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后有人提议叶剑英致悼词，叶帅怒道：只有一个人最合适

叶剑英和李先念看到报告之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将这个报告送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后，神情严肃，批示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然而，任何人都说服不了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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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之后，周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

身体里的癌细胞一天天扩散，周总理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但他想的不是好好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多做点事儿。

在住院期间，和周总理见面次数最多的人，除了邓小平，就是叶剑英。

1938年10月周恩来、叶剑英在长沙。

从得知周总理身上有癌细胞那天起，叶剑英几乎将一颗心全扑在了他的治疗上。

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一有空闲，叶帅就主动和周总理的主治医生联系，了解情况。

“要想尽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叶帅一次又一次地叮嘱医护人员。

光打电话还不行，每隔几天，叶帅就要亲自去医院，看望周总理。

叶帅每次去都不会空手，家里有好吃好喝的，他总会拿一些去医院，跟周总理分享。

周总理爱吃鱼，有一次，叶帅钓到一条大草鱼，足足有30多斤，他派人把鱼送到医院，让周总理吃。

结果，这条鱼实在太大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炖汤都吃不完。

周总理干脆让人把鱼分给医疗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吃。

大家吃了鱼，专门给叶帅打电话致谢。

叶帅一听，钓鱼的积极性更高了，没过几天，他又派人送来大鱼，专门慰问工作人员。

大家知道周总理爱吃鱼，特地将鱼肚子挑出来，留给他吃。

后来，周总理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叶剑英几乎每天都要去医院。

刚开始，他和周总理谈话，一谈就是三个多小时，后来，谈话时间减少到两小时，再后来，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叶帅越坐越近，两人谈话的时间越来越短，甚至连一个小时都无法坚持。

到最后，周总理连微弱的声音都发不出来，叶帅依然坚持每天都来，来了之后就紧贴着周总理坐下，轻轻握着周总理的手，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颤抖着，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样互相望着，医护人员每看到这个场景，就忍不住躲在门外悄悄掉眼泪。

和周总理最后一次见面时，叶剑英让医护人员全部退出，不管是送水还是送药，不按铃不准进来。

但是医生和护士也不能远离，就在屏风外守着，监视着周总理的心电示波仪。

从里面的只言片语中，隐约听到叶帅是在汇报关于中央、邓小平、反动派及军事方面的重大问题。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两个工作人员叫到跟前，低声嘱咐他们：

“你们俩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守在总理身边......总理......有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工作人员立即答应下来，他们每天轮流值班，随时准备拿着笔记录，然而，周总理始终没有说什么话。

尤其是在最后几天，周总理紧闭双唇，绝口不谈政治。他硬扛着身体上的巨大痛苦，连一丝呻吟也强忍着不愿发出。

12月28日午夜，医疗组对周总理进行抢救。

1月7日晚间，周总理进入弥留之际，他双眼微睁，声音微弱地嘱咐病床前的医生们：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吧，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总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上午，巨星陨落。

当工作人员将白纸交到叶剑英手中时，叶帅眼中瞬间涌起泪花，“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1976年1月10日叶剑英在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2

就在周总理逝世的当天，邓颖超转述了周总理生前对自己后事的安排：

一、不保留骨灰；

二、后事处理不搞特殊，规格不能超过别人；

三、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关于不保留骨灰这一项，其实是1956年全国推行火葬之时，周总理和邓颖超共同做出的决定。

周总理认为，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

至于不开追悼会，是因为国家正推行殡葬改革。

听了邓颖超的话后，李先念第一个反对：

“不行！就算要改革悼念形式，也不能从总理开始......我们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大家也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

商议过后，众人做出决定：追悼会、遗体告别仪式都要举行，至于是否保留骨灰，需要请毛主席批准。

当工作人员用颤抖的声音读周总理逝世的讣告时，毛主席闭上眼睛，任由眼泪流淌。

毛主席点头批准了“不保留骨灰”这个请求。

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后一次握手

1月10日9点，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

第一批来告别的是医疗组的工作人员，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终究还是没能挽救周总理的生命，压抑在心头许久的悲痛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

