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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嘉靖“大倭寇”主要指嘉靖三十一年至隆庆开海间东南的倭寇活动，以王直纠倭大举入寇江南开始，肆掠东南数省。而江南作为国家财赋重地，“大倭寇”肆行对于明朝的统治影响极大。在东南各地屡遭寇乱的同时，人们对于寇乱的认识也越来越深。 图注：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 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各地的倭寇信息经过不同途径及方式的传播，最终汇集于北京。其中官文书、书信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文书与书信的传递又依赖于明代发达的驿递制度与民间民信局的经营。不同的信息传播至北京，成为中央朝廷认识倭寇的主要途径。 图注：朝贡贸易图 明朝对于倭寇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明代倭寇肆掠自洪武年间就一直未停止过，直到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使得嘉靖时期人们对于倭寇的认识更加清楚。在“大倭寇”前期，以朱纨为代表的地方官对倭寇认识比较清楚，这种认识在奏疏的上传与皇帝敕谕的下达中得以展现，世宗皇帝虽明确此时东南寇乱的原因，然而，却依然以“剿倭”之名遣朱纨进攻双屿，足以窥见世宗皇帝对于“倭”记忆之深。“大倭寇”发生时，各级各地官员对于倭寇的认识更加深刻，倭寇认识在“倭 寇”观与海寇观的对决与信息的传播中逐渐接近真实情况。而北京中央从各官员 奏疏与问答中也逐渐得到明确的答案，倭寇多为中国人的论断虽成为普遍共识，然而，世宗皇帝却依然以倭寇称呼，这种倭寇观的选择，不仅代表官方的倭寇认识，同时还影响着之后几十年的倭寇认识。 图注：大明嘉靖年间，倭寇势力侵犯、影响地区 世宗皇帝的倭寇认识来自于文书与书信的传播，而各地之间尤其是江南与北京间信息的互动，成就了东南的御倭决策。在信息互动的过程中，各官员之间的信息互动及君臣间的公文互动，成为影响皇帝御倭决策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浙江巡抚的设立问题上，浙江巡抚在嘉靖年间经历了三次复设、一次巡抚改巡视、一次巡视改巡抚，每一次的倭寇决策变动，是各官员尤其是江南官员与北京中央信息互动的结果。每一次的复设皆与倭寇相关，直至嘉靖三十一年以王忬为浙江巡抚，提督军务，专门处理东南的海防与倭寇问题，巡抚的复设与“倭寇”的关联越来越密切。 图注：时任浙江巡抚、明军提督的王忬 对于嘉靖“大倭寇”的起始时间，学界存在三种说法: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或嘉靖二十六年番客夜袭余姚)，嘉靖三十一年攻破黄岩县治， 嘉靖三十二年王直纠倭入寇。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温、绍诸府，攻陷城 寨，杀掳居民无数。这次突然的袭击，为萧显的一次冒险活动，由于官兵的追 击，这伙“倭寇”四散流劫。自此便开始长达十数年的嘉靖大倭寇时期，这一时 期，沿海倭患北自山东，南至广东，皆有战事，而浙江、南直隶、福建三省最为 严重，甚至还曾攻入明朝陪都南京。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海贼王直，纠 漳、广群盗，勾集各岛倭夷，大举入寇，连舰百余艘，蔽海而至，南自台、宁、 嘉、湖，以及苏、松，至于淮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虽然这一年的倭 寇肆掠规模更大，活动更加极为频繁，影响广泛更广，但是从嘉靖朝时期的众多 倭寇史料起录时间看，大多从嘉靖三十一年开始撰写，因而以嘉靖三十一年为嘉 靖“大倭寇”的开端似乎更为恰当。直至嘉靖三十六年擒获渠魁王直，东南的 倭患有了平息的趋势。
