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平：《墨经》正文训诂的问题式变革

情缘半岛 202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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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正文训诂追求概念定义的单义性与不可通约性，排斥同义词近义词，表现出非历史性、非地方性以及非情境化的特征，其训诂方式与话语的形成来自文本中数学、物理等自然名物知识内容的概念定义要求。相对先秦时期以同义词近义词训诂为主的“相似性知识”认识型而言，《墨经》正文训诂实为一种“逆相似性知识”认识型，揭示了问题式变革的理论视域。

作者｜叶平

《墨经》作为《墨子》一书的重要部分，分为《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写作年代大约在战国末期，为后期墨家学派编缀而成。《墨经》内容丰富，包含了数学、物理、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逻辑学理论与墨家政治、伦理思想。《墨经》正文叙述体例分为训诂句式与一般判断句式两种，与先秦时期通行的训诂相比，其训诂句式十分特殊，有着独立的创造，体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涵。墨家学派曾为显学，但今存《墨子》文本以难解著称，《墨经》四篇更是至为艰涩，注家寥寥，自从毕沅《墨子集注》、孙诒让《墨子间诂》、谭戒甫《墨辩发微》等著作问世以来，《墨经》方重获世人青睐，不过学界对《墨经》的研究多集中于其自然科学知识与伦理思想内容本身，而鲜有提及《墨经》正文训诂者。

训诂二字，有分说者，有合说者。分说则《尔雅》一书有《释训》、《释诂》篇，《说文解字》释训为“说教也”，释诂为“训故言也”[1]，郭璞注《释诂》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2]2568，“诂”包含有以今通古及以地方性之“俗”通正统性之“雅”的含义，这也是《尔雅》书名的意旨所在。其合说者，最早见于《毛诗诂训传》将诂训作为专名，唐人孔颖达对诂训下定义说：“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2]269后人颠倒次序，改诂训为训诂。

今传最早的训诂专书为《尔雅》，成书于战国时期，但训诂并非源自《尔雅》，在更早的《左传》、《国语》、《论语》等典籍的正文里已可见到一些零散的训诂用语，至孟荀时代，《孟子》、《易传》、《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的训诂用例就很多了，《墨经》中也出现了不少训诂用语与训诂实例。由于这种训诂是在典籍正文中出现的，非为后世注疏或训诂专书所用，故称之为“正文训诂”。

一、先秦典籍正文训诂类型与训诂用语

先秦典籍的正文训诂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其一为直训，其二为义界，其三为推因。直训即用一个词解释另一个词，具体又可分为互训与单训。互训的训释词与被训释词可两两互换、交相解释，关注语词之间的同义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同义词(所谓同义是相对的，并非同一)近义词训释，其中包括字词与声音相关的音训、与字形相关的形训及与意义相关的义训三种方式。如《论语·颜渊》中：“政者，正也”[3]505，《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2]2702以及《孟子·告子上》：“生之谓性。”[2]2748，以正训政，养训庠，生训性，三例各以同音字相训，这就是典型的音训式互训。义训则字词与声、形无关，例如《尸子·广泽》：“天、帝、后、皇、辟、公、弘、廓、宏、溥、介、纯、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4]54。单训指训释词与被训释词不能互换，不同时并举几个词集中训释，而只对单个的字词下定义。义界训诂以句训词，用一句或几句话来阐明词义，对词义的内涵作出有别于他词的界定，训诂方法既可用音训、形训，也可用义训。推因训诂则探求词义之源，强调字词的音义关系，如《尔雅·释言》：“鬼之为言归也”[2]2592，指出鬼字的含义来源于同音的归，意为魂魄归去，这一条就是推因训诂。

直训、义界与推因均为重要的训诂类型，在《论语》、《左传》、《孟子》、《荀子》等著作中，直训、义界与推因交替使用。训诂类型里，推因与直训中的互训是典型的同义词近义词训诂，义界也部分采用同义词近义词训诂，只有直训中的单训完全不属于此类，黄金贵认为，同义训诂是传统训诂的本色：“传统训诂之起，就是通过种种的同义关系，来训释疑难之名”[5]。可以说，先秦训诂的主要类型就是同义词近义词训诂。

