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76年，中国有三位高层领导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先是周恩来总理，他死于1976年1月8日。接着是朱德，这位红军的缔造者和早期军队领袖死于1976年7月。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离开了人世。 随着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的去世和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两年徘徊期”，直到邓小平复出。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人们开始认识到问题的要害和历史脚步徘徊不前的症结所在，并逐渐冲破束缚，对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历史最终选择了邓小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邓小平的军事指挥才能是经过无数场鲜血淋漓的战斗得到验证的。 从海外回国后受命主办“西北黄埔”，到领导广西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又转战千里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又奋斗在烽火连天的华北前线，先后参与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的三次对日伏击战、百团大战等一系列重要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军队高级指挥官，邓小平坚决执行党中央的作战命令，千里跃进大别山、进军大西南、西藏等，这一时期，“刘邓大军”的威名响遍大江南北。 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刘邓大军正在鏖战鲁西南，军队经过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伤亡惨重急需休整。毛主席认为，刘邓小军只有快速直插大别山地区，向南京、武汉逼近，才能够打乱蒋介石的部署。 于是，他给刘、邓发去了加急电报。刘、邓在接到电报命令后，当即复电表示立即执行。此后，在谈起当初决定挺进大别山时，邓小平曾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 解放大西南时，邓小平及其率领的部队刚刚经历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因此，当解放大西南的任务下达二野后，部分指战员没有及时调整好情绪。 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决定在二野中加强国家观念和大局观念教育。他指出：“去西南是要多走一点路，苦一点，可这是党指定的光荣任务，为了取得全国胜利也得去，没有任何的犹疑。”这也为日后进军大西南奠定了思想基础。  解放大西南后，二野不少官兵脱下军装，投入到了生产建设的运动中。1950年1月，正当军民建设热情高涨之际，毛主席下令邓小平、刘伯承等西南局领导人立即着手准备进军西藏的任务。由于事关重大，刘、邓接到命令后立即从军事、政治、后勤等方面做好全方位准备。经过9个月的艰苦努力，邓小平克服艰苦条件，完成了党中央下达的命令。 1949年12月，邓小平率部进驻重庆，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展现出了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和卓尔不凡的政治智慧，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1952年7月，邓小平被调往北京，主政西南成为了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他辉煌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篇章。 在主政西南的两年里，从毛主席对邓小平的电文批示便能够看出，邓小平的工作能力是受到毛主席肯定和欣赏的。 据公开的资料统计，这一时期，邓小平报送给中共中央毛主席的文电共有99份。其中，2/3以上都是由邓小平亲自起草、修改或审订的。邓小平报告的时间基本严格按照每两个月做一次的惯例，当然，当有重大的、复杂或敏感的问题发生时，他会在第一时间汇报中央。 毛主席对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文电作出的批示共有30份。其中，有22份批示中，用了“同意”、“正确”、“很好”这样类似的用词。剩下的批示中，则有“中央认为，此问题甚为重要”等。此外，邓小平的报告大部分都被毛主席要求进行了“转发”，为各地工作提供工作参考。从这一点上，足以看出邓小平卓越的工作能力。 除了在军事、政治方面出色的能力外，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更是令人叹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人们还在谈论一百天里做什么的时候，邓小平的眼光就已经在关注一百年内要做什么了。与此同时，他在对时代主题作出“和平与发展”这一判断的同时，还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是常识，但对于经历了漫长的革命和战争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说，当时大多数人的一致观点是“战争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出了这样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历史证明，他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有着相当准确的把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许多重要场合多次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坚持这一原则，不仅维护了我国的合法权益，还为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一条底线原则，即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即使中国外部环境在面临多重威胁的同时，也从未放弃过这一原则，用邓小平打桥牌时的话说，就是“既不搞苏联牌，也不打美国牌。”  “三落三起”的秘诀只有一个：忍耐当邓小平选择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名中国共产党人后，他便从未动摇和改变过自己的理想信念。 不少外国政要曾询问过邓小平“三起三落”有何秘诀时，他只回答了一个词：忍耐。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是将邓小平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1956年，毛主席评价邓小平：
中共八大后，毛主席曾多次公开透露出自己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信号。1957年，毛主席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在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有计划辞去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尽管惊讶，但他还是问道：“那有谁接替呢？” 毛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两个名字：“第一个就是刘少奇，第二个则是邓小平。” 1959年，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与毛主席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导致被江青等人利用，邓小平也因此离开了领导岗位。 1973年12月，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毛主席决定重新起用邓小平：
