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随之谜新进展：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

 本帖最后由 の羽 于 2010-8-18 18:44 编辑

考古中国今年初的一篇论文，文中论证了两个结论：一个是鄂国的中心位置在汉水以东随州一带，曾是鄂国的都邑，鄂侯驭方反叛周王后，才封的随国（曾国）。
第二个结论是周昭王时的楚应在汉水以南。

想知道大家对新研究成果发的看法。。。。。

曾随之谜是不是可以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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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
——李学勤
十年前的上世纪末,保利艺术博物馆入藏一件纹饰非常奇异的西周早期铜卣[1],我曾应邀详细观察,写了小文《异形兽面纹卣论析》[2],论证该卣为康王、昭王时器。当时马承源先生有很好的研究论文[3],我对卣的时代的估计幸能与之相近。

马文提到他初见这件卣,当时立即回想到以前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纳尔逊埃德金博物馆所藏已久而未曾展出的一件方座簋,两者纹样极其相似,……今年五月,在纽约的一个私人精品收藏展览会上见到一件装饰同类纹样的方座簋,形体巨大雄伟,装饰颇似出于同一工匠之杰构”。前一件簋著录于《纳尔逊埃德金艺术博物馆藏品手册》[4],我曾在该馆库房中观看,确系真品,器高33、通耳宽39.3厘米。后一件簋照片附见马文。两簋同保利馆的卣一样,没有出土地点的记录可寻。我过去猜想卣来自陕西宝鸡地区,实际缺少可靠依据。最近终于有纹饰风格相同的青铜器发现,其出土地点是大家意想不到的,竟在湖北北部的随州。据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书中的“随州考古大事记”称:“2007年11月,因犯罪分子盗掘古墓未遂,在安居羊子山墓地抢救性清理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墓葬,出土一批鄂国青铜器。”[5]这座墓编号为羊子山4号墓,共出青铜器27件,其中4件具有这样的异形兽面纹。2009年7月初,我有机会到该博物馆参观,得到馆方帮助,极其值得感谢。   

羊子山4号墓青铜器群包括圆鼎、方鼎、甗、簋、尊、卣、罍、方罍、爵、觚、盘、盉，多数已收入上述《随州出土文物精粹》[6]，还有几件由于有待修复等原因没有刊出。饰变形兽面纹的有4件，自成一组。

首先《精粹》31尊,高34.5厘米。侈口,颈饰以相对有鳞鳍的蛇形构成的蕉叶纹。突腹,饰披角虎耳而有人鼻与眉目的变形兽面。高圈足,饰有鳞鳍的双尾蛇,尾端有爪,又可视为腹上怪兽的前足。自口沿至足设四道钩状扉棱,正面扉棱当颈处加小兽首,也是披角而有人鼻眉目,口间伸出象鼻。

其次《精粹》32大卣,通梁高49.5厘米。提梁横跨,梁面饰鳞纹,其正中有立棱,两角有瓶形角的龙首,两端有掌形角的龙首。盖中央纽上有披角人鼻眉目的兽首,盖面饰同样的变形兽面,有虎耳,并加四道钩状扉棱。盖有立缘,上饰有鳞鳍的蛇纹及涡纹。腹部倾垂,饰披角虎耳而有人鼻眉目的变形兽面,口中伸出象鼻状的扉棱,恰对象鼻顶端的颈间加与盖纽同形
的小兽首。腹两侧,则设钩状扉棱。圈足饰有鳞鳍的双尾蛇纹,左右也有钩状扉棱。《精粹》未收的小卣,形制、纹饰与大卣类同。


《精粹》35方罍(书中原称方彝)，高60.1厘米。四阿形盖，中央纽卜有相对禽鸟，盖隅设上端翘起的钩状扉棱。盖面为披角虎耳而有人鼻眉目的兽面，其上填有简化夔纹。器颈饰简化鸟纹，肩有双耳垂环，耳上有瓶形角龙首，肩面则饰涡纹，配有倒夔纹。腹部上方是披角虎耳有人鼻及眉目的变形兽面，下方又有一角朝内卷的普通兽面。变形兽面口间伸出象鼻状扉棱，腹的四隅也有钩状扉棱。和其他的罍一样，其一个正面的下部有半环形纽，纽上饰小龙首。圈足饰有鳞的双尾蛇纹，伸出的鳍形成扉棱，与腹隅相对应。


以上四器显然是同时制作的，已知两件有铭文，大卣为“作宝彝”，方悬为“鄂侯作厥宝尊（铭文为耳刀加尊）彝”，这和保利馆卣铭文“作厥宝尊（铭文为耳刀加尊）彝”非常近似。不过，我们还不能推论保利馆卣以及上提到的两件簋是与羊子山4号墓这些器物同出一源，这一点只要仔细分析其变形兽面纹，就可以明白。


保利馆卣兽面的角是分节的，虎目，人耳，人鼻，人齿，侧面有简化的羽翼形。纳尔逊埃特金馆簋兽面的角分节，人目，人耳，人鼻，人齿马文引的私家藏簋兽面角不分节，虎目，人耳，人鼻，有兽的利齿、，随州诸器的兽面却是角不分节，人目，虎耳，人鼻，兽齿。后三者都没有侧面的羽翼形。由此看来，这种变形兽面纹尽管一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存在，标本也不会多，但未必是在同一场所铸作，纹饰也非完全定型。