训诂用语往往与训诂类型相应，先秦典籍正文训诂出现的常用训诂用语有以下几种：

(1)《周易·师卦·彖辞》：某，某也。如“师，众也。贞，正也。”[2]25

(2)《孟子·尽心下》：某也者，某也。如“仁也者，人也。”[2]2774

(3)《左传·宣公十六年》：曰……曰……，如“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2]1888

(4)《管子·揆度》：为……，如“管子曰，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6]

(5)《尔雅·释器》)：谓之……，如“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2]2600

(6)《礼记·乡饮酒义》：为言……，如“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南方者夏，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7]

上举(2)-(6)型均为同义词近义词属性的互训训诂或推因式训诂，只有(1)型“某，某也”为单训占优势的训诂用语类型，可见先秦典籍的训诂用语也大多属于同义词近义词训诂。

传统训诂的目的既有异中求同，也有同中辨异。异中求同旨在揭示异流同源，实现化解纷乱的目的，如上文所引《尸子》训天、帝条说：“一实则无相非也”，意谓若证明实质相同，人们就不会互相非议；同中辨异的训诂则往往从“正名”意识出发，维护礼乐制度与纲常伦理，因此较为关注事物的区分，但辨异亦属同义词近义词训诂，因其视域仍在同义词近义词上。无论是求同还是辨异，根本用意都不仅仅在于训释，王宁认为训诂“同时也是为了阐述某种政治或哲学主张，甚至可以看作是证明某种观点的证据”[8]。先秦时期的典籍大多借助正文训诂来宣扬论证学派思想，由此决定了主流训诂的类型与用语特征，但《墨经》训诂则是个例外。

二、《墨经》正文训诂类型与训诂用语的学科术语特点

《墨经》的《经上》共96条，其中9条为普通判断句，87条为训诂句式，《经下》82条全为普通判断句，无训诂例，《墨经》训诂用例集中于《经上》中。《经上》训诂内容可分为自然名物(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训诂、一般客观知识训诂、逻辑学知识训诂与政治伦理知识训诂，其中自然名物训诂在数量上最多，是《墨经》正文训诂的核心。在《经上》87条训诂句中，共有30条为自然名物知识，包括数学22条、物理8条。

数学知识训诂为：(1)体，分于兼也。(2)穷，或有前不容尺也。(3)盈，莫不然也。(4)损，偏去也。(5)儇，饱秪。(6)库，易也。(7)平，同高也。(8)同长，以正相尽也。(9)中，同长也。(10)厚，有所大也。(11)直，参也。(12)圜，一中同长也。(13)方，柱隅四讙也。(14)倍，为二也。(15)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16)有间，中也。(17)间，不及旁也。(18)纑，间虚也。(19)盈，莫不有也。(20)撄，相得也。(21)仳，以有相撄，有不相撄也。(22)次，无间而不相撄也。

物理知识训诂为：(1)力，刑之所以奋也。(2)久，弥异时也。(3)宇，弥异所也。(4)始，当时也。(5)化，征易也。(6)动，或从也。(7)止，以久也。(8)日中，正南也。[9]

对《经上》这30条自然名物训诂的训诂类型与训诂用语进行分析，发现其主要特征是：(一)完全采用了义界式与直训训诂，不使用推因训诂；(二)在直训训诂类型中又全部使用单训，不使用多词并举的互训；(三)在义界类型中则全部采用义训，不使用同义词近义词全属性的音训与形训。与训诂类型相应，《墨经》训诂用语也只用义训占优势的“某，某也”式，而不用“曰……曰”或“谓之”等音训、形训占优势的训诂用语。

同义近义概念的反面就是单义概念，《墨经》训诂主旨既非同中辨异，更不是异中识同，而是将概念别为单义加以诠释，排斥同义词近义词的做法可看作是对概念单义性的追求，这是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追求单义性与不可通约性的学科术语特征所决定的。单义性指每一个别事物与一个而且仅与一个专门概念对应；不可通约性出自《几何原本》，指“没有任何共同尺度的量”，如等边三角形的斜边与边长，圆周与半径不可通约[10]311。将《几何原本》概念定义与《墨经》训诂进行比较，就可看出学科术语在追求单义性与不可通约性上是高度相似的[10]1-2：