一、江南的倭寇信息与传播嘉靖“大倭寇”期间，由于倭寇肆掠的加剧，人们获得的倭寇信息也越来越多。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倭寇认识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尤其是因地区 与信息传播等的影响，各级各地官员对于东南地区寇乱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通 过梳理御倭官员们的奏疏及书信，我们可将官员们的倭寇认识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嘉靖三十年以后东南沿海的“倭寇”侵扰多半为沿海奸民，“十之二三”的真倭亦由其勾引，他们虽然也存在称真倭为“海寇”，但在上疏 皇帝时仍以“倭寇”、“倭”、“倭夷”“倭贼”称呼，这种做法实则是强调 倭寇中“倭”的因素。这一类认识存在范围较广，上及中央六部及内阁官员下至地方官与民间著书之人。这一批人在谈及东南寇乱时有时称之为海寇，有时称为“倭夷”。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称呼，一则是东南寇乱既有以中国奸民主海寇，又有以日本倭夷，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各地官员认识不同，称呼不同，在与他人书信时以对方的认同进行回应。这其中不排除有一大部分人未认识到“倭寇”的本来面目，只是跟随官方的观点称呼。持这一观点的官员有：地方官员中时任浙江巡抚的王忬，他曾上疏言：“海贼之种有二，有劫掠而不通番者，有通番而兼行劫掠者，其潜从他国，则为谋叛；其扰劫中国则为强盗，均之罪恶贯盈者也。”这里所指的海贼，皆为中国人，可以说这是王忬长期在御倭前线战斗得到的认识。对于海贼，他认为“夷寇在海，勺水斗米仰给内陆，若岸上之人不行接济，兼有我兵相持，势必坐困远遁。”但是由于滨海顽民图贼厚利，经常贩取柴米酒肉接济沿海贼寇，导致东南沿海的倭寇难靖。 图注：明军出征抗倭—水师激战 在整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善本胶片版王忬的奏议时，笔者发现王忬在上疏时多言“倭寇”，极少提及“海寇”，唯有四篇以海寇为题，其余均称为倭寇。
这四篇以海寇为题的奏疏中，有三十二年六月上奏的《擒斩海寇地方稍宁疏》： 疏中称斩获贼首苏老等三十九名海贼，俱系中国人；三十二年八月的《斩获海洋夷寇疏》：追击近两百人的番贼，后擒获许三、陈吼等 150 名海贼，系从日本往宁绍台地方劫掠的海贼，其中包括 7 名番贼，24 名真倭。三十二年九月的《连斩获海寇疏》：擒斩陈四老等海贼，俱系临海、漳浦、揭阳等县人，其中包括至少24 名番贼，5 名日本人；《剿获番夷海贼疏》：自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开始擒斩颜宗礼、陈无礼老、沈礼钦、澎湖四等几伙贼犯，至少 281 名，另有番贼 22 名。值得注意的是，纵观王忬的奏疏，他将贼寇划分为“番夷”、“倭贼”与海寇三类。从名称上看，更多的是与贼寇的身份有关，“番夷”、“番寇”为葡萄牙或东南亚等地贼寇；对于海寇使用，从上述四篇有关海寇的奏疏可以看出，有如《擒斩海寇地方稍宁疏》中所有海寇实际上为中国沿海奸民的情况，也存在将沿海走私商人与番贼、日本人列入海寇范畴；至于倭寇，实际上是包括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在写明真倭后能够清楚断定他们日本倭人身份的前提下，还将真倭归为海寇，中国人称为倭寇，可见王忬虽将海寇分为两种，但却亦有混用“海寇”与“倭寇”的时候。 图注：登陆的倭船—倭寇船的装载量，一般在20～60人不等。 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张时彻与兵部尚书聂豹、参将俞大猷的书信时，指出是海寇为患东南。与浙江巡抚王忬：“公……捍御狡夷，盖已无所不至。”与总督张经谓“夷寇”，与郑晓则言“倭夷之毒，惨不忍言”，与唐顺之言“夷奴横行，毒流原野”，与范东湖言“海上残夷”，就其书信中对于东南贼寇的称呼就有海寇、狡夷、夷寇、倭夷、夷奴、残夷六种，可见对于东南寇乱的称呼的不统一，但是除了海寇之外，其他五种称呼，可以说都包括“倭寇”的成份。而张时彻所说的海寇却与王忬不同，在与内阁诸公谈及东南寇乱的原因时曾言： “吾浙连亘苏松，海寇纵横，盖因倭夷累岁大侵，尽岛而来。而中国无籍之人投为乡导，有如王五峰者，为之魁首，云合响应，不可胜计，分兵四出，百千为党，遂至攻城破邑，靡有虚日。”可见，他认为东南的寇乱实则是海寇作乱，所谓的海寇即倭夷和“中国无籍之人”。但是在嘉靖三十四年倭寇深入内陆、逼近留都时，张时彻上疏皇帝请增调狼土兵以严防守，则统一称之为倭寇为乱，如：“先奉本部送，节准总督操江衙门咨，称：'倭贼四散焚劫，势甚猖獗’备由，题请宜设备间。今该前因，切照倭奴深入，肆毒屡年，吴浙军兵一无可恃。”五月十八日，形势更加紧急，则以“倭寇肆掠，渐近京畿”为由，上疏请求严防剿。 图注：明军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俞大猷将军塑像 图注：大明福建参政、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
