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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鄂国 《辞海》:古鄂国，西周的诸侯国。姞姓。在今河南南阳市北。鄂国历史悠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据《史记》等文献记载，黄帝的姞姓子孙封在鄂国(今河南南阳市北)，夏商时就已经成为诸侯国。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时以西伯、九(鬼)侯、鄂侯为三公。这说明至少在商代，鄂国就已经十分强大。  鄂国简史 西周初年，鄂国的故地被晋所并,遗族南迁到河南南阳北,仍叫鄂国。因被周王室征讨,于西周中叶,又南迁到今湖北鄂州市城区东,仍叫鄂国。周厉王时期，鄂侯驭方反周，兵败被俘，显赫一时的鄂国从此灭亡。 西周中期，本境为鄂。鄂王熊红在境内西南(今属大冶)修筑鄂王城。公元前879年(西周夷王七年)，楚君熊渠伐扬越，至鄂。封中子红为鄂王，筑鄂王城。熊渠卒，熊红嗣位，仍居鄂;传六王至熊咢犹居于此，为楚之国都。公元前770--前476年，春秋时为楚之别都。楚共王熊审封其三子子皙为鄂君。公元前522年(楚平王六年)，伍子胥奔吴，旧传县东三里有接渡石。泽林申映湾传为申包胥故里。公元前475--前221年，战国时为鄂邑。周夷王七年(公元前863年)，楚王熊渠封其中子熊红为鄂王。周厉王时期，鄂侯驭方反周，兵败被俘，显赫一时的鄂国从此灭亡。 西周时，鄂国为西周所封之南国中的大国。因其地处汉水以北、淮水以西，是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成为西周南疆之屏障，周王室倚之以经营南方并控制东夷和南边的淮夷，因此，颇受周王之重视，常给予丰厚赏赐并与其通婚以笼络。因此，鄂国曾一度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噩(鄂)侯驭方鼎便是佐证。 西周中晚期，鄂国国力强盛，而周王室日渐衰微。与周王室关系不错的鄂国，不断扩张强大，与周王室开始交恶，鄂侯驭方竟率南淮夷、东夷共同叛周，并曾攻入西周腹地，对周王室造成严重威胁。周王虽然同时派遣西六师和殷八师前往镇压，仍然不能取胜。最后加派武公的亲兵，才取得胜利，可见此次战役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而此次伐鄂战役中，周夷王命令不仅要彻底消灭鄂侯驭方，连其国内老少也一并剪除，表示了周王对鄂侯叛乱的深切痛恨，同时也说明周王室对于南疆的重视以及淮夷问题的重要性。 周厉王暴政，南淮夷乘机叛周。厉王攻打南淮夷，有一定成效，但攻打鄂国时，战果不佳。郭沫若说，周厉王其实是"以失败而告终"。公元前841年，就发生了著名的国人暴动。鄂国曾东迁至湖北鄂州，再迁到今湖北大冶鄂王城，南淮夷、东夷共同叛周，对周王室造成严重威胁。大战结束，鄂侯驭方兵败被俘，显赫一时的鄂国从此灭亡。从这以后，鄂国不再出现于史书中，也再见不到比鄂侯驭方鼎这一时期更晚的铜器。大约在鄂的势力从南方消失的同时，强大起来的楚国迅速占领了鄂国领地，成了南方大国。  古鄂国地望考证 鄂国地望在河南南阳。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夏饷铺考古，解决一段历史悬案，震动考古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市是南阳盆地、汉水流域的重要城市。汉水支流白河，史称淯水穿城而过。距南阳市10多公里、白河东岸2公里处，是古代通往中原的古道。古道路旁有一个村庄叫夏饷铺村，传说是三国蜀大将黄忠故里，也是《三国演义》中曹操火烧博望后经宛城火烧新野的通道。 2012年4月开始修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时，在夏饷铺村发现鄂国贵族墓地。考古工作者终于找到从西周中晚期就不见于历史文献、青铜器铭辞记载的鄂国，使这个小小的夏饷铺村成为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中国历史、考古学者开始瞩目这个地方。 2012、2013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夏饷铺鄂侯贵族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古墓葬六十多座，出土青铜器、陶器、漆器、木器、玉器等上千件。青铜鼎、簋、簠、盘等器物近百件，其中带铭文青铜器四十余件，铭文有"鄂侯""鄂伯""鄂姜""养伯""上鄀太子平侯""围侯"等。 鄂为姞姓，黄帝部落的十二姓之一，是黄河流域的重要势力，根据《史记》《战国策》及甲骨卜辞记载，鄂在商代已经封侯。在商代末期，鄂侯出任纣王"三公"之一，说明鄂在商王朝中的特殊地位和臣属关系，由此可见鄂是商代一个颇有声望和势力的古国。商朝末年，鄂侯因为劝谏纣王暴虐，被纣王杀死后，鄂、鄂国不在见于历史文献记载。 根据传世和出土的西周时期有关鄂国的铜器铭文，历史、考古学者进行分析、研究，复原了周代鄂国历史。在商朝末年，鄂侯被纣王杀死之后，鄂参加了周反商的联盟，一起反叛商王朝。周灭亡商王朝后，鄂作为周王朝的重要同盟，被封在西周王朝的南土，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阳盆地，来防范南方的南淮夷、东夷，成为西周王朝南方的军事据点，也是周王朝南方的重要屏障。 从上海、洛阳等地博物馆珍藏的鄂叔簋、鄂季簋、鄂侯驭方鼎等青铜器的铭文分析，在西周早中期鄂国与西周王朝关系亲密。鄂侯驭方鼎为西周中晚期铜器，铭文记载周王南征淮夷回师经过鄂国时受到鄂侯驭方的朝见，并与之共宴、会射，说明了此时周王朝与鄂国关系商好。但不知什么原因，稍后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反叛周王朝，根据《禹鼎》铭文记载，周王朝派出武公率西六师、殷八师伐鄂，俘虏了鄂侯驭方。此后鄂长时间不见于文献记载。历史考古学者对西周鄂国的地望进行争论和研究，出现了南阳西鄂说和湖北随州东鄂说，并认为至迟西周晚期鄂国已灭亡。 夏饷铺鄂国贵族墓地的发掘再次引起史学界的关注。《禹鼎》铭文记载的鄂侯驭方叛周后，西周王朝下达的"裂伐鄂侯驭方，无遗寿幼"征伐令没有贯彻实施。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仍存在于南阳一带，西周晚期，周宣王为填补灭亡鄂国后的势力空白，封两个舅父在南阳即申国、日国，把鄂国及其遗民放在周王朝控制范围之内，继续保持鄂国及鄂侯封号，即周代时灭国不灭祀的现象。至于鄂国正式灭亡的时间，应该是春秋中期，楚国兴盛，灭亡申国建立申县，统治南阳盆地之时。 夏响铺的一期考古发掘，使这段深藏地下的历史逐步露出真容。可以确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鄂国并未消亡，而是存在于南阳，还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鄂国地望(指名门贵族所特有的标志其身份的籍贯)就在南阳。  解读"鄂" 鼍,又叫鳄,即扬子鳄。夏商时代,鼍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当时这些地方属于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草泽繁茂,最适于鼍的繁殖。一个以捕鳄为生、以鳄为图腾的部族,便以噩(即鳄)为部族的名称,应运而生。在商朝时形成了鄂国,地点在今山西乡宁县。西周初年,鄂国的故地被晋所并,遗族南迁到河南南阳,仍叫鄂国。因被周王室征讨,于西周中叶,又南迁到湖北鄂城,仍叫鄂国。鄂公率南淮夷、东夷共同叛周，对周王室造成严重威胁。大战结束，鄂侯驭方兵败被俘，显赫一时的鄂国从此灭亡。从这以后，鄂国不再出现于史书中，也再见不到比鄂侯驭方鼎这一时期更晚的铜器。大约在鄂的势力从南方消失的同时，强大起来的楚国迅速占领了鄂国领地，成了南方大国。  相关地名 西鄂,西周鄂侯国的故地，西汉置西鄂县,属南阳郡。治所在今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鄂城寺。《汉书·地理志》 南阳郡西鄂县注:应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云"。西晋属南阳国。南朝宋废。北魏复置,属南阳郡。北周废。南阳五圣之一的科圣张衡就是南阳西鄂人。西鄂一地也是对古鄂国地望在南阳的纪念和佐证。东鄂，鄂国曾东迁至湖北鄂州，称东鄂。 历史上的三个鄂国 一、山西鄂国： 商王国时期，黄帝的姞姓子孙封在鄂国，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实际上，夏商时期，山西为亚热带气候，到处是河流沼泽，遍布热带雨林，那时，鳄鱼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个以捕鳄为生、且以鳄为图腾的部落，便以鳄为部落名称，在商代时形成了鄂国。  亚热带 夏商时期，河南也是亚热带气候，到处是草原森林，到处是大象犀牛，并且还驯服了一些象，因此，河南简称豫，意为人牵着象。 鄂国国君位列侯爵，商王帝辛在位期间，以鄂侯、九侯、西伯昌，为三公。帝辛看中了九侯的女儿，娶为妃子。但九侯的女儿性情端庄，不愿陪伴帝辛作那些荒淫无耻的勾当，纣王一怒之下，杀九侯父女，还把九侯做成肉酱。鄂侯见九侯冤枉，便对帝辛据理力争，结果也被杀了，西伯表示同情，也被囚禁。 西伯被释放后，回到周国，发展势力，其子为周武王，起兵推翻了商王国，建立周王国。 二、湖北鄂国： 西周初年，晋国灭鄂国，鄂国余部南迁到河南南阳一带，建立南阳鄂国。 此后，又有一部继续南下，建立湖北鄂国。 西周中期，周夷王在位时期，势弱，各路诸侯崛起。楚国国君熊渠，攻灭湖北鄂国以及庸国，势力大涨，遂自称楚王，并封长子熊康为句亶王、次子熊红为鄂王、少子熊执为越章王，修筑鄂王城，楚国连续六代君主，皆以此为都城。 周厉王平南阳鄂国后，熊渠害怕，父子皆取消称王。 春秋时期开始后，秩序混乱，前740年，楚君熊通称王，是为楚武王。楚国正式升级为王国，楚王国与周王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  楚武王 春秋时期，鄂为楚之别都。楚共王熊审封其三子子皙为鄂君。战国时期，前323年，楚怀王封其弟启为鄂君。前278年，白起夺取楚国一半领土，废除鄂国，设置鄂县。后世南宋封岳飞为鄂王。 三、南阳鄂国： 西周后期，周夷王之子周厉王在位期间，前875年，南阳鄂侯驭方叛周，叛军声势浩大，一度进逼成周洛邑。周厉王遣西六师、殷八师伐鄂，但仍然无法取胜，周厉王又派遣大夫家臣武装援助，援兵包括战车一百辆，等等，最终击败叛军，俘获鄂侯驭方。周厉王对南阳鄂国的反叛深恶痛绝，下令对其国内男女老幼进行了屠杀，强大一时的南阳鄂国从此一蹶不振，但仍然存在。 2012年，河南省南阳市发现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鄂国贵族墓群，出土一百多件青铜礼器，其中一些刻有铭文，如“鄂侯作”、“鄂侯夫人”等等，为解读西周晚期鄂国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和文字资料。在发掘的二十座墓葬中，至少有四代鄂侯埋葬在这里，可以确定，南阳鄂国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才被楚国吞并。 
