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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筑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婉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8 级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专项项目“南方民族糯稻文化与文明互鉴研究”（19VJX144）。 【摘要】民居是构成传统村落的要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迁。作为一种物化形式，民居不仅形塑了村落的外在风貌，也是村民历史记忆、家庭财富、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在现代社会，有的传统村落民居成为遗产保护对象和旅游开发的重要文化资源。与此同时，对于一些村民而言，传统民居是阻碍其追求和享受现代生活、提升社会地位的负担。如何认识这一差异化的观念，是我们理解乡土社会文化的一条重要路径。本文通过对一个侗族传统村落民居样式变迁的观察，从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探讨了现代遗产保护理念与乡村社会生活逻辑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说明在现世生活的理性需求下，现代与传统、保护与创新、传承与发展的困境，以及村民对发展的认知和诉求。 【关键词】地扪；侗族；民居；村落保护；发展 民居是人类日常生活展演的基本场所，它不仅满足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与安全，也反映了一定的生态环境、生计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包含着各民族的审美意识、建筑技艺、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历史记忆、权利表达以及民族互动关系等内涵，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文化多姿多彩的面向，承载着物质、制度与精神多层次的意义。从其视角，既能梳理一个区域或族群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样态，又能窥探人类自身的需求与特质，且能反映特定的“物”对社会文化逻辑的形塑，以及各种内外互动关系。自古及今，不同社会的人们都十分重视居所的建造，“安居乐业”成为普通大众基本的日常生活诉求。从居所自身的演进来看，不同地区都有其历史时期延传下来的样式、用材与审美情趣，积淀出深厚的人文韵味，传递着久远的社会文化信息，成为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外在的象征性符号。与许多文化事项一样，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行，传统民居也面临着如何改进或变迁的问题，无论是样式还是材料，抑或是形制、审美及格局。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不少地区的人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够与时俱进，较好地运用现代材料，发挥创造性才能，对旧居进行改造、修缮，使之更加舒适、安全，且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需求；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在保护与变迁问题上取舍纠结，甚至产生差异化的对立，这一情形，在当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显得十分突出。表面上看，人们争论的是传统民居外在的形制、用材，以及与村落整体空间的和谐关系，而实质上则是关于民居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且隐藏着权利与话语的表达：谁是民居的主人？谁能言说民居的意义？谁有改造或改变它们的权利？本文通过对一个侗族传统村落—地扪民居样式变迁的观察，在日常生活实践的语境下，呈现出传统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博弈，试图探讨如何认识和理解当地居民对传统的认知与发展的诉求，以及社会文化内涵和乡村生活逻辑。 一、村落历史与空间布局 地扪行政村位于贵州省黎平县茅贡镇北部，距黎平县城德凤镇47公里，距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该村由5个相连一体的自然寨组成，共587户，2700余人（2018年数据）。 