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王伐楚

零壹贰012 2022-10-13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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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周昭王伐楚是西周早期的大事件，时值楚人在夷屯建国不久，楚子第二代酓只（熊艾）之时，但令人颇为费解的是，楚国仅仅是一个立国未稳，荒僻贫弱，封地仅五十里的小国。昭王又何必尽起六师，倾力南下攻伐呢？且收获颇丰，遍赏参与诸侯。然而，最为诡异的是有三次，第三次昭王没于汉水而崩，这到底是一次怎样的历史事件呢？我们从出土的文物中又能收获那些真相？这次事件将怎样影响楚国的未来走向呢？

士山盘，昭王时青铜器

在前文中，我们谈到了若国。找到了若国，楚国的地理坐标变得不再模糊。

文物士山盘铭文，可证若与荆相距不远，荆即楚之夷屯。周昭王“伐楚涉汉”，亦足证楚之夷屯在汉南。找到了若国，不仅让“窃若人之犝”成为实在，而且让“若敖酓义徙居若”“堵敖自福丘徙袭若郢”，以及楚人在西周、东周时的大迁徙路径，皆变得异常清晰。

士山盘

士山盘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盘径38厘米，器身高11.5厘米，圈足高4厘米。盘腹内底有铭文八行九十七个字（含重文一字）。士山盘铭文：

“唯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宫。王各大室，即位。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册尹册命山曰：于入〔中〕侯，出徵（征）蠚、刑（荆）方，服众大虘、服履、服六孳。服〔中〕侯、蠚方宾贝、金。山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丕）显休，用作文考釐仲宝尊盘盉，山其万年永用。”

士山盘铭文

据考士山盘应是周恭王十六年，即公元前935年作器。时在楚酓赐（《史记》作熊杨）为楚子之时。

铭文大意是周恭王命作册尹册命士山（字釐仲）“于（往）入

侯”，征收“蠚、荆（楚）方”的贡纳。“方”，即方国。荆方即楚（居夷屯），蠚方即若。“众大虘”即征调人力前往藉田服役；履，即屝屦；六孳，即六粢，谓六谷“黍、稷、稻、粟、麦、苽”。“宾”，《说文》从贝。贝者，敬之之物也。中侯、蠚方还向恭王敬献了“贝、金”。士山在完成任务之后，作盘纪念，以扬天子之威，保万年永用。

对于士山盘的释读，学界还联系“周昭王伐楚”，大致分为两种观点：

一派认为“中侯”相当于“方伯”，“士山”正是借助“中侯”的力量才完成任务。楚虽臣服于周，但并未缴纳“宾贝、金”，表现出对周王室若即若离的态度，而周王室只能默许。在周恭王时期，蠚、楚对履行职贡就不积极了，还要周王派人征讨。西周早期，楚人的势力在酓绎时得到迅速发展，到其子酓只（熊艾）就不服周人管制了。周昭王姬瑕借巡狩之际，曾大动干戈，亲率大军兴兵伐楚，迫使楚人臣服于周。

昭王南征之“楚”为楚国的说法最早出现于东汉，王逸注《楚辞·天问》。后世学者多信此说，口口相传，代代为继，昭王南征楚国几成定论。

另一派认为“楚”有二义，一是指芈姓楚国，二是指南方楚蛮。周成王十九年，楚国先祖熊绎被封为楚子，封地在楚蛮之地，因此楚国与楚蛮有交集，到东周时，楚国崛起吞并了楚蛮，两者才混为一体。在周昭王时期，楚国爵位不过是楚子，封地仅五十里，荒僻贫弱。在这种情况下，周昭王不可能尽起六师，倾力南下攻打小小的楚子，更不会收获颇丰。而且如果周昭王果真因为南征楚国而丧命，则周、楚必为不可解的死敌，周昭王之子周穆王不可能不报此仇，楚国更不可能在周穆王十四年还作为周朝的封国参与伐徐之役。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如作出统一的结论，需要厘清以下三点：

一是周昭王伐楚与楚人不纳贡，有没有关系？楚人到底纳不纳贡？二是周昭王伐楚的大背景是什么？历史是如何记载的？三是周昭王伐楚的结果是什么？楚人后来的命运又是什么？这三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对士山盘作出正确的诠释。

首先，据《竹书纪年》记载，昭王入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第三次，“昭王末年（公元前977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可见《竹书纪年》明确记载周昭王伐楚只有两次，第三次实为“南巡”。周昭王两次伐楚，一次在公元前985年，一次在公元前982年，均在酓绎之子酓只（熊艾）为楚子之时。而士山盘所记征收贡纳之事，则发生在公元前901年，时在酓赐（熊杨）为楚子之时。所以这是一个时间跨度达80多年，两件极不相干的事情。

那么，楚人纳不纳贡呢？我认为是纳贡的，只是纳贡的形式不是直接交送“国库”，而是有人负责专门收缴。周恭王让作册尹（负责贡纳记录的官员）代行王命，令士山先到中侯那里，一并收取“若、楚”两国的岁贡，再由士山押送进京。楚国之所以没有交纳“宾贝、金”，是因为国家穷弱，交纳不出来，而中、若久为方国，国家有积储，拿得出。可见无论是中、若，还是楚，应不存在拒不缴纳赋税的问题，并且中、若还是积极履行职贡的。

