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从无锡到牛津：钱钟书求学期间的几个疑问

为什么要到苏州读书

1923年，13岁的钱钟书从无锡东林小学毕业，考入苏州桃坞中学。桃坞中学是一所老牌教会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创建，正式定名在光绪三十四年。学校首任校长为韩汴明（美籍）。从1909年开始，曾任圣公会会长的梅乃魁担任该校校长近30年，更新设备，发展师资，学校发展迅速。该校初办时，设预科和本科。钱钟书就读于该校的这一年，撤消预、本科建制，改设初、高中两部。桃坞中学的办学宗旨在其订立的学校章程中有明确规定：“本校中西并重，三育兼施，参照民国教育部中学校令施行细则办理，以培养高尚纯正之品格，切实适用之学诣为宗旨。”但作为教会办的学校，实际上还是以宣传基督教义为其主要目的。

当时钱家出于什么考虑，一定要把钱钟书、钱钟韩两兄弟舍近求远送至苏州读书呢？在已出版的几种钱钟书传记中，都回避了这个问题。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一是当时钱基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从1923年秋至1925年6月，钱基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国文系教授，而该校与桃坞中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学校正式定名的那一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承认桃坞中学为其附属中学之一，本科毕业生（旧制）可免试升入该大学，名列第一的毕业生，还可享受免费待遇。胡志德著《钱钟书》明确写道：“小学毕业时，钱氏便到苏州从属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中学上学。”钱基博把儿子送进自己任教大学的附属中学，当初是否就是考虑要让儿子毕业以后进入圣约翰大学呢？据当年就读于桃坞中学的陈次园先生介绍，桃坞未向政府注册，学生毕业文凭不受社会承认。这样毕业后要进国立大学就有困难。而对就读于桃坞的学生来说，大多对此似并不介意。钱钟韩回忆：“根据当时条件，它的毕业生希望进洋行当职员；最高目标是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以后可以直接去美国留学。”（钱钟韩《谈自学》）确实，自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定桃坞为附属中学后，学校更加注重学生英文水平的提高，为升入圣约翰大学学习创造有利条件，采取了很多措施。

二是桃坞中学有口碑，学校办学水平比无锡学校好。桃坞中学当时办学的显著特点是：“对英语非常重视，而数理课程则相当落后。”（钱钟韩《谈自学》）“再有一点值得称道的，它很重视体育。”（陈次园《一些回忆与思索》）在桃坞，师生皆用英文会话交流。外语由外籍教师任课，其他课也多用英语讲课，教材多为英文版本。对初次进校的人来说，就好像进了外国。桃坞中学的外语教学环境，也确实使钱钟书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为其以后融贯中西的治学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根基。学校实行“关门办学”，政治气氛淡薄，不支持学生走出校门参加运动。学校办学严谨，严格限制学生数，教会原规定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不得超过200人，每班学生原则上以不超过30人为标准。后来为了扩大学校经费来源，每班学生有时达40人左右，但仍极注意学生的质量，严格把住招生考试关。学校实行淘汰制，考试成绩不理想者随时有被留级或降级的可能。其不仅在学制、考试记分方面“独创一格”“独树一帜”，而且在教学上也自成特色。学校校纪严格，规定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得任意违纪。虽然收费贵，宗教色彩浓，但桃坞还是以办学规范、纪律严谨，深得社会佳誉，家长信赖，因而乐于将子弟送进该校。

钱钟书

钱钟书后来就读的无锡辅仁中学虽然也和美国圣公会或圣约翰大学有关联，但是和桃坞还是有区别的。辅仁中学不是正式的教会学校，学校创办人为“圣约翰大学同学会在锡同志”。（《私立辅仁中学校章程》）学校没有外国资助，靠学生交的学杂费来维持，“办学条件要比桃坞中学差得多，但课程内容还能跟上时代，特别是比较重视理工课程，因此，毕业生更容易考上国立大学。”（孔庆茂《钱钟书传》）学校成立时，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曾到校出席开幕式，在课程设置上也部分效仿圣约翰大学附中。钱基博对这两所性质颇近的中学应该比较了解。可以推测的是，桃坞中学当时在江南的影响要大于辅仁中学等无锡本地学校。

