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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把西班牙的霸权推向海底的海战开打。此时的中国，正是朱翊钧统治时代，努尔哈赤在东北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 一开始西班牙的战略是，从里斯本出发北上，穿过英吉利海峡，把在荷兰的几万部队接上，再从东南登陆英格兰本土开战。英格兰则不清楚西班牙到底是会从西边进攻，还是会从东边杀过来。因此，一开始，英格兰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舰队分成两拨，一拨在英吉利海峡以西，守住西班牙北上舰队，一拨在英吉利海峡以东，防止西班牙部队从弗兰德斯渡海进攻英格兰本土。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此时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舰队，看起来庞大，但多年失修，海军建制也过于老套，船员待遇偏低士气不高，再加上神奇的海军统帅已经去世。英格兰则是初生牛犊一般，一群海盗和探险家出身的海军将领，就跟渴望见血的狼一般。 因此，无敌舰队司令在首次北上遇到逆风的英格兰舰队时，居然都没有主动进攻，而是按照既定命令，穿过英吉利海峡去接在欧洲大陆东北端的陆军（这就叫稳重）。结果则是英格兰舰队得以从逆风变成顺风，尾随无敌舰队进行远程攻击。在攻击过程中，无敌舰队司令再次犯下错误，不是直接奔赴既定计划的弗兰德斯，而是中途在加莱停靠补给。 英格兰舰队的德雷克在见到无敌舰队时，就发信通知仍然守在东部的其他舰队赶紧“向我靠拢”。此时正好无敌舰队的停靠给了他们时间，英格兰舰队的力量集中起来了。于是乎，主力舰远程炮轰，民间小船则采用火攻，一下子把无敌舰队困在加莱港湾挨打。一直打到英格兰没弹药和火源了，无敌舰队才得以逃出生天。一战下来，无敌舰队损失了五十余艘战舰，六千士兵。英格兰未损失一艘舰船。 英格兰就此登上了世界一等强国行列。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也就此安稳。随着地位的稳定，伊丽莎白完全驱逐了天主教，同时也可以避免完全清教化，而是扶持自己的教会——圣公会成为国教。海战为英格兰通过海域向全世界扩张，形成一种新型的世界体系打开了缺口。 位于北京西城佟麟阁路的圣公会教堂，也是国内唯一一座圣公会教堂，中西合璧的建筑 1603年，伊丽莎白去世，都铎王朝就此结束。这一年，几乎是伊丽莎白去世的同时，日本的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创立；中国仍然是明神宗朱翊钧在位，乾清宫和坤宁宫居然同时起火，努尔哈赤建城赫图阿拉。 同时，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斯继位，他是之前被伊丽莎白砍头的玛丽女王的儿子。继承权的模糊性，以及外患消除，导致詹姆斯一世面临的，是极其强大的贵族和议会。同样的，詹姆斯一世定鼎的首要事务就是处理好宗教问题——记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点，宗教永远居于首位。詹姆斯一世主持拿出了1611年圣经的钦定英文版——也是最为著名的版本之一，由于内容详实，译文精彩，且极为便宜，很快就成为了西欧世界最流行的版本——这个版本也就是传到北美的版本，包括影响了美国国父们整整一代人的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也是詹姆斯一世的钦定英文版。丘吉尔认为，詹姆斯一世无意中做出了他最伟大的贡献，在文学和宗教两个方面，为英语民族建立起了永恒的联系，共同语言。 詹姆斯一世还推动了与西班牙的友好——伊丽莎白时期的斗争已经耗费了英格兰太多国力，詹姆斯一世一直受困于财政拮据。这个与西班牙和解的政策，虽然不受贵族和老百姓欢迎，却无意间推动了一件伟大的事——五月花号漂洋过海。 向新大陆拓殖，实际上是英格兰政治经济发展不得已的要求——首先它是一个岛国，没有回旋余地，除了向海外拓展，向内没有空间；其次，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口与资源都需要向外拓展，国内高昂的通胀，以及社会结构的僵化——贵族和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圈地运动导致的大量自由劳动力过剩——都意味着向外殖民有利于消化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应该说，新大陆的发现，为英格兰乃至整个西欧都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克服掉因宗教战争掉进的发展陷阱，从此开始了一轮新的迅猛发展。——反观中国，始终没有找到这样一条拓展道路。 1606年，詹姆斯一世同意组建了一个股份公司（注意，国王没钱，要大家凑份子建立公司办事，与泱泱中华帝国真叫不在一个量级），取名为virginia，处女地的意思。