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平 陈丽新：“鄂” 名 迷 踪

“鄂” 名 迷 踪

张昌平（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

陈丽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说到“鄂”，大家自然会想起今天的湖北省。湖北简称鄂，同时，鄂也是我国商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古之鄂国与今之湖北省简称“鄂”，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鄂出现的很早，在甲骨文、金文中写作“噩”，传世文献中一般多作“鄂”。作为诸侯国的鄂，在史籍中的面貌并不清晰，它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今之灵秀湖北，古为荆楚大地，人杰地灵，却为何简称“鄂”？其“鄂”名又从何而来？

史料的单薄缺失，曾让鄂与鄂国扑朔迷离。通过对甲骨文、金文、商周青铜器的研究，特别是有了一百年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古老的鄂与鄂国神秘面纱逐渐被揭露开来，今日湖北的“鄂”名之由来，渐让世人知晓。

一

鄂在商代就已出现。近代甲骨文被发现后，学者在甲骨卜辞中发现有关鄂的记载多达五、六十条[1]。根据这些卜辞，可以知道鄂在商代就已经很重要了。《殷契粹编》第470片记“其尞于噩，叀大牢”（图一），是说商王在鄂进行燎祭，并用了大牢之礼。燎祭和大牢之礼都是商王朝用来祭祀重要的人和事，是商代等级很高的祭祀之礼。这里所说的鄂，不一定是指诸侯国，更可能是地名。经李学勤考证，鄂作为商王朝的属地，在武丁时期就已经是商王经常田猎的地方了[2]。但是，不管是地名还是诸侯国，商王在鄂进行这样重要的祭祀活动，说明鄂在商王朝中地位举足轻重。

传世文献表明，作为诸侯国的鄂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存在，而且地位很高。《战国策·赵策三》载鲁仲连曰：“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牗里之库，百日而欲舍之死。”这是见于文献最早的鄂国记录，类似的内容亦见于《史记·殷本纪》：“（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由此可见，商末纣王时，鄂侯已位列王朝三公之一， 身份地位是很尊贵的，鄂立国则当在此之前。

商末鄂侯因为进谏被纣王所杀，鄂国可能也不复存在，鄂国的历史便不再见于史籍。然而，在铸有“噩”之铭文的西周青铜器于宋代被记录并流传下来后，让今人看到，商末商之鄂国可能被灭，但鄂并未在历史长河中湮没。

二

宋代是我国金石学兴起的朝代，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被考订和记录。这些青铜器可能并未都流传下来，但青铜器的图像，特别是其上的铭文徽记等内容却基本被保留至今，让人们可以通过这些金文材料了解到史书未曾记载的宝贵历史资料。不见于史书的商末之后的鄂的历史也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得以窥见一斑。同时，近代以来不少带有“噩”铭传世青铜器面世，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博物馆在生产、生活中拣选、收购及受捐的“噩”铭青铜器，也大大地丰富了鄂国的历史文化。

北宋末年出土于安州（今湖北孝感地区）的“安州六器”，是最早发现的与鄂有关的有铭青铜器，让人从中探寻到了商亡周立后的鄂国踪迹。时人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安州所献六器铭》跋云：“右六器铭，重和戊戌岁安州孝感县民耕地得之，······。凡方鼎三、圆鼎二、抓（甗）一。皆形制精妙，款识奇古。”这是最早有关这批器物的记录，“安州六器”也因之而得名。其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王黼《博古图录》对此均有记载。前者较详细著录了这批器物的铭文，其中中甗铭文涉及到了西周史上极为重要的周昭王南征事件（图二）。据铭文记载，昭王南征时，派中先行南下，所到之处有曾、鄂、唐、厉、夔、虎方等国和地域。关于这批器物的年代，学界基本认同为周昭王时期[3]。中甗铭文不仅让昭王时期的青铜器自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载昭王南征历史的真实性，而且是史书不见的商末周初鄂之信息的首次重现。

    

