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获得特别救助的教授、作家

贺兰山民图书馆 202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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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卫威

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平津沪杭宁汉等地大批高校、研究机构西迁或入东南腹地，在艰难行进中，得以保存读书的种子与学术研究的师长，使文化教育的命脉不绝。先后两轮大学迁徙（1937年“七七”抗战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筹建及实施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东南联合大学；借助成都华西坝，汇集同属美国教会的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联合办学；落脚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营造学社等。有逃亡途中隐居，有年事已高、身患重病或家室之累，无法逃离沦陷区，同时又保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机构合作的教授，因失业而生活陷入困境。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期间，对这些失业老教授，每年一次专项救助。同时对特殊个人，如大病或病故，实行单独救济。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特设立专项“中央文艺奖助金”，在以奖励或贷款性质实施定向（刊物、纪念活动）、定人（作品奖励）资助的同时，有针对性救助患病或病逝作家。据现存档案可见，抗战时期获得特别救助的知名教授、作家有200多位。

抗战时期教育部对失业老教授的专门救助，被河南大学校长、教育部督学许心武称为“礼敬耆老，奖励气节”之大举。

因患中风未随中央大学西迁，滞留沦陷区南京的著名国文教授王伯沆，1908年任职两江师范学堂，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三十年，弟子三千。此时生活无着，贫病交加，弟子钱堃新致信在教育部任秘书的原南京高师同学张廷休，张廷休便致信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南京高师教育专修科1920级学生），提议给王伯沆每月120元生活补助，自1938年9月始。吴俊升随即批示“拟准登记每月给生活费百二十元俊升”。这是艰难时刻，昔日学生给老师力所能及的一份关爱。1942年1月21日，停发王伯沆120元生活费，改为由教育部每月特支经学专题研究编辑费300元。这同样是吴俊升从中帮助促成。

1939年3月24日，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屈映光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说日军犯皖，安徽大学姚永朴先生年近八十，义不受辱，携家人十余口，冒险出逃，避难桂林。白发一翁，陷于无告，知者咸为扼腕。似此儒林耆宿，暮齿流难，国家对之宜有崇奖。

于是，经吴俊升4月6日签呈，顾毓琇6日、陈立夫7日先后批示，教育部决定在“文献征存委员会”成立之前，给流亡迁徙道途中失业的老师宿儒，健在而生活困顿之耆彦，予以急速之救助，“先在高等教育救济费项下拨款救济”。根据各方推举上来的急需救助老教授名单，4月22日，常务次长张道藩、政务次长顾毓琇、部长陈立夫共同签发落实。第一批被救济人员如下：

姚永朴 400元

熊十力 400元

柳诒徵 400元

李光炯 400元

马裕藻 400元

高步瀛 400元

张国淦 400元

鲍奉宽 400元

顾燮元 400元

吕凤子 400元

江暐 400元

张孟劬 400元

徐曦 400元

徐皋浦 200元

宗威 200元

蒋维乔 400元

仇述庵 400元

在发出救助金的同时，都分别附有部长陈立夫署名信函，对这些有名望的教授，因受倭寇恣肆塗毒，或避乱或隐居时的艰难处境，传达中央眷念，以赠国币，“藉伸尊敬之谊”。

1861年出生的姚永朴(仲实)，历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安徽大学教职多年，1936年告老回桐城家乡。1938年初，已七十七岁的高龄，为避日军侵犯，举家南迁，经江西、湖南至广西，颠沛流离，落脚桂林。

1939年5月，姚永朴得到救助后，在5月20日，专门给教育部长写了回信：

部长钧鉴顷奉五月三日

赐示转致中央垂念之意并蒙

惠寄接济费国币肆佰元谨领之餘不胜铭感永朴年老力衰深愧对于国家抗仗未能有所裨益乃蒙

政府不我遐弃益增汗颜谨佈谢忱尚希垂察为幸专此奉复并请

钧安

姚永朴谨启五月二十日

7 月16日，姚永朴在“政府不我遐弃”的这份关怀下，病逝桂林。

1904年自日本留学回国的高步瀛（阆仙，1873-1940），曾与周树人（鲁迅）同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多年，并出任司长。1915年9月6日，社会教育司主管通俗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大会，会长袁希涛、经理干事高步瀛。其内部分工明确，设置小说、戏曲、讲演三个股。小说股主任周树人。随之新文化运动兴起，高步瀛又积极参与戏剧改革及白话新文学运动。后来转高校执教，因为有留学日本和教育部任职经历，“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在汤尔和、周作人相继落水出任伪职之时，他居家称病不出门，失业无助。