图注：大明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聂豹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张时彻在与官员书信时，对于东南贼寇的称呼往往不统一，但是与皇帝信息往来时，则以“倭”、“倭寇”称呼。
图注：大明帝国所遇到的“南倭北虏”形势 时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章煥认为东南的寇乱在于内贼难防，中国内陆奸民或为贼向导，或为贼之役使，致仕海外蛮夷深入内陆为患。正如他在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二日上《南方兵事疏》所言：“江南之变，起于内陆游民利贼重货，为之乡导……臣又闻外贼易见，内贼难知，今以海外蛮夷而深入内境，凡我之动静曲折无不知者，谁为之也？又其始至千人，四部无一知者，及鸣号而须臾毕集，贼固善匿，匿之谁也？此东南之大变皆奸民酿之也。”三十四年闰十一月再次上《御倭疏》，重申他的看法，“倭患之炽其原不在于外，中原之雄，咸为之谋主也。土著之间（奸）人为之向导也，穷民为之役使也，有是二者，然后能深入长驱。”
图注：倭寇劫掠中国沿海地区 漕运总督郑晓在与他人的书信中皆言东南寇乱为中国奸民为之，由于酷吏横行，他们迫于生计或射贼重利，往往为贼之向导或为之奸细，借夷作恶，潜从作叛。与兵部郎中唐顺之言“度此贼皆华人，借夷作恶，秋去春来，习以为常，今秋且不去，明春更可忧，真倭获而尽杀之，亦不为武，闻彼中皆谓交易来中国，父母兄弟妻子寄书来唤而不知其已为俘鬼。”郑晓认为日本人为中国内陆奸民所利用，并对他们产生一些同情，甚至还建议唐顺之遣送一批真倭返回日本，告诫日本人“勿从华人相诱入寇送死”。在与雷中古的书信中称“今日之事，亦由中国豪族、奸商、败吏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祸首。小民苦于贪酷、困于徭赋、迫于饥寒者，一闻倭至，又乐从之，故其势益猖獗。”认为计擒内贼为第一要务。他在与彭草亭督宪书信中指出勾引倭夷入寇的中国内陆奸民主要为“潮惠、漳泉、宁绍、徽歙奸商”及“凶徒、逆贼、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
虽然郑晓清楚东南的寇患主要由于内陆奸民勾引倭夷入寇，但是从称呼上，除了在《答吴初泉》中对于江北的寇患称之为“海寇”其言：“日者因海寇纵横，恐妨运道。”据所搜集材料来看，郑晓其他文集、奏议中基本上都称“倭寇”以《郑端简公奏议》为例，其中有 27 篇以“倭寇”、“倭贼”或“倭”为题的奏疏，其他涉及东南寇乱的奏疏也同样称之为倭寇。而郑晓的奏疏在上传至北京中央时，成为北京中央及嘉靖皇帝认识倭寇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奏称：“倭寇侵犯，其中类多福建、浙江并江南、江北、直隶之人，或奸豪射利之徒，或勇悍无聊之众，齐粮漏师肆无忌惮，结党效尤，苟活旦夕，若不早为区处，日甚一日，其祸不啻烈于戎狄而已。”十六日进奉的《十分紧急倭寇疏》言：“又云真倭者少，假倭者多，真倭欲去，假倭利其灾而挽留之。”
图注：大明《抗倭图卷》中的倭寇侦查细节 六月九日上报，十一日由兵部尚书聂豹进奉的《乞收武勇亟议招抚以消贼党疏》再言：“臣伏见倭寇类多中国人，其间有勇力智谋可用者，每苦资身无策，遂甘心从贼，为之向导。此非包荒含垢，早图区处，必为腹心忧。……故乡番徒异类，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克踪迹。”这三份奏疏皆由兵部尚书聂豹进奉与世宗皇帝商议。郑晓在两个月内接连上疏，陈情东南倭寇的真实面貌，足以引起了世宗皇帝的高度重视，并对皇帝的倭寇认识产生一定影响。
图注：大明《抗倭图卷》中的正在烧杀抢掠的倭寇细节 监察官员中时任浙江巡按御史的赵炳然，同样对东南寇乱有不同的称呼。他在与总督张经的书信中，将当时陶宅之寇称为“松寇”；与兵部尚书杨博既言海寇，又说“倭”。与此同时，赵炳然不仅注意到到倭寇与沿海奸民的关系问题，还即时地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北京。与内阁大学士徐阶谈及福建倭寇亦称：“闽倭寇止十二三耳，大抵皆闽乱民也。”“据兴化者是也，数虽不的，大抵倭贼十三四耳。”对于东南寇乱的分析，他在上奏时则称：“臣惟浙江地方在边海则有倭寇，在内陆则有盗贼，在河港则有盐徒，在山僻则有矿徒。中间外作向导、奸细，内为接济、窝家，往往有之。”很明显，他认为东南寇乱并非单指倭寇，而是倭寇、盗贼、盐徒、矿徒共同为乱，与此同时，在倭寇中，也不乏有沿海奸民接济倭寇的行动。这些信息也成为影响北京倭寇认识的一部分。