青铜器“鄂侯作” 四、山西组诸侯国与南方组诸侯国： 在历史上，有两组吕国、随国、沈国、黄国，一组在山西，一组在南方，如南阳、信阳、湖北等地。有些是同姓国，如山西吕国与南阳吕国，皆为姜姓；有些不同姓，如姜姓沈国、姬姓沈国。 湖北随国，即曾国，都城随邑，以曾侯乙的考古文物出名。山西随国，后为随邑，是晋国大臣士会的封地，因此士会又称随会。 山西随国随邑，湖北随国随邑，皆姬姓。 山西乡宁县----西周为鄂国 乡宁县，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位于山西省西南端，总面积2029平方千米，总人口24万。 一、历史沿革 西周时期的鄂国 1、西周鄂国。春秋属晋，为鄂邑。西汉置骐侯国，属河东郡。东汉废。 2、北魏延兴四年(474年)置昌宁县，为中阳郡治。五代唐因避庄宗李存勖祖父李国昌讳，改昌宁县为乡宁县，治今县西。 3、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迁今治。熙宁五年(1072年)废乡宁县入稷山、襄陵、太平三县。属慈州。金复置，属吉州。 4、蒙古至元三年(1266年)并入吉州，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复立乡宁县。明属平阳府吉州。清属平阳府。 5、1914年属河东道，1927年直属山西省。 6、1949年属临汾专区，1954年属晋南专区。1958年吉县并入乡宁县。1961年恢复原制。1967年属晋南专区，1970年属临汾地区。2000年属临汾市。 二、乡宁古鄂国为今湖北称“鄂”之源头 夏周时代，鳄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一个以捕鳄为生，且以鳄为图腾的部落，便以鳄为部落名称，在商代时形成了鄂国，地点在今山西乡宁县。 商周时期，黄帝的姞姓子孙封在鄂国（今山西乡宁县），夏商时为诸侯国。商末，鄂侯在朝中为大臣，与西伯姬昌、九侯并列为 三公 。商纣看中了九侯的女儿，娶为妃子。但九侯的女儿性情端庄，不愿陪伴纣王作那些荒淫无耻的勾当，纣王一怒之下，杀死了九侯父女，还把九侯做成肉酱。鄂侯见九侯死得冤枉，便同纣王拒理力争，结果也被杀死。西周初年,鄂国的故地被晋所并,遗族南迁到河南南阳北,仍叫鄂国。因受楚的威胁,于西周中叶,又南迁到今湖北鄂州市城区东,仍叫鄂国。周夷王七年（公元前879年），为楚王熊渠所灭。鄂国亡。 春秋战国时，周夷王七年（公元前879年），楚王熊渠灭鄂国，封其中子熊红为鄂王。都城在今湖北鄂州市城区东。熊渠卒，熊红嗣位，仍居鄂；传六王至熊咢犹居于此，为楚之国都。前770——前476年，春秋时为楚之别都。楚共王熊审封其三子子皙为鄂君。前323年（楚怀王六年），怀王封其弟启为鄂君。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废灭楚，废封国置鄂县。 据史料文献记载，鄂国是商朝时期的诸侯国，位于现在河南南阳市北。鄂国的历史悠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方国，是黄帝姞姓子孙封在鄂国，夏商时期就已经成为诸侯国。商朝末年，鄂侯与西伯侯姬昌、九侯并列为三公，到了西周初期，由于受到北方大国晋国的挤压，鄂国南迁至现在的湖北随州，仍叫鄂国。公元前863年，鄂侯驭方率东夷、淮夷叛周，被周厉王派兵击破，俘获鄂侯，先灭鄂国又重建鄂国，鄂国自此一蹶不振。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占楚国都城郢都，鄂国故地被秦国占领，废除封国置鄂县。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夏饷铺鄂国贵族墓地，出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揭秘神秘消失的古鄂国。  夏饷铺鄂国贵族墓地，位于河南南阳市区东北10公里处的新店乡夏饷铺村北，西距白河1.5公里的一道南北向高岗上，其东边为先秦时期重要的南北交通要道。21世纪初，南水北调工程干渠在施工时，意外发现有盗墓分子盗掘墓葬，公安部门得知后立即进行封锁，并通知了当地文物部门。南阳市文物部门闻讯后立即派人到现场勘探，发现被盗古墓堆积大量浮土，土中夹杂木屑、漆木器残片和青膏泥。根据商周埋葬礼制，青膏泥的作用起到密封作用，只要是青膏泥的出土就一定是大墓，而伴随漆木器残片更能判断这是一座贵族大墓。南阳市文物局立即国家文物局，在得到国家文物批准后，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成立考古队，对夏饷铺贵族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经过考古人员仔细清理，从墓内填土和乱土堆中共清理出十多件青铜残片，盗墓贼对一号墓进行严重破坏，导致墓葬信息破坏十分严重。在青铜器残片上面都有“鄂侯夫人”铭文，根据墓葬的规制和青铜器上的铭文，推断一号墓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侯夫人的墓葬。鄂国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古国，在商朝时曾权倾一时，到商朝末年成为周的重要联盟，共同举起伐商大旗，参与了周王朝的建立。关于鄂国，在历史文献上记载得很少，而根据出土器物来看，鄂国为姞姓，它与周王室姬姓是姻亲联盟，所以很为周王室看重。西周早期，周王朝将鄂国从陕西、山西一带分封到南方，即汉水与淮河之间，包括现在的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襄阳和随州地区等地区。 鄂国的封地地理位置和军事位置非常重要，是保卫周王朝南部疆域，与楚国、南夷、淮夷进行战争的军事据点。西周中期，周天子征伐南夷、淮夷时经过鄂国，曾与鄂侯驭方一起饮乐，可见两人关系十分密切。但不久之后，鄂侯驭方联合南夷、淮夷起兵造反，周王派大军镇压了这次叛乱，而此前湖北随州出土鄂国青铜器，铭文记载鄂侯驭方因叛乱，被抓获后鄂国老老小小全部被处决。而南阳夏饷铺鄂侯夫人墓的发现，在整个考古界是一个巨大的轰动。?经过细致的清理工作，一号墓为竖穴土坑墓，虽遭到毁灭性破坏，但发现有大型木质棺椁，棺椁外面有青膏泥。另外，在墓地南边的5号墓和6号墓，出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上面分别刻有“鄂侯”、“鄂姜”等铭文，是一代鄂侯和夫人鄂姜的墓葬。 此后，考古人员又陆续发掘出两代鄂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出土大量珍贵的文物上百件，青铜器100多件，其中带铭文的有30多件。从发掘出土墓葬看出，对夏饷铺贵族墓地至少埋葬四代鄂侯，这证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国仍然存在于南阳。夏饷铺贵族墓地是建国以来南阳市首次发现高等级贵族墓地，它的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鄂国历史的传统认知，对研究南阳周代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旅游景点
1、文笔双塔。位于乡宁县城南玉环山之腹，两塔东西对峙，相距400米，中间相隔凤凰沟，西塔原名状元峰，塔高30米，塔体呈八角形，密檐7层，基座为正方形，周长24米，直径4.3米，砖灰结构，塔西原有文昌祠与钟风楼，塔身高20米，底层周长12米，直径4米，塔体、塔基均为八角形，塔身楼阁式7层，第一层壁上有八卦形砖一周，第七层西南壁开窗，塔顶为大圆盖宝珠顶。
2、云丘山。云丘山位于关王庙乡大河村、坂儿上村境内，山上有梯子崖，一线天、回心石、腊台、天梯等自然绝景；有五龙宫、八宝宫、一二三天门、玉莲洞、祖师顶、玉皇顶、多宝灵崖寺、和尚崖石刻、泰王庙及洞冶井等文物古迹遍布山上山间。 四、历史名人 1、郑崇俭（？－1641），字大章，山西乡宁人，郑崇俭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历任济南兵备副使、陕西右参政、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等职。奉旨率兵入蜀平乱，督总兵贺人龙、左良玉等，败张献忠于玛瑙山。 2、杨笃（1834—1894），字巩同，山西省乡宁县人，清朝方志大家。他一生之中主撰了《山西通志》（光绪）、《蔚州志》、《代州志》、《西宁新志》、《繁峙县志》、《壶关县续志》、《长子县志》、《潞城县志》、《黎城县志》、《屯留县志》、《天镇县志》、《长治县志》，襄修了《五台县志》一部，共计十三部，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个人修志种数最多的纪录。 古东鄂国 湖北省为什么简称鄂？这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这问题一句话就可以搞定：湖北省下面有个鄂州，鄂州又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鄂国”，湖北的“鄂”就是这么来的。说复杂呢，是因为要说明白鄂国很不容易。 我们很早就知道历史上有鄂国，但我们不确定鄂国的具体位置。 西汉的时候，江夏郡设了鄂县（在今湖北鄂州市），南阳郡设了西鄂县（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之后大家就一直在争东西鄂的关系。二十世纪以后，随着一系列文物的出现，我们对鄂国有了新的认识。 1.《战国策·赵策三》里记了一段鲁仲连的话： 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 类似的说法，《史记》里也有，所以按文献，鄂国在商朝时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实力还不弱。 这个说法在甲骨文上得到了证实，比如：其尞于鄂，专大牢。（《殷契粹编》470）商王在鄂国进行燎祭，用了大牢之礼。所谓“燎祭”是一种祭祀仪式，把祭品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大牢”则是指祭祀时牛、羊、豖三牲并用。 借助甲骨文，我们也可以判断商朝时鄂国在哪： 壬午卜贞，王其田鄂，亡 ？（这个字打不出来，念zāi）乙酉卜贞，王其田向，亡 ？戊子卜贞，王其田盂，亡 ？（《殷契粹编》975） 这记的是商王打猎的路线，壬午和乙酉相差两天，乙酉和戊子也相差两天，所以鄂、向两国之间的距离应该和向、盂两国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又因为向、盂两国的位置是相对清楚的，我们可以推断鄂国的地址。由此，学者们得出的结论是，当时的鄂国应该在今天河南省沁阳市。是的，既不是东鄂，也不是西鄂。 羊子山地区出土的扉棱提梁卣 1975年，人们在随州羊子山发现四件青铜器，其中一件刻有铭文“鄂侯弟历季作旅彝”。1980年，人们在随州羊子山发现十八件青铜器，这批青铜器的时间推测为西周早期。2007年，人们抢救性清理羊子山四号墓，发现四号墓的主人是鄂侯。根据这三批材料，学者们推断西周早期鄂国的政治中心应该在湖北随州一带。所以，东西鄂的地名到底怎么来的，和鄂国有没有关系？ 2.第一件文物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鄂侯驭方鼎。 鼎内有铭文86字，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周王征伐淮夷后，回师到了坯地，鄂侯驭方献醴于王，陪周王饮宴，行射礼，周王赏赐鄂侯驭方玉五珏、马四匹、矢五束。当时的鄂侯是驭方，铭文中已经点出来了。当时的周王，虽有一些争议，但主流认为是周厉王姬胡，因为周厉王征伐淮夷有文献为证。从这件文物来看，周厉王和鄂侯的关系好像还不错。 国博的禹鼎 但是，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件文物，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那件文物叫禹鼎，但和大禹没什么关系，只是鼎的主人刚好也叫禹。