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她一个小姑娘，爱上功成名就的徐悲鸿，是为了“上位”。
也有人说，她是最懂徐悲鸿的，她是徐悲鸿此生至爱。
而在晚年，蒋碧微和廖静文都写了与徐悲鸿的回忆录，唯独她没有写。
在这段感情里，她始终缄默不语，这使她与徐悲鸿的那段感情，成为了画坛的一个悬念。
她就是孙多慈，有人说她借徐悲鸿“上位”后，又甩了对方，嫁给国民党高官。她却始终保持沉默，不做解释。
01
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曾在孙传芳的麾下担任过秘书和国民党安徽省常委，母亲也曾做过校长。
孙多慈的美术天分极高，加上在父母文学艺术的熏陶下，她和弟弟常坐在窗前涂涂画画，父母看到后，常常高兴地称赞道：“两个小画家。”
许是在父母的夸赞下，孙多慈从小就对丹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0年，17岁的孙多慈已经出落成一个娉婷玉立的大姑娘了。在安徽大学任教的苏雪林曾夸赞她：皮肤白皙，眼睛大而黑，留着精干的短发，穿着工装衣裤，实在太甜美了。
苏雪林不仅夸赞了她的美丽，还夸赞了她的才华：她国文根基好，她所在安庆女中的老师都认为她前途不可限量。
大概是命中注定，缘分使然。这一年孙多慈一家也是祸不单行的一年，她的父亲卷入了国民党内部纷争，被秘密关押，受打击的她无心应考，与所报的中央大学文学院擦肩而过。后来，她在现代美学家宗白华的引荐下，以旁听生的身份，来到中央大学美术系。在这里，她遇到了美术老师徐悲鸿，也是对她一生有着偌大影响的男人。
虽然是旁听生，但是孙多慈却比那些正经考进来的学生吸收得快，这不能不让这位爱才的老师注意到。
几个月的学习下来，孙多慈便成为了徐悲鸿的得意弟子。这一年的秋天，徐悲鸿给孙多慈画了一幅素描，画中的孙多慈清纯可人，留着齐耳的短发，让人不由顾盼神飞。画作完成后，徐悲鸿画稿下还写下一行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
老师都喜欢聪慧又禀赋高的学生，徐悲鸿也不例外。
一次，蒋碧微正陪同好友去参观徐悲鸿在中央大学的画室，在画室竟无意看到了徐悲鸿与孙多慈合绘的《台城月夜》图。画中的人正是两位画主。蒋碧微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却自我安慰着：一定是画作需要。
也许此时的徐悲鸿已经陷入了爱才与爱人的情感纠葛中了。不过，徐悲鸿还将孙多慈介绍给自己的好友盛成，只是两人互相没对上眼，故事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一年后，孙多慈正式报考中央大学艺术系，她竟以图画满分的成绩被录取。看来徐悲鸿没有看错人，他已掩饰不住对她的欣赏。甚至上课时情不自禁地多关注到她。这不禁让一些好事的学生产生不满和埋怨。
于是校园中便沸沸扬扬地传出了两人的情感花边。名人的事迹亘古以来总是舆论的焦点，一些报刊也登出了两人的花边新闻。
很快就传到了蒋碧微的耳朵里。蒋碧微更是采取了极端的措施来捍卫她的爱情，在学校闹得不可开交。也许以前的飞蛾扑火，导致了她今日的变本加厉的伤害。徐悲鸿一度名誉扫地，孙多慈遭到同学耻笑。
在各种舆论压力下，孙多慈只好搬出女生宿舍，在外面租房子与母亲同住。
初恋的花还没有盛开，就已经饱经沧桑，孙多慈也一时不知所措。
02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因徐悲鸿去外地讲学，又在蒋碧微的干预下，他们没能见面。
1934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作为美术系主任的徐悲鸿，带美术系的学生到天目山写生。孙多慈当时也参加了。短暂的分离，导致的只是思念的疯狂滋长。趁着这个机会，两个互相表达了对彼此的情意。
孙多慈就地取材，采了两颗红豆送给徐悲鸿。有心的徐悲鸿回到南京后，专门在银楼订制了一对镶嵌有红豆的金戒指。其中刻着“悲”的一枚，徐悲鸿送给了孙多慈。而另一枚刻着“慈”字的，徐悲鸿留给了自己。
如此明显的宣誓，蒋碧微怎么能不知道。尤其想到这样的戒指她也曾拥有过，内心不由五味杂陈。她利用各种极端的手段，进行阻止。
1935年，刚毕业的孙多慈就出版了个人素描集。为了她出国留学的事，徐悲鸿还帮助她申请庚款。瓜田李下，确实像极了孙多慈要借着徐悲鸿“上位”。而如果抛却恋爱关系，就是凭孙多慈个人的造诣，她也应该继续深造。却在蒋碧薇的操作下泡了汤。
对于喜欢美术，向往去西方深造的孙多慈来说，这是个偌大的打击。
徐悲鸿生气地跟好友舒新城埋怨：都是内人的暗中破坏，影响了孙多慈的前途。
蒋碧薇和徐悲鸿的感情自此彻底破裂，徐悲鸿一气之下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到广西另谋发展。而孙多慈一家却因战乱迁去了长沙避难。徐悲鸿四处打听到孙多慈的下落后，专门跑到长沙，将孙多慈一家接到了广西。