这种一次性救助，每年只能一次。1940年6月19日，教育部决定，已有工作者如吕凤子不再馈赠。在上年被救助失业老教授基础上增加了十位：：

黄果劢 200元

高语罕 400元

顾惕生 400元

程筱苏 400元

汪东木 400元

陈含光 400元

徐慕云 400元

卢锡荣 400元

尚秉和 400元

张叔平 400元

对于京津沪宁杭的知名教授来说，战前，这400元，只是一个月的实际收入。抗战初期，这笔钱在当时重庆、成都、桂林，只能补助或暂时解决流亡、失业老教授的吃饭大事。但对于成渝有房的普通四口之家来说，在1939年，400元却是他们大半年的最低生活费。1940年，这个数只够他们四口之家一个多月的费用。

1941年，失业老教授救助金为600元。前两年获得救助者高步瀛1940年11月11日病逝，未查得全部获救助者名单，只能从部分获救助者回执中，得知金额。但可见这一年8月5日平津“虽受伪方威胁利诱，均能坚拒其罗致，忍受艰苦生活”被救助教授名单，体现教育部“激励忠良”，以及对其“矢志不渝，忠贞不苟”的表彰。这份名单中说明，因各地生活程度日高，将上年的救济做出调整，并按月支付，“俾得勉度目前最低限度之生活”：

姓名原支生活费数或奖金数新增数备注

王桐龄 100元 200元

王仁辅 100元 200元

傅铜 100元 200元

李浦 100元 200元

余棨昌 100元 100元

马裕藻 150元 200元

左宗纶 150元 200元

侯堮 150元 200元

陈君哲 80元 200元

陈健吾 80元 200元

牟谟 70元 200元

胡壮猷 100元 200元

陈慧 150元 200元

童德禧 120元 200元

蓝公武 180元 250元在狱

缪金源 250元 250元

崔诵芬 70元 100元

杨玉濂 50元 100元

李凌符 50元 100元

李欧丽阁 50元 100元

余少白 50元 100元

吴纪元 40元 100元

沈家栋 80元 100元

赵肖川 50元 100元

随之，因战事进一步吃紧，对上述沦陷区失业老教授也就无法按月救助。

1942年10月，物价上涨，失业老教授年度一次性救助金增加到1000元，29人名单如下：

熊十力、高语罕、张孟劬、仇述庵、陈含光、顾惕生、汪东木、卢锡荣、徐慕云、尚秉和、张叔平、程郁廷、凌简侯、陆规亮、唐文治、柳诒徵、程寅生、杨大鈊、孙闻园、马瀛、王东培、张承绪、光宣甫、徐方汉、吴雷川、杨乃康、马幼渔、王伯沆、白季眉

1943年6月23日，救助金增加到1500元，上述名单，停发徐慕云，唐文治单独另发，增加李则纲、宗受于。

1944年6月16日，救助金增加到3000元，在1943年名单上增发徐慕云、洪泽丞、张衣言、鲍芹士。

1944年12月6日，朱家骅接替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1945年5月继续救助失业老教授，金额为10000元。由教育部常务次长田培林建议，在1944年原被救助名单之外，集中增加平津教授17人：

王桐龄、李飞生、马裕藻、李浦、王之相、左宗纶、石志泉、邓以蜇、陆志韦、周学章、张子高、洪煨莲、陈垣、徐侍峰、余嘉锡、傅铜、蓝公武

卢锡荣曾出任东陆大学副校长；傅铜先后出任西北大学、安徽大学校长；陈垣为辅仁大学校长；吴雷川、陆志伟先后为燕京大学校长。

上述被救助教授中，中国大学的蓝公武，和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周学章、洪煨莲，都因抗日罪名，被日军抓进了监狱。