三是钱家有经济条件供他们读书。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介绍钱钟书去桃坞读书时写道：“父母为他置备了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加上钱钟韩，可见开销不小。桃坞中学的学费也确实不便宜，学费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渐涨，收费标准不仅远远超过当时的公立学校，即便在教会学校中也是较高的。那时桃坞学生都系苏沪一带富裕家庭子弟。至20世纪30年代，收费标准又进一步提高，故社会戏称为“贵族学校”。1923年时，钱家对供养两个孩子去外地读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一年，钱家移居七尺场新宅，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结束了长期租房而居的局面。新宅规模不小，耗资可想而知。祖父钱福烔是个秀才，当年虽屡试不第，但手里有祖遗租田三四十亩，其孙钱钟汉说他“实际上仅是一个城市小地主。……因为有岳父的背景和大哥的关系，所以人们仍把他当作一位小乡绅看待，他本人也俨然以小乡绅自居”。（钱钟汉：《〈无锡光复志〉拾遗》）在无锡城，钱福烔与人还合开了一家典当行（永盛典）。当时钱基博在大学教书，钱基厚亦是无锡政商界领袖人物，故1923年的钱家经济条件还是很好的。

但就在新居建好没多长时间，1925年，钱家再遭不幸。此番一劫，家财散尽，又陷败落。当时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连续两次爆发江浙战争，直系溃兵逃窜至无锡城。逃兵所至，无所不为，永盛典被洗劫一空。对于被劫的存户寄资，按惯常做法，遇兵灾可不赔偿，但钱福烔却磬尽所有积金，包括钱基博和钱基厚两兄弟的收入，偿还了存户所寄的53%经济损失。遭此大劫，钱福烔抑郁成疾，卧病五十余日后，于1926年病逝。钱福烔去世后，留下了一大笔债款，只有让钱基博兄弟来偿还了。钱基博因此常年无日无夜的工作，等到一大笔债还清，他已劳累得一身是病。

四是风气使然。除了以上几个原因，还有就是当时社会风气使然，大家对教会学校趋之若鹜，觉得很“时髦”。这其实和当时流行留学海外读洋博士的风气有很大关系。笔者曾就钱钟书为何在桃坞中学读书问题请教范旭仑先生，他认为：“或许同如今富贵子弟的择校。教会学校好于国中，苏州胜过无锡。手里着实有钱。只生一个儿女，不惜工本地栽培，教会学校里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洋习气，美容院理发铺所能制造的洋时髦、洋姿态，无不应有尽有。好像时髦教会学校的学生。”（2014年2月12日与作者邮件）

何时从桃坞中学转到辅仁中学

钱钟书转学无锡辅仁中学的时间，在几种传记中说法都很笼统，原因也欠准确。一般的说法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伐军占领江浙沪一带，新政权规定不准把基督教《圣经》作为学校必修课，桃坞中学被教会叫停，以示抗议。学校一停办，钱钟书与钱钟韩即转入辅仁中学。钱钟韩回忆说：“到了高中一年级时，北伐战争胜利，教会学校亦受到了冲击。我所在的学校，除了强调英文之外，还要叫学生做礼拜（每星期九次）；各年级都开设学习基督教“圣经”的课程。北伐胜利后，虽然是国民政府掌权，但还是保留了一些革命反帝的口号。国民政府规定，学校里不得强迫学生上宗教课；外国教会就把学校停办，以示抗议。”（钱钟韩《谈自学》）具体时间也没说。

钱钟书、杨绛在家中，时在80年代末

实际情况是，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约在4月中下旬，苏州国民党当局组织各校学生进行了一次反共游行。桃坞学校共青团的同学在游行过程中高呼：“拥护三大政策！”“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打乱了当局的布置，使其陷入惊慌失措的窘境。因桃坞系教会学校，当局有所顾忌，虽未深究，但对校方提出责难，施加压力。校长请示教会，决定自1927年7月9日起，将学校停办一年。7月10日，《苏州明报》刊登消息，题为《桃坞中学停办真相》，云：“桃坞中学由鲍安恒（美籍）以代理校长名义发出通知，说明去岁以来，时局转变，骤起纠纷，发扬基督教义，既不可能，有背当时创设学校之初衷，惟有出此停办一年之策。”

由此可见，钱钟书是在桃坞中学结束高一学期后，于1927年秋学期转入辅仁中学读高二的。民国十六年秋学期，辅仁中学的章程里已明确记录了钱钟书的姓名，当时正是高二年级学生。

一张伪造的获奖证书

“孔网”曾出售一张自称是钱钟书六年级时的奖状，内容是：

奖状

六年级学生钱钟书在本学期内品学兼优，特给奖状。

校长 张庆涛

中华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五日

笔者将图片先后发给范旭仑先生和刘桂秋先生甄别，范先生认为“纯是赝品”，刘先生说值得怀疑。“中华民国十六年一月”，这应是钱钟书在桃坞中学高一上学期（秋学期）结束的时间，而此时他不在“六年级”，校长也不是“张庆涛”，而是梅乃魁。