禹鼎上有这么一段文字：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裂伐郑侯驭方，无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御至于鄂，敦伐鄂，休获厥君驭方。还是这个鄂侯驭方，带着一堆人造了反。周厉王很生气，给自己的部队下达命令：不管老幼，往死里弄。最后周厉王手下的大将禹生擒了鄂侯驭方。鄂侯和周王怎么闹掰的，我们并不知道。但这一仗彻底改变了鄂国，西鄂很可能就是这样诞生的。 3. 2012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店乡夏响铺村发现了鄂侯家族墓地。夏响铺鄂侯家族墓地埋有四代鄂侯及其夫人，时间初步判定为西周晚期。面对这一现象，学者们是这样猜想的：周王室灭了鄂国，但没有选择斩草除根，而是把鄂国王族迁到了自己比较好控制的地方。解释完西鄂，再来解释东鄂，也就是湖北的鄂州。《史记·楚世家》里有这么一段：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楚国君主熊渠生了三个儿子，他把这三个儿子分别封为句亶王、鄂王和越章王。楚国鄂王的封地很可能是在后来的东鄂，之所以有这个猜测，是因为春秋时期的一件文物“鄂君启金节”。 又是一件藏于国博的文物 鄂君启金节，1957年发现于安徽寿县，是楚怀王给鄂君启铸造的免税凭证，用青铜制成，上有错金铭文。铭文上记载了鄂君启的货运路线，里面有一个“鄂城”，按某些学者的解读，这个鄂城就是湖北鄂州。如果真是这样，鄂州的直接来源应该是楚国的“鄂城”。 4.甲骨文里有这样一个字，这个字是扬子鳄的象形，后来有两条演化路径。一条是老老实实复制，到了金文，变成这样。再往后，就成了我们今天的“鼍（tuó）”字，所以“鼍”就是扬子鳄的意思。另一条走简化路线，在甲骨文后期，就成了这样。到了金文，变成这样。再往后，就是我们今天的“单”字。因为“鼍”和“单”同源，所以这两个字在古代是同音的，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就说鼍读作“单声”。又因为扬子鳄多数时候都是独居，一个洞穴一只鳄，所以“单”渐渐有了“单独”的意思。后来，约定俗成，表鳄鱼的时候用“鼍”，表单独的时候用“单”。如果想用“单”表鳄鱼怎么办，容易，在“单”字边上加个“鱼”，于是有了“鱓”字。鱓字的读音本该和“鼍”一样，但是后来，它又增了一个义项，那就是黄鳝。所以今天的“鱓”是个多音字，表鳄鱼的时候，读tuó，表黄鳝的时候，读shàn。 5.那么，甲骨文、金文里“鄂国”的“鄂”是哪个字呢？是“鼍”还是“单”？都不是，是“噩”。这个“噩”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噩”是鼍鼓，也就是鳄鱼皮做的鼓。是的，古人不用鳄鱼皮作包，他们用鳄鱼皮作鼓，据说鳄鱼皮做的鼓声传得特远。《诗经·大雅·灵台》里有一句“鼍鼓逢逢”，就是敲起鼍鼓声砰砰的意思。古人用鼍鼓，也有文物证据。比如商代的双鸟鼍鼓，当然，说是鼍鼓，其实是青铜做的，可看鼓面，应该是仿鳄鱼皮。崇阳县挖出的鼍鼓，很可惜，这件文物在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馆。好在，1971年，我们在湖北省崇阳县挖出了一件类似的，铸造时间可能还早一点。因为鼍鼓很响，所以在象形的基础上，多加了几个口。又因为鼍鼓常用于战争，所以总是和不好的消息捆绑在一起，于是后来有了“噩耗”、“噩梦”等词语。到小篆的时候，人们写到鄂国就不用“噩”字了，改用“鄂”。“咢”通“噩”，是“鼍”的简化，至于右耳旁，在之前的文章中说过，是“邑”字旁，表示这个字是地名。再后来，人们写鳄鱼，也不用“鼍”、“鱓”了，改用“鳄”。 6.按这套逻辑，鄂国一开始叫鄂国，或许是这个国家擅长抓鳄鱼、作鼍鼓。不过，让我们先按下鳄鱼不表，说说晋国的事。《左传·隐公六年》里有这么一句：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这件事，《史记·晋世家》里也有记载。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曲沃庄伯之乱，晋侯郄不得不跑去“鄂”避乱，于是晋国人管晋侯郄叫“鄂侯”。这件事可以证明，当时晋国内部有一个地叫鄂，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乡宁县。同时，司马贞《史记索隐》里写到过一件事：然晋初封于唐，故称晋唐叔虞也。且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也就是说晋国这块地，原来是唐国的，唐国当时以就以鄂为首都。唐国是尧的后代，山西唐国的历史怎么也能追溯到商朝中前期。所以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山西省乡宁县作为鄂的历史可能比之前说过的河南省沁阳市还要早。结合前面的分析，抛开最后的灭国之战不谈，鄂国很可能经历了“山西省乡宁县 → 河南省沁阳市 → 湖北省随州市”这样的迁徙。 看地图，这是一路向南，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鳄鱼。之前的文章说过，商代中前期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可以视作今天的亚热带。随着气候逐渐变冷，也随着捕猎活动的开展，北方的鳄鱼越来越少，所以鄂国人不得不南迁。 撩起古鄂国的神秘面纱（吕兆航） 初知“鄂”，只是了解今日湖北省的简称，但不知其来历。后来，读史书才知道“鄂”是一个始于商代封侯的诸侯国，是黄帝的姞姓子孙组成的部落，有资料显示，该族群初始地在位于今日山西境内的黄河中游地区，夏、商时，由于此地有鼍（鳄鱼）出没，该部族以捕鼍（鳄）为生，并以鼍（鳄）为部落的图腾和鄂为本部落的名称，渐渐形成了以鄂为名称的诸侯国，商代中前期已经较强，鄂候在朝中的地位较为重要，商末还是朝中重臣。 司马迁在《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中有这样一段表述“：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候、鄂候为三公。九候有好女，人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候，鄂候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候。西伯昌闻之，窃叹。”也就是说，面对商纣王的暴虐，百姓们怨声载道，诸侯们也极为不满，于是纣王加重刑罚，用炮格之法对付百姓和诸侯们，并封西伯姬昌、九候、鄂候为三公。九候的女儿被商纣王看中，但九候的女儿由于不从被纣王所杀，与此同时，纣王还把九候剁成肉酱，鄂候见状说纣王不该杀九候，残暴成性的纣王用斧子砍杀了鄂候，并做成肉饼。西伯昌知道后，只能是一声哀叹。 商末鄂候被杀后，西周初年，其故地也被晋国兼并，但并没有亡国，部分遗族南迁到今天的河南南阳境内，参加倒商联盟，商王朝灭亡后随即被周王朝封于此地，仍叫鄂国，这时的鄂国逐渐强大成为南方所有诸侯国中的大国，因其地处汉水以北、淮水以西，是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成为西周南疆之屏障，周王室倚之以经营南方并控制东夷和南边的淮夷，因此，颇受周王之重视，常给予丰厚赏赐并与其通婚以笼络。与周王室关系相当密切，近代出土的噩，即鄂侯驭方鼎便是佐证。西周中晚期，古鄂国渐渐强盛，而周王室渐渐衰微，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出土的禹鼎铭文记述了鄂候驭方联合淮夷和东夷起兵反周，周王室派兵伐鄂，此战之惨烈尽在文中，最后，鄂候驭方被俘，古鄂国由此出现了历史文献纪录断档，但其并没有淹没在历史的烟海里，在西周晚期和春秋前期长期存在，地域就在今天南阳市中心城区东北方向的夏响铺村附近，2012年4月，因南水北调中线渠工程在此地进行施工使尘封地下的古鄂国文明重见天日，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寻找古鄂国》再现了这次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全过程，2012年和2013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夏饷铺鄂侯贵族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古墓葬六十多座，出土青铜器、陶器、漆器、木器、玉器等上千件。青铜鼎、簋、簠、盘等器物近百件，其中带铭文青铜器四十余件，铭文有“鄂侯”“鄂伯”“鄂姜”“养伯”“上鄀太子平侯”“围侯”等，尽管在湖北随州、鄂州市经过考古发掘均有遗迹出现，但2012年的南阳夏响铺村鄂国贵族墓地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证实，西周晚期和春秋前期古鄂国的地望就在南阳。考古工作者从对《鄂侯驭方鼎》《鬲鼎》铭文进行研究得知，鄂于西周中晚期被周王灭掉，周王室为填补鄂灭后周王朝屏藩南土的需要，封两个舅父在南阳分为申和吕两国。与此同时，从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的发现与发掘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仍然存在于南阳，应是周王朝灭鄂国后，把鄂国王族置于周王朝统治范围内。至于说古鄂国最后淡出历史舞台时间，应该说是楚国逐渐强大之后被楚国所取代。西汉时期，有关古鄂国的传说依然很盛行，而且，在古宛城的东北方向设置了西鄂县，夏响铺这一带就属于西鄂县辖区。 古鄂国远去又走近，已经不再神秘，自古至今，地理位置绝佳的古老南阳，地下文明时刻都在静谧的等待着，等待着重见天日那一天，南阳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让一些历史谜团得以解开，古鄂国文明添彩着历史文化厚重的南阳盆地，我们有理由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这片热土上而感到自豪。 鄂州三国古都（鄂国、楚国、三国东吴） 幕阜山的余脉。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神奇的土地上，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在凤尾声声、松涛阵阵的鄂州西山上，矗立着一个雄奇壮观的石门，人称“石门开”。内藏有无数的金银财宝，石门若被打开，人们将受用不尽，但需找到打开石门的咒语和钥匙…… 不知是否与传说有关，千百年来，人们殚精竭虑，寻寻觅觅，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留下了一曲又一曲拓荒的壮歌。相继有鄂国（800年）、楚国（800年）、三国东吴（60年）在这里演译了一幕又一幕的传奇故事…… （一） 鄂州的“鄂”字，古为噩或咢。刘节《古史考存》认为：鄂通噩，就是两栖类的鳄鱼。当浩瀚的梁子湖还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时，其地多鳄（亦名扬子鳄）。故生活在此地的原始部落将以为生计的鳄作为图腾来崇拜，于是就有了甲骨、金文中的“噩”字。 称鄂，是因为这里曾是鳄鱼的故乡,也因此有了日后的鄂国。 典籍载：鄂国系古扬越族的鄂氏族所建，是殷商王朝时的南方侯国，也是南方的“赫赫之邦”，商纣王封鄂侯为三公之一。故此，《史记·殷本纪》中有“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的记载。