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身是剧中人：徐枕亚与刘沅颖1912年，《玉梨魂》横空出世，不仅再版数十次，还热遍东南亚，有人甚至说这是民国第一情爱小说。 由此，在民国文人匹夫有责为民请命的刚硬文字之外，鸳鸯蝴蝶派文人像一股和煦的风从那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字里脱颖而出，而这个鸳鸯蝴蝶派的创始人便是《玉梨魂》的作者，被称做哀情巨子、《民权报》编辑部主任的徐枕亚。 徐枕亚并没有想成为什么派别的文人，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小说家，他只是把自己余痛未消的爱情以一部小说的名义记录下来，没想到这部小说给了他至高无上的文学地位，《玉梨魂》一版再版，国人“人手一册，万虑都消”。而对作者而言，非但虑没有消，反倒更加刻骨铭心－－那些层层叠加的文字背后，是他自己的第一场惨痛的婚姻。 1.那还是1909年，水乡无锡滋生了他的爱情，二十岁的小学教员爱上了他学生的寡母陈佩芬，那时候徐枕亚刚刚毕业，在无锡西仓县鸿西小学任教员。封建纲常还顽固得让人无力挣扎和反抗，每个知晓此事的人都指指点点着这场爱情的有有悖天理和大逆不道。陈佩芬万般无奈，竟然将自己的侄女蔡蕊珠介绍给他，她想以这样李代桃僵的哀怨的方式留住有情人，甚至哀求他同意这门亲事。 新婚之夜，三个人应该都是各怀心事的无眠之夜。 徐母谭氏旧家长式的霸道和苛刻却是出了名的。徐枕亚的哥哥徐天啸夫人姚吟秋便是因徐母的苛责离世：平日里便备受欺凌，四岁的女儿夭折后，谭氏更是百般刁难处处挑剔，徐天啸唯唯诺诺加上痛失幼女，在谭氏的呵斥声中姚吟秋上吊自尽。经此变故谭氏仍是变本加厉，这让蕊珠抑郁不已， 在蕊珠生下第二个女儿之后谭氏竟逼着儿子与其离婚，而徐枕亚与乃兄同样软弱，在母亲与妻子之间疲于平衡心力交瘁，虽然最终没有答应母亲离婚的要求，却也只能逆来顺受，把万般凄苦、对陈佩芬的爱怜和对蕊珠的无奈都留诸笔端：男主角爱上了与自己一墙之隔的寡妇，相思成疾又拘于世俗，寡妇于是迫不得已，将自己的小姑筠倩嫁与情人，而筠倩最终郁郁而死。 几年之后，徐枕亚经不住母亲三番五次的离婚逼迫，用一张假的离婚证明骗得谭氏信任，随后他带着妻子离开老家去上海，与哥哥徐天啸一道办报。1917年1月，蕊珠年仅一岁半的二女儿夭折，谭氏得知二人是假离婚后立即勃然大怒，找来上海一顿大闹，直到徐枕亚同意将蕊珠带回无锡老家才告平息。第二年，蕊珠终于生下一个儿子，谭氏传宗接代的愿望终于得到满足，与蕊珠的关系稍有好转。 徐枕亚以为这以后该是好日子了，他给儿子取名无咎，既然儿子能平安长大无病无灾，也希望家门从此无战事，和睦美满。但事与愿违，无咎有一次不小心跌下楼去，虽然并无大碍，却再次惹得谭氏雷霆大怒，再逼儿子离婚，徐枕亚故技重演，再次用一纸假离婚证借机离开老家再赴上海。 在他任编辑主任的《民权报》上，《玉梨魂》大受欢迎，一时洛阳纸贵。1914年后他改任《小说丛报》主编，将这部小说以日记体重新写过，改名《雪鸿泪史》。 可是，如同小说里的筠倩一样，蕊珠最终也死了，1918年12月，产后落下了妇科病的蕊珠抑郁而死，不幸被丈夫的小说言中。冥冥之中他已经确定了一个悲剧式的结局，而这结局同样映射在己的身上。这是民国版的钗头凤故事，一对琴瑟和谐的夫妻生生被徐母促成悲剧。 十三年后，蕊珠撒手西去。他在给蕊珠的挽联上痛不欲生地写道：“总算好夫妻，幸其死不乐其生，先我逍遥脱尘网；可怜小儿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对人嬉笑着麻衣。” 面对无力选择和挣扎的家暴，死已是解脱和喜乐了，这世界和爱情都可谓悔痛至极。徐枕亚沉痛之极，作《悼亡诗》百首，《杂忆》诗三十首，分赠亲友以寄对蕊珠的亏欠和哀伤之情，他原用笔名“东海三郎”，妻子殁后更为“泣珠生”，痛思爱妻。 2.有一天，他的案头突然就多了一封信，那封信和众多的读者来信一样埋在当天投往报纸的稿件里，毫不起眼，但与那些普通的投稿人自视颇高而潦草不堪的笔迹不同，这封从北平寄来的信却落着规规矩矩的小楷，清清爽爽得像花开得正好的春天。 信的主人叫刘沅颖，是他的忠实读者，爱乌及屋，竟然大胆地在第一封信里就直白大胆而调皮地问他“我想告知你一件事，你晓得了会不会嫉妒，猜猜，是什么……” 除了爱情，还能是什么？ 她的阳光、开朗和明媚给了心如死灰的徐枕亚另一种清新活力，而徐枕亚的书和诗更让她对这个有着哀艳文笔的男人对亡妻一往情深而仰慕心动，千里鸿雁带来的竟是红粉知已。你来我往了几回之后，他渐渐感染了她的鲜艳，在他的日记里，记着“却从蕊碎珠沉后，又遇花愁玉怨人。” 遭遇了另一场爱，会不会是一个天遂人愿的美好结局？也许最难过的恰恰就是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这位开朗自信的青年女学生居然是末代状元刘春霖的女儿，这让徐枕亚隐隐地感觉到了一些不详。