禹鼎是宋代金石学著作中著录的另一件重要的涉及鄂国的青铜器[4]（图三）。鼎铭记述了有关鄂国的重要史料，宋及其后学人多有考订，但文字残损较多，颇难读通。1942 年在今陕西岐山县任家村出土了一件同铭鼎，1951 年由收藏人捐献给人民政府，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徐中舒曾对该鼎铭文进行了详细考释[5]（图四）。铭文清晰记载了西周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反周，侵伐周之南国、东国，引起周王的极大震怒，遣主帅武公率西六师、殷八师讨伐之，并下令“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以彻底消灭鄂国。武公部将禹率领武公私属徒御一举攻下鄂都，俘虏了鄂君驭方，因而作器铭功。铭文首先反映了西周时期鄂国应该是周王朝在南方的重要诸侯国，因鄂侯驭方既然能率“南淮尸（夷）、东淮尸（夷）广伐南或（国）、东或（国），至于历内。”就说明鄂国当在与淮夷、东夷不远的周代南土。其次，铭文着重记述了由于鄂侯驭方的叛乱，导致周王痛下杀手，从而灭亡了鄂国之事。关于禹鼎的年代，今学界有孝王[6]、夷王[7]、厉王[8]时期的三种说法，今以西周中晚期之交较为被认可。

除了上述宋代记录的青铜器，近代以来，更多有关鄂国及鄂侯的铭文青铜器不断出现，让不见于史籍的鄂国历史面目逐渐清晰起来。

     

噩侯驭方鼎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件研究鄂国历史地理及文化的青铜器（图五）。该器于上世纪前半叶即已面世，郭沫若等学者较早对其进行了研究[9]。新中国成立后，该器由收藏家陈大年捐献给上海博物馆[10]。鼎作圆形，平沿，立耳，深腹。颈饰一周顾龙纹，三足上部饰兽面纹，下端已显兽足之势。器内有铭文11行86字（图六），记载了周王南征淮夷的角、矞阝等地取得胜利后在坯地作短暂停留，鄂侯驭方专程觐见并纳献于周王，与王共同宴飨，品尝美食；共同进行射礼，行射击之乐。周王高兴之余赏赐鄂侯玉、马、箭矢等贵重物品；鄂侯为感谢天子的恩赐，专门作鼎以铭记此事，颂扬周王。铭文讲述了鄂侯朝奉拜见周王，周王赏赐鄂侯，不仅表明二者关系亲密友好，而且也反映出了鄂国彼时立国之处当为周王北归所经之地，应在周京宗周和成周以南。噩侯驭方鼎的年代，郭沫若、徐少华等认为是夷王时期[11]；徐中舒、陈佩芬等主张是厉王时期[12]；唐兰则认为属穆王时期[13]。结合禹鼎铭文内容，学界一般认为当在夷王时。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三件噩侯簋，两器一盖。簋为子母口、鼓腹、圈足、两兽耳下有小饵，口沿下及圈足饰重环纹，腹饰瓦纹（图七）。器内底及盖内有铭文2行17字：“噩侯乍王姞媵簋，王姞其万年子子孙永宝。”（图八）从器物形制及铭文辞例看，噩侯簋的年代应该在西周中期后，郭沫若定为周夷王时器，唐兰定为穆王时器。徐少华结合器形、铭文内容、西周时期周鄂关系等分析，认同属夷王时器[15]。噩侯簋铭文虽不长，却包涵了鄂国诸多极其重要的历史信息。首先从铭文内容可以知道这是鄂侯嫁女儿的陪嫁器物——媵器。媵器是两周时期贵族阶层为嫁女专门铸造的青铜器，常铸有铭文以标记其女所嫁夫君国别及女之父家姓。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的“王”常指周王。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该器是鄂侯嫁女儿给周王的嫁妆。其次，铭文确切表明了鄂国族姓为姞姓。周代贵族实行严格的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姬姓的周王只能娶姬姓以外氏族贵族的女子。周代姬姓与姞姓，世为婚姻，姞姓诸侯是周王室的重要通婚对象，故《左传》宣公三年有云：“姬、姞耦，其子孙必藩。”这几件器物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此时周鄂关系亲善。

  

