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古汉语译印欧语原著，困难是很大的。就是用现代汉语，也不是没有困难。难在印欧语的分析性强，汉语比较笼统，使用汉语的人也有笼统的倾向。根本问题在于改变这种倾向，使汉语的表达精密起来而又不啰嗦。这个任务在“五四”以后开始突出，首先是改用白话文。现代汉语的表现能力和弹性比古汉语强，因为现代生活本身比古代丰富得多，细密得多，要求语言尽可能表现它，能松能紧才行。不用白话文，哲学翻译就只能依稀仿佛，精确不起来，不能满足科学的要求，至多做到严复那样的达旨。改用白话文，其实不只是不用文言文，而且包含着改造白话文。原来的口语长期以来不用于文字，用起来虚弱得很，粗率得很，语词不够，语法模糊，而且汉语方言众多，缺乏规范。这个改造汉语普通话的过程在解放前进行了三十来年，解放后又进行了三十来年，到今天才有这个样子，但还不是大功告成，而是仍须不断努力。如果没这七十年来的努力，我们的翻译水平就只能落后。我们拿出解放前的译本和“五四”前的译本、今天的译本一比，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差别。香港、台湾现在出版的译本，我们看起来感到译文陈旧，主要是由于那些地方缺少了解放后的改造。这改造主要表现为新词的创立，语法的精确化，复合句的灵活处理。依靠的是对外国哲学的理解加深，对逻辑的认识加深，对汉语语法的意识加深。“五四”以前对外国哲学的理解较浅，不能见其真相，就只能用模糊的词句翻译，例如 Bourgeois 就曾译为“豪绅”。以后知道的多了，发现“豪绅”不对，才改为“布尔乔亚”，又发现音译不解决问题，才改为“资产阶级”。逻辑和语法是过去的中国人最忽视的，然而印度人和西方人却很重视，他们逻辑谨严的文章，我们译不准，因为翻译手段本来不够，同时自己又不管逻辑，而且对汉语语法一般不加理睬，那就只好马马虎虎。这些年来，我们的哲学译文有不少进步，这是大家深入研究内容，讲究逻辑，钻研语法的结果，同时也是使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结果。但是应当说还不够，这表现在好几方面，例如：（1）遣词不当。例如 первичное（the primary）译成“第一性的现象”。第一性的怎么能还是现象？这“现象”一词是用了一般口头语的意义，以为等于“东西”，可是哲学术语“现象”是相对于“本体”的，在这里不能用，用了等于自打耳光，形成逻辑矛盾。毛病出在缺少语意分析上。（2）将印欧语的语法形式直接搬入汉语。例如拉丁语的前缀 prae-（pre-，pré-，vor，Ao-）被译成“前××”，如“前资本主义”、“前苏格拉底”、“前批判”等等。印欧语一般都把介词放在前面，所以称为 praepositio，即“前××”或“后××”的形式，我们把它照搬到汉语里，而汉语的介词是后置词，即“××前”或“××后”的形式，因此发生冲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人们根据汉语习惯来猜，以为“前××”是“前面那个××”，如“前汉”、“前边”、“前人”之类，万万想不到是“汉以前”……的意思。当然，造那些服从外国语法的新词的人并没有想到用“前战”代替“战前”，用“前解放”代替“解放前”，那是他们究竟不能全抛汉语语法的缘故。这种做法的毛病在于不知道语法不能搬家，在哪里就得守哪里的法律，不守就要治罪。（3）把汉语的虚字当印欧语的用。例如把汉语“和”字看成英语 and（et，und，i，u）的等价物，一遇 and 就译成“和”。这样的译文就成了用汉语词按英语语法写成的非英语亦非汉语，和翻译电报码差不多了。“和”跟 and 的确在逻辑上是等价的，即 p·q 里的·，但是从语法上看却是不同的，用法不一样，而且这用法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客观规律的。在汉语里，不容许违犯“和”的规律，正如在英语里不容许违犯 and 的用法规律一样。具体语言的规律以逻辑规律为依据，却不等于逻辑规律。不懂逻辑会犯根本性的错误，只管逻辑不管具体的语法则会犯张冠李戴的错误，后一种错误也是不能容许的，犯了就会造成不达。翻译要懂逻辑，也要懂一般的语言学原理，还要懂具体语言的用法，包括原文的和译文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工夫下得还不够。（4）把文言的虚字当白话的用。例如遇到“的”过多说不明白，就换几个“之”字。“的”和“之”确实等价，但也确实不是一回事，其不同和两种语言的同义词不能混用一样，我们在英语中并不能因为 and 过多而换上几个 et，就是这个道理。“的”字过多的问题只能改变句子结构来解决，用省事的办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使人明白。我们的白话文用的是和文言文相同的汉字，给我们造成文白不分的幻觉，以为等价，甚至以为文言词比白话词美，该用”也”字的地方偏偏用“亦”，该用“就”字的地方偏偏写“便”，或者写“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白话文必须彻底摆脱文言文的枷锁，才能在广阔的天地间昌盛发展，也只有在得到自由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吸收文言文中间有用的成分来丰富自己。丰富当然要通过消化吸收，而不是生吞活剥，那样做只能是贴些异物，不是真的长了肉。