此时10000元，只是象征性救助，因为这个数目，在重庆不足四口之家半月的生活费。朱家骅在给被救助失业老教授的信中，说借这份救助金，遥维“至深吃驰系”，“藉表微意”。

雪崩之后，每一片雪花都觉得无辜，可现实是每个人都必须承受灾难。民族危急时刻，国家与个人的皮毛维系，金薄义重。先后得到救济的熊十力、宗威、徐曦、蒋维乔、卢锡荣、李光炯、杨乃康、孙闻园、高语罕、汪东木、陈含光、徐方汉、杨大鈊等都寄来收据回执，同时向教育部表达感激之情。卢锡荣甚至传达出“此后誓以此身贡献社会，苟利国家生死，以之赴汤蹈火，皆所不辞”之意。

未能列入批量救助的教授，也有特别对待。

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郑石君（奠），“七七”事变时适值暑假，回诸暨老家，未能及时随学校南渡西迁。困顿中，生活没有着落。在昆明的北京大学教授姚从吾、章廷谦、罗常培、陈雪屏、郑天挺、毛准、罗庸七人，1941年9月11日，联名给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写信，请求救助。

上海沦陷后，原光华大学教授吕思勉（诚之）失业，困顿在老家常州，生活无着。1943年2月21日，钱穆给陈立夫写信，请求补助已59岁的吕思勉路费，让其弟子陪伴到成渝高校执教。教育部答应给路费5000元，同时支付陪同侍者2000元，并由钱穆落实执行。结果，未能成行。除了战乱西迁路途难过外，在1943年底，迅速上涨的物价，已使5000元贬值为只能维持成渝市民四口之家一个多月的最低生活费。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孔繁霱，为照料八十多岁的父母，滞留北平，“杜门谢客，孝行亮节”，不出任日伪政权的现职，失业无助。他的两个孩子孔祥莹、孔祥兰随北平高校西迁重庆读书、就业，两人多次致信傅斯年、何思源、陈立夫，请求救助其父孔繁霱。傅斯年、何思源便联名致函陈立夫，请求帮助。教育部及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救助。

再说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对贫病作家的救助。

覆巢之下无完卵。全民抗战期间，许多作家，用自己手中之笔，与前线将士一同抗战，誓言为国家尽匹夫之责，前后都是战场，他们也有一串阵亡的数字。

1940年7月24日，中央宣传文化运动委会下设的“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主要用以帮助文艺界人士申请奖助，该委员会第一届成员如下：

谷正纲、郭斌佳、陈礼江、洪深、何浩若、黄伯度、张道藩、郭沫若、舒舍予、程沧波、王芸生、林风眠、王平陵、姚蓬子、华林、胡风、李抱忱、阳翰笙、徐悲鸿、孙瑜、卢冀野

常务委员：谷正纲、张道藩、舒舍予

经费委员：黄伯度、华林、何浩若

常务委员之下分设：文艺组、戏剧组、音乐组、电影组、美术组

秘书为中央社会部派科长吴雪峰兼任

国共合作，郭沫若此时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将厅长，阳翰笙为其上校秘书。

张道藩为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科长吴雪峰为专职执行秘书，负责处理日常工作。有案可查，这个专门委员会在抗战期间资助过一百多位贫病作家。

1943年5月21日，女作家赵清阁阑尾炎二次溃烂，住院手术治疗，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老舍（舒舍予）分别给张道藩、吴雪峰写信，请求补助赵清阁医药费。赵清阁得补助金2000元。

赵清阁病愈后，不忘向其他病友传递关爱。10月10日，她联合老舍共同署名，写信给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请求以奖励1942年春病逝戏剧家朱双云遗作《中国之优伶》名义，补助朱双云遗孤女儿的生活。

1943年4月13日，作家万迪鹤因肺病去世。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委员郭沫若、阳翰笙联名写信给张道藩，申请抚恤救助，得张道藩从文艺奖助金中专门批准2000元。