20世纪50年代，上海博物馆收藏了多件鄂国有铭青铜器，主要有噩叔簋[15]（图九）、噩季㚝父簋[16]（图一○）、噩侯弟历季卣[17]（图一一）等。洛阳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件噩侯弟历季铭文簋[18]（图一二、一三），铭文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噩侯弟历季卣之铭文完全相同。噩叔簋为四耳方座簋，铭文“噩叔作宝尊彝”（图一四），徐少华考证属周初周文化系统典型青铜器，年代在成王时或康王初年[19]。噩季㚝父簋器作敛口，深腹微鼓，圈足较直，两兽首形耳。颈部一周细雷纹。铭文作“噩季㚝父作宝尊彝”。徐少华讨论该簋年代在康、昭时期[20]。这两件鄂国青铜器在铭文上并无特别的内容，但根据其形制、铭文辞例，可确定无误为西周早期器，因此，两件青铜器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其表明了周初鄂国的存在。商末鄂侯被纣王所杀，其国不知所终，但从今所见这些鄂铭青铜器，我们看到了商末周初鄂国是继续存在的，而且可能在周初即被周人重新分封为异姓诸侯国。分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的“噩侯弟历季”诸器，由于铭文相同，器物时代风格相近，学界基本认同皆为同人所作。这一观点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完全证实，具体情况下文详述。

近年来，在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中也有几件重要的关联鄂国的器物。1996年首次批露的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是研究周昭王南征和鄂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图一五、一六）。李学勤[21]、徐天进[22]等对该鼎进行过讨论和观摩。鼎铭记录了周昭王南征前命师中和静省南国，设置行宫，任务完成后回到成周，周王又再次让静去管理曾、鄂两地的军队，即铭文所曰“在鄂、曾师”。静方鼎铭文可与“安州六器”之中甗铭文相印证，不仅是周昭王南征史事又一实证，而且其重要性更体现在鄂与曾国之间的关系。根据铭文我们知道昭王命静去管理驻扎在鄂、曾两国（地）的周朝军队，那么可以推测，鄂、曾两地应该相距不远。而这一历史地理关系已完全被今天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详情待后文论述。

   

2011年初，在法国某博物馆展出了一组其上铭文涉及鄂国重要历史的精美青铜器——疑尊和疑卣（图一七、一八）。尊卣是周初十分固定的、且多出于高等级贵族墓葬的酒器组合，一般是一尊配一卣，也有一尊配二卣的。尊卣虽器形不同，但如果为同人作器，往往都是铭文、器物装饰风格相同。如果是一尊配二卣，则二卣基本都是器形、纹饰、铭文相同，体量一大一小。疑尊疑卣一经面世，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董珊很快对其铭文和年代进行了考释和讨论[23]。两器铭文内容、行款相同，均为45个字（图一九），其主要意思是：仲義父送鄂侯到城这个地方为君，并赠送宋伯“”等礼物。公姒令疑在侃这个地方去迎接仲義父。丁卯，疑完成任务后回来向公姒报告，公姒以贝赏赐疑，疑为颂扬皇君（公姒）美好的恩赐，专门作了祭祀父乙的一尊一卣，以示纪念。关于这组器物的年代，董珊考证应为西周成王时。铭文主要讲述了两件重要事情，一为仲義父送鄂侯到城这个地方为君，一为赠送宋伯礼物。如果结合器物年代，同时考虑到前文不断强调的商代重要的诸侯国鄂国在商末灭亡后，其踪影几乎不再见于史籍，今人关于它的讨论，主要依赖于传世及近代流传的涉及鄂国的带铭青铜器的现状，我们就知道这一组器物对于研究周初鄂国的历史有多么重要。自宋至近代以来，通过铭文了解鄂国历史的青铜器主要属于西周中晚期，反映的鄂国历史比较清晰的也主要是这一阶段的。我们通过自铭的属西周早期的鄂国青铜器知道了鄂在周初依然存在，然而周初鄂国的变迁，及作为周王朝诸侯国其地望在哪，却是噩叔簋、噩季㚝父簋等器无法回答的。尽管下文将讨论的鄂国考古发现基本厘清了西周早期鄂国的地望，但是，近年来新出现的这几件可能早到周初成王时期的鄂国青铜器，是补充商末周初鄂国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资料。

 

201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了一件噩监簋[24]（图二○），为目前所见有关鄂国的最新青铜器资料。此器是周王朝设置在鄂国的监国之官为祭祀其父辛所作之器，通高17.6 、口径15.5 厘米，弇口，圆鼓腹较深，腹部两侧有兔首鎜形耳，下有方钩状珥，圜底，圈足微斜直内收；盖面隆起，盖顶有圈足状捉手，上有一对穿孔。盖面和口沿下饰一周细密的菱格纹，前后各置一浮雕小貘首。盖内和器内底对铭各7字“噩（鄂）監乍（作）父辛寶彝”（图二一）。从器形特征判断该器年代约在成王时期。这件簋进一步说明了周初作为诸侯国的鄂国是真实存在的，周王朝根据统治需要在鄂国设置监管官员当是在情理之中。

