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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拂晓哨位（fxsw2021） 作者：刘亚苏 感谢二机连资云寿提供照片，使我们看到了临战训练中的体能训练就是这样背着砖头和枪支弹药跑完五公里 接上篇↑↑↑ 背景链接临战训练是我部进行轮战必须的一个重要过程，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 一、在亚热带雨林气候条件下，在山地丛林的地形上，根据越军的作战特点，我们必须摆脱教材的框框，改变过去训练的方式，从单兵动作、连排指挥、协同动作、通信联络、后保障等方面摸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打赢越军的作战方法，这是我们临战训练的重要任务。 二、我们在与越军作战的过程中，不仅要守得住、攻得下，还要忍受各种磨难：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缺水少食;昼夜受到蚊虫、蛇蝎、鼠类的袭扰，没有丝毫活动空间;天热时温度在45℃以上，受到皮肤溃烂等疾病的侵蚀，种种困难在迎接我们。为了完成作战，我们必须在这120天的临战训练中，锻炼出坚强的体魄，锤炼出坚强的意志，这是战胜越军的重要条件。 三、全团上下都没有打过仗，而且新兵占全团人数的50％以上，干部、战士对如何打仗心中没数，胆怯、害怕的情绪仍然存在。为了战场的需要，我们必须通过临战训练，通过战时的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战士适应新情况，掌握硬本领，牢固树立“取打必胜”的信念，这也是对越作战取得胜利的关键。 抓好临战训练，我们就必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场的最大胜利！ 体能训练不让一个战友掉队 体能训练部队到达文山之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临战训练中。 由于老山作战的特殊性，体能训练就成了临战训练的重头戏。清晨，天还未亮，爬山一个小时的队伍已经返回。临睡前，五公里武装越野则是必修的课目。尽管如此辛苦，但训练强度依然达不到要求。不知哪个连队率先开始，背六到十块砖训练在部队推广开了。 砖头、砖头、砖头，寻找砖头一时成了最难的事情。全团官兵，每人要六块砖头。那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呀。机灵的战士，率先从驻地老乡那里解决了问题。调皮的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偷来老乡厕所围墙上的砖头，那些老实巴交的战士，则终日为找不到砖头着急。 九连指挥员江建华为临战训练入团的战士佩戴团徽 不几日，也不知战士们用了什么特异功能，每个人都背上了捆绑着六块到十块砖头的“背包”。不过到部队首长办公室告状的老乡络绎不绝，内容都是一个:家里厕所、院墙上的许多砖头不翼而飞了。 更有趣的是，有些战士千方百计找来的砖头，如果看管不及时，也可能被哪个战友“顺手牵羊”。砖头，在当时是最稀缺的训练武器，在不少战士的心中，就像生命一样宝贵。 临战训练的模拟阵地上，收到了后方小学生的来信和合影照 于是，这些块砖头就像“长”在了战士身上。吃饭时，背着。上厕所，背着。训练时，才从身上取下统一看管，睡觉时，和自己的武器放置在一起。 一次，来自甘肃古浪的四连战士唐国军在连队组织的负重爬山训练时，由于山陡路滑，下山时一步没有踏稳，背上的砖头顺势重重地砸在他的头上，顿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战友们千呼万唤也没有醒来。当他被送到营部卫生所，紧急抢救醒来后，第一句话竟是“我的砖头呢？” 九连的政治思想工作有声有色，他们在模拟阵地上系着西安小学生寄来的红领巾，向着国旗宣誓 摸着石头过河“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是一句在部队里耳熟能详的话。可对于刚到文山，从未上过战场，两眼一抹黑的四一七团领导来说，“仗怎么打”就成了临战训练中首先必须解决的大难题。 