地扪，源于侗语音译，意为泉水源源不断涌出的地方，寓意村寨发祥、人丁兴旺。据当地古歌《茅贡忆祖来源歌》和寨中老人讲述，地扪大姓吴氏先祖原居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后逃荒至贵州，经辗转迁徙到了地扪，见此处溪流淙淙，土地平坦肥沃而落居下来。最初居于现母寨，随着人口不断繁衍而拓展，形成了现在的芒寨、模寨和寅寨。维寨是附近高山上的苗族搬迁下来后居住在其他寨子外围，随着时间推移，渐渐融入于当地侗族中。地扪还被当地人称为“千三总根”，是指随着人丁兴旺，历史上曾一度发展到1300户，因人口众多，难以维持生计，经过协商，逐渐分散到周边的茅贡、腊洞、罗大、登岑4寨居住，地扪于是成为迁移到其他地方人的“总根”所在地。 从空间布局来看，地扪侗寨西、北、南三面环山，地扪河自西向东穿寨而过。村寨整体呈狭长形，以地扪河为中轴，自西向东沿河展开，河北面为母寨、寅寨，南面为芒寨、模寨和维寨。民居依地扪河由两侧沿山势延伸，高低错落排列，屋檐相接，青瓦鳞鳞，极富层次感。村寨周围梯田环绕，青山叠翠。村落布局与自然山水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是一种“顺应自然、利用自然、装点自然”的布局。5个寨子之间，或以花桥、青石板路连接，或隔路相望，间有稻田、水塘、菜地，构成一幅阡陌之中有邻舍、云水绿影照人家的美景。 地扪空间布局图（杨朗绘制） 2012年前，地扪的村落布局和建筑风貌较好保存了侗族传统文化元素，鼓楼、花桥、凉亭、戏台、萨坛、水井、干栏式民居、禾仓在这里构成了独特的景致，外在的物质建筑蕴藏着深厚的内涵，加之侗戏、大歌、婚丧嫁娶、三朝酒、千三节等，无不显示出这个古老的村落所具有的魅力与底蕴。而村落四周杉木、翠竹环绕，村内溪流潺潺，田园房舍相映成趣，宛如一幅怡然自得的美丽画卷。也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将其称为“时光边缘的村落”， 一些文人墨客则称之为“人类心灵疲惫的栖息之地”。地扪还先后被评为“贵州省最具魅力侗寨”“全国文明村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等。 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的景观，使地扪得到了许多致力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学者和社会人士的青睐。2005年1月8日，中国第一个民办生态博物馆在这里开馆，其由香港明德创意集团及其非盈利性研究机构“中国西部文化生态工作室”所创建。该馆所创导的“中国西部人文生态保育和生态旅游发展计划”，旨在通过一些特定的文化社区建立人文生态保护区域，并配合地方政府协助当地居民积极培育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社区经济，开展促进自然和人文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生态旅游活动。在其积极推动下，一方面，地扪侗族传统文化的记录与传承、村落民居与特色建筑保护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展，另一方面，在博物馆主导下的各项交流活动也使地扪声名远播，受到来自不同层面社会机构的关注。传统民居作为地扪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外在风貌表征，其保护亦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着力点之一，由之与村民的生活逻辑与价值观念产生了冲突。 二、地扪民居样式 地扪传统民居主要是依山势而建的“两坡水”全木榫卯干栏式单体建筑。因地势影响，村落整体民居错落有致，鳞次栉比，一条条青石板小路或砾石路将座座房屋连接起来，与周围青山相映成趣。此种民居布局方式，既不占用有限的平坝耕地，又可避水害，且采光、通风较好。这一趋利避害的自然心得，在地扪人眼中，有着“风水”的文化诉求。但由于系全木建造，保护和维系一栋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传统木房却有着较大的难度，其中最主要的威胁来自火灾。为防范火灾，该村形成了自己的村规民约，如每天有人喊寨，提醒大家注意防火；规定引发火灾的人家，不论什么原因都要受到严惩。肇事者不仅要宴请全村人并赔礼道歉，还要被驱逐出寨外，3年内不准回村建房居住等。修建于房前屋后的池塘则起到一定的防火作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随着与外界联系逐步增强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家有了建筑砖混楼房的愿望。但因地方政府对传统民居的保护有一定要求，加之旅游开发需要，以及受制于经济条件，建砖混楼房者鲜少。不过，这一情形因2006年的一场火灾而悄然发生变化。