三

基于上述有关鄂国的青铜器和金文资料，同时结合历史文献中涉及鄂的零星记载和历史地理资料，在鄂国考古发现之前，学术界对鄂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尽管在某些具体细节上比如鄂国的地望等等，可能一直争讼不休且无定论，但关于鄂国的发展脉络和历史面貌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

    鄂国为姞姓。姞属黄帝十二姓之一，姞姓诸侯，史载还有南燕国和密须国，这些先秦姞姓诸侯国基本上都位于黄河流域，地望大致不出今天的甘肃省东部、陕西西部的泾渭流域以及山西汾河流域一带[25]。梳理历史文献及相关历史地理资料表明，商代鄂人立国之地可能在今山西省乡宁县境内[26]。大约在商代武丁时或稍前，鄂国已迁至今河南沁阳附近地带[27]。《战国策》《史记》等所载“纣之三公”且被商纣王所杀的鄂侯，当是沁阳之鄂国的国君。

鄂侯被纣王诛杀后，“同命相怜”让周与鄂之关系势必更加靠近。武王伐纣时，鄂国是否参加了周国的同盟军不得而知，但是通过青铜器资料我们知道周初鄂国已是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而且，可能还被周委以重任，迁至周之南土。在西周晚期之前周、鄂的关系都是甚为亲密的。噩侯驭方鼎以鄂侯自己的口吻，铭记宣扬了鄂对周的忠诚和与周的友好。世事无常，人情瞬变，几乎与噩侯驭方鼎同时期的禹鼎，却是周人宣告周对背叛者的深恶痛绝、严惩不贷。正是鄂侯驭方与周王推杯换盏、把手言欢后，转背却联合南淮夷、东夷反叛周王朝，终招至周王痛恨至极，恨不得倾周师全力，大兵压鄂境，以“伐噩侯驭方”，且要求对其“勿遗寿幼”。自禹鼎在北宋出现，其后世人都相信姞姓的鄂国在西周晚期是被彻底消灭了。

周初鄂国在周之南土，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是，在南土的什么地方呢？由于各方面资料对此均无记述，西周时期鄂国的地望一直悬而未决，而且成为西周政治地理研究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学术界关于西周鄂国地望，长期存在着“东鄂说”和“西鄂说”。

    东鄂说认为西周鄂国在今湖北鄂州一带，以王国维、陈梦家、殷崇浩、陈佩芬、刘翔、张正明、罗运环等学者为代表。近代学者中，以王国维最早主张东鄂说[28]。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一文中亦论及鄂的位置，他根据上海博物馆所藏“噩叔簋”“噩侯弟历季卣”“噩侯弟历季簋”的出土地——武昌，认为西周时期鄂国的地望在东鄂[29]。西鄂说则认为西周鄂国在今南阳盆地的汉代西鄂县故城一带。以徐中舒、马承源、张剑、黄胜璋、徐少华等学者为代表。上世纪50年代，徐中舒在系统研究禹鼎铭文时，提出西周鄂国的地望应如《楚世家》正义所说，位于南阳盆地内的西鄂故城[30]。其后马承源[31]、张剑[32]、黄盛璋[33]等俱认为禹鼎记载的鄂在今南阳市北。至90年代，徐少华基于对与鄂国相关的青铜器的推断和解读，对整个鄂国的历史与地望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亦认为西鄂说为是[34]。

东鄂说与西鄂说关于西周时期鄂国的地望，主要依据的有限的传世文献和青铜器资料，都有自己的理论依据与支撑，同时各自也存在无法令对方完全信服的证据链的短板，多年来，二者意见甚难趋于一致。终于，到了本世纪由于田野考古发掘，西周鄂国地望研究的僵局得以打破。甚至于，西周晚期鄂国被灭之后，鄂国遗民去哪了？难道周人对鄂人真的是寿幼勿遗了吗？东周时期楚国又何来鄂君？今之湖北的鄂州和湖北简称鄂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一系列的疑问，也因为今天湖北随州、河南南阳等地的重要考古发现，继而结合历史文献分析，迎来了破冰之时。