在广西的那段时间应该是孙多慈与徐悲鸿最美好的时光，认识的人不多，也没人打扰，两人终于可以在一起倾吐心声，谈论理想。
为了能和孙多慈在一起，徐悲鸿就在《广西日报》上公开登出了与蒋碧薇断绝关系的启事。启示登出没几天，他就委托朋友沈宜甲去向孙父提亲。意外的是，孙多慈的父亲不但将沈宜甲骂了个狗血喷头，并将其撵出了门。甚至连徐悲鸿亲自登门，徐父也没有给什么好脸色。
孙多慈还有工作、理想，她似乎没有将自己与徐悲鸿的感情作为人生的全部，她没有像蒋碧微那样，有与徐悲鸿私奔的勇气。并且孙多慈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一家躲什么似的，很快迁离了桂林。
孙多慈走后，徐悲鸿也已身心俱疲，前妻的羞辱，与所爱之人无法在一起。于是他申请去印度讲学，一边讲学，一边散心。
在战争纷乱、朝不保夕的年代里，人事难料，再刻骨铭心的感情，也经不起时间的打磨。
在那个车马慢，书信远的时代里，孙多慈与徐悲鸿终于断了联系。
1940年，情绪一直郁郁寡欢的孙多慈，在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的牵线下，认识了时任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的许绍棣。许绍棣身材矮胖，年近四十，妻子刚过世，还带着三个拖油瓶子。这样的条件，孙父一定不会同意吧。意外的是，孙父却促成了这段婚姻。原因是，许绍棣是孙父的顶头上司，在孙父看来，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他不失为一个更好的依靠。
不久孙多慈与许绍棣结婚了。婚后，许绍棣对孙多慈的家人很好，他为孙多慈的父亲安排了新的工作，每当空袭来临时，他总是提前安排他们住进建有防空洞的丽水中学宿舍。
孙多慈和徐悲鸿的感情就这样翻篇了。
03
孙多慈的表妹陆汉民亲眼见过表姐与徐悲鸿的分别，两个人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仿佛永别一样。多年后陆汉民见到孙多慈，问道：“表姐，你对你现在的婚姻满意吗？”
而孙多慈只是叹了口气说：“能有什么办法呢？”
1946年，徐悲鸿与另一位女学生廖静文在重庆举行了婚礼。孙多慈还寄去了一幅自己亲手画的红梅作为贺礼，画上还提了一首诗，诗意中含蓄地表达着对那段感情的唏嘘。
收到画后的徐悲鸿沉默了许久，他缓缓地提起画笔，在梅枝上补了一只未开口的喜鹊。
虽然两人的感情结局悲伤，但是孙多慈的出现也给了徐悲鸿源源不断的灵感。
孙多慈和许绍棣结婚后，作为媒人的王映霞却因此婚姻破裂。当时王映霞和许绍棣常有通信，一次，郁达夫看到了他们之间往来的信，还做了保留，说是两人的情书。
王映霞和郁达夫闹得不可开交，原因是王映霞和许绍棣关系暧昧不清。孙多慈或许听到风声，或许不知道。她始终很沉默，她从来不出来喊冤，也没有跳出来捍卫自己。
她与徐悲鸿、蒋碧微、郁达夫、王映霞、许绍棣、廖静文、张道藩绘制了一张复杂的情爱图。
1949年后，徐悲鸿、廖静文、王映霞留在了大陆，而其余的人都过海到了台湾。一条并不宽的海峡，却将这幅足够迷离的关系图染上了敌我两种色彩。
时间一晃就是十年。十年时间，能让多少爱意消退。十年时间，能化解多少恩怨纠葛。1953年9月，徐悲鸿在北京病逝。消息很快传到了台湾，孙多慈在中山画展的展厅门口遇到了前来看画展的蒋碧微。起初，两人都愣了神，最后却是蒋碧微先开了口，她心绪平稳地说：“徐先生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孙多慈泪水夺眶而出。这是两个人第一次正面搭话，竟然说的是徐悲鸿离世的消息。
据说，孙多慈得到徐悲鸿去世的消息后，曾为其守孝三年。
徐悲鸿生前曾送给孙多慈三首诗，其中一首能说明他对孙多慈的心意：“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最相知的人，却不能相守的遗憾。
徐悲鸿的最后一位妻子廖静文也不无唏嘘：“她们之间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有情人未成眷属。”
徐悲鸿去世后，大家都惋惜，如果徐悲鸿没有这些感情琐事的烦恼，如果不是因为和蒋碧微离婚，给她赔偿，他便不会日以继夜的画作，便不会那么早离逝。
而孙多慈和许绍棣结婚后，似乎远离了这种纷争，也有意彼此放过。
她和许绍棣结婚后，为许绍棣生下了两个孩子，大的叫尔羊，小的叫珏方。1949年以后，她跟随许绍棣在台湾生活，被聘请到台湾师范大学当老师。因为她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所以她在台湾教书，地位也相当高。这注定，她一生都与“徐悲鸿”这个名字藕断丝连。
至于她为何一直沉默不语，许是她没有抖露底牌的不甘，也没有占为己有的丧心病狂。她只想守口如瓶，洒脱放手，慈悲爱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