图注：大明《抗倭图卷》中的明军出征抗倭细节 时任南京湖广道御史的屠仲律谈及倭寇来源时指出：“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臣闻海上豪势为贼腹心，标立旗帜，勾引深入，阴相窝藏，展转贸易，此所谓乱源也。”从材料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在东南寇乱中“海贼”虽称“倭夷”，但大多为中国的编户齐民，倭寇为乱的根源在于内陆奸民潜从外夷。虽然如此，他上疏皇帝时依然称之为“倭”。武职官员中杭嘉湖副使刘焘谈及陶宅之寇时将其称为倭奴，认为“倭奴之情止知交易，在中国兴贩之徒，止于私通迩来，抢掠之利大于交易，则倭奴之心已坏，勾引之利胜于私通，则兴贩之奸益神。”在谈及嘉靖末年岭南寇乱时，他并未将曾一本和林道乾称之为倭寇，却皆以“剿倭”为名。
图注：明军海防新堡 因被弹劾居家闲住的钱薇指出“倭寇事体今昔不同。国初倭患虽遍于沿海一带，然止倭耳，今也华人习知海外金宝之饶，夷亦知吾海畔之人奸䦨，出入易与为市，况复杂以商舶。倭之来也，辄矫云求贡，苟或海防驰备，即肆劫掠，且如闽广群不逞之徒，明越诸得利之家，外交内诇，为彼耳目，奸雄又多，就中观望。” 多年不第在家著书的归有光认为东南的寇乱“实自中国奸民冒禁䦨出，失于防闲。”与此同时，他的倭寇认识中，包括“闽浙亡命”之徒与“诸岛之夷”，且真倭数量仅十之一二。其他曾说道：“今日用兵之势，自倭奴入寇于今三年，有司婴城自保，……今闽浙亡命与诸岛之夷，故所必诛。若吾民所被其系虏而驱之以为前行，以饵吾师，尝闻吾军斩首百余，间止有一二为真贼者。”
此外持此观点的还有司经局洗马林燫、南京光禄寺卿张衮和南京礼部右侍郎康太和、徐献忠等人。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于上述人员一样，认同所谓“倭寇”大半为中国之贼，往往“以倭为名”，肆行劫掠。但是他们强调这一时期“倭寇”的主谋为王直等中国奸民，对于为乱之人他们往往不称其为“倭”，而多言其为“海寇”。从这一点上看这一批人认为所谓东南寇乱实质为中国内陆之奸民，而将“倭”的因素弱化。这便是两种观点的本质不同！
图注：曾任大明浙江巡抚、直浙总督、兵部尚书、左都御史—胡宗宪 胡宗宪在任巡按浙江御史期间，据“分守浙西参政谢少南、分巡浙西佥事李廷松呈称：窃惟海寇猖獗，迩来尤甚，杭城系省会重地……”上疏请添设将官。三十三年四月以“海贼突入腹里”为题弹劾李天宠、杨宜等人失职，言：“海贼、倭奴乘我无备互相扇抅，犯边得志，渐侵内陆”，有意将海贼与倭奴分开。后以“漕运都御史郑晓及直隶浙江等处巡按御史孙慎、赵炳然等题为紧急倭寇事”为依据上疏，称“通泰苏松嘉兴等处地方，俱被倭贼攻围劫掠，生灵受害极其惨酷。”此奏疏虽借用郑晓等“倭寇肆掠”的言论，但却以“处紧急海贼”为题，可见他在上疏皇帝时更认同“海寇”肆掠为患的观点。此外，对于柘林等处之贼，他认为“柘林等处之贼，名虽倭夷，而沿海奸民寔居其半。”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认为“此贼恐多各岛小夷，必非大举入寇，及议审生擒倭贼助四郎等亦称彼国荒旱私出买卖，国主不知，则与诸士民所呈禀者亦略相同，若我遣人诘问，其酋知之未必不愕然惊惧。”因为在处理柘林等地贼寇时，他上疏请谕倭酋。作为胡宗宪幕僚的茅坤，同样认同“海寇”为乱的观点，虽然人们将嘉靖三十一年江南的寇乱称为倭奴入寇，但其人员多为中国内陆之奸民，指出“倭特东海诸夷之总名”，因而倭奴入寇的认识是不对的。正如他在给浙福提督都御史李天宠上防御海寇七策中，所上第一策便是谍贼情，称：“吴越之间，考传记以来，海寇为患绝少，国初时亦由方谷珍、张士诚残党竄入岛中，因而煽诱倭奴，相与为乱……近年黄岩以来，众并称倭奴入寇，倭特东海诸夷之总名，而不闻其某岛为首乱，以某事始衅也，或谓其诱之者海贾王五峰、徐碧溪等，然要之诸海贾特以射厚利而出尔，非欲长子孙海岛也。”此外，他还借用以被海寇劫虏人的见 闻证实中国之贼以倭为名敢行劫掠之实情。其言：“近闻里中一男子自昆山为海寇所获，凡没于贼五十日而出，归语：'海寇大约艘凡二百人，其诸酋长及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有徽人，而闽所当者什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赀冒重利而入；其既也，则相与行劫，畏重罪而不能出。”