四

2007年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安居镇羊子山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贵族墓葬（编号羊子山M4），出土青铜（容）器20件，分别有方鼎2、圆鼎1、甗1、簋3、爵3、斝1、觯1、卣2、觚形尊2、方罍1、圆罍1、盘1、盉1[35]。这批器物时代风格一致，年代特征明确，属较典型西周早期青铜器，因此墓葬年代当在西周早期[36]。M4青铜器大多有铭文、族徽，除“”甗、“子”觯为徽记铭文之外，其他绝大多数为带有鄂国标识的铭文，其中又以鄂侯所作为最多。报道所见铭文，方罍为“噩侯作厥宝尊彝”，方鼎铭文为“噩仲作宝尊彝”，卣、圆罍、盘等器铭文均为“噩侯作旅彝”，其中卣与圆罍铭文行款、字形完全相同，当为同时所作之器。在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中，国君称谓之后不带私名是常见现象。这批鄂侯青铜器年代相同，铭文风格一致，所有鄂侯所指应是同一人。方鼎铭文“噩仲”有可能是该鄂侯即位之前的称谓，也可能是鄂国公族成员。因此， 羊子山M4青铜器铭文指代的器主身份比较一致，该墓应该属于一位西周早期的鄂侯[37]。另外，如果从墓葬青铜器器用和组合来看，M4随葬有酒器爵、觯、斝、尊、卣、罍；食器鼎、簋、甗；水器盘、盉等，酒、食、水器均有，器用完备；各类器组合器种丰富齐全。同时，墓葬还随葬了方形的食、酒器鼎、罍等，其中方罍为神面纹罍；等级较高的酒器组合尊卣有一尊二卣两套，其中一套神面纹尊卣，纹饰形状、风格均与方罍相同。这四件神面纹青铜器，纹饰奇特诡谲，是田野考古出土青铜器中的首次发现（图二二～二四）。M4青铜礼器器用是西周早期除带青铜乐器编钟器用之外的最高等级器用，也是西周早期诸侯国国君墓葬中常见的器用，因此，这进一步证明了M4当为鄂侯墓葬。

随州羊子山发现鄂国青铜器，这并不是第一次。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农民在生产中发现了4件西周早期青铜器，其中一件尊有铭文“噩侯弟历季作旅彝”[38]。尊广口、长颈、腹微鼓、圈足，器身饰四道、圈足饰一道弦纹，较为特别的是器身一侧有一兽首鋬，兽尾上卷。前文已提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博物馆曾收集到一件相同铭文的卣，从形制看似为觯[39]。该器通高21.8、口纵11.3、口横13.8厘米。器形较为特殊，整器扁圆形，带设圈足状捉手盖，颈部有两相对半环状小钮，马承源谓之“二系”，无梁，腹一侧有一兽首形鋬。全器光素，仅在盖沿、颈腹交接处、圈足部有二、三道弦纹。加上洛阳市博物馆收集的同铭簋，这三件青铜器学界认同为同人所作，属同一组礼器，特别是尊、觯不仅铭文全同，而且装饰风格也完全相同，三器器主即鄂侯之弟历季。

1980年羊子山又发现了西周青铜器，出自一座墓葬，当地文物部门进行了清理，编号羊子山M1。墓葬出土青铜器18件，其中容器7件，鼎1、簋1、爵1、觯1、尊1、卣2（图二五）。除爵有“戈父辛”、觯有“子父癸”铭文外，其他器物均无铭文。器物整体呈现典型西周早期偏晚或早中之际的时代特征，然部分器物亦有较特别之处，如簋敛口、圆鼓腹较深，器盖盖面近边缘有二相对小半环钮。墓葬出土一尊二卣，卣一大一小，尊卣虽均无铭文，但装饰风格完全相同，可以看出应为同人之器。

随州羊子山出土的这些青铜器，特别是2007年发现的鄂侯青铜器群，完全证实了该地应为西周早期鄂国的贵族墓地，由此也说明了西周早期鄂国都城当在今随州安居一带（图二六）。诸多学者根据这些出土和考古发现的材料，同时结合传世文献及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重新讨论了西周时期鄂国的地望，共同认为西周晚期鄂侯驭方被灭之前的鄂国就在今随州境内[40]。