就这样，邓小平再次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集党、政、军等重要职务于一身。中央领导层也形成了一个新的格局：周总理、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一直以来，毛主席始终不曾将中央的党、政、军工作的实际权力交到江青等人手中，这也足以看出毛主席的智慧。 1974年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有预谋地向邓小平发难，邓小平则有理有据当面一一驳斥，顶撞了江青，让她吃了一鼻子灰。 同年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飞抵长沙。毛主席在会见完外国客人后，专门留下邓小平进行了亲切谈话。 毛主席得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顶住了江青的无理挑衅后，幽默地说道：“听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当即明白了主席的意思，笑着说道：“主席，你也知道了。” “好。”毛主席赞许了邓小平的做法。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了。”邓小平说道。 “我赞同你的做法。” “她已经在政治局弄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我也不高兴，大家也都不高兴嘛。” “我主要认为对政治局日常会议不好，最后便到了她那里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好，好啊，这个好。” “最近我的工作决定，毛主席已经讲过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不过责任确实很重。” “没办法呦，你只好要担起来啰。”毛主席鼓励道。 12月23日，毛主席在跟周总理谈到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他政治思想强。”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还是再次退出了领导岗位，赋闲在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筹备追悼会相关事宜。当时，名义上仍然是副总理的邓小平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邓小平将政治局撰写的讣告草稿送至毛主席处批示，第二天一早，毛主席便批准了讣告。  1月11日，有小道消息称：为周总理送葬的车队将在当天出现。尽管当时还是料峭春寒，但仍有数百万市民伫立于街道两侧，为周总理送行。在一些人的干涉下，虽然禁止佩戴黑纱白花，但制作黑纱的黑布和白纸仍然在北京脱销。 1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议由叶剑英元帅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对此，叶帅委婉拒绝，并提议由邓小平同志宣读悼词，这一提议最终获得通过，毛主席也同意由邓小平宣读悼词。 1月15日，在周总理追悼会上，几乎从未感情外露过的邓小平，在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声音哽咽，稍作停顿后才得以继续，在场的每个人纷纷落泪。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让政治局批评邓小平的会议停了几天。 1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做检讨时，表示：“希望能有机会见到毛主席。” 江青不满地问道：“你为何要见主席？” “我想亲自向毛主席说明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聆听主席的批评和指示，并对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作出说明。”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道。 不过，毛主席拒绝了邓小平想要见面的请求。而邓小平在得知情况后，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信中，他提出了辞职：
这封信由毛远新转交给了毛主席，不久，毛主席同意了邓小平辞职的申请。 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也几度沉浮，但逆境面前，他依然坚定理想信念。在是非面前，他始终坚守正义，在困难面前选择迎难而上抗争到底……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信仰的力量。  老一辈革命家选择支持邓小平1971年，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正在江西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党中央毛主席写去了一封要求重新工作的信。 在随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专门叫来叶剑英，一边将口袋里装着的邓小平的信掏出来，一边说道：“小平同志来信了，是不是可以考虑？” 这个时候，毛主席便已经有了起用邓小平的想法了。对此，叶剑英元帅也表示十分赞同。 1975年，邓小平担任军委总参谋长、中央副主席期间，叶帅主持中央常委会工作。这一时期，两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和叶剑英相互配合，对中国一段时间以来的问题进行了整顿。尤其在关于军队整顿方面，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 这一时期的工作，叶剑英真正见识到了邓小平卓越非凡的工作能力，他逐渐认识到，邓小平对于党内工作的重要性。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他们的改革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因此，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一切职务，而叶帅也受到了牵连，不再主持军委工作。直到毛主席逝世，中国政坛陷入危机之际，叶帅挺身而出，领导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国由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面。 在中国陷入接下来该何去何从的迷茫时，叶帅又支持邓小平复出。因此包括叶帅在内的所有老一辈革命家都明白，邓小平必须复出。如果他还在外面，党心人心不服，更重要的是，党需要这样一位雷厉风行的领导人。 1977年8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专家指出：抓紧恢复高考是选拔人才的最好方式。邓小平听后，随即向自己身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问道：“如果今年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推迟半年招生的话，还来得及。”刘西尧回答道。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把原来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按照大家的意见重写。”邓小平当即拍板。  不过，在实际工作中，大家又在关于此前的教育路线和当前要恢复高考的问题上发生了很大分歧，双方不断争论，导致恢复高考制度的问题不断推迟。邓小平得知情况后，召集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等人谈话，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症结所在：
不久，恢复高考制度尘埃落定。仅从这一件事情上，便能够看出邓小平强有力的执行能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实际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如果没有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邓小平的复出之路或许还将面临很多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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