为何不在牛津大学申请学位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结婚后，夫妇二人同赴英伦。钱钟书被安排上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B.Litt.）学位。在没有读完牛津学士学位之前，他是打算继续读研究生拿更高学位的。

钱钟书在牛津第一年的课程都是预备性质，有的课不必考试，有些课必须经过严格考试，及格才能提论文题目，第二年才专写论文。论文提出后，口试及格即授予学位。从杨绛的回忆中可以发现，他读这个学位读得并不轻松。当时最头痛的两门功课是古文书学和订书学，其中古文书学因为粗心还补考过。杨绛当时申请在牛津旁听，“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钟书说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工夫。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杨绛《我们仨》）钱钟书想继续读研究生的心开始动摇。

钱钟书手填的牛津大学入学登记表

在牛津的第三学期之后的暑假，他们到巴黎、瑞士走了一圈，返回牛津之前，他们托在巴黎大学的同学盛澄华为他们代办了进巴黎大学注册入学的手续。“那时我们打算在巴黎大学读博士学位，需有二年学历，所以及早注册入学。”（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1936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杨绛《我们仨》）通过杨先生在《我们仨》中的介绍，当时在巴黎大学读博士学位似乎很容易，博士论文甚至都有人找枪手代做。但钱钟书在完成学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却失去了在巴黎大学读研究生的兴趣，到巴黎后，“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杨绛《我们仨》）

1937年10月，钱钟书最终通过各种考核，被批准可以申请文学学士（B.Litt.）学位。然而，他没有依从常规提出申请，所以没有正式获得学位，只拿着毕业证明就离开了牛津。这是2014年3月在江南大学召开的“从无锡到牛津：钱钟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院长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女士所作《Qian Zhongshu and Oxford University》主题论文（论文另一位合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陈立先生，其也是牛津大学莫顿学院助理研究员）披露的最新信息，在以往的生平传记中都没有提及。杨绛先生曾说：“钟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领到一张文学学士（B.Litt）文凭。”（杨绛《我们仨》）这其实是应该解释清楚的。

钱钟书没有向学校申请授予其学士学位，据陈立先生私下对笔者分析，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钱钟书有意愿参加毕业典礼。牛津等大学都规定，被授予学位可以选择的途径有：参加毕业典礼时被授予学位，或申请缺席被授予学位。有很多毕业生认为毕业典礼有很重要意义，想带家人等一起去参加，这样情况下，已经完成学习的学生就会先拿个毕业证明，等家人都有时间了，会携带家眷一起去参加毕业典礼。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学习是多年前已经完成了，但是学位却是多年后才被授予。还有部分学生认为，拿到学位就可以了，所以就直接申请缺席授予他学位，这样大学就会把学位证寄给学生。钱钟书论文通过后，人已经在法读书，这种情况下，回英国参加毕业典礼被授予学位应该不是很方便。但他最后也没申请缺席授予学位，可能是等机会以后再次来英国，参加毕业典礼时候被授予学位。二是钱钟书很洒脱，对学位看得淡，不在乎。

钱钟书在口试通过、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也没有申请缺席授予学位，确实有些让人费解。这里有一个细节，也是该论文披露的，即钱钟书当时并不打算马上回国，而是希望毕业后继续留在牛津。他向牛津大学申请过3年任期的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职位，但没有成功。我想这对他可能也是一个打击，最终负气不去牛津也有可能。另外，他这次是彻底要放弃拿什么学位了，因为为了得到这个学士学位，读得很辛苦，要读很多自己不感兴趣的书，浪费很多时间。“钟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赦。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钟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杨绛《我们仨》）“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杨绛《〈钱钟书手稿集〉序》）

钱钟书这段读学位的经历，对其以后对学位的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钱钟书生平十二讲》这本书中我已作过详细分析。在这次研讨会上，钱钟书的侄子、南京大学钱佼汝教授（钱钟英之子）还对我们说了一则有关钱钟书谈学位无用的事情。1978年，钱瑗考到英国去进修，钱佼汝考到澳大利亚去学习。走之前他去看望钱钟书，问是否需要读一个学位。钱钟书问他，你看什么东西的degree(有度数、学位等意)最多？然后他自己说，温度计上的degree最多！可它们除了表示度数（学位）多之外，还有其他用处吗？这其实是此后钱先生对学位一贯的看法。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11期

作者：钱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