2012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在河南省南阳市东北的夏饷铺村发现了两周之际到春秋早期的鄂国贵族墓地，这是有关鄂国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墓地位于夏饷铺村北、白河东岸的一道南北向高岗上，共清理墓葬80多座。其中位于地势较高的墓地中部、自东往西排列的M6与M5、M19与M20、M7与M16为三组夫妻并穴合葬墓，根据墓葬规模、随葬青铜器及铭文等可知它们为鄂侯及其夫人墓，而且是鄂侯墓葬在东、夫人墓葬在西（图二七、二八）。位于最西边的M1为单独的鄂侯夫人墓，其与M16之间间距较大，可能是为M1鄂侯夫人的丈夫——鄂侯预留的墓位。发掘者将这四组墓葬的年代分别定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早段、春秋早期中段、春秋早期晚段，其中M6与M5为最早一组，M1年代最晚（图二九）。并进而认为“南阳夏饷铺噩国墓地的发现证明西周晚期噩国并没有被彻底灭亡，而是被迁徙到南阳盆地”，即南阳的鄂国是西周时期随州鄂国的延续[41]。夏饷铺鄂国墓地对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研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此前学界一般根据禹鼎铭文等资料认为鄂国在西周晚期时已被周所灭，但夏饷铺鄂国墓地却表明，鄂侯驭方因叛乱被周王剿灭后，鄂国却并未灭亡，而是从随州迁至南阳地区安置下来，直至春秋早期楚文王灭申设县以后，鄂国才可能被楚彻底的消灭了[42]。

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的发现，向前可串连起西周晚期鄂侯驭方被灭之前的鄂国历史，往后也为史书所载战国时期楚设鄂君和汉代南阳西鄂县的来源找到了较为可靠的考古依据。

五

安居镇位于涢水北岸，东距随州市区20公里。在羊子山墓地明确为西周早期鄂国墓地之前，过去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周代遗存基本都只属于曾国，如当年发现时是在随州市郊（今已成为城区）的曾侯乙墓所在的擂鼓墩曾国墓群、义地岗曾国墓群等等，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安居的徐家嘴发现有曾都尹定墓葬。但是这些曾国的遗存年代几乎都属两周之际和东周时期。今见羊子山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特别是明确为鄂侯墓M4所出青铜器，大部分属西周早期时器物，因此学界一般认为墓地年代在西周早期。但是，由于羊子山墓地并未通过田野考古全面揭露，因此其年代下限不得而知。不过，我们通过羊子山M1出土的尊卣等器物可以看出，其年代可能已到西周早中期之际。从禹鼎记载可知西周夷王或厉王时，鄂国被灭，因此，有学者提出鄂国在西周晚期灭亡后，其所辖区域尽归姬姓的曾国所有，曾国可能是接替鄂国成为周王朝新的镇守南土的诸侯国。

然而，2011年发现的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随州地区西周早期的政治地理格局。叶家山墓地位于随州市区东北部约20公里的淅河镇，年代属性十分明确，为西周早期姬姓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至少埋葬有三位西周早期的曾侯及其夫人[43]。今随枣走廊发现的西周晚期到东周时期的曾国即是叶家山墓地所属曾国的延续。传世曾国青铜器及现代曾国考古发现让人相信，周初周人分封姬姓曾国在今随枣走廊一带，是具有明确的政治战略意图的，“君庇淮夷，临有江夏”[44]，“抑燮繁阳，金道锡行”[45]。

根据迄今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确定，西周早中期的姞姓鄂国在今随州安居镇一带，与淅河镇叶家山的姬姓曾国毗邻而居（图三○）。周初姞姓鄂国被分封在今随州地区，作为“以藩屏周”的诸侯国之一是否也承担了与曾国一样的任务，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无从知道。不过，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作为殷遗民的鄂国在为周王朝服务的同时势必始终会被周人防范监管的。噩监簋的出现说明了这一可能性是存在的。姬姓曾国分封在鄂国的东侧，也可能兼有监控鄂国的目的，鄂、曾的关系正如周王朝东土之齐与鲁。

同为周初分封在周之南土的重要诸侯国，鄂和曾在今随枣走廊的发展却并不相同。曾国一直扎根于这一地区直至战国中期，而鄂由于鄂侯驭方利令智昏，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南淮夷、东夷叛周而被灭国，终至西周晚期在随枣走廊完全消声匿迹。这一点也被今天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今随州往西到安居，安居往南到均水流域的熊家老湾，往北到溠水沿岸的桃花坡，安居再往西到今滚河流域的枣阳吴店，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周代遗存均是曾国遗存。