该年4月14日夜半，模寨一位病中老人夜间烤火忘记拿走被子而引发火灾，并殃及维寨和芒寨。这场火灾烧毁60多户人家的房屋，后因一户人家的砖墙阻隔才没有使火灾蔓延。在后来的重建中，一些受灾人家陆续开始建砖混楼房，但因这类房屋影响村落整体风貌且“不符合旅游村寨的要求”而受到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阻止，不过却难以动摇人们建盖砖混楼房的决心，毕竟火灾带来的损失实在让村民们刻骨铭心。劝说无果后，县里只好派专人到地扪，召开现场会，几经协商后折中为，第一层可以盖砖房，第二、三层盖木房，如是砖混结构，则需要用木板包裹砖墙，且所有房屋不能建成平顶，只能用青瓦覆盖，同时砖房不能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政府则对受灾人家补助200～600元不等的现金。之后一段时间，重建房屋的人家大多按要求建造砖混楼房或传统木房。不过，2012年后，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收入的增加与木材价格的上涨，以及审美观的不同，越来越多的人家不再遵守相关条规建房，而是自行其事，使地扪民居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原有的村落风貌也被改变。现今地扪的民居样式主要有五种类型： 第一种为保存完好的传统型。该类民居多为全杉木建造、青瓦歇山顶的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不用一钉一铆。具体样式取决于民居所处的地形。一种可称为吊脚楼，一般建在坡塬或坡坎上，前半部分用木柱支撑在坡坎上，形成吊脚，后半部分则落于地面。另一种样式为木柱支撑型，一般建于平地，底层用木柱悬空形成开放空间。还有一种建于水塘上，以木柱支撑架空。传统木楼多为二至三层，架空的楼底主要用于放置柴薪和一些闲置物品（建于水塘上的除外），二层为卧室、宽廊，以及放杂物处，如有三层，则为放置杂物处。干栏式建筑最能体现地扪传统稻作文化的内涵，并与整个自然环境相得益彰。 第二种为平地型传统木楼。这种木楼除底层未架空外，其他格局均与干栏式木楼一样，同样体现了地扪民居的传统民族特色，并与整个生境十分协调。 第三种为新老融合型。这种建筑样式主要出现于2006年后，一般建在平地或水塘上，也为歇山顶。建于平地者，一般底层为砖混结构，二层或三层为全木榫卯结构，这种房屋一是防火，二是保存了一些传统文化元素。建于水塘之上的民居，主要是其柱脚用钢混水泥柱架空，其上仍为全杉木榫卯结构楼房，与传统干栏式木楼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柱脚材料上。这类房屋在用材上虽然发生了一些变迁，但总体仍保持了传统民居特色，并有所创新，且与整体村落环境相宜。 第四种为传承创新型。这类民居多建于平地，用青瓦封顶。其底层为砖混结构，二层或三层虽也为砖混结构，但用木板包裹，外表上看与第三种类型的平地楼房大体相类，但其防火功能和住房格局已发生了较多改变，增加了卫浴等空间，且隔音效果较好。但这一类型造价高，既要有砖混又要木板，显然不经济，故在村里不多，有的仅在门窗上做些木质材料的传统装饰。 第五种类型为新式型。该类民居样式与村外许多地方所见的“小洋楼”并无二致，砖混结构、平顶，瓷砖贴墙面，颜色多样，其整体造价较全木楼房低。此类楼房多为二至三层小楼，房屋内部布置规整，一层一般为厨房、堂屋、杂物间、卫生间；二楼设有客厅和卧室。这种样式的房屋防火和隔音效能好，但与整个村落环境不甚协调。这类民居目前主要建在母寨的东面和寅寨的南面，村内也有人家陆续在建造，并有替代传统木建筑楼房的趋势。 新式民居的大量出现，不仅改变了地扪人传统的居住格局与习惯，也使村落整体面貌和布局与传统村落保护的要求渐行渐远，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人际关系在此过程亦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与家人亲密关系的定位、对生活质量与水平的理解、价值标准的重新评判、村人社会关系的调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等。与此同时，新民居的建造还引发了当地政府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保护与发展的张力在旧宅与新居的废、建中弥漫在这个古老的村落里。 三、旧宅与新居的困境 一些学者认为，“建筑空间除了其物质实体的功能性本身，还带有精神、审美、意识层次的特性，这种特性依附于独特的社会存在，依附于生活与人的记忆存在。但作为物质的空间不能消解于社会文化范畴，它受制于社会安排的同时，本身也有自身的逻辑”。2006年之前，对于地扪人来说，以什么材料建房，建造什么样式，谁来建房，在哪儿建，是无需考虑太多的问题，千百年来，村人已形成了自身的社会文化规则与逻辑。但之后及其相关的建房规定，让村民们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保护与创新、传承与发展中经历了诸多的纠结与博弈，对“发展”的认知，出现了不同的话语解释。