如上所举，无论《墨经》训释的平、厚、圜、方还是《几何原本》定义的点、直线、半圆、正方形，这些概念都具有唯一性、单义性与不可通约性，是无法用同义词近义词、更不可能以音训与形训的方法来训释的。概念的定义由概念的要素及其关系所决定，如“平，同高也”是一个义界式训诂，义界式训诂一般由被释词、主训词与义值差组成，用A表示被释词，B表示主训词，Y表示义值差，则“平，同高”这一条例可用公式A，(YB)表示，其间的义值差就是A与B的关系。平与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存在任何同义或近义性，“高”(B)能够用来训释“平”(A)，完全是因为“同”(Y)的作用。几何概念的定义方式如此，物理也不例外，都是天然地排斥同义近义概念的。

进而分析《经上》的全部训诂用例，发现其通篇均与自然名物训诂的特征一致，不采用互训，排斥同义词与近义词。《经上》这种训诂特征，与先秦典籍普遍以同义词近义词训诂为主要训诂类型的特点完全不符，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除此之外，《墨经》训诂还有第四个特点：非情境化特征。先秦典籍的正文训诂大多有情境化的特点，就是对一些概念人为设置特定的情境，据境索义，如：

(1)嘉偶曰妃，怨偶曰仇，古之命也。[2]1743

(2)在己为哀，在他为悲；在己为乐，在他为喜；在己为嗔，在他为怒；在己为愁，在他为忧。[4]

(3)聘则为妻，奔则为妾。[7]441

此即上文提到的传统训诂之“同中辨异”。第(1)(2)例附加了情绪色彩的差异，第(3)例则在同一件事上标注了不同的阶层与伦理属性。情境的设置，在儒学话语中尤为明显，美国学者安乐哲认为，儒学中根本没有超越情境的原则或规范，如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与”即是例子[11]。所谓情境化就是从人类的文化心理出发，对事物进行特殊区分，以情境制约的手段来阐释对规章制度差别、人伦习俗歧异的观点，而《墨经》训诂的非情境化则排除一切政治、伦理、情感等人为因素的制约与干扰，追求概念定义的均质、绝对与客观，这一特征同样是数学、物理等学科知识的本质属性。

为概念设置情境化特征，在先秦典籍正文训诂中极为常见，《墨经》训诂却完全看不到用例，这绝非偶然，而是出于《墨经》的训诂策略，正如其对同义词近义词的态度一样，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排斥。

三、《墨经》训诂的内在本质：问题式变革展现的新认识型

构建知识的途径在于建立知识的范畴，通过分析建立范畴所使用的方法则可探究范畴的性质。上文所述，对同义词近义词与情境化的排斥是《墨经》训诂方法的主要特征，这说明了什么呢？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问题式”(Problematic)决定着一定的理论视域，问题式变革则产生场所变换。他提出，要重视文本中的空白、缺场或沉默之处，将其作为发现新的问题式的一部分，以一种“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去理解。看不见的物是由看得见的物决定的，但不见与得见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被排斥的不见者是看得见之物的“内在黑暗”，是空白与缺场[12]。用阿尔都塞的“问题式”观点来审视《墨经》正文训诂，其空白者与缺场者是什么？排斥了什么，又采用了什么？

很明显，《墨经》有意排斥了同义词近义词，也拒绝了情境式表达，二者在《墨经》训诂中是空白者与缺场者。郭璞说过，训诂的本义是“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包含着对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双重追求，训诂的本来目的是以今通古，以地方之“俗”通正统之“雅”，故一般来说比较在意时间与空间，具体表现为历史性特征与地方性特征，而时间与空间的相通，要更多地依赖同义词近义词训诂来实现，同义词近义词是古今、雅俗相通的基础与根据，这就是先秦典籍训诂大多偏重同义词近义词的缘故。但《墨经》却迥异于此，其极力拒斥同义词近义词，显示出对概念之时间性差异与空间性差异的根本漠视。漠视从何而来？合理推测：即来自《墨经》本身的数学物理等自然名物内容，《墨经》训诂排斥概念定义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差异乃为应对数学、物理等自然名物知识的训诂要求而来。非历史性与非地方性为追求恒定与绝对的表现，是数学、物理等学科概念定义的基本特征，胡塞尔就认为，几何学是超越时空的存在，他在《几何学起源》中说：“几何学从它的原创建时起就具有一种独特的超时间的存在、一种能为各个民族各个时代所有的人都理解的存在……任何形式都会立即呈现出同样的客观性”，几何学无论在欧几里得“原来的语言”中还是在所有译本中都是相同的，与时间性空间性差异无关，这就是所谓的“同一性”[13]。