他指出东南的寇乱，实则是海寇为乱，其酋长及从寇基本上是中国闽浙等地之奸民，且他们为多“以倭为号”，真倭数量较少。由于是被掳人所亲眼所见之事， 这样的信息往往更加真实，也更容易被人接收和传播。 此外，他与其他官员的书信中也有同样的言论。如与巡仓御史阮鹗言：“但据郡县哨探者传闻，贼围乍浦八日，已而退散四溃，海宁、崇德之间，声言南犯省下，又云贼已亡舟，并从徒步，且贼势虽众，其实中土之人十当七八。”与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赵孔昭言：“窃计海寇所长者在舞利刃，我兵特飞舸以承之，必不与陆斗，彼之利刃无所施，海寇所短者在不甲而裸斗，吾远在百步以外，选虎手大生之最精者，乘利而射之。” 因病辞官居家的给事中许相卿，在给时任巡按浙江御史的胡宗宪的书信中称：“海寇弄兵，首尾三年。”因病乞休归家的万表谈及如何禁戢寇乱时称：“若夫今日海寇内绝其交，不使人资粮以授刃，明其为贼，毋令称良贾以纵横附从，则按法必诛，奸细则虽微必察根本既除，枝叶自落，吾浙生灵庶几不为涂炭矣。”在他的诗文《闻海警有感二十首》中，就有五首感慨中国之奸民以倭为名为乱海上，而朝廷军队不分首逆。诗文如下： “海上只今非二贼，更谁欺隐更言倭，豈无智者能窥汝，至使飞扬党渐多。 遮天枝蔓从根长，根若不除蔓豈除，稍去辄言为贼遁，复来城邑虑丘墟。 首逆不名今得志，吴衢宿寇日闻归，不知苦讳缘何事，当局无人早悟非。 风烟若此称良贾，市稚登城更备谁，勾引既多焉用守，千寻铁锁亦何为？ 有贼不擒擒且纵，朝来鼓角又东征，积薪厝火膏频沃，杯水儿童识不胜。” 对于海贼如何“以倭为名”进行劫掠，万表在写给总督张经的书信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又见近贼多昆山太仓崇明人，此三处沿海之民遭兵燹之后，耕植俱废，诚不聊生，势必从贼于本处，发银募兵所费不多，必用精选，每日照客兵给与口粮，人皆乐从，募得一千可省一千之贼，然知道路且又可用，其利又愈于用他兵也。若减其口食，去其雇值，则所得者皆非可用，使其从贼亦不足畏者耳。前云阊门贼首乃是徐碧溪，故猖獗如此，今看来不是。若此贼来必有鸟嘴铳，未见有此，故知其非然，亦此贼所引来者，皆吾土各处沿海大家造船雇人雇倭而来，每倭一名用银七两。彼国王所不知，盖以为倭名，正以自蔽，况我皆指其为逃荒，倭奴彼益得计，恣意敢为。”他指出，所谓的“倭寇”往往以利引诱失于耕植的沿海小民，使其为之向导，为之从贼。他们不仅煽诱沿海小民，还以每人七两的价钱雇募日本倭人，借夷为恶。 虽然笔者将“大倭寇”时期的“倭寇”认识划分为两类，但是总结上述信息可以看出对于东南的寇乱，嘉靖朝的官员基本是达成一个共识，即东南的“倭寇”起于中国内陆奸民及势豪射利海外，而沿海“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或相率入海为盗，或为贼之向导，与之接济米水等物资。但是之所以会分有“倭寇”与“海寇”的争议，主要由王直、徐海、毛海峰等渠魁，纠引倭寇肆掠江南财赋重地，而其中中国人势居其半，甚至成为主谋，他们往往“以倭为名”或“借夷作恶”，使得人们对于倭寇与海寇混用，或将海寇当做倭寇，或明知为海寇却仍以“倭寇”称之。
图注：明代海商、海盗—汪直塑像 此外，大部分官员存在“倭寇”与海寇两种称谓并用的现象，且没有明确的区分。虽然王忬曾将海寇分为两种，然而自己也并未严格运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倭寇信息纷繁复杂，往往“贼冒吾民服色”，或“以倭为名”，造成认识上的困难。大部分官员跟薛应旂一样，无法辨别此时东南之寇为是否是倭寇，即所谓“今兹之寇是倭也，我无预也，人亦曰是倭也，彼无预也”。且倭寇善于潜从佯装，《倭变事略》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大倭寇”爆发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四劫海盐县，在乍浦陷落之日，“避神祠屋上者，潜窥贼黎明时，祷于神前问：'许我住城数日否？’不许。问：'许我杀尽否？’卜，又不许。遂传令止杀，仅掠一日而去。贼前后来寇，每每遗三四贼，擒送官拷询，多江南人或漳州人，旧为掳去者，今本欲从彼入海，故逃生耳。”其次，“倭寇”在劫掠地方时，不单单表现在烧杀劫掠，同时造成了民众的倭寇“恐慌”，这样的心理往往被海寇所利用，在他们的“帮助”下，谈“倭”色变，在猝闻倭至的情况下，甚至不对这种信息进行鉴别，便急忙出逃躲避。