刘春霖状元出身，虽然是新政府了，但是仍然以卓越的才能从前清的翰林改任资政院议员，参与国事。显赫的家世让这位大小姐胆大，却愈发显得徐枕亚的胆小了。甚至连刘沅颖和他商量要他来看时，他居然不敢应承，倒是刘沅颖自作主张地定了时间地点，并提醒他带一本《玉梨魂》以做标记。 一个是名门闺秀，一个是一贫如洗的穷酸文人，家世、学识、年纪，都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徐枕亚甚至抱着绝交的心思来到了北平，可是她只一句就降服了这个中国第一流的作家。“只要你是那个《玉梨魂》的徐枕亚，能以文字如此动情的人，怎会不是多情之人？” 徐枕亚却突然想到了一句“多情总被无情恼。” 3.带着旧式礼教烙印的状元郎自然并不看好这个新派言情小说作家，认为文字本来的样子是唤醒民智敲起来丁当作响而不是这样的悱恻缠绵，闺房情爱的文字是难登大雅的小技，于是极力反对二人的婚事。倒是刘沅颖心思一转，让徐枕亚拜名家樊云门为师，专攻书法绘画，樊大师与刘春霖莫逆之交，有了樊大师美言，刘春霖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婚后徐枕亚如获至宝，手刻“令娴夫婿”手章一枚，每每有求字者上门，他都热情招待，并仔细以这枚手章印好。 谁说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又是谁说的“爱里的女人都是瞎子和疯子。”婚后的刘沅颖不得不承认父亲虽然是前清老朽，却还是有其旧式伦理的先见之明的。爱情里的徐枕亚与婚姻里的丈夫果然大相径庭。 可是刘沅颖还是发现了理想永远在拖现实的后腿，而现实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抓过你的手塞进火盆里，然后告诉你火有多危险，认清每一个教训都将是痛彻心肺的，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所认识的徐枕亚还只是文字里的徐枕亚，文字里的才子在现实中只是一个嗜酒如命的大烟鬼，他的全部柔情都已经随着蕊珠的死一去不回了。 徐枕亚每天只知喝酒，一喝便醉，醉了后便高谈阔论或是涕泪并流，然后一头倒下来，醉眼朦胧地捧起烟枪，当年那个情意绵绵才如泉涌甚至连给自己的书信里都神采飞扬的才子不见了，十天半月才有一首诗，也是词句干瘪完全没有味道，偶有闲暇就编谜语集，一边编一边叹息连连，感慨世事如谜不可猜。编了几百条之后又疯了般撕掉，一边撕一边喊“既无谜底，我编它何用？” 刚开始时刘沅颖还谆谆开导，然后便发展到彼此争吵，再然后就连吵架都没了兴致。接下来家门变故，与蕊珠所生的长女亦早夭，儿子无咎也并没有如其所愿的健康成长，不几年便因病夭折，加上生了儿子后三女儿被谭氏过继给他人，徐家早无后续男丁。幸好刘沅颖生有一子，取名无病。徐枕亚本以为母亲能对家暴施以悔思，但徐母一如既往像对待蕊珠一样刘非沅颖打既骂，而徐枕亚的书局在上海，他也必须经常过去打理，只能留刘沅颖每天躲在房间里以女红古筝度日，在婆婆的打骂声中将那些当年与徐枕亚你来我往的书信一封封化为灰烬，郁郁而叹，一边烧一边泪如雨。 再后来她受朋友之请在一所中学教书，每天早出晚归，尽量少在家里停留。没过多久便一病不起。 这时的徐枕亚才如梦初醒，本以为自己的爱早已逝去，可是看着刘沅颖郁郁而终他又悔意丛生，但是一切都晚了，刘沅颖弥留之际轻轻地问：“我们再也不能吵了。愿教儿子早从地下。” 她甚至不愿让儿子活在世上受父亲奶奶的冷落，那肯定是恨了，恨什么呢？可能更多的还是恨自己吧。 那是1936年冬。 4两次亡妻，徐枕亚愈加无力，早已江郎才尽的他离开原来的刊物，创办了一家以出场自己的书法和篆刻作品为主的小店，命名为“乐真庐”，牌匾下另有小字：哪有真乐，唯苦中乐也。又创立《小说季报》，试图重振往日豪气，无奈家国之乱让他连安放自己的书桌之地也无法找到，他百事皆灰，酒愈发喝得多了，每日醒了必醉，书局也不到半年就关门大吉。 上海民兴舞台排演《玉梨魂》，首场演出请徐枕亚出席，观后徐枕亚作六着《情天劫后诗》，其中有“不是著书空造孽，误人误已竟疑猜。忽然再见如花影，泪眼双枯不敢开。我生常戴奈何天，死别悠悠已四年，毕竟殉情浑说谎。只今无以慰重泉。人世凄凉犹有我，可怜玉骨早成灰。仔细认来犹仿佛，不知身是剧中人。梦圆一幕能如愿，我愧偷生直到今。” 人子、人夫、人父，这两个角色他无力从中调和，虽然在一个民主大开放的时代，却还无法从根本意义上做彻底而有效的挣扎，1937年8月，日军攻占上海后，他回归故里，烟酒之害已让他病入膏肓，儿子已经过继给兄长徐天啸，他无以为继，只能以给人写字及刻章为生，呵病日重，咯血不止，当年9月末便撒手西去，时年仅四十九岁。 临终时他在遗书里写，“余少年喜事涂抹，于文字上造孽，应食此报。”刘沅颖去世一年之后也撒手西去。 另一个世界里，会有无人打扰的桃源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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