可见鄂侯在商王室地位之显赫。 后来，《史记》又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商纣王因九侯女迁怒于九侯，因之杀了九侯。鄂侯为之打抱不平，也引来杀身之祸，鄂国至此遭大难。 另据记载，此地称鄂，是因为夏帝孔甲时位于晋地（今山西）鄂国御龙氏族一支曾迁徙此地而来。 迁徙也罢，图腾也罢，这个日后能代表华夏诸省称之一“鄂”字产生，本身就意味着这块土地的不平凡。 《墨子·公输》记：这里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 但是，这批迁徙的鄂国人是否为石门而来？ 不得而知。 到西周晚期，鄂国国力渐盛，而周王室日渐衰微，诸侯相伐。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共同抗周。 《史记》记载：周夷王早期，周、鄂交恶。至周历王时，周历王下令：“扑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并遣西六师、殷八师伐鄂。还约有王族虢武公派大夫禹“率公戎车百乘厮御二百徒千”并协同征讨。 礼乐征伐，穹兵极兹，黑云压城城欲摧…… 鄂国自此一蹶不振。 在其后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噩侯御方鼎》和《禹鼎》的二鼎中，厚重的金文翔实记录了周王朝时期鄂国这一段尘封的日子。 鄂候驭方鼎载：王南征，伐角，僪（遹）唯还自征…… 禹鼎载：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噩…… 鄂人命运多蹇。 鄂族自起始都鄂至周历王时覆国，历时八百年间。尽管两失领地，两丧国君、两丧其国，仍就毕路蓝缕、开拓进取、屡仆屡起、百战不殆，绝地求生，其不屈不饶的气节可以光昭日月，感天动地。 于是，一句“不服周”的方言在民间流传至今，成为鄂人邑地一句妇孺皆知的口头禅。 有意义的是：鄂国产铜，创造了青铜文明，造就了青铜器时代。 （二） 想开石门的人，不乏其人。 然人们总不明白，为什么乡音楚调（即楚剧）中，往往悲壮声腔居多？ 二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联系起来，又似乎给人启示。 西周时，这里称东鄂。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鄂，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 《史记·楚世家》记：楚之祖封于周，号子男五十里。当熊绎五传至熊渠时，开始了“伐庸、扬越至于鄂”。 满山遍野闪烁着光彩的黄、红铜，惊得楚王目瞪口呆。 于是，筑城、建都、封王（楚君熊渠封次子熊红为鄂王）。 史籍记载：楚之别都凡十一，鄂居首。 自此，楚国国力大增。以代表生产力水平的青铜器，在列侯纷争、强邻四逼的氛围里，显示了它长足的优势。 公元前三百二十三年。 当持有“鄂君启金节”（分舟节、车节二种），有舟船一百五十艘、车辆五十乘，总吨位达一千八百吨的庞大鄂君水陆联运商队，自鄂地出发，满满当当地装载着包括有当地制造、日后震惊于世、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编钟在内的当地物产，源源不断的商运到湘、皖、豫、赣、苏、桂等地时，这里的营运活动就达到了我国古代交通运输的一个巅峰。 不可思议的是，“鄂君启金节”，这个楚怀王颁发给这里的鄂君启的免税通行证，在距二千二百八十余年后的安徽寿县、蒙城相继出土。 新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业货运水陆通道的《金节》文字记载：自鄂往，逾诂（湖）、上滩（汉）、愈夏、入涠…… 自鄂往，适阳丘、适方成、适象禾、适高阳、适下蔡、适居；巢、适郢…… 其中舟节163字、车节148字，详尽了以鄂为始发港（站）通往华夏大地水陆五条经商航（路）线。 鄂君启的商队水、陆路经营范围是，陆路：北至河南南部，南到全州（今属广西），西达江陵，东抵安徽。水路：起于鄂，过樊湖至长江，达汉水，到湘江，临资水，跨沅水、澧水、淮水、邗沟等众多河流，总航程万余里，经税关二十余处，可连接珠江三角洲及海外东南亚诸国。 考古者大惊：“鄂君启金节”的文字记载，比举世著名的、修于公元前三百一十二年的古罗马亚平通道还早十一年! 鄂，作为楚国的商贸集散中心和水陆运输的主要枢纽乃大白于天下。 这是中国古代交通史的奇迹。 岁月悠悠，王朝更迭。楚王熊渠卒后，熊红继位，为楚国国君，都于鄂。熊红传六世至熊咢（注：楚君六世先后为熊延、熊勇、熊严、熊霜、熊徇、熊咢），仍都于鄂。 再到后来，楚都迁郢（今江陵），此地先后封给了鄂君子晳、鄂君启。鄂于是从楚别都、国都、变为鄂邑。鄂邑期间，《武昌县志·古迹篇》记载：昔鄂君（子晳）乘青瀚之舟，下鄂渚、浮洞庭，会钟鼓之音，榜槛越人拥楫而歌，歌中唱到： 滥兮抃草， 滥予昌核， 泽予昌州， 州谌州焉， 乎秦胥胥， 漫予乎昭， 澶秦逾渗， 惿隋河湖。 因词是越语，子晳听不懂，便召越译作现场翻译，译为楚音为： 今日何日兮， 搴舟中游。 今日何日兮， 得与天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诟耻， 心几顽而不绝兮， 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就是首著名的《越人歌》，委婉、缠绵、徘恻、缱绻。又经汉代·刘向《说苑·善说》的记载传播，成为博大精深楚文化艺术的一抹亮色。 专家们说，《越人歌》是楚国诗词、民歌、楚辞的源头，是奇谲瑰丽的楚文化艺术的滥觞。它被日后的“编钟乐舞”常演绎得动人心弦、淋漓尽致、余音绕梁…… 在“编钟乐舞”戎马倥偬的旋律中，从方圆五十增至五千里的煊赫大国，整整历经了漫长的八个世纪。 屈原《九章·涉江》中云：“乘鄂渚而反顾”。古籍曰“水溢为渚”。《武昌县志》亦曰“鄂渚即樊湖（樊湖即今鄂州梁子湖）。”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那是一个寂寞的季节。 一个修长的身影在这片山水里徘徊。在这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年代，他留下了“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誓言和“哀民生之多艰”的千古叹息。 当出生在这里后成为楚国举足轻重的“二胥”人物（传伍子胥系鄂州段店人、申包胥系鄂州泽林人）反目成仇、背道而驰的时候，鄂州城区长江边观音阁“龙蟠晓渡”处的“接渡石”就见证了“伍子胥叛楚奔吴”这一幕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千古历史悲剧。 结果，当秦王嬴政将延绵的长城接成一片时，鄂王城就长眠在市西的马迹乡下（鄂王城遗址争议有二：1、在马迹乡，即今金牛镇。古属鄂州，1956年划大冶。2、《武昌县志》载：在县西南二里，即今鄂城钢铁厂一带）。 那是筚路蓝缕的苦楚。 （三） 公元221年，一个与秦帝国登基相同的日子（秦始皇称帝于公元前221年）。 在赤壁大战的滚滚硝烟中，吴王孙权挟着胜利的喜悦／，率将甲来到了这里，改鄂为武昌（注：秦汉建制，鄂州称为鄂县）。 一个响亮的名字。 昌，盛也。荀子《礼论》：“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孙权意欲“以武而昌”。 谁能说，吴王与楚王的愿望有何不同？ 这又是一个划时代！ 城东有座凤凰台（位于凤凰路，原东门塔处，凤台烟树，鄂州古八景之一，毁于文革期间）。明朝《一统志》记载：魏黄初二年，吴王孙权因见凤凰飞立于城东，以为祥兆，故筑凤凰台于此，并在这里招大都督周瑜、赞军校尉鲁肃以商定都大计。 “左控肥庐，右连襄汉，古谓长江枢纽，楚东之门户。而北利于拒曹操，西便于守荆州。河港交错以利水军利国，矿藏丰富又便于造利器，可谓天时地利。”几人纵横捭阖之言，说得孙权点头颔首。顿时，一个大规模集中江东人力物力的移民建都念头，使得孙权兴奋不已…… 这年春四月，天高气爽，风和日丽。孙权站在新修的巍峨的凤凰台上，双手一挥，颁布了“移民千家”的诏令。 诏令震惊于世，举世瞩目。 随即，数不清的达官显贵，成百上千的能工巧匠，扶老携幼，披星戴月，从吴越腹地（今南京江浙一带），千里迢迢汇集在这块“龙蟠凤集”（龙蟠：即龙蟠晓渡，观音阁处，鄂州古八景之一）的风水宝地。 刹那间，宽阔的驿道上，人欢马叫，旌旗飞舞。那卷起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它将向世界表明，这里将是一个全新大国的崛起。 当新修的武昌宫殿金碧辉煌地屹立于凤凰台下时（宫殿遗址在今鄂州城区古城路北段），孙权便在这里设置了武昌郡（三国时期沿用秦汉时郡县二级行政区划）。武昌郡管辖武昌（今鄂州及黄石、大冶）、下雉（今阳新县东南富水南岸）、阳新（今阳新县西、富水北岸）、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浔阳（今九江市及黄梅辖境）、沙羡（今武汉及咸宁地区辖境）共六县。至此，武昌郡东自九江，西抵蒲圻，蜿蜒近千余里，成为东吴四十三郡中最为庞大的一郡。 据《三国志》记载：黄武八年四月，武昌、夏口并有黄龙、凤凰出现。人们奉为吉兆，于是，孙吴公卿百司力劝孙权称帝。大街小巷有童谣相传： 黄金车 班兰耳 闿昌门 出天子…… 吴黄武八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在武昌宫称帝，改元黄龙，立国号为吴并大赦天下。 孙权称帝告天文： 皇帝臣权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於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於汉，汉氏已绝祀於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徵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 在西山顶祭天，在洋澜湖畔的南岗处拜地，在繁褥冗杂、文武百官一片“吾皇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即位仪式中，这块土地就开始了它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筑路修道，开辟“吴王岘”，劈樊山（即今鄂州雷山），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兴、马头二冶（东吴设置的二处冶炼机构）。冶铜炼铁，设新兴，马头铁官；筑窑烧瓷（后人称六朝青瓷，中国早期瓷器）。铸镜[即铜镜，鄂州是中国古代四大制镜中心之一，其余三处为徐州、洛阳、会稽山阴（即今绍兴），今鄂州称古铜镜之乡]。 ——大兴土木，营建城池。武昌先后修有武昌宫、避暑宫、安乐宫以及太极殿、礼宾殿等建筑。其城外东、西、北边各建有子城。城西建有梅城（在今鄂州华容区胡林）、仵城（在今鄂州华容区大湾），城东建有黄石城（在今鄂城区燕矶）、城北建有邾城（在今黄冈处），形成众星拱月的防御格局。宫殿建筑富丽堂皇、用料讲究。《寰宇记》中云：“宫中古瓦澄泥为之，可以为砚，一瓦值万钱。” ——重农业，成立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农业管理机构），实施“军屯”、“民屯”（农业组织形式）。黄武五年（226年），孙权自诩“受田耕种”，将驾车之用八头牛改为“四耦耕牛”，革新农业，以示风气。于是，“长江沿岸人烟逐渐稠密起来”，“南方地区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兴佛教，建佛寺，译佛经。武昌城内先后建有昌乐院、宝宁院、惠宝寺等。吴黄武三年（224年），印度僧人维袛难、支谦等在此翻译《法句经》二卷。