1943年4月2日，老舍给张道藩写信，为在桂林病重的作家王鲁彦请求补助，得张道藩批准2000元。为此，王鲁彦在5月收到补助补助后，专门写信给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表达谢意。

11月27日，姚蓬子、冯雪峰、叶以群、钟宪民、宋之的、姚雪垠联名给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写信，再次为奄奄一息的王鲁彦申请补助。结果获得3000元救助。

1943年12月10日，李劼人、叶以群、陈白尘、陈翔鹤、陶雄联名给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写信，为长期患病的叶菲洛申请补助。结果获得3000元救助。

后面有数据表显示，在1943年底的成都、重庆，3000元，不够四口之家一月的生活费用。

有职业，有固定收入者，申请奖助金，即便是有一定成就，可能被拒绝。留学日本归来，曾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六处田汉处长手下从事戏剧宣传的董每戡，1940年9月1日向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申请奖金一千元，说自己是航委会政治部神鹰剧团编导主任，“空军剧运始于我”，工作出色，同时创作个人专集三册，但与逃亡到重庆的母亲、两个弟弟合租房，兄弟三家，十多口一起生活，自己的月薪难以维持，生计困难。9月25日，科长吴雪峰回复：暂难照办，除将原件发还外，特此函复。

白薇、张天翼等数以百计的作家，都因贫病申请救助，这里只是选择介绍几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多国在华势力及租界存在，加上1914年2月12日中华民国已加入万国邮政联盟，陪都重庆通过香港与内陆多个口岸，尚有部分商船及邮政通行，地下组织的交通站也通行，教育部给滞留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失业老教授的救助金，还能及时辗转送达。

教授收入与物价关系在发生变化。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0月16日，临时政府公布《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并依本法定确定《官等表》《中央行政官官俸法》，落实各级官员薪俸。蔡元培短期出任教育总长，为简任一级，领取月薪600元。

1918年至1922年间，徐世昌出任大总统，这是民国时期思想最为自由的年代，既有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展开，更有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仍享受简任一级薪俸，领取月薪600元，陈独秀、胡适等著名教授月薪为300元(陈独秀致函胡适说“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李大钊120元，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8元。

教授由各校校长做主聘用，因此，教授月薪都是各学校校长决定的。此时，北京各高校如北京大学、北京高师，著名教授、或教授兼系主任月薪为300元，相对一致。北京之外的大学就不一样。

1921年北京高师给吴宓开出的外文系主任、教授月薪300元，但他应梅光迪之约到南京东南大学后，只得到160元教授月薪。1922年8日，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致函沈信卿（恩孚），请介绍王国维为词曲诗赋教授，开出的月薪为200元。王国维未就。

信卿先生道鉴：

敬启者，敝校下学年须添请国文教授一人，教授词曲诗赋等各项学程，拟延王君静庵来宁担任，每月敬送薪金二百元，请烦先生就近代为浃洽，并代学校表示歉意，敬邀一诺，浃洽后决策如何？敬盼快即示复为幸。专此祗颂

道安

郭秉文谨启

11年6月8日

而1925年王国维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时，校长曹云祥开出的月薪为 400元。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出台紧急法令，停用现银元，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的法币为钞票。

从1917年陈独秀、胡适在北京大学里的月薪300元，到1937年6月抗战之前，教授的月薪变化不大。以中央大学为例，1932年9月，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汪东月薪400元，其他教授黄侃、胡光炜、王瀣、吴梅、汪国垣、王易均为340元。（二史馆六四八-4781，第15页）1937年6月，文学院院长楼光来、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哲学系主任宗之櫆（白华）、教授胡光炜、汪国垣、沈刚伯、孙本文月薪均为380元。（二史馆六四八-4782，第6-7页）民国大学教授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随之发生的大规模日军侵华战争，颠沛流离与物价飞涨的生活，等着他们。

抗战三年之后，随着第一轮大学西迁工作相对稳定，1940年5月11日-13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办法要点”等多项议案中，有战时大学教师薪额等别、级别、月薪统一标准：

