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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颍川派公号推送了刘俊民的《钧州窑：虚实之间问起源》（点击查阅）一文，该文以文献综述的形式，对钧源起源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原刊发于《许昌晨报》。 文章推出之后，有钧瓷研究者、从业者联络，就一些问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探讨。在一些钧瓷微信群里，也引发了一些讨论。 现将部分观点概要整理如下，以期集思广益，交融互补，凝聚共识。 这里所说的“钧瓷人”，是个宽泛的概念，既包括钧瓷业的从业者与管理者，也包括钧瓷文化的研究者。未能一一征求讨论者建议，暂不署名。 轻易结论的历史 很可能是非历史的 钧瓷起源、钧官源的起源是重要问题。禹州的钧官窑址博物馆不以宋为名，正是考虑到了这些争议。 判定窑址年代，一靠陶瓷考古，一靠科学测定。 前几次钧窑考古，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先有结论后找材料，那是最危险的。 另外，就是主观性的拼凑式分析地层和器型。削足适履，也不是科学态度。 科技测定现在还有距离，仅供参考。即使考古材料，也是仅供参考，不能下结论。 宋代说有问题，明代说也有不少问题，都缺乏有效的史料支撑。 现在，海内外明代说声音大点。 也有说金代说，故宫热释光测定偏金，但都有误差。 这些说法，都缺乏直接有效的史料证据。 所以，研究历史，不一定非要给个历史结论，也许永远没有定论。轻易结论的历史，很可能是非历史的。 忽视学术研究的产业 肯定做不起来 当前，陶瓷史研究中，地方主义盛行。 粉饰、重古、皇权本位，是方志家谱旧习，很难客观，也是民族性格使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不能当作史料的。 我们的很多非遗研究，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陶瓷严重点，宋正统、艺术、中国性……往这几个方面硬靠。每个瓷区都在努力使自己向古、靠近皇权中心、祖传多少代、柴烧，等等…… 这都是市场观、价值观而非历史事实。 不尊重科学，不尊重考古，总有一天，很多事、很多人、很多器物，就成了历史笑柄。 忽视学术研究的产业，肯定做不起来，做起来也是虚假的繁荣。如果地方政府不重视，可能会走偏更远。 就像开封。故宫最新研究发现，库藏原来定为北宋官瓷的器物都不是河南的。那就是说，北宋官瓷没有传世器物，也没有窑址，没有标本。 开封发展了几十年的北宋官瓷，又从何说起？ 放弃宋代说 文化自信又表现在哪里？ 我们必须坚持钧窑的文化自信，不要模棱两可！钧窑是宋代的就是宋代的，如果我们连这个都放弃，那么文化自信又表现在哪里？ 所有的观点都是可讲可论的，宋代时确实钧窑没有出现在史书典籍里面，最早钧窑之名出现在明初。 我想说的是，钧窑在其初始阶段因为人们根本没有从单色釉中反应过来，就像我们小时候只有乳名而没有正名一样，这不奇怪，宋徽宗执掌权力也只有二十多年，所以钧瓷在宋代使用宫廷用瓷，或官家用瓷都是未尝不可的。 到金代时，禹州的名字确定为钧州，所以从这时起钧瓷有了以地名为标志的名字。这也和乳名转正名一样，是一种很正常的过渡。 建国以来，大量的田野考古从不同时代地层出土实物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钧瓷在北宋时期的出现。 明代官钧说有依据吗？从元代开始因为中原地区战火不断，制瓷中心已由中原迁移到景德镇，同时明代也是钧窑相对的衰落时期，怎么会在这一时期出现钧官窑呢？ 明代钧官窑说源自深圳与上海的一些专家对所谓拿到的几块瓷片的检测，认为这些瓷片是明代的，这些所谓的科学检测，就一定准吗？ 研究考证与钧瓷鉴藏关系不大 当务之急是把钧瓷做好 研究考证的事跟我们关系不大，我们希望它越有历史越好，陶的历史更悠久。 我觉得，研究考证把钧瓷历史再往前推，跟现代钧瓷的收藏鉴赏关系不太大。 所有的问题，一个可以划分到学院研究，一个可以划分到实用。 做出贡献的，好多都是实用型人才，神垕不乏这样的优秀匠人。希望他们做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研究考证的大事，就让专业的做吧。 现在神垕很多人都在做臆想的器型，没有美感可言。将不擅长的雕塑推到前面，把经典的最出彩釉色逐渐淘汰。 以前，以小见大、端庄大气的器型多耐看，釉面层次过渡真美！现在的器型好看的真不多，釉面釉色也真一般。 好的东西都需要沉淀和工夫，急功近利的作品，没有太大的价值。 着力解决窑口遇到的现实困难 “钧瓷起源”之类的话题，是专业研究，一般人也没有这个能力。你就是讨论，在钧瓷制作营销群里，也没有对手，不能对等级别的探讨。 所以，我认为钧瓷人聚在一起，可以研究在型上互相借鉴，釉上怎么提高（当然有秘方）。然后怎么去宣传钧瓷、营销钧瓷，怎么将产品进行分类，怎么把价格体系搞起来，让市场不乱套。 这些都是我们经过讨论，可以达成共识的。这才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最迫切的问题。 你讨论个宋元明清，不是还得烧钧瓷卖钧瓷？ 这些对解决窑口遇到的现实困难，对钧瓷的推广意义不大，要讨论一些对钧瓷当下发展有用的东西。 钧瓷人，理应了解钧瓷史 禹州钧瓷人，研究钧瓷的，卖钧瓷的，生产钧瓷的，如果对钧瓷历史文化不了解，那有啥发言权呢？ 从地层学、类型学到科技引入，到陶瓷工艺学，是当前钧瓷断代最常用的四类学术手段。 