羊子山4号墓又有几件青铜器，可能构成一组，即《精粹》29尊,33卣,26罍，37盘和38盉。这里面卣、彝、盘都已知有“鄂侯作（上旅下車） 彝”铭文，纹饰却各各不同。尊、卣形似确定为昭王时器的尊、卣，盘、盉似北京琉璃河的伯矩盘、父辛盉[7], 所以这些器物也是康昭时的。

《精粹》73圆鼎，形制、纹饰以及尺寸，都与2008年在澳门出现的一件几乎雷同（拍卖品图片见http://auction.artron.net/showpic.php?picid=art51990038）。后者有铭文“鄂侯作宝尊（铭文为耳刀加尊）彝”，可能也同羊子山墓地有关。《精粹》74方鼎，盖上有倒夔形扁纽，可以却置，此点可对照河南鹿邑太清宫的长子口鼎最近发表的何簋[8]，时代都早，所以方鼎铭文“鄂仲作宝尊（铭文为耳刀加尊）彝”的鄂仲或许比上述鄂侯要一早一辈。

不久前，我在《论周初的鄂国》小文中已引述陈梦家先生《西周铜器断代》所论“上海博物馆所藏‘鄂叔’、‘鄂侯弟’、‘鄂季’三器，都是西周初期器，可能属于成王。后二器据说出于湖北”。1975年，就在羊子山出土一簋一尊，尊铭“鄂侯弟（字看不清）季作旅彝”，与上海博物馆的同铭卣相配[10]。既然鄂侯、鄂仲、（字看不清）季之器都在羊子山出土，当地为鄂国公室墓地显然可见。

这里的问题是，随州特别是安居镇这一带，多年被认为是曾国(即随国)的中心，怎么又是周初鄂国的公室墓地所在呢?这个问题关系到当时江汉地区的整个形势，对于研究昭王伐楚南巡的史事甚关重要。

昭王伐楚南巡是西周早期的大事，《左传》僖公四年、《吕氏春秋·音初》和《史记·周本纪》皆有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说:“周昭王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是昭王先伐楚，随后南巡，以失败告终。陕西扶风庄白发现的史墙盘讲“弘鲁昭王，广(惩)楚荆，惟奂南行”，概括了史事的经过。

经过多位学者的研究，已经找到一系列伐楚南巡时期的青铜器[11]，使我们对当时的历史情况有了概要的了解，而在这些器物的铭文中，可以看到曾和鄂占有重要的地位。

湖北孝感宋代出土的中献，著录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今收人《殷周金文集成》949，其铭文前半云:“王命中先省南国，贯行设居，在曾，史儿至，以王命日:‘余命汝使小大邦，……’中省自方、邓，(造)口邦，在鄂师次，伯买父口，以厥人戍汉中州，日叚日（不认识）……”这是说昭王命中在南巡时先行，到达了曾，又受命出使周围大小诸侯，返抵鄂师驻所，遣人戍守汉水中间两处土地这里说到曾，也说到鄂。

现藏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今收人《近出殷周金文集录》357，其铭文也记载昭王命中和静省南国，设居，静返回成周报告，“王在成周太室，命静曰:‘稗汝司在曾鄂师。’……”这里又说到曾和鄂[12]。

以前我总以为“在曾鄂师”是在曾、鄂两国的王师，但这样读中颇的“在鄂师次”显得不通。其实“在曾鄂师”是在曾地的鄂国之师，曾是鄂国地名，这样曾也就是随州安居一带有鄂公室墓葬便得到解释了。

铭文中西周的鄂国在哪里，历来有湖北鄂城及河南南阳南两说，现在证明其中心应在汉东随州一带，是我们想不到的。研究青铜器的学者都知道，西周晚期厉王时鄂侯驭方反叛朝廷，引导南淮夷、东夷进犯，结果被王师攻灭，事见禹鼎，从那以后就不再有鄂国。值得注意的是，随州与其周围记有曾国名号的青铜器，没有发现早于西周晚期的[13]。随县均川熊家老湾、安居桃花坡、义地岗等地点所出都是西周晚期，而且形制、纹饰都近似周王朝器物。我觉得，这可能暗示我们，这里的曾国(即随国)是在鄂国已被攻灭之后才建立的，铭文中称“曾”是沿用都邑原有的地名。

本文以上的讨论表明，由于年代古远，西周早期的地理形势和后世多有不同，用晚出文献材料来推论，有时不能符合实际。关于昭王伐楚南巡的铭文里的若干地名，情形正是如此，不过其中有一项是不会变动的，就是汉水。《纪年》云昭王“伐楚荆，涉汉”，是有关其时楚国地望的标志性线索。