孙权闻支谦博学有才慧，“拜为博士、使辅东宫，甚加宠秩，”故《中国佛教史》中云：“江南佛教译经，初创于武昌，大盛于建业。”以至东晋高僧慧远挂锡于西山寒溪寺，开创佛教“净土法门”，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发祥地。 ——设置造船中心。《江表传》载：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亦曰“大舶”，容将士三千人。黄龙二年，吴帝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将甲万人，组建庞大船队，浮海求夷州（今台湾，大陆人首次到台湾），乃至西南大海上（今东南亚），直闹得沸沸扬扬。 那是辉煌的六十年。 歌舞升平…… 狼烟四起…… 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占成都灭蜀。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西晋发起六路进军灭吴之战。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将领王濬率水陆大军破夏口、占武昌，顺流长鹜，乘势东下进至建业，吴亡。 从三国鼎立到三国归晋，辉煌的吴大帝城，终究没有摆脱如同鄂王城般的厄运，留下的只是因建都而得名的“武昌鱼”在这里悠悠游游，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吴大帝城不平凡的经历。 “战国城池尽悄然，昔人遗迹遍山川”（唐·释栖一《武昌怀古》）。念及昔日花柳繁华的吴都，引得唐代大诗人李白也不禁留下一首“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送储邕之武昌》）的感叹。 石门仍在期待。 （四） 悠悠岁月的沉默。 悠悠岁月的等待。 如春雷，似闪电，惊醒了这片神奇土地的，是神州十四亿共同高歌的旋律。 东方，有一轮初升的红日。 鄂王城、吴大帝城的废墟上，一座现代化城市诞生并高高举起了走向世界的旗帜。 有人说：石门听到了开门的咒语。 有人说：石门看到了开门的钥匙。 有人说：石门已经打开，传说终于变成了现实。 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世纪。 湖北省为什么简称鄂
湖北省为什么简称鄂
1 谜一样的古鄂国 5000多年前，“扬子鳄”广泛生活在长江流域。于是，以鄂州地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捕鳄为生的民族，由于鳄鱼凶猛,面目狰狞，故又称作四口之“噩”，这四口的“噩”,逐渐成为鄂州地名的标志，一个方国慢慢地在历史的长河中诞生了。 古鄂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据<史记》等文献记载， 黄帝的姞姓子孙封在鄂国;夏商时就已经成为诸侯国。《殷本纪》记载，商纣时以西伯、九(鬼)侯、鄂侯为三公，可见鄂侯在商末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鄂国也是十分昌盛的。三公中九侯的女儿因天生丽质人选王宫，但是因为看不惯纣王的荒淫残暴，被纣王杀害了，残忍的纣王还把九侯做成肉酱。众诸侯得知这件事都是敢怒不敢言,只有鄂侯冒死进谏。据史书记载，当时鄂侯面对纣王是“争之瞻，辩之疾"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眼睛目不转睛盯着纣王，口中愤愤有词。结果呢?纣王一怒之下，把鄂侯也给杀了。西伯侯姬昌看到鄂侯、九候的下场，只是“窃叹"了一声，没想到就这一声叹息，竟然也被人告到纣王那儿，西伯侯因此被囚禁在羑里城(河南安阳汤阴县)。幸亏他的手下“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他才得以逃脱牢笼。 西周初年，鄂国遗族因受到晋国的威胁,南迁到河南南阳北，西周中叶，又因受到楚国的威胁，南迁到今湖北鄂州市城区，仍然称为鄂国。那么这个曾经鼎盛一时的鄂国又是去往哪里了呢?我们在出土的两件西周晚期青铜器的铭文上找到了答案。一件是鄂侯驭方鼎，铭文中记载，当时鄂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是很好的,并与周王室保持着宗主关系。因而在周王征伐角夷的返回途中，鄂侯驭方亲往祛地恭候迎接,献礼设宴。周王显然也很重视鄂国，因而亲赐驭方财物、弓矢、马匹。鄂候驭方也以此为荣，并作此宝鼎，留给子孙后代。 2012年，南水北调工程中，南阳考古发现大量高等级的鄂国墓葬群，周厉王官方档案“扑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的记载好像完全不属实，反而是印证了郭沫若先生几十年前的看法：在这场战争中,其实周厉王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当时的暴动并没有完全平息，在不久之后的公元前841年，就发生了著名的国人暴动,周厉王狼狈出逃了。
史诗般的鄂王城 西周中后期，鄂王和鄂王城见于史料的频率高起来。《世本●楚谱》记载：熊渠有三子，其中子名为红，为鄂王。《史记●楚世家》亦有较详细的记载：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膻王，中子熊紅为鄂王....及周厉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公元前879年(西周夷王七年)，楚君熊渠凭借雄才大略灭了古鄂国，封其中子熊红为鄂王,筑鄂王城。熊渠卒，熊红公元前876年嗣位，仍居鄂；传六王至熊咢(公元前791年)仍居于此，为楚之国都。 史诗般的鄂王城,应该在鄂州西山之畔。唐代《括地志》记载:“武昌县(湖北鄂州市)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之子神也。”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武昌县，旧名鄂，本楚熊渠封中子于此称王，至今武昌人事鄂王神是也。”《水经注;江水注三》称"鄂县故城”。从唐宋开始，鄂州各地就流传有祭拜鄂王神的风俗。
千古绝唱的《鄂君歌》和《九章●涉江》 如果在西周时期鄂王城奠定了湖北地名“鄂"字的地标，那么,东周时代楚国的两首诗歌升华了鄂字的历史高度。 第一首是《鄂君歌》,也称《越人歌》，系鄂君子皙与越女上演的动人的爱情故事。据载,鄂君子皙来到新封地鄂邑，乘坐华丽的游船，泛舟江湖之间，越女拥楫而歌，动人的歌声随风荡漾。 第二首是屈原的《九章●涉江》，是记载屈原流放江南线路上的唯一作品,弥足珍贵。节录如下：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 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
始皇置县和孙权都鄂 秦始皇帝翦平六国，一统天下。以昔者王侯相争，中国不宁，遂除封建，行郡县，鄂王城一下子变成了中国最早的县城之一鄂县。 这件至今还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中国的事件从赢政廿六年初为之，首批合郡三十有六;后历战事，拓士为郡，至秦亡有四十一郡，县千有余。 公元208年孙权最终凭借强盛的武力战胜了黄祖，得到了这块土地。公元221年改鄂县为武昌，寓意建立“以武而昌”的宏图霸业，筑吴王城。公元229年夏四月，孙权在此称帝。从此以后，武昌城经历了吴、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的跌宕起伏，故史称六朝武昌城。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了鄂州是“湖北之根，武昌之源”的这么一种说法。
湖北建省及简称鄂 元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今湖北的省域范围分属当时的三大行省管辖：江北行省（省会今开封）、四川行省（省会今成都）、湖广行省（省会今武昌），其间还有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年）建鄂州行省和至元十八年（1281年）改设湖广行省的诸多故事，与鄂州行省和湖广行省一并诞生的有她们的简称“鄂省”，不仅见于官方文书，而且在民间书信和诗歌创作上开始普遍使用。 清康熙三年也就是公元1664年4月7日，湖北正式建省。据《清实录●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三年，甲辰，春...三月...甲戌，以湖广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八府，归湖广巡抚管辖。以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七府，郴、靖二州,归偏沅巡抚管辖。 雍正初年正式改湖广巡抚、偏沅巡抚为湖北巡抚、湖南巡抚。从此，湖北作为省名一直沿用至今。湖北湖南同时建省，也许是手足情深，也许是血脉相连，在随后的一段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日子里，两省共用一个简称一“楚省"。 历史的脚步很快就走到了咸丰四年四月庚午，咸丰帝在《谕军机大臣等曾国藩奏剿办崇阳通城贼匪续获胜仗一折》中，首次明确提到湖北的简称为鄂省，手谕云:谕令曾国藩统带师船,由长沙进复岳州，兼筹东路,不得专顾湖南,致误事机。本日据台涌奏报,江北贼情猖獗，鄂省情形万分紧急。曾国藩务当通筹全局....以期与鄂省会合进攻。 综合其他的史料分析 ,湖北省的简称鄂就此正式产生了。新中国成立后,在郭沫若先生等的建议下,中央人民政府明确了湖北省的简称沿用历史上的习惯简称一鄂。鄂州这片土地见证了古鄂国的兴亡，也经历了作为楚国都城和吴国都城的繁华和变迁。现在，鄂州人民正满怀豪情建设航空大都市，与全国人民起共筑中国梦。 周代的鄂国历史，传世文献阙载。往昔，学者只能根据十分有限的相关金文资料考索，关于鄂国的地望、兴亡以及熊渠“至于鄂”等问题难免多是推测，见仁见智而难有定论。近10年里，在湖北随州与河南南阳都发现了鄂国贵族墓葬，并出土不少有铭青铜器。考古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蒙于鄂国的迷雾，不仅可使学人大致了解鄂国的历史线索，也促使学人重新思考、深入探讨熊渠“至于鄂”问题，从而形成切合史实的认识。 一 鄂国在商代就已存在，且与商王朝关系密切。 甲骨卜辞中多有贞卜商王往噩（鄂）田猎的文字，如： 王其弋于噩，征狩？（《殷契佚存》523） ……二田噩、盂，有大雨。（《殷契粹编》968） 壬午卜，贞王其田噩，亡。乙酉卜贞，王其田向，亡。戌子卜贞，王其田盂，亡。（《殷契粹编》975） 壬午卜，贞王田噩，往来无灾。（《殷虚书契前编》2/27/8） 于噩亡。（《甲骨文合集释文》28905） 于噩。吉。（《甲骨文合集释文》28914） 卜辞反映，噩与盂是商王田猎的相邻两地。李学勤指出：“盂在沁阳，噩在其邻侧。”“盂疑即邘也”，也即先秦文献中记载的“邘”，当是。《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伐邘”，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邘城在野王县西北。”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故邘城在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古邘国城也。”汉野王县、隋唐河内县，即今河南沁阳市。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噩“其地望大致不出今沁阳县城或略偏南一带”。