还是老办法，“调查研究”，“不耻下问”。 团长刘亚苏牢记毛主席“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的话，不吭不哈到那拉阵地上转了一圈。 副团长梅企东到那拉阵地“溜达”一圈后，还不忘向友军要回“被保管”的自己的表。 一趟阵地下来，刘亚苏、梅企东印象最深的就一个字“苦”。战场环境苦、作战方式苦、猫耳洞生活艰苦，后勤保障苦，……看来那拉防御作战，“打”固然是一方面，而能吃苦，“蹲”得住则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只有蹲“”得住，才可能打得赢。而要蹲得住，就必须能吃苦，敢吃苦。而且在任何难苦的场合，还都能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这里不仅有体力、体能的问题，还有心理素质的要求。因此，临战训练，必须把“吃苦”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1986年6月17日，战区暴雨，团长在去160炮击炮一连的途中 指导思想明确了，体能训练作为重头戏和开场锣鼓，首先在全团铺开了。武装越野、负重爬山……直至干部战士“创造性”地全副武装，上六到十块砖头，以加大训练的难度。可“仗怎么打”还牵扯到方方面面的许多问题。“捷径”就是虚心向友军请教。一趟、两趟……交朋友，认老乡，诚恳的态度终于感动了友军。派来的干部端出了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从根本上颠覆了过去在条令、教科书中学到的关于防御作战的基本要领。很快，团里重新选定了模拟阵地，制订了新的训练计划。阻击步枪集训队、通信骨干集训队、六零迫击炮简便射击集训队……纷纷开课。 二营阻击手培训的合影照。左起一排李振权、马占福、任爱斌、侯炳勤；二排郭发权、李斌、程来有、□□、□□ “山地爆破示范”、“重机枪山地应用射击示范”、“山岳丛林地带单兵攻防实弹战术综合演习示范”、“山地投弹示范”，把山岳丛林地带作战的战术技术，用实兵演练的方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容易懂，方便学。特别是二营四连“换防与防御战斗实兵战术演习”，由于对那拉防御特点了解得细，敌情设想复杂、具体，连队处置果断、合理，得到了来参加现场会的云南前指，集团军、师和各兄弟部队首长的好评。 1986年1月9日，417团特务连侦察排，临战举行格斗训练。前左为四班副班长刘兴源，右为五班战士黄亮。 针对性强，内容扎实的临战训练，虽然只有一百多天，却使全团干部战士对即将到来的那拉防御作战有了基本的了解，懂得了应对之策。进一步稳定了部队情绪，鼓舞了士气，对实现部队接防后，阵地的防御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军师团三级沙盘推演。左起：前排师参谋长张杰、军炮指主任曾镜泉、军作训处副处长李欣金、作者、团参谋长董朝；后排军侦察处处长梁敬东、军工兵处处长陈永恒、师通信科长吕学平。 士兵打了军参谋长详细故事请点阅→→ 士兵打了集团军参谋长之后…… 干部股长的“烦心事”一九八六年元旦过后，临战训练在全团展开了。体能训练，山岳、丛林地区技、战术训练，防御作战协同训练……全团上下都憋足了劲，为打好防御作战第一仗做着各种准备。可是，政治处干部股股长吴启文却遇到了让人挠头的“烦心事”——干部战士家属来队。 部队到达文山战区后，为了加强战区管理，保证部队集中精力搞好临战训练，上级规定了“十不准”：“一、不准无证外出；二、不准无证行车；三、不准家属来战区；四、不准违反作战规定；五、不准酗酒打架，住个体旅社；六、不准打麻将，耍赌博；七、不准养狗；八、不准乱打枪投弹；九、不准离开值班岗位;十、不准给严重违纪者立功受奖。” 可这“十不准”，干部家属不知道，知道了也不理会。反而理直气壮地告诉来做工作的人：“我丈夫(亲属)就要打仗了，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知道，夫妻俩讲讲家里事有什么错?”可上级首长不管这些。团领导命令政治处干部股带上特务连到文山汽车站，发现干部家属来队立即劝阻，命令其返回。