赵青云老师的《钧台窑发掘报告》称，钧台窑遗址同地层中，出土有宋代青瓷、宋白瓷，也有宋三彩。否定北宋说，就颠覆了陶瓷史的主框架。 明代钧州窑，有几个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大明会典》记载了每年摊派给钧州的供奉瓷器数量。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晰、精准地看到，当时所谓宫廷要求烧制的，是大坛儿大罐儿。 神垕祖师庙有一方成化二十年的碑刻。上面记录有陶瓷官员。 近年来，制药厂和神垕镇区有新的窑址发现。明代地层中，发掘的器物，与《大明会典》与传世碑刻记载是一致的。 2015年，故宫博物院对钧官窑标本重新进行热释光测试，又从工艺学进行研究。种种迹象，把钧台窑花器的年代儿指向宋代，或者说稍后的金代。但是，历史给钧瓷开了个玩笑：它客观存在，但又没有历史记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官钧”与“钧瓷”不能混为一谈 做学问就得有敢于怀疑一切的意识，这点不能用“禹州人不能质疑”来裹挟他人的思考。不能在学术交流上用“乡亲感情”强迫别人接受己方观点。 这些年我看到很多钧瓷人和藏家在说到钧瓷起源和断代的问题上，情感因素往往大于理性。但是我梳理之后还发现一个问题：大家在讨论钧瓷宋说还是明说这个事上，忽略了一个前提，或者说混淆了一个前提。 大家反对钧瓷明代一说，我看其实是有所误会。大家把钧瓷的创烧年代，和里蓝外红为主要特征的官钧的烧造年代混为一谈了。 考古学家和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他们研究论述的是官钧—官窑钧瓷，他们从田野考古、科技检测以及器形学上综合分析认为，这个类型的钧瓷烧造年份是明初时期。不是说钧瓷是元末明初才有，才开始创烧出来的。他们说的是“官钧”。 我没有看到有哪位专家站出来否定钧瓷始于宋代创烧的论述。所以大家不要以讹传讹、感情用事。 至于有没有唐钧……这是个纯粹上不了台面的话题。没有一个正经考古学家会认可这个论据，此话题只是源于乡土学者臆断和一些“营销专家”忽悠。 期待更多的考古重大发现 哈尔滨的阿城区金上京遗址出土过钧瓷，近期也发现过宋钧瓷片，我在遗址（皇城内宫遗址）也捡到过钧瓷残片。 金上京会宁府遗址，俗称白城，位于阿城区南郊2公里，张广才岭西麓大青山脚下，阿什河左岸，依山傍水。是女真族建立的金帝国的早期都城，历经金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四代皇帝，作为金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达38年之久，又是金上京路和会宁府的治所。 金上京遗址考古报告后期才能公布，据讲出土的肯定有钧瓷。 从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看 宋代就是钧瓷的初始年代 任何事物都要经过发生、发展到繁荣再到衰败的过程，钧窑也不会例外。钧瓷在金元时期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窑系，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形成庞大窑系之前，一定会有个酝酿积淀期，这个时期一定是宋代。 从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看，宋代就是钧瓷的初始年代。 关于钧瓷的起源问题窃以为应该从考古、人文演变，碑石研考、逻辑推理、工艺形态学演变、以及现代科学等手段进行全方位论证。 先生指出的古人对钧窑的认识与现代人对钧窑的认知差异非常重要，它牵扯到了最初的钧窑演变，也肯定会影响到钧瓷的后来定义。 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考古依据学界至今有所忽视。一个是位于焦作当阳峪的一个关于古陶瓷的宋代石碑文字，一个是现存于开封博物馆的，出土于禹州白沙湖建设工地的宋代仡佬墓中的数件钧瓷器。 目前收藏界有个重要发现，在被秦大树先生定为北宋晚期遗址的神垕刘家门，人们发现了工艺精美，造型规整的两片钧窑残片，其底部刻有与钧台窑一致的数目字符，这个发现或多或少揭示了宋代刘家门窑与钧台窑的一些联系。 另外，我们暂时忽略明早期钧州一带已经没有了制造与销售钧瓷的人口基础（有许多官方记载与民间传说可以佐证），钧台窑如果产生于明代早期，明人也不会蠢到把时下生产的钧窑作品一下子都收到了内务府，并且当成了古董，他们也没有这个必要。以上观点，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去伪存真 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自信 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背景上，对钧瓷历史发展、产业发展作出的思考，都是对钧瓷文化内涵的丰富与提升。 钧瓷是禹州人的光荣，也是华夏瑰宝，研究和争鸣，都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存真，只有博采广识，去伪存真，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自信。 （颍川派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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