周昭王之后是穆王，穆王时南国的方伯是甫侯，甫侯曾为穆王作《甫刑》，中侯不可能是方伯。〔中〕，学界释作“中”。〔中〕侯，即中侯。张亚初先生据安州六器及中子化盘、辛中姬鼎及随州均川刘家崖出土中器，还有传世的其他中器等资料考证，这个“中”并非一般王朝职官，而是生活在汉水一带的地方诸侯；该国在今随县均川附近，是汉阳诸姬中较强大和重要的一个。

中侯器

据考古中侯器现于随州均川刘家垭和孝感一带（安州六器亦为孝感之器）。尹弘兵先生认为“'中’器屡出于孝感一带并非偶然，似表明'中’在西周早期时应在孝感附近地区。而随州均川之'中’，可能是昭王南征失败之后，周势力北撤的结果。”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士山盘》即可证明。一是周恭王时，“若、荆、中”三地应相距不远，士山不可能跑到孝感哪里去催征“若、荆”的赋贡。二是从路径上看，士山从京兆出发，先来到若、再到荆，告诉他们准备贡资，最后到达中（今随州刘家垭）。在收取完中侯的贡物和“宾贝、金”之后，回返并顺路收取荆、若之贡。中在楚（夷屯）东面，两地直线距离约80公里，山道水路绕行总长约150公里。

（按：关于“中”后来的结局，到东周初期，楚成王迁若人于商密（淅川县大石桥乡清风岭村），大概一同被迁的还有“中（

）”。清华简（贰）《系年》第六章载：“二邦（指秦晋）伐〔糹若〕（下蠚），徙之〔宀中〕城，围商密，止（执）申公子仪以归。”此为鲁僖公二十五年之事（公元前635年），中城与商密应相距不远，疑河南西峡县西十五公里丁河古城遗址即是。1983年在谷城北河镇禹山庙嘴出土春秋晚期铜器“中子宾缶”，铭文“〔中阝〕子宾之赴（走）缶”。彼时，中（〔宀中〕）人已被楚王迁至今谷城。）

其次，我们来看周昭王伐楚的大背景。《周语·国语》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周王朝还建立了巡守制度，以效法夏尧，“昔尧临民以五”，即五年一巡视领土，目的是亲民，炫耀王的威仪，镇抚诸侯，并借机征讨不从周礼者。

周昭王伐楚，显然不是因为楚不纳贡。楚子酓绎刚刚被封不久，楚国尚弱小，周王室于楚有恩，楚子酓只何以反恩为怨，不积极纳贡呢？这也不符合常规。成康之际，周王室完成统一大业。《诗》说“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周昭王继位后，欲继承成康事业，继续扩大周的疆域。周昭王伐楚，实是“征南”加“南巡”，所征者正是楚蛮。

据尹弘兵先生研究（《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荆蛮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今本《竹书纪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帝癸即夏桀，可见夏末商初时已有荆蛮。荆蛮在商周时代颇为活跃，一般来说受商、周王朝统治，但叛服无常，商、周王朝都曾大举征伐荆蛮，商王武丁亦曾南征荆蛮。武丁征荆在《诗经·商颂·殷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时楚人尚未进入荆蛮，可知武丁所伐之“荆楚”，绝不可能是芈姓季连部族。

西周初年，南土范围限于南阳盆地至汉水中游北部。在周昭王时期，楚蛮占据地域广大，且占据铜矿主产地铜绿山。先秦时期，铜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政治、经济、战争等方方面面都广泛需求。楚蛮虽然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但始终没有如从前的三苗和后来的楚国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体，只是一些分散的部族。由于对铜的迫切需求，这种情形下的楚蛮，正适合作为周昭王南下征伐的对象。

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在安陆（今湖北孝感）出土一组有铭文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凡方鼎三、圆鼎二、甗一，被后人称作“安州六器”。作器人是曾跟随昭王伐楚的贵族“中”。铭文被收藏在北宋《博古图录》和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等书中。考古学家综合研究了这六篇铭文，发现了以往少为人知的昭王南征的纪事。

中方鼎

如中方鼎记述了昭王十六年伐楚，曾命贵族“中”先去南国准备行宫。中方甗则记录了“中”所走路线经过的地方，其中有邓、鄝、鄂、汉中洲等。

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在曾。史儿至，以王令曰：“余令女使小大邦，厥又舍女芻量，至于女(庸)小多邦。”中省自方邓、洀(汎)、鄝邦，在鄂师(次)。白买父乃用厥人戍汉中州，曰叚、曰。厥人廿夫。厥貯粦言曰：貯□贝。日传肆(劭)王□休。肆有羞。余□□，用作父乙宝彝。(《释文》949)

在另一件中方鼎的铭文中说到昭王十六年伐楚归来之事，作器者为中侯：

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贶土。王曰：“中，兹人入事，锡于武王作臣。今贶女土，作乃采。”中对王休，命□父乙。唯臣尚中臣。（《释文》2785）