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第一级 600 360 260 160

第二级 560 340 240 140

第三级 520 320 220 120

第四级 480 300 200 110

第五级 440 280 180 100

第六级 400 260 160 90

第七级 370 240 140 80

第八级 340

第九级 320

各大学教员薪俸，相对统一，便于校长操作管理，也让教员有领取薪俸的依据，教授也不因此而随意“跳槽”。

抗战时期，这个教授薪俸标准一直没变。

为病中或因病去世的教授，单独申请特别补助，是战时的一项工作。

1942年10月24日，浙江大学教授张荫麟病逝，教育部及时补助抚恤金5000元。

原燕京大学教授、作家许地山1941年8月4日在香港病逝，因随之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港文人二次逃难。1842年11月29日，瞿菊农、谢冰心、马鉴、黄卓、夏晋熊、张鸿钧、吴文藻、李抱忱、吴其玉等原燕大教授，联名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请求救助滞留香港，无力內迁，生活没有着落的许地山子女。政务次长顾毓琇、部长陈立夫批示，依照张荫麟例，补丧葬费五千元。

一份《成渝家庭生活费指数及生活费》档案显示，1937年12月抗战开始不久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重庆四口之家简单生活的最低月费用（元）：

1937年12月 28

1938年12月 30

1939年12月 66

1940年12月 333

1941年12月 693

1942年12月 1860

1943年12月 4797

1944年12月 15028

1945年8月 44263

这份档案是我研判抗战期间，失业教授或病重作家所得救助款项，能发挥具体作用的基本依据。

在宜宾李庄的林徽因、梁思永同时患严重肺病，1942年，傅斯年先后给朱家骅、翁文灏、杭立武、蒋介石写信，请求补助。结果是在同年9月，得蒋介石特支两万元，救助林、梁。对照当时四川物价，这两万元，给林、梁两家，相当于半年的基本生活费。

1944年1月10日，教育部长陈立夫收到原南京高师毕业生张廷休（此时为贵州大学校长）、胡焕庸（中央大学教务长）、郑衍芬（重庆大学教务长）、郭斌龢（浙江大学训导长）、陈石珍（教育部参事）、陈训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秘书）联名为南京沦陷区老教授王伯沆申请两万元医疗补助信。此申请获陈立夫批准。

这两万元，只是当时重庆四口之家一个多月的最低生活费。当年9月25日王伯沆在南京病逝。

1942年，开始实行部聘教授，获得聘任后，月薪600元，同时加发研究补助费400元。面对战时物价不断上涨，600元是当时教授第一级最高月薪，部聘教授荣誉另带来400元研究补助费，是最为实惠的一份收入。

浙江大学此时西迁贵州遵义湄潭，文学院长梅光迪没能入选部聘教授，尽管他拿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但他在1945年3月20日日记中写道：“遵义物价高于重庆，而待遇反低，未免吃亏。”他还记录有每月所得：

薪水600元，校中加成410元（加成360元，加薪50元）

煤水50元，文化补助600元

办公费1200元，教育部研究费2000元

生活底数6000元，加成18000元

米贴约12000元

总计约40860元

而当时重庆、遵义物价，他也有详细对比式记载：

重庆（据内子近函）

白米每市斗（约十五斤） $1500较贵二三百元

猪肉每斤$220至$250 $300

菜油每斤$400 $900

白菜每斤$20至$50 百元以上（阴历年底至三四百元）

白糖每斤$480 $800至$900

饼干每斤$360至$450 $760

上述梅光迪日记中显示，此时，重庆白米每斤100元，遵义白米每斤120元。梅光迪每月所得米贴可买100斤白米。四日后，一老斗约15斤的上等米已经上涨到三千六七百元，即每斤上等米价格在240元以上。