改革开放40年来，对于中国人来说，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城镇化建设加快，城市面貌日新月异，除了道路，高楼大厦成为“发展”的重要指向之一。地扪虽地处偏远，但大量青壮年到东南沿海一带务工所获得的直接感受与认知，结合传统文化对面子的诉求，不能不对其家乡住宅建设产生影响，“砖混楼房”一定程度上即反映了他们对“发展”的认知。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催生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使然。但这种认知，在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被视为“破坏”与短视行为，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或选择。如何保护传统村落的风貌，让逐渐富裕起来的地扪人面临着难以名状的困境。 与大多数地区的侗族人一样，地扪的青年男子新婚后往往与父母居住在一起，同屋共居一段时间且有了子代后，在能力允许的条件下会自建新居，并与父母分家，老宅多留给瞻养父母的那个儿子，并由其承担为父母养老送终的主要职责。但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多，不少人家不仅分家的儿子自建楼房，有的与父母同屋共居的儿子或选择自建新楼房自住，而留下父母居住在老宅中，或在原老宅的地址上新建楼房与父母同住。从众是村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个体归属集体的行为表现，对于个体来说，没有村落的支持与归依，犹如飘零的落叶般无根基。当新建楼房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时，这股风气犹如“流感”般，在村寨中传导与蔓延，自建楼房的人越来越多，有能力者建，无能力者借钱建，没有新建的楼房，人们仿佛失去脸面，少了说话的底气，而村人夸耀或引以为自豪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人自己有什么样的楼房。如一些学者所言：“住房习俗不是个别人所遵守的行为习惯，它至少是一群人甚至是较大规模的一群人的信仰、行为规则、态度理念以及仪式，它具有民俗的基本特征——共有性。”村寨里的空间越来越拥挤，一些人于是开始将目光投向村寨内外的空地、耕地，村落空间由此渐渐失去往日的宁静和协调。最为典型的是人文生态博物馆对面的稻田，那里曾是一片良田，灌溉方便，满足了过去人们对食物的需求。笔者曾多次前往地扪，深为那片稻田的翠绿与静谧所感染。但现在，往昔绿油油的山脚与稻田已渐渐被一栋栋砖混楼房所覆盖，近30户人家在此形成了地扪的“新寨”。一些村民认为，山下建房便利出行，且垃圾处理运输、停车方便。过去建房，人们往往会在房屋之间留出空间供行人走，但现在是每一寸土地都被极致利用，房屋紧贴着房屋。 在较长一段时期，由于地扪村传统民居保存较好，历史建筑完整性较高，村落选址布局有特色，民族风情浓郁，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在民族旅游开发的大背景下，其文化资源也显得较富集。因而从二十一世纪之初开始，以地扪命名的“地扪景区”就被黎平县委、县政府列为侗族风情旅游开发的重点打造村寨和景区之一，村落保护的许多会议或活动不时在地扪举行，一些政府部门领导的考察也常到地扪，无形之中使其受到了较多关注，并获得了许多社会资源，相关的政策支持也接踵而至。在地扪生态博物馆建立之初，正值黎平县政府推介和扶持地扪民族旅游之时，博物馆曾一度进行此项工作的配合。2010年，博物馆协同政府开展生态旅游模式的探索，并形成了“政府扶持，博物馆指导，村民加盟”的旅游合作社模式，组建了“地扪社区乡村旅游合作社”。但随着新式民居在村落中越来越多，其原有的风貌也逐渐丧失，那种独特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观遭到了破坏，游客不再感到地扪是“人类疲惫心灵栖息”之所。为保护村落传统建筑，使地扪旅游业有可持续发展之源，2014年7月，地扪所属的茅贡乡（2017年改镇）人民政府曾向黎平县人民政府上报了《关于要求审定黎平县茅贡乡地扪村村民建房管理规定的请示》，同年8月获得批准，相关规定于是成为村民建房的一项规约。为方便村民理解政府政策，有关部门还专门制作了“地扪村村民建房审批流程图”。鉴于建房人家越来越多，根据政府的规划，目前地扪有三处新建房拓展区，一是地扪人文生态博物馆河对岸的田边，另一处在维寨花桥的上方，最后一处在寅寨往腊洞方向的公路两侧。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人家并没完全按规定执行。同时，对于当地人来说，如今种田是件费力不讨好之事，投入大收获少，远不如外出打工来得实在和直接，家庭收入基本上也源于外出务工。因而，不少人家就在原来稍平整的田地上建盖楼房。仅2016年至2018年底，村中大约有60～70户人家建起了新房，其样式多为第四种和第五种类型。