福柯的著作《词与物》将欧洲17世纪前的知识称为“相似性知识”，他在前言中介绍说，博尔赫斯作品的一段话是启发他提出“相似性知识”理念的根本缘由，该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对动物的划分，使福柯注意到古人对“同与异”的看法与今人之间有巨大差异，如书中将动物定义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等等。福柯说，这表现出古人认为万物具有共同场所，他将这一点总结为“相似性”：“直到16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时代，相似性在西方文化知识中一直起着创建者的作用。正是相似性才主要地引导着文本的注解与阐释，正是相似性才组织着符号的运作，使人类知晓许多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并引导着表象事物的艺术。”[14]福柯提出，17世纪以前，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知识即是这种“相似性”知识(如使用类推等)，但其后，欧洲出现了新的知识，人们在描述自然的时候不再遵循相似性，而是对模棱两可的相似性进行同一性与差异性筛选，注重对物的精确分析，这就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14]24-35。相似性知识与同一性差异性知识是两种认识型，两者之间发生了断裂，后者取代了前者。

以福柯的观点看，先秦时期的主流训诂就是典型的“相似性知识”，以混沌的类推为特征，偏爱同义词近义词训诂(类推)。美国学者安乐哲也说，中国古人的观念(尤指儒家思想)，把“关系”作为物的内在属性，而不太重视物的本质是什么[11]25，安乐哲所指中国人重“关系”的观念是一种混沌的万物关联思维，在意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传统的同义词近义词训诂就是明证。《墨经》训诂则正好与之相反，其排斥同义词近义词的实质是追求“差异性”，非情境化是追求“同一性”，两者都是对绝对精确的理解。福柯的认识型按时代划分，他归纳的“17世纪以前的相似性知识”只是个粗略的说法(如《几何原本》对几何概念的定义就不属于此类)，实际上，即便在同一时代，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型，缘由正如库恩的范式理论所言，学术共同体的各部分、成员之间存在竞争[15]，新旧范式的更替，在同一时代的学者之间也常常发生。以对同义词近义词的态度来说，排斥同义词近义词的《墨经》训诂与偏重之的《孟子》、《荀子》、《尸子》训诂就不是同一认识型，前者对名物的定义基本上只用逻辑的“P”与“非P”来区分，名物之间不存在类推关系。可以这样认为：《墨经》正文训诂代表着新的理论视域，它对旧的训诂方法与训诂术语进行问题式变革，产生场所变换，其实质是一种与相似性知识截然不同的认识型，或可称之为“逆相似性知识”。

墨家重“术”，以术为其兼爱非攻等政治伦理主张服务，《墨经》自然名物知识训诂主要作为墨家学派的实践工具，以术的要素而存在，也许因为其并不直接宣扬学派思想，故与《墨子》其余各篇不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风格。《墨经》自然名物知识训诂的学科本色决定了其训诂特征，即以排斥同义词近义词、非情境化的手段厘清概念，追求概念的单义性、精确性与绝对性。《经上》自然名物训诂至为纯粹，不掺杂任何无关内容，这一特征不但影响了篇内其他内容，更延及《经下》篇的82个判断句，使之也相对简约而纯粹，令对客观性、精确性的追求成为《墨经》全篇的一致风格，从而决定了《墨经》的整体面貌。更进一步说，《墨经》正文训诂类型与训诂术语特征深刻地反映了其背后的问题意识，此类训诂在战国晚期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问题式、新认识型的产生，为其在语义领域内的直接反映。美籍学者成中英评价《墨经》的知识论意义时说：“后期墨家提出了认识的模式与程序，已接近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的知识论意义上对实在的理解。”[16]

《墨经》训诂不属于古老的以类推为代表的相似性知识，而是旨在追求差异性与同一性的新认识型，不能因为《墨经》训诂年代久远、道统不继，就否认它相对于那个时代出乎其类的特殊性，无视其对自然知识所作探索的不朽价值。福柯说：“对于数学的这个历史来说，迪奥方特(古希腊数学家)的代数不是悬空的经验……希腊的穷举法不是一个必须绕行的死胡同，它是积分学的天然模式。每个历史的突变都碰巧有其自己的层次和自己形式的定位”[17]，这一说法，对客观认识人类知识的发展历程，理解知识话语的形成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也同样适用于对《墨经》正文训诂的历史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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