吴启文拿着收藏的“钢盔”与八连指导员李国文合影 团首长说的也没错，一是必须严格执行战区“十不准”；二是干部家属来队势必让干部分心，影响临战训练和部队管理。可作为具体执行者的干部股长吴启文却很为难，一是干部家属想和干部见面谈家事，是人之常情；二是都是多年战友，很多还是老乡，来硬的于情于理都不妥；三是名为干部股，实际就是股长ー人，人手不足；四是营、连说是配合做工作，但说得多动的少。但战区纪律又必须执行。 思前想后，吴启文股长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一、主要抓连以上主官;二、设身处地解决困难，以情动人劝其离队。于是每天晚上部队灯前后，他或是独自一人或叫上政治处的同志到营、连驻地转悠，私下找营部、连部的人员了解情况。他知道，为了减少影响，干部家属来队都是住在文山城内的旅社里。干部白天带领部队训练，晚上熄灯后才悄悄离队去家属那儿。因此，熄灯后不在连队的，基本可以肯定是家属来队了。
1986年8月，吴启文股长深入一线了解情况 情况摸清后，第二天他首先找干部本人谈话，要求其动员家属尽快返回；其次登门找家属谈话，讲部队形势、干部表现、家属来队对干部的影响等等，力求得到家属的理解。对于谈话中了解到的干部家庭困难，则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帮助解决。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最多的，吴股长去了五趟，才做通了工作。这位家属带着孩子原先打算住二十天左右，等部队上阵地后再离开。但最后，只住了五天就含泪告别了丈夫。当然，也有严守纪律，主动做好家属工作的干部，如三连连长吴有刚、指导员尹志勇，吴股长了解情况后，在全团宣扬。对于个别不听劝说的干部及其家属，团里则给予通报批评。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干部家属来队逐步减少，使全团干部战士集中精力进入了阵地接防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保证了四月中旬的顺利接防。
训练间隙，一士兵用钢枪当“提琴”，为大家合唱的《十五的月亮》伴奏 潘玖田“走后门”一九八六年四月初的一天深夜。经过一天紧张临战训练的战士们，卸下除了睡觉オ可以离身的砖头后，疲惫地进入了梦乡。 只有连部的灯还亮着，五连连长杨明星和指导员胡汝奎在研究阵地人员配置方案。再过几天，连长和第一批接防的人员就要上阵地了。五连阵地是那拉方向与敌紧贴，战斗最频繁、激烈的211、255等三个阵地，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211阵地1号哨位，距敌人只有六七米，谁去就意味着受伤牺牲的可能性更大。 同样在这个夜晚，有一个战士也是难以入眠。来自陕西旬阳，入伍不到半年的一班战士潘玖田，想到白天“擂台赛”上的情形，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是党员，最危险的阵地该我上……” “我弟兄三个，牺牲了不会给组织添麻烦……” “我进过教导队，军事技术好……” 想到自己在“擂台赛”上怕抢不到任务，急得说“我虽然是新兵，但我不怕死……”惹得战友们哈哈大笑的难堪局面，他恨自己太笨，气得使劲掐了几下自己的腮帮子。此刻，他不断地在祈祷连长和指导员看在他“描台赛”后，又递交“血书”的坚决态度和几个小时软缠硬磨的情分上，把自己安排到211阵地1号位。 “不能这么干等。” 他知道，人员一旦确定，就几乎再无调整的可能了。他决定趁这个时候再去“加加温”。 “报告。” “潘玖田，你又烦人来了。”连长、指导员几乎同时“训”道。 “指导员，我要到211阵地去，只要你同意，这两瓶酒就送给你。” “连长，请你开个恩。这两条大重九烟你抽吧。” 说完，潘玖田将藏在身后的烟酒拿出来，没有等连长、指导员回答，就放在了他们的床上了。他知道，指导员有关节炎，在猫耳洞喝点酒有好处，连长烟瘾大，在阵地上烟的保障不方便。 小潘的这一招，连长和指导员确实没有想到。他们知道送礼走后门办事的不少，但从没有听过送礼走后门要去最危险的哨位的。望着潘玖田恳求的目光，连长和指导员的心热了。多么好的战士，多么可爱的战友啊。 就这样，潘玖田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终于如愿到了211阵地1号哨位。他送给连长和指导员的烟酒，被指导员当成慰问品送到他所在的猫耳洞里。