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让人一改过去鄂灭于西周晚期后即消亡的认识，而看到了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出现在今南阳盆地。不过，夏饷铺鄂国墓地出土铭文青铜器及墓地诸多不同于随州鄂国的文化特征，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其中，最直接的例证是M19鄂侯墓随葬1件青铜圆壶（M19:10），盖口外侧边缘有铭文“噩侯作孟姬媵壶”。根据铭文内容，前文也简略介绍了何谓两周青铜媵器，可以判定该壶是鄂侯为其长女“孟姬”所作陪嫁用器。孟姬所嫁夫家氏名在壶铭中省略，壶铭明确表明了此鄂侯为姬姓。因此，有学者推测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代表的鄂国非西周晚期从随州迁来的姞姓鄂国，而是西周晚期周王消灭鄂侯驭方后，将鄂国遗民内迁到南阳盆地，重新分封姬姓贵族加以镇抚而建立的姬姓鄂国，是周代封国“异姓同名”现象的又一例证。

传世文献记载，西周晚期周王朝将姜姓西申的一支迁封至南阳盆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南阳盆地发现了一批申国青铜器，其中多件作器者为“南申伯大宰中爯父”[46]，具体出土地点位于今南阳市北古宛城一带，与今夏饷铺鄂国墓地隔白河相望，因此可知这一时期申、鄂为唇齿相依的邻国。

春秋早期随着楚国势力不断强大并逐渐北上，周人在南阳盆地许多同姓和异姓的诸侯国被楚所灭，《左传》对此多有记载。杜预曾作注“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47]学者们多认为楚文王灭申置县是在公元前688年或稍后几年时间里，楚灭申等国之时，顺势灭掉仅一河之隔的姬姓噩国是不无可能的，因此，鄂国可能就在春秋早期晚段为楚所灭。联系到夏饷铺墓地最后一位鄂侯夫人墓M1的年代在春秋早期晚段，而其丈夫鄂侯却没有葬入该墓地，可以推测，可能就是这位姬姓鄂侯还未曾去世，鄂国就已被楚国所灭吧。根据楚灭申、息以为县的做派，楚在灭亡鄂国的同时亦设鄂县是完全有可能的。文献对此没有明确记载，不过，上世纪发现的属战国晚期的《鄂君启节》之鄂君，经学者们长期的研究，认为当是楚国设在南阳盆地的鄂县县令，亦称鄂君，这也是汉书所记之位于南阳盆地的西鄂县[48]。

 

综上，鄂在商代就存在，最早活动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乡宁一带，可能在立国后迁至河南沁阳附近。商末鄂侯因被纣王所杀，故而与同为纣之三公、亦被纣王迫害的的周文王交好，并在周灭商后得到周人的分封，成为镇守南土的诸侯国之一。疑尊、疑卣对此言之凿凿，铭文“于入噩侯于城”之“城”可能就是今之随州安居一带。西周早期的羊子山鄂国墓地、叶家山曾国墓地的考古发现可以证实这一点。西周中晚期之前的鄂国一直与周人关系友好密切，是周人重要的联姻之国，对此噩侯簋、噩侯驭方鼎都宣示的非常明了。然而到了西周中晚期之交的夷厉时候，志得意满到忘乎所以的鄂侯驭方却与南淮夷、东夷勾结发动反周叛乱，终招至杀身之祸，周人所作禹鼎对此措辞愤怒激烈至曰：周王下令灭鄂，“勿遗寿幼”。今随枣走廊考古发现的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周代遗存完全属于曾国而无毫厘涉及鄂国，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最好注解。过去以为鄂国当因这次叛乱而被周王朝彻底剿灭，但是南阳夏饷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墓地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历史的真容可能更为扑朔神秘，我们可以想象，有“绥万邦，屡丰年”（《诗经·周颂·桓》）天命的周武王后代周天子，当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气慨与胸襟，在诛杀鄂侯驭方后并无迁怒无辜至“勿遗寿幼”，而是将亡国之遗民迁至南阳盆地并交付与姬姓诸侯统领，重新繁衍生息。这一时期的鄂国与申、吕等母舅之国同在南阳盆地，一衣带水，大约历时一百余年，最终为楚所灭。