徐阶就曾说道“倭贼破城，辄加屠戮，故各郡士民多预徙村落以为逃避之地。此难非人所得已。” 而中国入海为寇之人（王直之类）利用民众“倭寇”恐惧，加上讹言、谣言的肆意传播，进一步促使“倭寇”肆掠的消息不胫而走。正如钱薇曾言：“近来民多被僇，房室焚毁，草莽萧条，且奸人浮言，谓贼将洗荡，愚民亲信，故沿海一带，无家不逃。”如此便一步步加深倭寇在东南百姓心中记忆。 面对纷繁复杂的倭寇信息，北京朝廷对于倭寇的认识和选择往往更为重要，关乎着东南的各项决策。此时期从各中央官员文集及实录中整理的材料如下： 时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欧阳德，在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十八日上奏皇帝《覆请敕谕倭夷书》时称：“日本乃今纳我逋逃王五峰，潜藏彼国，纠引夷丑入寇沿海州县，大肆焚掠，所据巡视浙江右佥都御史王忬、南京吏科给事中张承宪各奏请敕旨责谕一则，欲因其怀恩，晓以大义，使缚送叛华之贼一则，欲绝其封贡……今倭寇既退，似可且停，合候命下，备行巡视都御史王忬深察此夷谲诈反复，即令但申严祖宗备倭之法。” 兵部尚书的聂豹曾言：“又查得先为严法禁以熄海贼事，该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潘傲看得私船下海时，禁颇严，但海贼黠猾巧为规避，况今倭夷窥伺边警，方殷万一潜通勾引为害，豈可胜言。”表达了对东南倭夷为患的担忧。 继聂豹出任兵部尚书的杨博，在回复左给事中杨允绳的奏疏时言：“为照蠢尔倭奴呼朋引类，侵扰江左者，今已三年，在苏松嘉湖等处则积尸成丘，流血成河，备极惨毒之状。”三十四年闰十一月回复光禄寺卿章煥奏疏称：“为照蠢尔倭奴，侵扰浙直以逾三年，在彼则以奇货视我，倏来倏去未闻扫荡之期。在我则以残寇视彼，或作或辍，不见修攘之效，要之南倭与北虏，事体不同，北虏虽蜂屯蚁聚，出没有时，南倭则鬼术神奸，操纵难测，寺卿章煥生长吴中且目击其患，以故极口论列之甚切，处之甚详，臣等窃惟经理海防，有善后之良图，有目前之急务，调兵遣将以殄遗孽，”而时任内阁学士的徐阶，因其本为松江府华亭县人，他的倭寇信息可为比较全面，下得巡按浙江御史胡宗宪书信，而详知“夷情及战守之得失”；得孙联泉书知倭寇肆掠，米价腾贵，而“各郡士民多预徙村落，以为逃避之地”；得王忬书知倭寇又复猖獗，官军屡战屡败。得张经书知“苏松滨海小民颇与贼往来贸易，贼因而贿之使为耳目，故我之动静，贼无不知者，夫使贼深沟高壘，绝不与我相通，我则无可奈何矣。”从地方传来的书信成为徐阶补充信息的手段，并常以此上传给兵部乃至皇帝，如在给兵部尚书聂豹的书信中言：“昨得冯南江一书，奉览，传闻倭寇攻苏州，垂陷，杀死同知一人。又闻江淮之间倭寇纵横，水陆俱阻，道路之言虽未可尽信，然观苏松抚按自四月十三奏报后，迄今逾月，杳无寇退之报，则事势大略可想也。”而他亦通过书信的方式指导东南地方官员禁戢“倭寇”及地方治理，如在与周石厓抚院的书信中言：“公凡有所注措敢不力图，奉质乎，辄有鄙见一二条具呈楮，惟赐采择，幸幸。一江南郡县之吏骄怠成习……一闻乡间小民，往往为贼运薪送米，利其厚值，不知郡县何故不加禁捕，贼既与民相通，又不知何故不乘之以行凡间树内应……一贼旧在内陆者既不曾退去，而新至者又日增多，如此虽时有斩获，豈能尽绝……一沙民本能杀贼，但为前此供给不足，赏罚不明，故纵贼不杀或反为贼用，今若优以养之之费重以赏之之格，资以器械，结以恩信，必当得力。”与解明道总兵书言：“近日地方诸君所以不能取胜者，其弊有四，一曰驾驭无术……赏罚不严……分数不明……出兵草率。”
图注：曾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大臣—徐阶 也正是如此，世宗皇帝曾多次询问徐阶有关东南“倭情”之真相。例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一日，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以倭寇震闻，逼近留都，请求就地募兵以严防守；五月三日倭寇自崇明进薄苏州府城，大掠而去，十九日遂以张经总督浙直军务。二十一日倭分略通州后攻如皋七日，不克，肆行江北，影响漕粮运输，六月十一日郑晓上报“倭寇类多中国人”，六月八日苏州倭寇流劫至嘉善转掠松江出海。徐阶多次以倭情奏报皇帝，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徐阶答倭情，称“倭寇深入内陆，如蹈无人之境”，请皇帝发山东兵往江南剿倭。