这篇铭文是叙述昭王第一次南征获胜归来后，在寒次之地开庆功会，大赏群臣，将土赐予中作为采邑，中于是作器铭功，记录昭王的赏赐。土所在，据考当在孝感附近。

静方鼎

另一与昭王南征史事有关的是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作器者为静侯，有铭文9行79字：

佳（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命）师，中、静省南或（国），□（位）。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命）静曰：“卑（俾）女（汝）□（司）在（曾）、噩（鄂）（师）。”王曰：“静，赐（锡）女（汝）鬯、旂、市、采，曰用事。”静扬天子休，用乍（作）父丁宝彝。

从各铜器的铭文分析，昭王伐楚蛮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规模也大，有许多贵族都跟随昭王。昭王南征路线是从成周进入南阳盆地，在今南阳市的谢国停留，然后由谢南下至今襄阳市北的邓国，再转东行进入随枣走廊直达随州。今随州地区的鄂（今随州以西的安居羊子山附近）、曾两国是昭王南征的重要基地，鄂、曾以北的厉国（赖国）也曾参与南征。随州以南的前线据点为今孝感附近的“中”或中之封邑“土”。

尹弘兵先生考证认为，昭王南征的区域为随州东南方向，涢水以东的地域，意在恢复商朝时的南方政治地理格局，在江、汉汇流处建立据点并以此为基地控制长江中游广大地区，进而打通“金道”，与江南铜矿区建立直接联系，为西周王朝获取稳定的铜锡资源供给。　　

昭王十九年第二次南征，根据安州六器和其它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考察，周王进军的路线是从唐国（今湖北随州北面）出发，经过厉国、曾国向南顺利推进。为了壮大声势，昭王还派出使臣到长江中游的大小邦国，争取支持。昭王本人则率师沿江而上，直抵夔国边境（今湖北秭归）。

《竹书纪年》、令簋

古本《竹书纪年》提到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跟随昭王攻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这年的春天，天现异象，“有星孛于紫微”。但昭王伐楚的时间却不在春天，据作册诸器铭文记载，昭王十九年五月时，昭王还在地（关中）。令簋铭文记载：“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夨令尊宜于王姜。（《释文》4300、4301）”可见，是年九月时昭王正在南征，这时已到了汉江流域的秋汛季节。昭王统帅西周精锐战师，如果没有某种特殊的不可抗力因素，单以楚蛮之力，是不可能让昭王全军覆没的。那么这种极端自然天气就是突发的洪水和地震，当时天色昏暗，昭王的部队正在汉江下游洪泛区过江。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昭王南巡。《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记载：“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史记·周本纪》亦载：“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则记载的更为详细：“周昭王亲将征荆，辛餘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返涉汉，梁败，王及蔡公坠于汉中。辛餘靡振王北济、又返振蔡公。诸家所说互异。叔师言楚人沉之，当得其实。”

最后，我们来看周昭王伐楚的结果是什么？

1976年在陕西宝鸡市扶风县出土了《史墙盘》，其铭文曰：“昭王广能，楚荆唯狩，南行娄覠。”娄，通屡，多次之意。《说文》覠，大视也。意为周昭王威武强大，巡狩荆楚，多次进行大规模南行巡视。

有史家研究周昭王伐楚，只看到了征伐，没看到巡狩，我认为这种视觉是不全面的。周昭王对南方的巡视和对楚蛮的二次征伐，不仅将汉东地区变成“南土”，而且大大削弱了楚蛮的实力，震慑了楚蛮的不轨之心，在后续诸王的努力下，终于将疆域拓展到汉水下游和长江流域，为楚人进入长江一带奠定了基础。

《楚居》载：“至酓只、酓觛、酓樊及酓赐、酓巨，尽居夷屯。酓巨徙居发渐。”彼时除了酓绎居丹阳外，其后人有五人居夷屯，凡156年。至酓巨（熊渠）时，周夷王为了固守南疆，又徙封楚人到长江之滨的发渐（今宜昌）。

现在再来看士山盘铭，楚人在夷屯期间是恪守王道，履职尽责，忠于周王室的，并非拒贡不纳。如果昭王真正攻伐的是楚子之国，不可能不予以翦灭，又何须三次？

至此，我有一个推测：昭王伐楚，所伐的应是芈姓楚先。

在《楚人从哪里来？》第二篇中，我曾谈到楚人“得姓受氏”问题，在季连父亲带领酓氏徙迁至隈山之前，芈姓楚先（或芈姓族人）早已在随地涢水一带长期存在。他们在酓绎册封之后，开始不安分，伺机骚扰四邻，并拓展到汉水以西。昭王得到了汉南诸侯求援的信号，借南巡之际，实施讨伐。

后人在追记这件事时，因事发在荆（楚）蛮之地，所以用了“昭王伐楚”之名。

注：为了阅读顺畅，参考文献具略。下篇预告：熊渠与发渐

作者简介：

景广海，男，1965年5月出生，笔名溪河子，山东省邹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学爱好者，著有《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