整个病房哭声一片。

不久，邓颖超也在人们的搀扶下走进来，她顾不上梳理挂在眼睛边那一缕灰白色的头发，用哆嗦着的双手抚摸着爱人已经冰凉的面颊，痛哭道：“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啊！”

朱德委员长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身体虚弱，顶着刺骨的寒风赶来见周总理最后一面。

他紧紧握着邓颖超的手，满脸悲痛，一个字也说不出。

临走前，朱德举起右手，向周总理的遗体郑重地行了个军礼。

看着这一幕，众人忍不住泪流满面。

毛主席当时已经重病卧床，当秘书问道“要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他拍拍腿，既悲痛又无奈地道：“我也是走不动了！”

11日下午，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周总理的遗体将送八宝山火化。

当八宝山的工作人员将棺木抬上灵车，缓缓发动车子时，告别厅里的哭声震耳欲聋。

北京市的民众一早便得到这个消息，上百万人冒着寒风，早早等候在路两边。

大家身上都戴着自制的白花和黑纱，等待着送周总理最后一程，人群中哭泣声始终没有停息，眼泪怎么都擦不干。

17时，灵车从北开出，进入长安街，在灵车后面，是100辆送灵车队。

灵车缓缓行驶，车前挂着的挽带在寒风中飘动，驾驶员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不时地擦眼泪，以免泪水遮住视线......

1月11日夜，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骨灰，离开八宝山，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

此时，工作人员已经设好灵堂，吊唁时间安排在12日、13日、14日这三天。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几百名外宾向周总理的骨灰鞠躬致哀。

很少有人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从厅里出来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在流眼泪。

尤其是那些和周总理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们，更是伤心欲绝。

宋庆龄自从得知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后，就经常一个人坐着，默默流泪。

到了追悼会那天，她不顾病体，坚持要去参加。

叶剑英在周总理灵前，失声痛哭，迟迟不忍离去。

1月14日19时，吊唁结束。

追悼大会于次日举行。

捧着周总理骨灰、心碎不已的邓颖超

3

关于为周总理举行追悼会这件事，有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由谁致悼词”。

反对派先是提出让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说自己不行，他们又说了一个人选，大家不同意，他们便提出请叶剑英致悼词，叶帅非常生气，说道：别人不合适、我也不合适，只有一个人最合适！

而这个最合适的人，就是邓小平。

叶剑英同志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首先，邓小平同志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不管是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来看，由他来给周总理致悼词，都是最合适不过的。

其次，周总理生前非常欣赏和看重邓小平，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竭力创造机会帮助邓小平复出，直到病重时，还费尽心血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

周总理要做第四次手术之前，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等人在手术室外面守着。

周总理心里明白，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所以进入手术室的前一刻，他示意推车停下，轻声问道：

“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立即跨步上前，挨着小推车站，周总理吃力地抽出手，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说道：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可以说，周总理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更重要的一点是，邓小平一直视周总理为自己的兄长，两人感情极好。

邓小平16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的法国经济极为萧条，连当地人都找不到工作，何况他们这些留学生？

为了糊口，邓小平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工，生活很艰难。

那些年，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先进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大家共同编辑出版革命刊物《赤光》，周恩来负责策划、总编和撰稿等任务。

后来，邓小平也加入了办刊工作。

他白天做工，晚上下班后就到周恩来的住所帮忙撰写杂志。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无论开会还是办刊，统统挤在周恩来租住的一个小房间里。

他们吃的是面包加白开水，有时候连续几天吃不到蔬菜，可是大家斗志昂扬，对未来充满希望。

1924年，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通常情况下，周恩来先把写好的文章交给邓小平，由邓小平负责刻蜡板。