我们还有一些情况，拿来一个文言词，再加上个白话尾巴，冒充白话词，例如用“导致”、“涉及”之类加个“到”字，就是这样。我们对白话和文言，也像对于外语和汉语一样，还需要加强知己知彼的工夫。总起来说，我们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使用了唯物辩证法，在哲学翻译上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新的任务正在以更大的压力要求我们进一步钻研和使用唯物辩证法。首先，我们应当从原则说起。哲学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开扩眼界，增长见识，促进哲学研究，提高思想水平，以利于革命实践，即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点，我们本来是明白的。在解放之初，多数人都对哲学抱着极大的热情，付出无私的努力，也得到众所周知的效果。但是，曾几何时，情况变了，人们不重视哲学了，对它冷淡了，甚至厌恶了。那是由于有些人意在谋私，见到哲学的威望，以为可以利用，于是把它垄断起来，上下其手，拿来吓唬老百姓，把它变成争权夺利的工具。人们上了他们的当，吃了大亏，看透了他们手里的所谓“哲学”并不是什么真理，而是骗人的诡辩，甚至是害人的蒙汗药。但是人们哲学水平不高，分辨不了其中之假和假中之真，因而不加分别地把哲学笼统地加以否定。这否定是不幸的，但也是必然的，它会带来新的局面：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天年轻的中国人正在对哲学兴起新的热潮，长江后浪推前浪，正是历史的辩证法的明证。要发展哲学思想，就必须让思想从少数人手里解脱出来，结束垄断状态。要做到这一步，需要放眼纵观古往今来的人类智慧成果，这就是哲学翻译翻身光大的条件。即使现在人们的眼光还受到一定限制，只看到目前某些惹人注目的新鲜现象，往后一定会看到那些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光辉里程碑。翻译有前途，而且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为它准备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深入研究外国哲学史，突破以往的窠臼，使人们看到光明，产生进一步的斗志。为此必须改革我们近乎经院的学校教育制度，让喜爱智慧的人代替别有用心的利禄之徒，让他们学到有益的基本知识而不是浪费时间精力于教条。从事哲学翻译的人必须是懂哲学的人，而不是只会几句外语。为此也必须改革外语教育，不能只造就仅会外语而没有文化的所谓专业人才，应该面向广大学生，让他们在学习专业的同时学好外语，专门外语院校则负责提高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的外语水平。第二个条件是大力提高汉语水平，汉语不通的人是不堪翻译重任的。今天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大学生的卷子很难看，别字连篇，语法不通，甚至不会用标点。应该说，这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必须雪耻。在过去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只有在行将灭亡的时期才出现语文程度低落的现象，例如明朝末年，而一个新兴的王朝首先必须革除这方面的弊政，例如清朝初年。我们是在解放以后，应当深思。过去一个时期轻视知识、蔑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偏向必须彻底扭转，给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以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因为包括语文在内的基本知识水平低落不是大学里所能纠正的，小学教师才是教育界的父母官。第三个条件是加强逻辑教育。翻译必须头脑清楚，不能似是而非或张冠李戴。治疗马虎毛病的最好办法还是学逻辑。逻辑也可以办业余教育，成人教育，但必须列入正规教育，要成为国家考试的必修科目，因为在我们国家考试是最有效的方式，科举是这样，我们也能这样办。以上这些议论都不是什么新意，而是我在四十来年受教育和从事哲学翻译工作中点滴汇成的。哲学翻译的教育很重要，贺自昭先生既教了我哲学，又教了我翻译哲学的办法。他主持哲学编译会，并不是仅仅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分配任务、收取成果，而是要求研究，要撰写导言、进行讨论的，而且他亲自校阅并亲手修改译文，要求提高质量。我的另一位老师陈康先生则从哲学翻译的理论上给了我们深刻教育，教我们把翻译看成一件严肃的事业。我在以后的工作中虽没有把他们的教导当教条背，却时时在心，还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接着往下想。我不能忘记自己接受教育的母校西南联合大学，也不能忘记我一直在工作的北京大学，因此我希望后之来者也能有这样的教育条件，而不止是设法和出版社签订些合同。但愿我国的哲学翻译事业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