梅光迪妻子李今英，虽有留学经历，却没有学术成果，在教育部没能通过教授资格确认，只能在重庆军方英文培训机构担任临时教职。所以，梅光迪一家有重庆与遵义的物价比较。

教授薪水是固定的，每月以特殊补贴方式增加的部分，抵不住物价猛涨。梅光迪生命最后一年留下有十个月日记，其中感叹最多的是物价上涨。1945年7月20日日记显示，遵义物价较去年此时高出六七至十倍以上。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他16日领得月薪为46000余元法币。而他前一天在华侨店购买五磅一瓶美军所用奶粉，就花去28000元。

由此可见，钱只是一个数字，相对应的是节节高升的物价。

可以看出，教授梅光迪月薪只能支撑重庆四口之家此时最低生活费。但他感觉遵义物价高过重庆。因此，他病中的生活很艰难，压力更大。

好不容易，赢得了抗战胜利，梅光迪身体却垮掉了。1945年12月27日，梅光迪在贵州遵义病逝。

《管子·牧民》所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贫病与死亡的威胁，一方面可能会让人失去尊严，摧毁其道德底线；同时也让人性中舐犊之情、护幼之心和家长责任无限放大。梅光迪弥留之际，担心身后两房（宣城老家原配一妻一子，二婚一妻四子）子女生活无着，特请求校长竺可桢在他死后补给他一年应休假的所得薪酬。这让竺可桢十分为难，竺在日记中写道：

迪生谓有数点要告校长，即本学期不能授课，希望支薪，且此项薪水，在告假期内支者，不扣除其应得一年休假之薪。……

梅太太又告允敏，欲得迪生应可休假一年之薪俸，不知迪生死后与迪生生前之言情形完全不同，安能死人而可告假而可代理耶！

战前胡适、朱自清、吴宓、冯友兰、浦江清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连续工作七年以上者，可以申请带薪休假，出国访学研究、写作一年。抗战初，教授们忙于逃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教授出国访学或参加学术活动的路断了，只有张其昀等少数几个教授依靠援华美军帮助，去了美国。战时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几所国立大学，延续抗战前已经实施的教授带薪休假制度，并推行西南、西北国统区高校之间访学研究政策。因战时交通不便及生活困难，如果教授与家人分开两地，根本难以支付两地租房、另起炉灶等基本生活费用。所以，申请休假或异地高校访学研究者寥寥。

1946年1月30日，竺可桢专门给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写信，说为梅光迪请一年休假金，此实无法可给，但请渠另设法耳。

物价高涨，生活艰难，不是梅光迪一个人的问题。此时大学教授，大都面临这种困境。1945年8月18日，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校秘书长郑天挺在日记中记录有当月昆明物价：

付羊肉一斤六〇〇元，鸡蛋十个一四〇〇元，西红柿一斤三〇〇元，烧饼三个三〇〇元。

买一斤羊肉庆贺日本投降、中国抗战胜利，需要法币600元，这是教授一月的最高月薪。教育部统一另给他们一份收入，是每月数目不同，应对物价不断上涨的米（面）贴，即随当月市价大致可够买100斤米（或面）的补助金。

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制的《重庆市物价指数专报》显示，1945年8月中旬重庆物价，猪肉每市斤600元，菜籽油每市斤680元，面粉每市斤250元。通常官方统计数据低于市场迅速上涨的物价。但这些数据可以说明，当时不仅仅是教授，每个人都要承受物价暴涨的痛苦。我有意将教授个人记录与官方统计数据一起展示，发现有些差距，但不断上涨却是基本事实。

物价与教授救助问题，在生死面前，都是小事。活着就是生命的最大值。日军杀戮手无寸铁平民，前线抗日军人阵亡，每天都在发生。这是战时中国更为残酷的实事。看一下当时军人伤亡埋葬费，就会在寒心中感叹，一个抗日阵亡普通兵伕生命的价格只有15元。1937年8月16日，军事委员会明文规定抗日阵亡官兵埋葬费发放数目：上校200元、中校150元、少校120元、上尉80元、中尉60元、少准尉40元、军士（一、二、三等公役）20元，兵伕（四、五、六等公役）15元。阵亡一、二等兵一次性抚恤金是80元。也就是说一个士兵抚恤金加埋葬费共100元，等于生命的价值。这是苦难中国人的底层真相，温情中透着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