时下的地扪村正成为一个大工地，日常生活中人们关注较多的是谁家盖了新房，建房样式、过程、资金状况等，房屋建设成为当地人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象征。 旧居与新宅表面看是选择、审美、经济水平等问题，但实际上隐含着传统文化与现代话语的张力。建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惯性，它引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对于地扪人来说，长期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在土地、山林拥有量大体相当、温饱问题都能解决的前提下，儿子与房子似乎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有儿子意味着根脉的传递，家与家族的稳固，社会力量的强大；房子既是日常生活开展的重要空间，是遮风避雨、保障生命安全之所，也是居其地、占其处的重要表征，是安居乐业的意义所在，血缘与姻缘得以延续和扩展的基本保障。有儿子没有房子，无法娶媳生子，就无法传宗接代，根脉传递显然没有保障，二者互为因果。笔者在与一些村民的交谈中，常常听到他们提及儿子刚建了几层楼房，欢迎我过去坐坐，言语之下充盈着自豪与满足。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房子的大小、楼层多寡与“面子”有着某种关联性，也是村民们自古及今努力劳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或目标，并代代相传。“不象样”的房子在婚姻市场上显然少了娶到好媳妇的筹码，更少了在熟人社会生活的自信。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大量青壮年村民外出打工的动力之所在，并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建房盖屋。即使暂时没有足够的资金，不少人家也会借钱举债建造一幢与别人家规模大致相当的楼房。房子成为日常生活中一项最大的投资，其意义不仅是有形的“物”，更是生存的价值感、生活的底气与自尊的写照，这是历代延传下来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被深深浸润，是其生存伦理的一条重要标准。 民居是物质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村落历史最外在的表征。古村落民居的保护体现了人类的历史记忆与社会关系，是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民族自信自尊感的象征。从乡村旅游发展层面来说，传统民居已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如果被破坏，古村落的整体风貌也将不复存在。但这一体现现代发展理念的举措对地扪人来说，却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在他们的认知里，民族历史与文化可以通过仪式、传说故事、侗歌、大戏等方式传承，房屋则是其融入现代性最真实的表现，至于传统房屋的历史、样式、材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阻碍其享受现代生活的一个累赘，是生活质量未能提升的重要象征，是没有本事的一个标识。尽管二十一世纪初当地政府已有地扪旅游的规划，地扪生态博物馆也一度参与，并对村落景观、基础设施、一些农家乐的住宿条件等进行改造和修缮，但总体上来说，大多数地扪人对此兴致不高，对旅游前景持不乐观态度，至2018年年底，整个村落仅有5家客栈。其主要原因有：一是交通不便，一天仅有两趟中巴车开往县城和乡里；二是住宿条件不如外面好，尤其是传统的木房不隔音，且大量电器的使用还易引起火灾；三是吃饭不方便，没有一家像样的餐馆；四是村寨风景一天半天就能看完；五是当地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此外，当地气候条件最好时节是5月至10月，其他时间较阴冷。抛开具体的因素，实际上影响地扪人开设客栈和从事旅游活动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如传统观念中不允许外面的男女共居一室，即使是自家女儿与女婿也不允许，认为此举会带来不好的东西甚至灾难，影响兄弟、家人的生活。2006年那场大火，虽是因老人失误而引起，但村人认为，还是村寨里“不洁”的东西太多，有的可能是不知根底的外人带来的。如火灾过后，“火香头”（引起火灾的人家） 被逐出村外，且出钱在三个寨子举行了祭“龙神土地”仪式，以清洁寨子，把脏东西赶出去。又如，2007年，在浙江台州务工的地扪人还联名写信给村里的寨老，要求撤除2004年建于塘公祠旁的旅游厕所，认为侵犯了村落神灵。