贵族和探险家们拟定了一个殖民计划，第一批几百人即在1607年5月，到达了新大陆的切萨皮克湾，并把那里命名为詹姆斯敦。随后全都是自由发展，各种草根、前罪犯、被国教摒弃的清教徒们都去了新大陆，开始各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偶然间大家发现烟草在新大陆收成格外地好，于是第一批烟草种植园出现了，这为弗吉尼亚的第一笔财富奠定了基础。 1620年9月，一大批清教徒在经过了反复思考，以及获准詹姆斯一世的批准后，乘坐了一艘180吨级五月花号船，前往新大陆。他们的目标本来是弗吉尼亚公司的詹姆斯敦，结果却漂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为了求得生存，船上41名有责任感的人起草了一份协议，确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能看到的政治组织自发准则（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只不过存在于想象中）。以下便是全文，为此专门看了英文原版： 以上帝的名义起誓，Amen。下列这些签名者是尊敬的詹姆斯国王陛下忠实的臣民，蒙受上帝、大不列颠、法国以及基督教捍卫者爱尔兰国王的恩宠。为了上帝的荣光，为了传播基督教信仰，为了我们国王和祖国的荣耀，我们航行至此，在弗吉尼亚北部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和彼此的监督下，郑重地组织起来，以便获得更好的秩序，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将持续完善公平合理的法律、法令、法案和宪法，设立各种公职，以满足和适应殖民地的基本需求。我们保证绝对地遵守法律，服从领导。——三百多年后再看，新大陆上这批人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还记得在《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中，敝号写过，美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和政府体制。 这一年的中国，正是明朝较有作为的明光宗朱常洛当政时期，发生了著名的“红丸案”，朱常洛一夜殒命。接替朱常洛的，是明熹宗，热衷于拼装积木，玩木匠活。中国的衰败之相已不可遮挡。 这个殖民地就是普利茅斯，之后，1630年又到了一船人——马萨诸塞河湾公司，选择了沼泽遍布的查尔斯河边，建立起了波士顿。——美国殖民地的诞生都是受股份公司所赐——这就是一个由公司制造出来的国家——深入骨髓与根基的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就是这么来的，与我们的圣君文化截然不同。 詹姆斯一世之后是查理一世。 查理一世又推进了宪政制度的发展——尽管他是很不情愿的，在他治下，发生了英格兰首起权利请愿事件——查理一世因为英法重启战争需要，筹集军费，由于财政拮据，查理一世当即下令要求贵族义务贷款给王室，立刻引起反对声浪，查理一世由是拘禁了一批带头反对的贵族。1628年3月召开了议会，一致认为应当支持战争，但不能容忍国王强迫人们贷款给王室的行为。一方面议会筹集资金来支付战争费用，另一方面通过了四项决议案：凡无合理根据不得随意监禁任何自由民；对在押犯人发出人身保护令，即使国王下令逮捕的人也不例外；如无正当关押理由，应予以释放；每个自由人对自身的动产和不动产拥有完全所有权，国王未经议会法案批准之前不得索取。这就是著名的《权利请愿书》。 1628这一年，中国大明王朝最后一任皇帝朱由检登基，清除了魏忠贤党，重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李自成已与舅父高迎祥自陕西起义；努尔哈赤已称帝，建国后金，频频进犯明朝边境。 在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斗争中，白金汉公爵力挺国王，差点被议会弹劾下台。随后，白金汉公爵在查理支持下带领军队出征，却突然被一个海军中尉刺杀身亡。行刺的军官叫约翰·费尔顿，他是一个议会民主的狂热分子，无法接受国王对贵族和自由人的盘剥，于是刺杀。刺杀后，他本来已经混进人群中了。当他听到公爵的护卫咒骂刺杀者是无赖时，他又站了出来，说，不是无赖干的，是一个正直的人。 这个事件刺激了查理一世，为了王权的威信，他决心加强独裁，以对抗议会。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种议会民主文化已经成型的体制下，国王即便想独裁，也只有一个现在看起来搞笑的办法——必须要比议会有钱，而国王要有钱，只能依靠规定的传统税收，于是厉行节约，不折腾，与民休息，这样才能让王室财力逐渐增长，也才能达成独裁；也只有政府厉行节约，不把钱拿去搞工程，高搞对外关系，国王才能绕开议会实行专制。——即便是要独裁，在宪政体制下，独裁也必须对民众让利才能达成——相比今天，对领导而言这是一件多么憋屈的事。 开明专制维持了十年，实际上却成了查理一世统治下最安宁的时期。直到1640年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有关宗教体制争议无法得到和解，查理一世不得已再次召集议会为止。