商代之噩，滨沁水，临黄河，与河洛之会相望，扼豫晋交通要道，南瞰夏朝旧都，东瞻殷商王城，地理环境优越，战略地位重要。何光岳推断，“夏周时代，鳄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当时这些地方属于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草泽繁茂，最适于鳄的繁殖……一个以捕鳄为生，且以鳄为图腾的部族，便以噩为部族名称，在商代时形成了鄂国”。张正明指出：“'鄂’，西周金文作'噩’，像鳄鱼之形。由此可知，鄂国乃以其地多扬子鳄而其人奉扬子鳄为图腾而得名。”商周噩地、噩人、鄂国之得名，当与其地水泽广布、鳄（鱷）鱼繁多有关。大概在商代后期，今沁阳一带的噩地拱卫王都的作用日益突出，商王乃封噩地方国君主为侯。噩即成为商朝属国，且被划入王畿之内。 作为国名的“噩”字，见于甲骨文、金文，先秦文献则作“鄂”。想必是战国用毛笔书写“噩”字简化为“咢”，又因其用作国名而增从“邑”。《说文》：“邑，国也。” 商末，鄂侯为朝廷“三公”之一，地位显赫。《史记·殷本纪》云，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鄂侯故事，又见《战国策·赵三》记述。鄂侯与周文王姬昌为同僚，忠谏被杀而致文王喟叹。周武王灭商兴周，念及先父旧谊、彰扬新朝恩德，必然会延续鄂侯世系。诚如李学勤所言，“商末的鄂侯世系于周朝建立后得以继续，是非常可能的”。不过，鄂侯毕竟曾是殷商王朝的亲贵重臣，武王断然不会让鄂侯子孙在中原要地、拟建东都洛邑附近的噩国故土延续世系，而是将鄂侯子孙远迁南方立国，将亲生儿子封在噩国故土建立姬姓邘国，所谓“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承商入周的鄂国，不见史籍记载。但关于“噩”、“噩侯”的周代有铭青铜器却有多件面世，如“噩侯鼎”、“噩侯簋”、“噩侯罍”、“噩侯盘”、“噩侯提梁卣”、“噩叔簋”、“噩侯弟历季尊”等。另外，古今著录有少许语及“噩”的周代铜器铭文。这些铜器及金文资料不仅证实了鄂国在周代的存在，而且也对周代鄂国史事有所记述。只是在2007年随州羊子山鄂国贵族墓葬和2012年南阳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发掘之前，学界对周代鄂国地望难以确定，曾有其在今南阳的“西鄂说”和在今鄂州、黄石一带的“东鄂说”之辩。 二 2007年11月，因盗墓贼侵扰，随州市博物馆在安居羊子山抢救发掘了编号为M4的一座古墓，出土方鼎、圆鼎、簋、甗、罍、盉、盘、尊、斝、觯、爵、方彝、提梁卣等27件青铜器，多件器物铭有 “噩侯”等文字。根据铜器铭文、器物特征和墓葬形制看来，可知其为西周早期的鄂国贵族墓葬，或即一代鄂侯墓。1975年也曾在羊子山出土西周早期铭有 “噩侯”等文字的青铜尊和青铜鼎、簋、爵，但由于发现可由铭文证实其国属的器物太少，又因随州发现了大量曾国墓葬而已被认定为是周代曾国的中心区域，学界几乎无人形成西周鄂国地望在今随州的思考。羊子山M4被发掘之后，促使学人重新认识西周今随州及江汉地区地缘政治的形势。一些学者确认，羊子山M4所在为鄂国公室墓地，证实西周早期的鄂国中心应在汉东今随州境内涢水支流溠水流域，鄂与曾在西周早中期是并立同存于今随州一带的邻国。 鄂为姞姓之国。传世的“噩侯簋”，是鄂侯为嫁给周天子做王妃的女儿所制媵器，铭文载明鄂女姓姞。姞、姬同为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后裔支族，所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国语·晋语四》）出于同源共祖的亲情，更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姬姓周王室重视与姞姓的鄂公室联姻，周人以为“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左传·宣公三年》记郑大夫石癸语）“噩侯簋”的年代，学者多断为夷王之世，当是。其铭文所记，与“噩侯鼎”铭文反映的夷王之世周、鄂亲密关系相合。鄂侯是周王室姻亲，其在西周早中期的地位想必非同一般。 羊子山鄂国公室墓地与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贵族墓地相距不远，一西一东的直线距离仅有22.7千米。曾国本应是殷墟甲骨卜辞有载的南土方国，且在商代即处汉东今随州一带，周初归顺周室，被周室以其宗姬封于曾，虽继其国号却改其国姓而变为姬曾。鄂国在周初南迁汉东，且紧依曾国而立。周室让其与曾国比邻并峙，莫非既是对鄂国的照顾和防范，更是倚重鄂国监督和掣肘由商代延续下来的曾国？羊子山M4与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出土文物，尤其是已知的鄂国、曾国青铜器，反映出两国经济相当富庶、文化相当发达。在西周前期，两国恐怕是江汉地区最为富强且实力可匹的诸侯大国。据文献和金文资料可知，西周王朝封立在今随州一带的诸侯国，不仅有鄂、曾，还有姬姓的唐和姓氏未详的厉。今随州一带的腹心即随枣走廊，周室封立“汉阳诸姬”的曾、唐和同源共祖的姻亲之国鄂等，主要目的无疑是让其协力镇安南方蛮夷、确保江南铜锡经随枣走廊北运周都的“铜路”畅通。让人费解的是，汉东大国鄂、曾及唐、厉等国并立共存于今随州一带，其经济从何来源？其国力靠何支撑？或许，周室对密集封立在今随州一带的“汉阳诸姬”和姻亲之国给予了特殊政策，如特许其截留若干北运的铜料就地铸造青铜器进贡并可将之与他国交换商品。叶家山曾国墓地的一座曾侯墓（M28）中，就有与青铜礼器一起随葬的两块铜锭，有的曾墓中还随葬孔雀石，表明铜料和铜器对于曾国具有特殊意义。迄今发现的西周早期鄂、曾两国青铜器种类丰富、造型别致、制作精良，体现出当时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水平，想必是当时周室喜爱、列国企羡的珍品。 北宋出土于今湖北孝感境内的“安州六器”之一的“中甗”和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分别铭记，西周早期末年，周昭王令大臣巡省南土，在鄂国和曾国驻师： 两器铭记的史事，证实曾、鄂在西周早期是南土比邻而同为周室倚重的两大诸侯国。李学勤于2008年发表《论周初的鄂国》一文，说明“静方鼎”铭文的“'在曾、鄂师’不是曾国、鄂国的军队，而是驻留在两国的王师”，并据当时所知相关材料断定“鄂国就是在汉水当地，这符合扼据江汉汇合处的湖北鄂城”。2010年，李学勤又发表《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一文，乃据羊子山M4出土青铜器修正前说，强调“以前我总以为'在曾鄂师’是在曾、鄂两国的王师，但这样读中甗的'在鄂师次’显得不通。其实'在曾鄂师’是在曾地的鄂国之师，曾是鄂国地名”，并因随州一带尚未发现早于西周晚期的青铜器而推断“这里的曾国（即随国）是在鄂国已被攻灭之后建立的”。细读“中甗”铭文，其中既有周王令大臣中“在（曾）”的记述，又有中“在噩（鄂）师次”的记述，显然所记曾、鄂为两国，“静方鼎”所记“在、噩（师）”仍宜理解为王师在曾国、鄂国驻留。羊子山M4发现之前，当今学者大都未曾料到鄂国在汉东随州一带；叶家山曾国墓地发现之前，当今学者也大都未曾料到鄂国与曾国在西周前期比邻并峙于汉东随州一带。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噩侯鼎”（又称“鄂侯驭方鼎”）铭记： 由此乃知，周王南征，返归途中驻跸鄂国，鄂侯御方伺奉周王宴射，殷勤周到，得到周王的重赏。“噩侯鼎”铸造的年代，学者据其形制、纹饰及铭文风格或断为西周中期的穆王时，或断为西周晚期的夷王、厉王时。当今学者多认定其当是夷王时器，可从。 在陕西先后发现两件”禹鼎”，一件著录于古籍，一件现藏国家博物馆。两件”禹鼎”都有长篇铭文，且文字全同。铭曰： 这篇铭文，是器主“禹”铭颂自己奉命征伐鄂国、俘获鄂侯御方的功业，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周王遣师扑伐鄂国、历经挫折、终于大获全胜的过程。“禹鼎”铸造的年代，一般认为是西周晚期的夷王或厉王之世。由“禹鼎”的形制、纹饰特征并结合西周晚期历史状况分析，郭沫若、徐中舒、李学勤等断其为厉王之世当更确切。鄂侯御方率领淮夷和东夷在周朝南土和东土大肆侵伐，严重威胁王朝的统治，是可忍孰不可忍！震怒至极的厉王，派遣精锐的西六师、殷八师南征鄂国，必欲扑灭并将鄂人斩尽杀绝。“扑伐噩侯御方，勿遗寿幼！”厉王的暴怒和残虐，由此语毕现。西六师，当是驻守西土、也就是周朝王畿内的六支军队，徐中舒指出为“王之禁军”。殷八师当是镇守原商朝王畿内的八支军队，本为防范殷遗民而建置。可想而知，这西六师、殷八师为西周王朝最为重要的军队。厉王遣其南征鄂国，一则表明当时的鄂国力量强大，非动用精锐王师方可扑灭；二则表明当时西周王朝已经衰微，诸侯竟敢公然率领蛮夷叛乱，王朝为了平叛不得不动用禁卫王都和镇守腹心的鋭师。尽管如此，西六师、殷八师南征依旧畏葸，“弗克伐噩”。武公于是派遣禹率领属下军队增援。禹率援军大举进攻，终于击溃鄂国，擒获鄂侯御方。学界曾以为，鄂侯御方反叛的“结果被王师攻灭，事见禹鼎，从那以后就不再有鄂国”。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2012年，在南阳市东北新店乡夏响铺村北，因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施工而发现了西周晚期晚段至春秋早期的鄂国贵族墓地。当年的一期发掘，清理墓葬20座，出土大量的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以及陶器、玉器、漆木器等。一些青铜器上，铭有“噩”、“噩侯”、“噩侯夫人”等文字。这些墓葬，被认定为至少有四代鄂侯及其配偶的墓葬。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的发现证实，鄂国并未在西周晚期被扑亡灭号，鄂人也并未被周厉王斩尽杀绝，鄂侯御方的子孙被周室西北迁至今南阳安置以延其宗统，“西鄂说”的确有本。学人据此新发现而得以重新认识周代鄂国及江汉地区历史，也由此引发思考：周室缘何会对反叛的鄂人息怒释恨、大发慈悲？既然迁置鄂人却不远逐以示惩罚，为何将其近迁中原南缘的南阳盆地？史籍记载厉王暴虐而招致国人叛袭，出逃晋地，“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周本纪》)莫非因此政治变故，鄂人得到迁置延嗣的生机？迁置南阳盆地的鄂国，与文献记载的谢、申、吕诸国为邻，且处于宣、幽之世“方强”的申、吕鼻息之下，与谢、申、吕是何关系？或许，其不仅处于申、吕诸国的监控之下，且也随申、吕而在春秋早期被楚国灭亡。 三 《史记·楚世家》云：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据此记载和一些学者研究，楚国江汉基业的创建，始于西周晚期“抚有蛮夷”、和睦邻族而甚得江汉之间蛮夷诸部族拥戴的楚君熊渠。 在西周晚期王室衰微、诸侯相伐之际，熊渠不失时机地兴师出征、开疆拓宇，先降服楚国西北强邻庸国，继而挥戈沿沮、漳河南下，击破位于沮漳河下游的权国，直抵古时长江中游枢要的今荆州一带。“杨粤”，史籍又作“扬越”，字异音同。学者有论，扬越之名当与古杨水有关。《水经注·沔水》记述，古杨水是江北自今荆州东流入汉的一条汉水支流。扬越先民或许本为生活在附近的古族三苗遗裔，在夏代被视为南方蛮夷泛称的“越族”一支而被称为楚蛮扬越。入商后，大概因盘龙城封国强盛，主要生活于长江中游今荆州以东江北的扬越部族大都移居江南发展。至周代，扬越发展更快也分布更广。考古发现今当阳市河溶镇境内的磨盘山楚文化遗址和赵家湖楚墓群，已知最早的文化遗存是西周晚期的，表明楚人自西周晚期就已拓土到今当阳并且经营其地了。