对于村民来说，村落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的地方，根基所在，更是一个人神共享的空间。任何有违于村落秩序的设施与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由此，村人对旅游开发并不是很热心，参与者甚少，这与同属贵州省黔东南州的苗族村落朗德上寨因旅游业发展而自觉保护传统民居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村民与政府在理念上、认知上的鸿沟导致了村落传统民居的保护越来越乏力。2016年后，村人自建新式楼房的人家愈来愈多，基本上不再按2014年所颁发的文件规定执行，颁布的规约亦形同虚设。作为联系地方政府与村民的村委会干部，无奈于现有的状况，有的村干部自身也卷入建房队列，毕竟乡土熟人社会才是他们生活的根基。表面上看，改变的是民居样式，映照的却是时代与观念的变化。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没有专门的设计者和施工队，建房者按照各自喜好和财力建盖不同样式的楼房，原来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的村寨风貌因之发生了极大改变，民族特色渐渐消隐。 事实上，地扪民居变迁的情形在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且对村落风貌、传统文化保护、自然环境以及基本农田带来诸多影响。为此，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一同发布了《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号），提出要防止当下“千村一面”的现象和破坏乡村生态环境、毁坏历史文化景观的行为，要保留村庄特有的民居风貌、农业景观、乡土文化，打造各具特色、不同风格的美丽村庄。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也发布了《关于开展农村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建办村﹝2019﹞ 11号），强调要进行示范农房建设，到2035年，对农房建设进行普遍管理。这些文件的出台，显然与当下中国农村民居建设所出现的各类问题有密切关系。如何引导村民建造既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又能体现民族特色与内涵的民居，将成为未来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 结语 现代性对乡村的渗透已成为世界潮流，当外在的理念与方式进入乡村时，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就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民居建筑样式的变化则是其中之一。作为村落风貌的物质性标识，民居一定意义上影响着人们对空间及内涵的认知。对于村民而言，民居是其日常生活得以进行的最基本场所，也是其安全感、归属感、社会地位与价值的体现，血缘关系与姻亲关系以之为纽带得以展开。因而，建造何种民居，在不同时代，往往由乡村社会自身的文化逻辑来定义，国家力量的嵌入、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许多时候也是通过村民的理解与认知来选择与实践的。地扪是贵州省一个偏僻的侗族小山村，因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一度成为现代喧嚣下的城市人理想的心灵休憩之所，其传统风貌的木质民居也成为遗产保护对象。但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与价值观念却与国家、城市社会有着不同的轨迹，当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外来者视传统保护为一种“发展”的取向时，当房屋成为宣扬某种现代伦理价值取向的道具时，村人则理所当然认为对外面生活方式的追求与认同才是“发展”的表现，是其乡村生活意义体系的自我表达。主体和客体对传统村落民居价值理解的差异性，反映了物质在塑造乡村文化认知上的鸿沟，犹如两条并行的直线，似乎找不到一个契合的交集点。在当下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保护传统村落风貌，如何建设宜居乡村，体现以人为本的生活空间，并在人与物的交互作用中寻求平衡，民居成为一个绕不开的结点，它凝结了不同人群的希望与愿景。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余文兵 吴鹏 编辑助理：周艳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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