二

前些时由于偶然机会，看到一件流散青铜器的材料，与这方面问题有关，对解决周初楚国丹阳究竟在枝江还是丹浙也有参考价值[14]。这是一件侈口突腹的尊，尊身轮廓分为三段，属于《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所分Ⅱ型2式，与确定为昭王时的召尊、huan尊相似。纹饰的布局则类于复尊、耳尊，腹部中间光素，上下夹以长鸟纹带，长鸟纹系同书所分Ⅲ型3式，也与昭王前后时期相当。[15]

尊内底有铸铭6行26字，在行间有突起的纵行阑线(图一)。下面依原行款写出释文:
        王涉汉伐
        楚，王又[左医右戈](?)工，
        京师[左田右允]目斤
        工[嫠字去女]贝，用乍
        日庚宝[耳刀加尊]
        彝。&%（两字不认识）。
第一行“汉”字，“**”下从“土”，与《说文》同，而略异于中甗和大保玉戈的“汉”字。

第二行第四字不很清晰，上方似为“戈”而有省笔，下左从“医”即“医”。

第三行“师”原只写作“自”，后更正加上右方的“币”，以致笔划打破了阑线。西周金文作师旅讲的“师”写为“自”，作官长讲的“师”写为
“师”，是有区别的。“左田右允”即“左田右夋”字，金文多见。

第四行“[嫠字去女]”读为“釐”，训作“赐”。

第五行‘日庚”上面没有亲属称谓，比较罕见，可参看《殷周金文集成》5839尊:“狈作旅彝，日辛”等。
   
尊铭“王涉汉伐楚”，可对照前面引述的古本《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两者显
然是同一件事，这也表明尊的年代。
   
“王又[左医右戈](?)工”“[左医右戈]”是地名，应对照《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四夷之功”、成公六年“[上安下革]之功”，都是指克敌有功而言。《集成》4412
鲁侯尊:“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在[左边上母下止右边为殳]，鲁侯有[口中有卜]工(功)，用作[上旅下車]彝。”文例也与此一致。
   
“京师[左田右夋]”是作器者，“京”为地名，如((集成》731鬲的“郑师原父”之“郑”。“京师[左田右夋]以斤工(功)釐贝”，是作器者因在斤地的战功受王赏赐。

铭文中的地名斤，也见于《集成》2674鼎。后者是饕餮纹的分档鼎，有铭5行24字:
        丙午，天君乡(飨)
        [左衣右边上白下夋]酉(酒)，在斤，天
        君商(赏)[上氏下十](厥)征
        人斤具，用乍(作)
        父丁[耳刀加尊]彝。[16]

按“天君”系王后之称”[17]，铭内的“天君”当即令簋的王姜。令簋云:“惟王于伐楚，伯在炎，惟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矢令[耳刀加尊]宜于王姜。……”可
知王姜确曾在伐楚时随行。

由尊铭末有族氏“**(两个不知道怎么写的字)”，可知京师[左田右夋]源出殷商，但他本人则来自京地。按《诗·公刘》“乃#$于京”，“于京斯依”，京在今陕西旬邑西。
   
以上论证表明，京师京师[左田右夋]尊是周昭王伐楚时器。尊铭说“王涉汉伐楚”，意思非常明确，楚应在汉水的南面，从而昭王必须渡过汉水，才能攻击楚人。因此，不管成王时所封熊绎的丹阳是不是在今丹浙一带，昭王时的楚都只能是在汉南了。

[1] 《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保利艺术 博物馆精品选》,第 101～108 页 ,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 年。  
[2] 同[ 1] ,第 358～360 页;又收入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第 370～376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3] 马承源《关于神面纹卣》, 同[ 1] ,第 353～356 页; 又收入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第 501～50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4] Ro  er  Ward and  Patricia J . Fidler , The Nelson2Atkins g Museum of Art , A Handbook of the Collection , p . 278 ,1993.
[5]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第 9 页 ,文物出版社,2009 年。
[6] 同[ 5] ,27 -  29 、31-  33 、35 -  38 、72 -  74 、96 -  98 。
[7] 参看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尊29 、卣9 、盘 1、　 6 ,文物出版社,1999 年。
[8] 崇源国际 2008 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中国古董》,38 ,2008 年4 月。 （拍卖品图片见http://auction.artron.net/showpic.php?picid=art51990038）
[9] 张光裕《　簋铭文与西周史事新证》,《文物》2009年第 2 期。
[10] 李学勤《论周初的鄂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 4 期。
[11] 详参李学勤《基美博物馆所藏令簋的年代》,《法国汉学》第11辑,中华书局,2006 年;又《论铭及周昭王南征》,《仰止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7 年。
[12] 同[10] 。
[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曾国青铜器及其反映的地域问题》,第 10～11 页,文物 出版社 ,2007 年。又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第 84～91 页,文物出版社,2009 年。
[14] 参看徐少华《楚都丹阳地望探索的回顾与思考》,《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5] 同[7] ,第 116～119 、206 页。相同的长鸟纹见陕西长安花园村所出昭王时的　簋。
[16] 《殷周金文集成》4020 簋原见《西清古鉴》27 ,5 , 铭文与此鼎近似 , 白川静《金文通释》卷六已指出系伪作。
[17]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 61 页 , 中华书局 , 200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