上述鄂国史迹的梳理使我们对姞姓和姬姓的鄂国有了较为明确的了解，也为理解春秋早期以后楚之鄂君奠定了基础。汉代南阳西鄂县当是楚灭鄂后在此设鄂县的继续，而且是汉人为了区别战国晚期楚迁鄂君至今湖北鄂州而形成“东鄂”对其的命名。关于西鄂、东鄂，学者早已指出它们不是并时共存而是异时相承的关系[49]。由《鄂君启节》可知，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鄂君犹在南阳西鄂。楚怀王晚期，楚国国势急衰。公元前312年的秦楚丹阳之战，楚国大败。此后楚国在南阳盆地连遭惨败，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秦国与齐国、韩国、魏国共同伐楚，楚国大败于垂沙，楚国的北面防线至此全部丧失[50]。学者据此推测，在此情形下，原居南阳鄂地的鄂君被迫迁徙至江南的今鄂州一带。迁徙之后的封君仍称鄂君，新封地仍称鄂，地随人迁，从而形成后世的东鄂之地[51]。今鄂州地域因鄂之地名迁至后，汉设鄂县，史书多谓之东鄂（南阳之鄂则为西鄂县），三国时孙权改鄂县为武昌，西晋统一后复置鄂县，南朝时为分荆之势，于夏口城置郢州，隋开皇九年隋灭陈后整理全国政区，改郢州为鄂州[52]，自此鄂州之名在今武汉、鄂城一带稳定下来，并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湖北的简称——鄂[53]。

本文原载于《噩国六谈》，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引用请査阅原文！

注解：

[1]   刘亚星：《鄂国历史地理研究————以考古材料为中心》，郑州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5月。

[2]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4页。

[3]   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杨宝成主编、黄锡全副主编：《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4] 【宋】王俅：《啸堂集古录》，中华书局，1985年。

[5]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6]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

[7]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108，科学出版社，1957年；刘翔：《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徐少华：《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考古与文物》1994 年第2期。

[8]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9]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107，科学出版社，1957年。

[10]  陈佩芬：《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81年第9期。

[11]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107，科学出版社，1957年；徐少华：《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考古与文物》1994 年第 2 期。

[12]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陈佩芬：《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81年第9期。

[13]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附件一：穆王时器，中华书局，1986年。

[14]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1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近年来上海市从废铜中抢救出的重要文物》，《文物》1959年第10期。

[16]  马承源：《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7期。

[17]  马承源：《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7期。

[18]  张剑：《洛阳市博物馆馆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

[19]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20]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21]  李学勤：《静方鼎与周昭王历日》，《光明日报》1997年12月23日。

[22]  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文物》1998年第5期。

[23]  董珊:《疑尊、疑卣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9期。

[24]  田率：《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

[25]  刘亚星：《鄂国历史地理研究——以考古材料为中心的探讨》，郑州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5页。

[26]  尹弘兵：《鄂与鄂州概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编《鄂·楚与鄂州》，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

[27]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页；徐少华：《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

[28]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三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890～891页。

[29]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70～72页。

[30]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31]  马承源：《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7期。

[32]  张剑：《洛阳市博物馆馆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

[33]  黄盛璋：《朴君述鼎国别、年代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87年第1期。

[34]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徐少华：《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

[35]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

[36]  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年第11期。

[37]  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年第11期。

[38]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6期。

[39]  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年第11期。

[40]  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年第11期；朱继平：《考古所见楚对鄂东铜矿的争夺与控制》，《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6期；傅钥、高旭旌：《从羊子山M4青铜器群看西周鄂国的地望》，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1]  崔本信、王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阳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发掘成果》，《中国文物报》2013年1月4日第8版；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9、M20发掘简报》、《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7、M16发掘简报》、《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发掘简报》，均见《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5、M6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3期。

[42]  尹弘兵：《鄂与鄂州概述》，《鄂·楚·鄂州》，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黄尚明：《从考古新材料看鄂国的历史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2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

[44]  李学勤：《曾侯與编钟铭文前半释读》，《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正月曾侯與编钟铭文前半详解》，《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

[45]  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72～184页。

[46]  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4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9、209、1708页。

[48]  陈伟：《<鄂君启节>之“鄂”地探讨》，《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晏昌贵、郭涛：《<鄂君启节>铭文地理研究二题》，《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49]   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50]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6页。

[51]  朱继平：《“鄂王城”考》，《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

[52]  《隋书》卷31《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894页。

[53] 罗运环：《湖北简称“鄂”研究》，《人文论丛》201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