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文：从曾、鄂考古新发现谈周昭王伐楚路线

　　摘要：楚熊绎所居的夷屯是楚国正式建国立都之地，位于鄀国之西的丹水之阳，故曰丹阳。其所被封与的“楚蛮”之地，应包括鄀之西部丹江至汉水两岸地区，此区域正是包括楚蛮在内的“群蛮”所居之地。周昭王“涉汉伐楚”的路线，应是从成周出发，经南阳盆地而抵达汉东的曾、鄂之地，亲率驻守在曾、鄂的王师，由“汉东”向“汉西”进发“涉汉伐楚”。

 

　　一、问题的提出

　　《史记·楚世家》记：“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清华简《楚居》记载，从熊绎到熊渠凡六代尽居夷屯，夷屯又与鄀邻近。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杜预注，鄀旧都本在商密，即汉晋时期的南乡丹水县，亦即今河南淅川县境。由此可知，熊绎到熊渠时期的楚国地域应在鄀之西部的丹江流域，所居夷屯应位于丹水之阳，故《楚世家》记载熊绎居丹阳。

 

　　文献记载，周昭王伐楚均是在汉水流域。《竹书纪年》载，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李学勤先生根据昭王时器京师畯尊铭文有“王涉汉伐楚”内容，认为“楚应当在汉水的南面，从而昭王必须渡过汉水，才能攻击楚人。因此，不管成王时所封熊绎的丹阳是不是在丹淅一带，昭王时的楚都只能是在汉南了。”

 

　　这些记载似乎出现了一个不好理解的问题，从周成王时期的熊绎到周夷王时期的熊渠凡六代均居丹水之阳的夷屯，而周昭王则是在丹江之南的汉水“涉汉伐楚”，这就涉及到周昭王伐楚路线的问题。我曾认为，楚为了躲避周的攻伐而转移至汉水之南，所以才有周昭王“涉汉伐楚”之举。现在看来，这种解释的确有些牵强。目前，由于曾、鄂考古的重大发现，则可对周昭王伐楚路线问题重新进行分析了。

 

　　二、周昭王所省“南国”地域分布

 

　　昭王时期的中甗铭文记载：“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埶居（或释“位”）在曾，史儿至，以王命曰：‘余命汝使大小邦，……’，中省自方、邓，洀□邦，在鄂师次，伯买父乃以厥人戍汉中州，……厥贮粦言曰：‘宾□贝，日传肆王□休……。’”（《集成》949）这是说周昭王命“中”巡视南国，先后至曾抵鄂，巡视方、邓、洀等大小邦国，并遣人戍守汉水中州之地。静方鼎铭文也记载了周王派“中”和“静”“省南国”到了曾和鄂：“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眔静省南国，相埶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俾汝□，司在曾、鄂师。’王曰：‘静，赐汝鬯、旂、市、采网每，日用事。’静扬天子休，作父丁宝尊彝。”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西周时期曾、鄂的地望有着不同的见解，近些年随着曾、鄂考古的重大发现，此问题终于得以解决。2010年，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的发现，特别是一批带有曾侯铭文铜器的出土，表明这是一处西周早期三代或四代曾侯家族墓地，从而证明西周时期曾国就位于随州东部一带，是西周王朝分封到南土的重要诸侯国。目前，西周中期的曾国考古还没发现，但枣阳郭家庙、曹门湾墓地的发现，说明至迟在西周晚期曾国已经控制了随州至枣阳的广大地区。京山苏家垄曾国墓地的发现，又说明春秋初期曾国势力也已扩展到大洪山之南。

 

　　2007年，在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西周早期的鄂侯墓，联系到1975年也曾在此地发现“鄂侯弟历季”青铜器，从而证明西周早期的鄂国在今随州西部的安居一带。可以看出，西周早期曾、鄂是相邻的诸侯国，两国的中心位置均在今随州境。2012年，在南阳夏响铺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鄂国贵族墓地，出土青铜器上有“鄂侯”、“鄂侯夫人”、“鄂”的铭文。禹鼎记载：“……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裂伐鄂侯驭方，无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御至于鄂，敦伐鄂，休获厥君驭方……。”（《集成》2832）此铭文表明，西周中期鄂侯驭方率南淮夷反叛，周王派禹伐鄂，并擒获鄂侯驭方，此时所伐的鄂应是在随州之鄂。根据夏响铺发现鄂国贵族墓地的情况看，随州之鄂被灭后可能被周王迁于南阳地，而曾国遂占据了随州以西至枣阳一带。