熊渠占领今荆州一带后，随即挥师东进，顺江而下，征伐滨江而居的扬越，势如摧枯拉朽，直至今鄂东南扬越部族世居的鄂地，封立其“中子红为鄂王”。有如张正明《秦与楚》所言：“熊渠……伐扬越，是扫清东进的道路；至于伐鄂，则无疑是看中了那里的铜矿。”今鄂东南发现有多处古矿冶遗址，是商周最为重要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基地。著名的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显示了商周最高的矿冶水平和成就。熊渠“至于鄂” ，就是为了占有当地丰富的铜矿资源、掌握先进的矿冶技术。因为铜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铜方可富国强兵。 长期以来，学界几乎一致认定熊渠所伐之鄂，就是承商而来的西周鄂国，就是周厉王扑伐的鄂国。有学者阐述：“周夷王死，周厉王立，鄂侯驭方一度颇蒙恩宠，与王宴饮，受王重赐，事见《鄂侯驭方鼎》铭文。但是，不久，驭方与淮夷结盟……周厉王派西六师和殷八师伐鄂……攻灭了鄂国，事见《禹鼎》铭文。熊渠伐鄂，应在驭方成为周人阶下囚之后，等于趁火打劫。甚至可能是以'勤王’之名，说是帮周师去打鄂师，待到周师俘获了鄂君，楚师才乘人之危袭取了鄂都。”这样的看法和推论，自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却不够圆通。《史记》明载熊渠伐鄂并占有鄂地、立“中子红为鄂王”是“当周夷王之时”，厉王是夷王之子，熊渠伐鄂又怎会在鄂侯御方被厉王遣将俘获之后呢？这不免使人犯疑。 随州羊子山鄂国公室墓地和南阳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的发现，使得学界原来形成的“夷王时的鄂肯定是江夏的鄂，今湖北鄂城……厉王时鄂侯只能在鄂城”这一主流观点失去了立论根基。于是，一些论者鉴于新近考古发现，认定“《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兴兵'至于鄂’，应是兵至鄂境，这恰与《禹鼎》所记伐鄂之事、之时相同。楚师与周王师相互呼应，合力攻伐鄂国，楚师可能占领了鄂侯的一些地盘……（熊渠）所封鄂王中子红之地，并非大冶鄂王城，可能在今汉江中下游左岸的随枣走廊西侧”，强调“楚熊渠所伐的鄂国即随州之鄂，所封之鄂国开始亦可能在随州附近”。然而，着眼楚国历史文化的发展的过程来考察，依据楚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逻辑去寻绎，熊渠若在夷王之世征伐位于今随州的鄂国，而且割据鄂国疆土将其子封为鄂王，不仅匪夷所思，而且显然不合时势事理。不妨试想： 其一，熊渠征伐位于今随州的鄂国目的何在？《楚世家》记述和楚国历史文化发展印证，熊渠出征有着明确的战略目的，即创建江汉基业并获取战略资源。而江汉基业的草创和矿冶基地的占据，乃为楚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如果说熊渠征伐的是位于今随州的鄂国，究竟是为了略地还是掠财？说略地，至春秋早期前段楚人也未能在汉东立足；说掠财，至春秋中期的考古发现也未能见其迹象。 其二，熊渠时代，楚国有无远征位于今随州的鄂国的军事力量？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周前期鄂国的文明程度和富强程度都远高于同时的楚国，很难想象楚国在西周中晚期具备攻伐鄂国的军力，况且夷王时代周室与鄂侯关系亲密，与鄂国唇齿相依的近邻还有周室倚重的“汉阳诸姬”——曾、唐。当时江汉间的小国如厉、绞、州、蓼、贰、轸、郧等，大都是鄂、曾、唐的与国。“禹鼎”铭记周王伐鄂，派遣王朝最为精锐的西六师、殷八师，又增援劲旅才终于击破鄂国、擒获鄂侯。以熊渠之智、楚国之力，楚人会有可能劳师远征、以弱击强么？ 其三，熊渠远征，怎样兵至鄂国境域？熊渠征伐鄂国的进军路线，若认为其时楚都丹阳在丹淅之会，就应该经襄阳而下随枣走廊，可这一路有绞、谷、邓、唐、厉等国当道；若认为其时楚都丹阳在今南漳一带（西周楚都丹阳应是“辟在荆山”的此地），就应该顺夷水（今蛮河）而渡汉水，穿宜城平原而越大洪山，可这一路不仅山高水深，还有春秋早期尚能联军大败楚师而致楚帅自缢的卢、罗两国当道。总之，熊渠大军假道之不易、东征鄂国之艰难不言而喻。 其四，“禹鼎”铸造的年代，当今学者多断为厉王之世。夷王在位时间不长，《古本竹书纪年》仅记至“夷王七年”事，《史记·周本纪》不书夷王在位史事。倘若“禹鼎”铸于夷王之世，那么夷王在位的数年间，既如“噩侯鼎”所铭亲自南征，又如“禹鼎”所铭派遣举国精锐王师“扑伐噩侯御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否从容为之？况且，夷王娶有鄂侯女儿为妃，且在南征归途驻跸鄂国、与鄂侯御方宴射至欢、酬酢尤亲并予以厚赏，难以想象鄂侯御方会突然不念姻亲、不感恩德、不顾厉害而反叛夷王。厉王在位30多年，暴虐侈傲，百姓怨谤，诸侯离心。其倒行逆施，导致鄂侯御方率领南淮夷和东夷叛乱，无疑符合当时的事势情理。 其五，即使若论者所言，熊渠在夷王之世配合周王师攻伐位于今随州的鄂国，而且割据鄂国疆土将其子封为鄂王，且不说文献和金文记载西周早期昭王两度南征荆楚而最终“丧六师于汉”、“卒于江上”，且不说文献记载西周中期穆王也曾南征“伐荆”、“伐楚”，且不说西周早中期两代周王南征荆楚而致周、楚成为世敌，且不说在西周早中期已是周室世敌的楚人怎会在西周晚期主动呼应夷王伐鄂之师合攻鄂国，熊渠既然在伐鄂得胜后将其子封在“随枣走廊西侧的鄂国领地”为鄂王，理应得到夷王同意或默许，否则熊渠岂不畏惧周室的西六师和殷八师？岂不忌惮曾、唐等“汉阳诸姬”及汉东其他诸侯国？但夷王会同意或默许熊渠僭王逾礼的妄为么？汉东诸侯能够容忍身边的楚之鄂王么？夷王若同意或默许，熊渠又怎会畏惧厉王伐楚而去其子的王号呢？ 其六，依据《楚世家》行文，熊渠是征伐扬越而“至于鄂”的。今随州一带，文献和考古都寻觅不到西周有扬越居处其地的蛛丝马迹。考古发现显示和民族史研究证明，楚蛮扬越在商周时期分布于长江中游今荆州以东的“江上”迤南广大地域。况且，《楚世家》明记熊渠所立“中子红为鄂王”，也同其所立的“长子康为句亶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一样，“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其七， 论者揣测；“我们认为楚君熊渠在西周夷、厉之世，兴兵所伐之扬粤（ 越） 地望，大概是扬越人西境，即今汉川南河乌龟山遗址至武昌放鹰台遗址一带的扬越人散聚地。”其言碍难信从，一者说熊渠在厉王之世兴兵伐扬越，于史无据；二者倘若熊渠果真征伐了今武汉一带的扬越，得胜之后竟对东南近在咫尺的商周矿冶基地弃之不取，反而挥师北上，跋涉云梦，假道轸、郧、贰而远奔今随州攻伐鄂国，更是不可思议。 因势求史，揆情度理，据实立论，力量尚弱的熊渠断然不会盲无目的地西征东伐、以弱攻强，而只会是避实就虚、略地掠财。《楚世家》明载熊渠“至于鄂”后，立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这熊渠所至之鄂就只应是在铜矿资源富集地带的长江南岸今鄂东南鄂州、黄石一带。熊渠伐庸以解除西北强邻庸国对楚都的威胁后，即率师沿沮、漳河顺流南下占据东西南北水陆交通枢要的今荆州一带，继而挥戈沿江东进征伐扬越以至其时西周王权莫奈的鄂地，其战略战果可谓最合楚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史势实情。 四 如此说来，熊渠所至的鄂，是西周的鄂地而非鄂国。《楚世家》记述熊渠“至于鄂”，而不称熊渠“伐鄂”，其用语似乎就在于说明熊渠是到达鄂地而非攻伐鄂国。张正明等曾论证，两周之际今鄂州、黄石一带的“东鄂”为扬越居处地域，“从《史记》行文分析，熊渠伐扬越至于鄂，鄂（东鄂）也在扬越范围内”。 “《史记·楚世家》所说的杨越，大约分布于西起江陵东至鄂城、九江一带的'江上’之地。”西周扬越世居的“东鄂”，当然并非承商入周的姞姓鄂国。“东鄂”之地，古今都是长江中游南岸的泽薮湖区，商周时期当是鳄鱼生息繁盛之域。 鄂地、鄂人的得名，当与鳄鱼有关。商周时期鳄鱼生息繁盛之地不止一处，因鳄鱼而得名的鄂地也应不止一处。诚然若是，见于史籍的鄂地还有黄河中游的周代晋国之鄂。《左传·隐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杜预注：“鄂，晋别邑。”晋国鄂邑，在黄河东岸今晋南乡宁县南。今乡宁境内，古有鄂山、鄂水。雍正《山西通志》卷五十七：“乡宁为古鄂地，境内有鄂山、鄂水。”《大清一统志》卷九十九“鄂水”：“在乡宁县东三十里，源出高田山南至鄂谷旁，东北穷涧水源所也，西南流注于河。《县志》：'源出鄂山之阴，西南流迳县城东，与罗峪水合，又西北至县西八十里入黄河。”典籍记载，古鄂水是黄河中游的一条支流，古鄂水流域在商周时期想必也是鳄鱼生息繁盛之地。 熊渠所至之鄂，在西周则为扬越部族聚居的地名，而非姞姓鄂人迁建的国名。不过，说熊渠至于“东鄂”，在今鄂东南迄今尚未发现确证为西周楚人的遗迹遗物。《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明一统志》、《湖广通志》、《武昌县志》等古籍记载熊渠封立中子红为鄂王所居的鄂王城遗址，地属今大冶金牛镇，迄今考古调查发掘显示其为东周城址。得不到考古学的印证，“东鄂说”也难免遭人怀疑甚至否定。细思深究，至西周晚期，主要是扬越部族聚居之域的“东鄂”，大概只有群居的聚落，而无筑墙的城邑。熊渠至鄂后立其子为鄂王，对鄂地实施有效管理，当也没有兴建王都。 索诸史籍，楚人至春秋晚期才在国都垒筑城郭。《左传·襄公十四年》：“楚子嚢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杜预注：“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爕、公子仪因筑城为乱，事未得讫。子嚢欲讫而未暇，故遗言见意。”《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茍不能卫，城无益也……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春秋晚期以前，楚人连国都也不垒筑城墙，按理也不会有西周晚期熊渠中子所居的鄂王城。倘若熊渠封立的鄂王居邑仅有棘围中的茅屋，在数千年的风雨雷火之中早已荡然无迹了。 今鄂东南的鄂州、大冶、阳新等地，发现含商代或西周文化遗存的遗址甚多。据2002年版《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记录，鄂州有古遗址52处，含商代或西周文化遗存的遗址为18处；大冶有古遗址141处，含商代或西周文化遗存的遗址达94处；阳新有古遗址63处，含商代或西周文化遗存的遗址达55处。迄今，这一带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址的数量已大大超出此数。大冶五里界和阳新大路铺，是其中已发掘的重要遗址。 西北距铜绿山遗址直线距离约10千米的五里界遗址，是一处以面积达124740平方米的古城址为中心的遗址群。古城始筑于两周之际，废弃于春秋中期晚段。城址周围有多处西周至春秋的聚落或冶炼遗址。古城当为其时一地的矿冶生产、铜料集散、经济生活的中心，因防洪、排涝和水运需要而建，因矿冶生产重心转移而弃。发掘报告将以五里界古城及周围遗址出土两周遗物与其他区域出土同时代遗物作比较分析后指出：“鄂东南地区在西周时期一直为越文化因素占主体地位，楚文化因素处于弱势……到了春秋中期晚段以后，越文化因素开始变弱，楚文化则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古城为中心的五里界遗址群，或许就是楚人至鄂后为发展矿冶生产和铜料外运而形成的，但矿冶生产者却主要是土著扬越人。其遗物体现的主体文化因素，也属当地传统的越文化。 