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十七日徐阶上奏皇帝，“臣去岁具奏之时，尚闻此贼是真倭，近来细访乃知为首者俱是闽浙积年贩海剧贼，其中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只因初时官司不能讨捕，彼见地方无人，又得利甚厚，故旧者屯据不去，新者续增无穷，而沿海无赖贫民为所诱胁，因而从之，故其徒日繁，其势日猖獗。”三十三年皇帝第一次问徐阶之时，此时所收到的绝大部分为郑晓上奏之“倭寇”劫掠江北，虽然他曾言“倭寇类多中国人”，但是此时世宗皇帝应该是疑惑的，才会询问出身苏松的徐阶。而徐阶当时回答此贼为真倭，而这一错误的信息一年之后才进行修正。 虽然皇帝在一年后对之前的倭寇信息进行重新认识，但并未改变世宗皇帝对于东南倭寇的认识，因为三十四年后的东南寇乱的称呼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可能在倭寇之前冠以地名，如柘林之贼，陶宅之贼等，或某某贼。与此同时，至今留下来的倭寇记录大多是在三十四年完成的，而这些倭寇记载及之后有关倭寇的评论性回顾则基本都以“倭寇”为题，除了上述第二种观点中的少数官员，以海寇为题。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应该与二者对于倭寇原因的解释有关，持海寇论的人，大多认为海禁阻碍沿海奸民往海外寻求贸易而为乱内陆。 至于三十四年徐阶在答倭情后，世宗皇帝没有改变之前的看法的原因，笔者认为这或许与“倭寇”的记忆深刻相关，由于明朝自开国便一直受到倭寇的侵扰，且嘉靖二年（1523）日本争贡事件发生后所留下的的倭寇记忆还有大批亲身经历者，这种倭寇记忆不能在短时间内消失。可以说经历了一百年的御倭战争，嘉靖朝人们的“倭寇”观念根深蒂固。而嘉靖三十四年的这次选择不仅代表了嘉靖皇帝的倭寇认识，与此同时是对全国的认识进行了一次统一，尤其是以胡宗宪为代表的地方官员的妥协，同时也更进一步地加固了明朝人倭寇的记忆。 此外，各地官员上奏的文书对于寇乱情况的介绍及战报来分析，不管何时东南寇乱中，“倭”的成分一直存在，使得用“倭寇”一词代替东南寇乱并无错处。此外时任工部右侍郎的赵文华三十四年上疏奏贼情疏，对于三十三年的这次倭寇苏州进行重要补充。嘉定县逃回民人倪淮（系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内被倭寇掳走之人）所称：“到彼处只见漳温两处人无数，在彼衣帽言语一般，说这里是日本国所管地名五斗山，种植稻禾、绿豆大小二麦茶蒜等物，但来打劫俱是漳州人指引，船中俱有倭子做主，如要来者先送钱一千文与船主，今年四月二十一日众贼合伴有七百余船开洋，大者每船二三百人，小者三四十人，各自备饭米，在海一十个日，每日西南风不便，喫（chi，吃）尽饭米复又转去，至六月十四日重开前船行使遇先来倭船二十一只，回去各相招呼问信。其回船上人说，今年不比上年，大唐官兵十分凶狠，三分中被他杀了一分众，皆惊骇就转者，不知其数止有三船前来约贼二百五六十人，收船舶柘林港口淮潜涉水逃命回家。及苏州府知府林懋举等会问得生擒倭贼大郎帅等，招称倭贼三千余人，船二百余只，于本年五月初五日一同开洋，四五日海水碧清，抛锚不得，忽遭狂风大浪，黑雾漫天，打散各船不知去向，止存二只，随风漂泊松江八团地方登岸为盗等情……旨兵部看了来说。” 这段文字有如下的信息： 1.彼处只见漳温之人两处人无数，他们指引倭寇劫掠中土。这使得世宗皇帝对于之前众多大臣所言之“倭寇类多中国人”的观点不再怀疑，证实了郑晓及徐阶等的言论。 2.倭寇的根据地在日本，名为五斗山的地方，且来中国劫掠之船由倭子做主。 3.今年四月至六月所来倭寇俱系日本而来。 这三点中除了第一点外，所有矛头指向日本为“倭寇”，但是恰恰是第一点的真实可信，成了后两点的内容。由于第一点与前述各地官员之倭寇认识完全一致，可以说非常有信服力；同时也增强了第二、三点的可信度。而倭子做主的船只成为中国奸民潜从外夷的基地，同时近两年的寇乱皆与“倭”相关，从而致使世宗皇帝更加坚定东南之倭寇中日本的因素。除此之外，从御倭战争中，官员斩获的贼寇身份来看，即使嘉靖“大倭寇”期间倭寇“多类中国人”，但是真倭不仅在劫掠地方时有重要参与，在数量上也是外寇中占比最大的。以郑晓为例。从郑晓任漕运总督期间在江北剿获的各倭首级来看，其剿杀的从倭往往不计其数，或几十、几百，从剿获首级来看但其中往往真倭接近一半，除第一条中未见真倭外，其他均有真倭的参与。 这也是为何“大倭寇”期间将南倭北虏相提并论的一个原因——威胁明朝统治的两大外患，北虏威胁北京政治稳定，南倭则更多的影响明朝财政收入的稳定。 有关世宗皇帝倭寇认识选择的合法性思考，甚至可以追溯到明初朱元璋所制定的《皇明祖训》。