 

　　关于邓国的地望，石泉先生曾作详尽考证，认为其应在襄樊北部至新野、邓州一带，其都城即襄樊西北部的邓城遗址。关于方的地望，唐兰认为，“方”即“方城”，在今河南方城境。中甗铭所记的“洀”，同属昭王时期的启尊也有记录：“启从王南征，山谷，在洀水，启作祖丁旅宝彝。”启随从昭王南征曾路过洀水，“洀”应在“洀水”附近。唐兰认为中甗所记之“洀”即为“朝”。《汉书·地理志》记载南阳郡有朝阳县，应劭注曰：“在朝水之阳”，即在今河南邓州东南。

 

　　昭王时器中觯铭还记载周王所巡南国有厉国和唐国，“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赐中马自历侯四秉……。”江鸿先生认为“庚”即唐国，“厉”即厉国。为周王南巡时于庚（唐）地检阅公族，并将厉侯所献的马转赐予大臣中。石泉先生考证，唐国地望当在南阳盆地东南部今唐河县境。徐少华先生考证，厉国在今随州市东北百余里的殷店一带。

 

　　共王时期的士山盘铭还记载周王命士山巡南国之事，“唯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宫。……王乎作册尹册命山曰：于入茽侯，出，徵鄀、刑（荆）、方服，暨大籍服，履服，六孳服。茽侯、鄀、方宾贝、金。山拜稽首……。”士山所巡视之国有“茽侯”、“鄀”、“荆”、“方”等。鄀的地望很明确，在今南阳盆地西部的淅川境。荆即楚，楚熊绎到熊渠时期的楚国地域应在鄀之西部的丹江流域。茽侯也应与鄀邻近，大概也在南阳盆地或邻近地域。

 

　　综上所述，周昭王所省“南国”主要是分布在南阳盆地到随枣走廊区域内。

 

　　三、周昭王伐楚路线辨析

 

　　周昭王所巡南国地望得以确认，就可以探讨昭王南巡及伐楚的具体路线了。中甗铭文记“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即昭王先令中巡视南国所经行的道路。许多昭王时铜器铭文又记载，昭王是在成周（今洛阳）派员巡南国的。如前引静方鼎铭文记载，昭王是在宗周命中和静省南国，巡视完成后，是回到成周向昭王汇报。这条道路便是从成周出发，南经南阳盆地，到达随枣走廊的曾、鄂之地。鸿叔簋铭文明确记载，鸿叔是从成周出发跟随周王伐荆楚的：“唯九月，鸿叔从王员征楚荆，在成周，诲作宝簋。”又小臣凌鼎铭文记载昭王在成周命小臣凌“先省楚居”：“正月，王在成周，王于楚麓，命小臣凌先省楚居。王至，于“居”字，金文中常见，唐兰又将其释为“位”，认为是临时所建之行宫，临时行宫之说多为学者所认同。此铭文应是说，周昭王为准备伐楚在成周命小臣凌先行打前站，先在“楚麓”建临时行宫。“楚麓”即楚山之麓，石泉先生考证，古代丹江流域就有楚山、楚水之名。小臣凌既然是从成周出发至“楚麓”建“楚居”，此“楚居”必然是在南阳盆地之西的山地边沿一带，此正是古代楚山之麓，也应是周王派员南巡的邓、鄀等国的势力范围。很有可能在西周时期，周人将南阳盆地至襄樊之西的今伏牛山、武当山统称之楚山，在这一带建临时行宫，为西向伐楚作准备。

 