北距五里界遗址直线距离约10千米的大路铺遗址，含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文化遗存。发掘报告将商周文化遗存分为四期，推断其年代为商代晚期至春秋初年，认定其是连续发展的“大路铺文化”，“其分布以湖北大冶、阳新和江西瑞昌为中心，是商周时代有着浓郁地域特征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实际上，发掘报告推断为西周中期至春秋初年的三四期文化遗存，同五里界遗址的两周文化遗存风貌基本一致，当主要是土著扬越人的文化遗存。 其实，西周的楚人尚未创造出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文化，西周晚期至鄂的楚人也不可能即对当地传统文化产生明显影响。恐怕恰好相反，西周晚期至鄂的楚人“居越而越”、入乡随俗而更多地受到土著越文化的影响。楚文化在鄂地占据主导地位，势必需要随独自体系和鲜明特色形成的同时对鄂地土著文化长期浸染。考古显示楚文化自春秋中期在今鄂东南占据主导地位，正与楚文化在春秋中期进入发展的成熟期并形成独自体系、鲜明特色相应。考古学者分析大路铺遗址出土陶器后指出：“西周中晚期至东周，楚国势力日益强大，逐渐控制了鄂东南地区，因而出现了楚式仿铜陶扁、鼎和豆等。” 2014—2015年，有关单位发掘了位于铜绿山Ⅶ号矿体北侧的四方塘遗址暨墓地，清理了西周晚期墓葬3座、春秋墓葬118座。发掘者认定，墓地是当时当地矿冶生产者和管理者的公共墓地，“墓葬呈现的文化面貌以春秋楚文化为主，共存本地的吴越文化。因此，四方塘墓地的国属应当为楚国，其年代迄于春秋早期，以春秋中期为主，延至春秋晚期”。发掘者据此进一步认为：“楚国占领鄂东南及铜绿山可能肇始于楚文王时期，楚成王获得周天子正式授权平定了'夷越’之乱，巩固对铜绿山的管理，为楚国跻身春秋'五霸’奠定了物质基础。”实际上，四方塘墓地既已确认为楚国墓地，墓地中发现西周晚期墓葬，也就证明楚人自熊渠之世、也即西周晚期控制了以铜绿山为代表的今鄂东南商周矿冶基地，组织了持久矿冶生产。尽管墓地所见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中的土著越文化因素浓厚，但其墓主也当是在楚人管制下的楚籍扬越人。楚文化的鲜明风貌形成于春秋中期，西周晚期至鄂而留下的原籍楚人想必甚少，对鄂地土著扬越人的管制也当主要是“以夷治夷”，墓地未见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楚风浓郁的典型楚墓则在情理之中。可以认为，墓地所见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大都是楚籍扬越人的墓葬，其墓葬基本因袭了土著越文化传统。一般而言，四方塘墓地若在西周晚期不是楚人治下的墓地，也就不会在春秋时期成为楚国墓地，春秋楚人恐怕会另择墓地了。况且，发掘者指出，墓地所见规模较大的5座一棺一椁墓中，以M1最大且随葬玉器最多（玦2件，璜1件），“M1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从M1葬俗和不随葬扬越人传统的陶刻槽足鬲等现象分析，墓主人生前有较髙地位，反映其生前可能是被楚文化同化的扬越人”。既如此说，春秋早期晚段铜绿山一带地位较高的扬越人就已被楚文化同化，那么发掘者又称“楚国占领今大冶、阳新一带铜矿山可能在春秋早期晚段的楚文王执政之年”，岂不自相矛盾？楚文化同化扬越人岂能一蹴而就却无须长期潜移默化？ 张正明等曾于1980年代初阐述；“军事上的占领与文化上的替代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前者可以计日程功，后者却是一个长久而缓慢的过程，这正是铜绿山遗址迄今未见典型楚文物，以及与之相邻地区未有春秋楚墓出现的根本原因。”鉴于当时所有的考古资料，其以为“熊渠虽到过鄂地，但并未从此长期占领鄂地。因为当时的楚还是小国寡民，而鄂却是一度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赫赫之邦，楚很难在鄂立足久远，当然更不用说征服族大势众的扬越了”，乃推断楚国占领铜绿山一带为春秋早中期之交，“在楚成王时，铜绿山已成为楚国囊中之物了”。迄今，考古已经发现，铜绿山一带及与之相邻地区皆有典型的春秋楚墓，一度与周厉王分庭抗礼的鄂国位于今随州一带，熊渠之世的楚也不是想像中贫弱的小国寡民，铜绿山四方塘墓地佐证熊渠“至于鄂”后楚人即长期占据今鄂东南的古“东鄂”之地。 五 “伐庸、扬越，至于鄂”，可谓“熊渠一生所曾做出的最重大的决策，以及所曾建树的最辉煌的功业”，对楚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影响深巨。楚国由此不仅获得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铜矿，而且占据了江汉地区的汉西和“江上”之地，草创了江汉基业，从僻居今鄂西北一隅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天下瞩目的南土大国，揭开了赫赫楚国历史文化大发展的序幕。 周厉王继位后，讨伐南土鄂国格杀勿论。熊渠忌其暴虐，明智地自行削去封立在“江上楚蛮之地”的三子王号。不过，王号虽去，三子封地仍在，楚国拓展的疆域未失。迄今所知熊渠的遗物，有一件铜戈和4件铜钟，名为楚公戈和楚公钟。4件铜钟堪与同时代的中原乐钟媲美，体现了当时青铜冶铸的高度水平。不过，它们都是编钟里的甬钟，并不同套。学者研究后认为，熊渠的编钟每套应有8件。由此揣测，熊渠时代的楚国青铜器已经甚多，青铜冶铸业已经甚为发达。已知的楚国青铜器，还没有早于熊渠时代的。楚国的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当勃兴于熊渠时代。楚国青铜冶铸业之所以能在熊渠时代勃兴，想必就是得益于熊渠占据“东鄂”而拥有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采炼铜矿水平最高的矿冶基地。 1993年，在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楚公逆编钟一套8件。其钟体上铸刻铭文68字，记载楚公逆为祭祀高祖父熊渠，向“四方首（楚国四邻的方国或部落首领）”征求祭祀用物，“纳享赤金九万钧”，于是楚公逆铸造了音声和美的编钟一百套，以祈高祖保佑大邦楚国。楚公逆即熊渠的四世孙熊咢，是周宣王时代的楚国君主。熊咢祭祀高祖，“四方首”贡献的红铜竟然多达约合今600多吨，足见在江汉间深孚众望的熊渠威名犹存，也足显楚国在江汉间的势力骤然强大。熊咢用600多吨铜料铸造编钟百套，这可是中国先秦史上有文字记录的最大用铜数量和铸造规模！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一次用铜铸钟之多恐怕在当时也无有出其右者。诚如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所言：“这大量铜的来源，是可以推测的，这就是刚好在古武昌即今鄂城以南不远的大冶铜绿山。” 试想，楚国若未占据“东鄂”并草创江汉基业，熊咢何以能够“纳享赤金九万钧”？不妨说，正是占据“东鄂”并草创江汉基业，楚人才有了大量的铜料并掌握了先进的冶铸技术，熊咢也才可能铸钟百套。 2012年，在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西周中晚期青铜甬钟11件、圆鼎1件及一批陶器。其中1件甬钟钲部的铭文为：“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有学者认为，“楚季”就是熊渠少子、被立为越章王的执疵。若楚季即熊渠少子执疵的推断无误，那么越章王的封地也当在万福垴遗址附近的今当阳、枝江一带。这批铜器的出土，不仅显示了熊渠至鄂后楚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和成就，也可印证熊渠封立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春秋战国时期，“东鄂”一直是楚国王子的封地，是楚国大力经营的重镇。刘向《说苑》记述了春秋晚期的鄂君子皙事迹，考古发现有战国中期的鄂君启节和包山楚简所记“噩君”文字。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而遇“榜枻越人拥楫而歌”，鄂君启节铭记的鄂君商贸车船队行商路线，证实鄂君封地即今鄂州、黄石一带的“东鄂”，也就是熊渠所至之鄂。 尤须关注的是，与今大冶金牛镇为邻的今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境内，梁子湖南岸相连的张林、祝祠两村地域发现团墩、铜墩、陈月基、金盆顶等多处周代遗址。其中，以面积约1.7万平方米的团墩遗址最大，以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陈月基遗址为次。1982年和1995年，在陈月基遗址先后出土青铜甬钟2件和3件，分别为砖瓦厂取土推出和农民在土坑中挖出。考古报告将5件甬钟分为A、B两型，A型2件，推断其“应为西周中期之物，或者稍晚”：B型3件，推断其“应为西周晚期，或者为春秋早期”；并进一步阐述：“甬钟为祭祀或宴飨的乐器，即为王权的象征。以钟鼎为代表的宗庙常器，也就是青铜礼器。湖泗陈月基遗址上或附近出土五件青铜甬钟，说明这处遗址上当时居住的是商周王朝的重要部落。”诚然，以甬钟组合的编钟是周代王朝和方国的礼乐重器，体现统治地位和政治权力。陈月基遗址出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的5件甬钟，表明的并非当地曾有“商周王朝的重要部落”，表明的应是在今湖泗镇一带有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地方政权存在。陈月基遗址东南距鄂王城遗址仅数千米，出土铜钟的年代上限恰与熊渠“至于鄂”的年代大致相当，周围又有多处两周遗址。可以推想，熊渠封立中子红为鄂王的居邑或许就是今湖泗镇境内的某处周代遗址，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楚国在“东鄂”的政治中心在今湖泗镇境内，战国时期楚国在“东鄂”的政治中心或因水患而迁至地势稍高的鄂王城遗址。推想是否切合史实，迫切期待考古印证。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鄂君封地应在“西鄂”或其他地方。且不说东周楚国的鄂君封地只会沿袭西周楚国的鄂王封地，典籍明载今南阳乃至信阳一带为春秋楚国申县境域，是楚国北进汝、洛的中原基地，楚王断然不会在申县境域封立鄂君而自乱其政、自损其力。 秦汉沿楚国鄂君封地而置鄂县（秦属南郡，汉属江夏郡，治所或即鄂王城遗址），西汉沿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鄂国公室居地而置西鄂县（属南阳郡，治所在今南阳市北石桥镇）。不过，“东鄂”称“鄂”的史长声隆，“鄂”在汉代乃为“东鄂”之鄂县的专称。《说文》：“鄂，江夏县。”段玉裁注：“今湖北武昌府武昌县西南二里故鄂城是也。江夏有鄂县，故南阳之县曰'西鄂’。”《汉书·地理志》“南阳郡·西鄂”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云。’” 因有商周的鄂地、西周楚国的鄂王封地、东周楚国的鄂君封地，才有秦汉的鄂县、隋唐宋的鄂州（治今武汉市武昌区）、元代的鄂州路和别称鄂州行省的湖广行省（治今武汉市武昌区），也才有了清代以来湖北省名“鄂”的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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