复出的议会又比之前更为强大，再次像清理白金汉公爵那样，把查理一世的心腹斯特拉福德主教处以叛国罪，斯特拉福德主教试图通过教会改组来集中权力，以宗教名义支持查理一世的独裁，却被判处死刑。查理一世尽其所能也未能拯救他的性命，连请求改为终身监禁都被政府拒绝——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和平与法制的前提下，国王无法保护他的属下。 自此开始，议会反攻倒算，不仅取缔了国王解散议会的权力，明确了议会至少三年召开一次，还取缔了亨利七世以来的星室法庭，法官们从此无须听从国王旨意。新的体制，引起了英格兰政治上的混乱——相对温和的主教派和激进的改革派开始相互斗争——这也是党派政治的滥觞。查理一世又面临重新建立王权与议会的平衡点问题，在混乱中，他再次试图通过军事独裁来安定议会的党争——此事又激怒了几乎所有的议员和老百姓。于是英格兰政权分裂了，国王与议会变成了敌对战争关系——伦敦成了议会的据点，诺丁汉成了国王的据点，1642年内战爆发。 丘吉尔指出，这场内战深刻地撕裂了英格兰社会，几乎所有的阶级、团体、家庭，都分裂成了战斗的两派，而这两派实际上并没有根本上的对立——议会派是在议会体制下的立宪君主制，保皇派是国王治理下的议会制。内战的阴影一直影响到二百多年后的英国政治。 战争持续到1644年时，查理一世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他控制了伦敦以西的英格兰大部分地区，拥有强大得多的军事力量，并且在牛津重组了服从自己的新议会。在伦敦的议会则因为领袖皮姆在关键时刻去世，而不论在军事、财力上都处于劣势——他们所拥有的，更多的是过去一百多年来议会体制运行所带来的深入人心的宪政精神。 1644年是查理一世优势的拐点——首先是在关键时刻，苏格兰居然派军入侵英格兰，就像后来国军正集中力量围剿红军，不想日本人打进来了一样。其次，在伦敦，一个一直以来默默无闻的来自剑桥的议员站出来了，他在议会中表现并不突出，为人也缺乏贵族涵养，他坚定地反对国王专权和宗教上的主教制和长老制，他叫奥利弗·克伦威尔，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后代。他率领了东部联盟对保皇党军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终于在1644年进入到了议会派的最高权力核心。 谁又会知道这么一个不知名的议员，居然这么能打？ 查理一世不缺军事才能和将领，他可以在两线作战，一边击败苏格兰的进攻，一边来镇压国内的议会军事叛乱。然而他却在最关键的马斯顿荒野之战中，被克伦威尔的议会军队击溃，受到起兵以来的最大重创。其后双方互有胜负，僵持到了1645年，这一年，克伦威尔利用战争间隙，完成了对议会军队的改组，他利用军事权威，压服议会同意把之前属于各贵族的军队全部交出，交由直接对议会负责，重新改编了部队。改编之后的部队因为缺乏首领而混乱不堪，此时克伦威尔又借此向议会施压，要求任命自己为司令来控制军队。就这样一步步完成了军政大权的集权。 为什么说克伦威尔是新军——因为他对贵族军队的改组，开创了现代国家军队的先河——军队不再归属贵族领主，而是交由政府负责，由政府授权职业军人作为统领。 议会军队由是战斗力大增，在随后两场决定性战役中，完全击败了查理一世的部队——这已经不是战术问题了，这是军队体制上的较量。查理一世郑重地宣布了失败，同时，议会也非常虔敬地把查理一世安排从牛津重新入驻伦敦。双方你死我活地在战场上拼杀了两年之后，又重新坐到了白金汉宫里。国王同意议会的各项要求，议会尊重国王的王权，相安无事的样子。 此时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在收到议会决定解散部分军队，并把部分军队支向爱尔兰的消息后，军队的将领们和士兵们，共同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大家的意思有二，其一是补发政府欠的军费和工资，其二是因为战争需要，军队不得已采取了一些非法行动，希望议会通过法律来明确，这些行为是战时行为，战后不需要在负责任，如果有国王批准的话那更好。 即便是打败了国王的军队，俘虏了国王，革命军队依然不敢断定没有国王批准的事，是否不合法。丘吉尔在此感叹，英国的革命与其他国家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即使在举国动乱的时期，也具有尊重法律和习惯传统的本能，那些破坏国王专制的人也承认，以国王名义制定的法律是带来保障的唯一凭据，即便是掌握这强大武力的人，也始终明白，武力不可能给予真正的保护和安全的道理。当然，你也可以轻蔑地把这归结为“小资产阶级软弱性”。 出人意料的是，议会的贵族们坚决抵制军队将领和士兵们的需求，只能发部分薪资，并且强行就地解散。打败了国王，议会和军队又发生了对立——这就为权力野兽、军事强人的登场开辟了道路——三缺一。克伦威尔此时凭借军事上最高的权威，被军队授权与议会讨价还价。 克伦威尔的手段够狠，他居然创造力突发地想到与国王结盟来反对议会——什么叫玩政治？明明是反对国王起兵，现在为了权力，又跟国王联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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