朱元璋在洪武二年（1369）便开始编纂《皇明祖训》（初名《祖训录》），自洪武六年（1373）书成，又经历了两次修订，其中“四方诸夷”与日本的表述未有变动。作为明朝皇帝为政的重要行为准则，洪武皇帝《祖训首章》中将日本列入到十五个不征之国中，相较于应该“时谨备之”的胡戎与西北边境的蒙古，他认为日本作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①并要求后世子孙不要“倚中国富强，食一时战功，无故与兵，致伤人命。”在日本后有作者按语：“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大多认为这是胡惟庸案后补入的内容。从这一按语可以窥探出，明太祖对于日本的态度变化，此前十五个不征之国皆准若干年朝贡一次，明太祖直接断绝与日本的往来，这种不喜欢与不信任，也一直影响着明朝后世君主对于日本问题上的考虑。这种不喜欢与不信任在明朝各时期都在不断发生着，尤其从嘉靖二年开始，到嘉靖三十一年倭寇活动的井喷式爆发，更加加深了这种印象。 小结 本文探讨嘉靖朝时期中央及各地官员对于倭寇的认识，以及北京中央尤其是世宗皇帝所接收到的倭寇信息及其态度。明代倭寇问题由来已久，自洪武初年，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开始，成为困扰明朝的重大隐患，此时，倭寇主要为日本人，从中央到地方，明朝人对于倭寇的认识都比较统一。嘉靖年间的倭寇肆掠，从嘉靖二年（1523）发生的宁波争贡事件开始，此后一二十年间内，并无倭寇大为肆掠的记录，明朝在日本问题上，还在争论两国之间的朝贡贸易问题。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嘉靖二十六年，一股葡萄牙番商夜袭浙江余姚的谢宅，在信息上传时，地方官误将“番寇”上报为“倭寇”，这种误报的直接结果是，中央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福军务，以备剿倭。自此东南的倭寇进入嘉靖“大倭寇”前期，此时，东南的贼寇中“番寇”的影响还比较显著，葡萄牙“番商”在东南的活动甚至比日本“倭寇”还要频繁，由于明朝严密的海禁体制，这些番商与倭寇等同，成为海禁的敌人。此时，不管是浙江巡抚还是世宗皇帝对于东南的贼寇认识比较清楚，但是在命令朱纨进剿双屿贼巢的敕命中，世宗皇帝以“剿倭”为名，可见，在中央朝廷的认知中，相较于番寇，剿除倭寇是他们更主要的目的。随着双屿、浯屿等贼巢的覆灭，和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贸易权力，东南沿海的贼寇中，葡萄牙番商、番寇越来越少，倭寇便成为东南唯一的外敌。 “大倭寇”期间，倭寇的实质不同于以前。在倭寇肆掠的过程中，明朝文武百官对于东南寇乱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全国对于东南寇乱的真实面貌有了统一的认识。此时东南贼寇多为宁绍、漳泉等地的奸民入海谋利、勾引外夷所引起，甚至奸猾小民和不得志之人皆为之奸细、向导，倭寇中“从倭者十之六七，真倭十之一二”，更有如王直、徐海等为谋主，雇佣日本倭人，以倭为名，肆掠江南。也正是这样一种情形才使得一些官员对“倭寇”表示怀疑，他们更倾向于以“海寇”来定义这些主要为中国人的贼寇。从各官员认识的实质出发，可大致将他们 的观点分为两种，即：“倭寇”观与海寇观，前者强调东南贼寇中“倭寇”的因素，持这一观点的官员，由于大多在朝廷任有重要职位，他们的奏疏直达皇帝，也成功影响了世宗皇帝的倭寇认识和选择。 虽然世宗皇帝也认同“倭寇多类中国人”的论断，但是这并未改变明代官方（世宗皇帝）在倭寇与海寇观之间的选择。从世宗皇帝仍以“倭寇”代指东南寇乱，可见明代官方并未认可海寇观，这样的结果或源自历代倭乱肆行的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不管实际寇乱中还是各地官员的奏报文书中，日本“倭寇”的影子一直存在。嘉靖“大倭寇”是东南寇乱的实情在各地信息的交汇与世宗皇帝倭寇认识的选择中下互相作用的结果。 参考资料： 《明实录》、 《明史》、 《海上倭寇史》、 《倭寇战争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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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明军出兵抗击倭寇
图注：集结中的倭寇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