邓小平虽然年纪最小，办起事儿来却非常认真，他的字迹工整秀丽，排行有序，深受周恩来赏识。

除了刻蜡板之外，邓小平还兼做油印的工作。

因为手上和脸上经常粘上油墨，同志们都笑称他是“油印博士”。

当时，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周恩来倡议大家做生意，自力更生。

这些年轻人在巴黎开了一家小小的豆腐店，邓小平是主要负责人。

因为还有其他工作要忙，大家不分你我，谁有空谁就去豆腐店帮忙，有时候，就连一向忙碌的周恩来也会去店里招呼客人。

这些年轻人们聚在一起，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气氛极好。

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的谋划下，豆腐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不仅华侨华人爱吃，就连法国当地居民也非常喜欢，供不应求。

通过经营豆腐店赚来的钱，一部分用于补贴留学生们的生活，一部分用于旅欧支部的活动经费。

那些年中，除了开豆腐店、办报，周恩来和邓小平通力合作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多年后，女儿曾问邓小平，“在留法的人中间，你和谁的关系最密切？”

邓小平深思之后，答道：

“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当成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1975年5月，邓小平访问法国。

那时，出国人员都有20美元左右的零花钱，只能在国外用完，外汇不能带回国内。

其他工作人员都用这些钱买了许多稀罕的巧克力之类的。

唯独邓小平的钱迟迟没花掉。

临走前，邓小平找到一家标准的法式面包店，高高兴兴地用这些零花钱买了一堆刚出炉的月牙面包。

18日晚上，刚从法国回到北京的邓小平顾不上休息，急急忙忙赶到周总理所在的305医院，亲手把礼物送给兄长。

这是当年在法国时周总理最爱吃的东西，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邓小平也没有忘记。

于公于私，由邓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最合适不过。

反对派先是不愿在悼词中公正评价周总理，这个图谋失败后，又极力反对邓小平为总理致悼词，想通过悼念活动削弱邓小平的政治地位。

但是，叶剑英坚决主张由邓小平致悼词，其他政治局成员也纷纷表示支持，反动派无话可说，只能作罢。

1976年1月15日下午三时，周总理追悼大会在哀乐声中举行。

邓小平同志面带哀伤、以低沉而悲痛的声音宣读悼词。

当读道“......我们的总理......”这句话时，他的声音颤抖，眼含泪水。

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邓小平的悲痛情绪，整个大厅再度响起了一片哭泣声。

当邓小平读完悼词后，他的眼泪再也止不住，许多人哭得昏倒在地。

4

1978年，也就是周总理去世的两年后，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来到京都岚山。

日方用京都名菜“怀石料理”招待邓小平一行人。

那天下着绵绵细雨，在雨雾迷蒙的岚亭楼阁上，眺望满山红叶，邓小平久久沉默。

后来，他回头，告诉身边人：

“1919年，周总理访问这里的时候，也是下雨天......雨中岚山，别有风味，周总理写的诗就是写雨中岚山，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原来，当年周总理赴欧之前，曾东渡日本，报考留日官费生。

那时候，他曾到过岚山这个地方，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等几首诗。

如今，烟雨依旧，岚山依旧，可物换星移，故人已去，邓小平感慨不已。

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出版，此时，邓小平已经去世一年多了，但是他在生前，已经特意为这部书题了书名。

我常在想，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敬佩之心不如上一代那么强烈？

想来想去，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了解得太少。

只有了解，才会热爱。

了解得越多，就会爱得越深。

希望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了解更多周总理的生平事迹，并从中汲取力量。

希望我们的后代子孙都明白，“周恩来”不仅仅是一个写在历史书中的名字。

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国家，曾经有这样一位“完人”，他一生中遇到的挫折和磨难数不胜数，他受的委屈和痛苦至死难言，可是他从未将自己的荣辱得失放在心中，他的心里始终装的是国家和人民。

民族自信从哪里来？拥有周总理这样的先辈，就是我们最大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