　　《楚居》所载熊绎所居的夷屯，应是楚国正式建国立都所在，位于鄀国之西的丹水之阳，这只是楚国早期都城的位置。但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之地就不仅仅是都城的范围，而应更为广阔，其势力范围应包括鄀之西部丹江至汉水两岸地区。《楚居》记载，从熊绎到熊渠凡六代尽居夷屯，熊渠开始徙居发渐，熊挚时徙居旁屽，熊延时徙居乔多，至“若敖熊仪徙居鄀”。发渐、旁屽、乔多之地望不会在鄀之东部的南阳盆地，因这一带已为邓、鄀等国所据，只能是在其西部的山地区域内。《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越，至于鄂。”庸的位置较明确，在今竹山县境。周夷王时期的鄂还应在随州西部一带，那么杨越只能在鄂之西部、庸之东部的今鄂西北山地一带。这说明，在“若敖熊仪徙居鄀”之前，楚人不仅控制着丹江流域，实际上也控制着鄂西北汉水两岸的山区，此地域正是楚所控制的群蛮所在之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昔周武王伐纣，庸蛮在焉。”《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杜预注：“庸，今上庸县，属楚之小国。选，楚地。”笪浩波先生考证，麇国在陕西白河至湖北郧县之间，位于武当山的北麓，百濮居于武当山山区中。此虽是记载的春秋时期之事，估计西周时期庸、麇、百濮等群蛮的地望不会变化太大，均是分布在汉水两岸的鄂西山地一带。“庸人帅群蛮以叛楚”，说明群蛮原来是附属于楚的，是楚的管控范围，只是到春秋时期反叛了。由此可以判断，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应当包括汉水中游一带的“群蛮”之地。熊渠自己也号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国语·晋语》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国语·郑语》载，周幽王时期的史官史伯对郑桓公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可见，周人对楚也称之为“荆蛮”，是“群蛮”之一。由此观之，丹江至汉水两岸的山地是“群蛮”所居之地，这一带有楚山、楚水之名，故周王称之为“楚蛮”而分封于楚，均是楚国受封的势力范围。如以汉水的走向来看，西周时期的“汉东”是曾、鄂等国之地，那么“汉西”山地中的“群蛮”则是楚国的势力范围了。

 

　　周昭王伐楚可能是调用驻守在曾、鄂的王师。前引中甗铭文记载，王令中先省南国，除了巡视大小邦国外，还到“鄂师”视察，并遣人戍守汉水中州之地。静方鼎铭文也记载静视察了“曾鄂师”。李学勤先生认为，此“曾鄂师”是王师，即驻守在曾、鄂之地的王师。曾、鄂是周王朝镇守“南国”的主要力量。据随州文峰塔曾侯與墓所出编钟铭文可知，曾与周同为姬姓，曾之先公南宫括曾辅佐文王、武王伐殷之命，因此，周王封南宫“君此淮夷，临有江夏”，让同姓之曾来镇守、管控淮夷和江夏地区。鄂虽是姞姓，然鄂侯簋铭文记有“鄂侯作王姞媵簋，王姞其万年子子孙永宝。”（《集成》3928-3930），由此可知，鄂侯曾与周王室通婚，属于联姻关系。虽然鄂侯驭方曾率南淮夷、东夷反叛，但鄂侯驭方鼎铭文还记载，在驭方反叛之前，周厉王南征淮夷后返师时，鄂侯驭方还曾“纳豊（醴）于王”，“驭方侑王”，并与王行射礼，而受到周王的赏赐。（《集成》2810）由此可以看出，周王朝最初主要是依靠曾、鄂的力量来镇守和管控“南国”地区的。从中甗、静方鼎铭文着重记载周王特使中和静视察“曾鄂师”来看，周王朝在曾、鄂应驻有重兵，在这些特使视察“曾鄂师”之后，又专门记载遣兵戍守“汉中州”之地，这一切活动都应是为昭王“涉汉伐楚”作准备。

 

　　如上述分析不误的话，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昭王“涉汉伐楚”了，那就是昭王从成周出发，经南阳盆地各国而到达汉东的曾、鄂之地，亲率驻守在曾、鄂的王师，由“汉东”向“汉西”进发“涉汉伐楚”。结果“丧六师于汉”，全军覆没，昭王自己也淹死在汉水之中，“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作者：高崇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