潘玖田临战训练期间的照片 我的同铺战友——军《猛进报》记者薛新民自述 一九八六年四月初，我奉命去四一七团二营四连采访。那天，我留了下来。次日下午，他们连队将举行出征仪式，我想亲眼目睹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 我被安排住在班里，与我同铺的战友叫郑武军。 他是西安的士兵，十九岁，刚入伍一年，在连队担任通信兵。郑武军眉清目秀，说话时语气不高，很斯文的样子。他是空十一军的子弟，父亲是个军干。因为是老乡又都是军干子弟，接触便觉得特别亲切，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晚饭后，我俩在连队旁边散步。在一个池塘边休息时，郑武军突然我:“薛编辑，你想家不?”我不禁一征，静静地看着他。郑武军说:“我想回家了！”他说姐姐来信了(印象中是姐姐)，告诉他年三十，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时，爸爸妈妈在两人中间给他留了一个空位置，摆了一套空碗筷。饭前，爸爸端起酒怀，抖着手说，大家碰个杯，预祝我儿凯旋归来！爸爸还给一个留着的空酒杯里添满酒，端起来一口替儿子喝了。每上一道菜，妈妈先夹一筷子放在空盘里，一边说，儿子先吃！ 我的心里一紧，酸酸的。
1986年6月，怀抱采访包，疾步通过“百米生死线”的薛新民 郑武军低着头，不停地搓着手，他说，我想爸爸妈妈了。 我没有去劝他，默默地在听，让他尽情诉说。因为这些话，不是对谁都可以讲的。 在返回的路上，郑武军告诉我他很喜欢写东西，让我帮他改改再发表出来，我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连队集合了。墨绿色的钢盔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战士们手握钢枪，静静第等待连长下达战斗命令。 方阵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一面“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誓与阵地共存”的军旗。“大胡子”连长郑炳荣走到队前，大声问道：“你们有没有大胜仗的决心？”一百多名战士排山倒海第 回答：“有！”紧接着在连长的带领下，战士们举起有拳宣誓：“在战斗中勇敢顽强，奋勇杀敌，坚守阵地，宁死不被俘，宁死不变节！”战士们的呐喊声，震撼着群山丛林，震撼着南疆大地！ 站在方阵右前方的台阶上，我注视着这支连队，看到了队伍中的郑武军。此刻，他没有了昨日的忧虑，肩挎着钢枪，紧握着拳头，像所有战士一样，他的眼神是那样的刚毅和坚强。 好样的，我的同铺战友。尽管仅仅只是一夜，但战友情意我终身难忘。
1986年，韩卫东在临战训练期间，作为徐良的班长因为一幅照片刊登于《猛进报》后，记者在送来报样的同时，又为他拍摄了这幅题为《那拉勇士》的照片，至今他一直珍藏着。走下战场后，在未来的回忆与思考中开始新的人生。
和平年代很普通的一幅从军训练后的照片，因为有了“老山作战纪念”字样，让我们立刻明白他们“剃光头”留念的真正含义。
参战誓师大会。前排左起：作者、师长黄俊杰、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周永顺、集团军军长钱树根、集团军政委宫永丰、师副政委朱洪明、团政委唐宏印、团政治处主任岳齐；后排：师副参谋长刘运淼、军需科长宫楚振，出席417团参战誓师大会。
1986年4月7日，417团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驻地举行简朴而壮烈的参战誓师大会，这是全团人数最齐全的一次集会。这次集会后共有61名战友成为我们永远怀念的烈士。 001号徽章
师长黄俊杰与211高地1号哨位长邢志强交换老山作战的识别徽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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