一药，真的对治病症，其效力却会被其他药所抵消，甚至发生严重的互斥反应，增加新的并发症。
对于一病而言，与之对应的一药，即是药之全体。药之全体，对于这一病而言，也只是这一药。企图用相加的方式，得出无病不疗的神药，其效果只能一无是处。这就是1+1=0的道理。一端即是全体，全体即是一端。企图用相加的方式得到全体，其结果必定是一无所有。
《后汉书》记载中医永远滴神——华佗：“处齐不过数种”。没有什么补中益气汤，十全大补丸之类的狗皮膏药，只用成分最纯粹，效力最突出的几个药方罢了，简单利落，毫无侥幸之心。该下针下针，该劈头劈头，该堕胎堕胎，甚至该死就死，这是最厉害的。医生的意义可未必只是把人救活，送无可挽救的病人上路，也是医生的职责。所谓大医治国，正是从这一层次而言。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视脉，日：“胎巳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人云“在左”，于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该死就死： 军吏梅平得病，除名还家，家居广陵，未至二百里，止亲人舍。有顷，佗偶至主人许，主人令佗视平，佗谓平曰：“君早见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结，促去可得与家相见，五日卒。”应时归，如佗所刻。 针灸“亦不过一两处”，华佗从不扎两处以上。今日随便去一个中医馆，卧床裸背的人们，哪个不是浑身扎的像个蜂窝？医生根本不知病人所患何病，更不知病症对应的哪个穴道，只能浑身都扎一遍，期望其中的某只狗，恰好撞到兔子。殊不知就算某一针恰好符合病穴，其他数十针在正常穴道上对身体的破坏，远远超出了此一针的良效。
人们都以为华佗为曹操所杀，医术断绝全怪曹操。实则不然，华佗确实为曹操所杀，然而焚书灭学却是华佗自己的要求。
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 术数失传并不可惜，纵使付之一炬，百年之后还可再发明之。然而驱使术数的精神，却无人再有，书籍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呢？华佗起初对医术的承传，仍抱有信心，然在看到狱卒畏法的表现后，便彻底失去了希望。 “畏法”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是作为大医，恰恰需要有“单用一药，直攻彼病”的担当，需要有剪除斩劈，裁决生死的勇气。首尾相顾，内外不舍的犹豫，纵使熟读华佗之书，也终为一庸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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