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读书，我已经读了三十多年（编者注：五十多年）的书了。虽然我不清楚读了多少书，但我的经验应证了人们熟知的关于书的一个基本说法：有些书不值一读，而有些书却值读终生。 我六岁就上了乡村小学。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很难及时拿到教科书，更不用说可以读到各种课外读物。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于读书有一种饥渴感。我想办法找一些高年级同学已使用过的教科书，还有《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尽管有很多生字，尽管有很多句子读不懂，但我在翻阅中感到了无限的乐趣。只有小学学历的班主任发现我是一个读书的苗子，便建议我哥哥给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和《汉语成语小词典》，便于我自学。 这两本书是我贫穷的哥哥送给我一生最珍贵的礼物，它们伴随了我从小学到初中的整个学业。我不仅将它们当作工具书，认识新的字词，而且将它们自身看成是一个知识的海洋。我在课外有空就翻阅它们，了解了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不曾遇到的语词。通过他们，我知道了世界和历史中的人和事。作为语词的聚集，字典对于我这样一个乡村的学生就是一个无穷的宝藏。那两本小书虽然早就不复存在，但它们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乡村学校的学习一般是无忧无虑的，因为不管学习如何，最后都只会去修补地球。但到了七七年恢复高考之后，高中生们都希望能考上大学，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一切读书都是为高考去准备的。七八年我作为高一的学生便和高二的毕业生一起参加了高考，但成绩并不如老师期待的那样理想。到了七九年我便轻易地考过了大学录取分数线。 虽然当时全国掀起了科学和技术的热潮，但我爱好文学，便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由于书太多，时间不够，我在校期间的暑假都留在学校一心读书。文学陶冶了我的性情，让我和现实世界始终保持一种距离。李白和苏东坡的诗篇常常慰藉了我的寂寞之情。 在学习文学的同时，我读书的视野不断地扩大。我从读文学作品开始，转向读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后到哲学。当时的学术界正在讨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吸引我阅读马克思的一些原著。我感到它们与一些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说的大异其趣。从马克思出发，我进一步阅读康德、黑格尔，还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当然真正激动我的是一些所谓的存在主义大师的著作，因为它们相关于我自己的一些存在经验。 于是我的兴趣完全转到了哲学本身。这导致我八五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李泽厚先生学习哲学与美学。在北京期间，我只读西方书，不读中国书。为了更好了理解西方的思想，我主要阅读英文的著作。同时也开始正式地学习德语，力图阅读德语著作。当时我已经深深迷恋上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为他的很多思想而兴奋不已。 当我从哲学的爱好者转向哲学的研究者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虽然西方哲学的话语支配了中国当代哲学一切领域的探讨，但是人们对于西方哲学本身的研究却具有一种明显的局限性：语言的障碍、文献的匮乏、思想的偏见等等。这强化了我到西方去读书的想法。 九一年我远赴联邦德国，追随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的弟子博德尔先生，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一去就是七年，往事不堪回首。但我在那读到了真正的德国哲学书，它们是我一生的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精神财富。德国哲学是古希腊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它不仅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思想的高度和广度，而且具有一种非凡的现实的力量，推动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改变，如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作为一个在德国的中国的求学者，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西思想的差异及其边界的撞击。 但在德国七年期间，真正伴随我日日夜夜的是《圣经》中的《新约全书》。我既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基督徒，也不从事宗教和神学的专门研究。我对于《圣经》的兴趣完全是为了深入理解西方独特的思想。一般认为，西方的历史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产生了两种具有差异的智慧。古希腊的智慧凝结成《荷马史诗》，它要人成为英雄；中世纪的智慧集中在《新约全书》，它要人成为圣人。 这两本书可以说是西方人真正的教科书，铸造了西方人的思想的民族特征。但我对于《新约全书》的兴趣不仅出自一种思想的缘由，而且也基于人生境遇的需要。我在德国最初的日子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时候。我所经历的是贫穷、疾病、孤独、欺骗、劳累，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无望等。 没有任何人愿帮助我，也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那时我也没有想到任何人，但我想到了神。我每天都要阅读《新约全书》，去聆听神所说的话并向他祈祷。但我相信，神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偶像，而是人自身的精神。惟有人的精神才是人自己真正的守护神。正是凭借它，我顽强地走过了一段艰难的人生的路途。 九八年我回国，且最终又回到了武汉大学任教。虽然我仍继续从事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研究，但我的重心却转向了中国思想，读孔孟、读老庄、读禅宗。儒道禅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思想的基本主干，唐宋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往往是行走在儒道禅之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儒道禅分别揭示了生活世界的三个不同维度。儒家是社会，道家是自然，禅宗是心灵，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结构。 与西方的神性智慧相比，儒道禅作为中国的智慧在根本上是一种非神性的智慧。为了更进一步地体悟中国智慧的精神，我甚至也尝试过半日读书、半日静坐。零四年我在台湾佛光大学讲学时，住在太平洋边的山上。从我的住所一眼望去，山高水深，碧海蓝天，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宁静。我努力在静坐中去体验这种宁静，一次我感到了身心皆空，物我均无，从而获得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大喜乐。 为什么发生这种思想的转变？我认为，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的产生都必须植根于自身所属的语言及其历史。作为一个中国当代学者，不可避免地和自己的传统发生关联。但这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批判。因此一种适当的关系是走进传统并走出传统。但鉴于中国和西方思想的相遇和撞击，对于中国任何问题的研究都既要有中国的视野，也要有西方的视野。这就是我所主张的“走在中西思想的边界上”。但行走在边界上也要不断地越过它们的边界，而开拓新的思想领域。 对于我而言，书本就是一条道路，读书的路也成为了人生的路。但任何一个读书人都有一个公开或者隐秘的愿望，去写一本书。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形形色色的书可谓多矣，因此关键是要写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我认为最重要的六本书：
 彭富春教授著作（部分）  彭富春教授在家中阳台读书  彭富春教授博士论文《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