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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革命年代 威廉国王上台后，残酷打击了苏格兰贵族，其后联合神圣罗马帝国和荷兰，对抗法国，生生打消了路易十四的称霸计划。也正是在这长达二十年的持续战争中，英格兰的党派政治成型，辉格党占据了议会多数席位，组建了战时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战争筹款，领衔的就是财政大臣蒙塔古，为了修补日益亏损的财政状况，蒙塔古与苏格兰银行家威廉·帕特森（这是个神奇的人，他后来还创设了苏格兰皇家银行，在赫曼的《苏格兰人如何发明现代世界》中将会给大家介绍）合作，于1694年创设了英格兰银行——作为全国性的信贷机构，也就是历史上第一家正规的央行。 很多年前的货币战争那本书说，英格兰银行是私人银行，其实是利用了当代中国人特定的知识和经验结构来赚噱头。真正对英格兰上述历史有了解的，就会知道，在英格兰传统的宪政体制下，不论是国王，还是议会，其资金来源都是有限的，不论是战争，还是救灾这类事情，一定是国王或政府与贵族或商人个人协商合作——股份制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传统和政治价值观，与公有制或私有制这种概念区别并没有什么关系。公有制实际上是剥夺所有个人财产所有权，给了一小撮精英，以他们的意愿作为国家意愿或人民意愿，来行使这种所有权。 正是英格兰银行这种创造性的资金筹集融通体制，为英格兰后续战争开销、殖民地拓展乃至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而这种机制的创造，根源就在于宪政机制——不论国王还是政府，谁都没有绝对的资源垄断权力，都必须走股份合作的道路。同样的股份制，在路易十四那里，在普鲁士威廉一世那里就行不通，为什么？信用，民众知道国王和政府不会乱来，知道他们会偿还——对于筹来的钱如何使用，国王和政府首脑也不能说了算，全靠议会议决。这构成了英格兰财政金融高效运转的基石。 也正是在威廉一世在位期间的党派政治，逐渐形成了英格兰对欧洲大陆的基本国策——大陆均衡战略，决不让欧洲大陆出现一国独大的情况。总的来说，托利党是国教教徒多数，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要求英格兰只关注不列颠岛内的事务；辉格党则以苏格兰长老派和清教徒居多，奉行积极对外政策创造有利于英格兰扩张的环境。十八世纪头十年，正是这种党派政治逐步成熟的时期，英格兰海外贸易持续猛增，国力越来越雄厚。更为重要的是，议会和党派政治给众多贵族和乡村绅士提供了实践政治一展身手的机会，有关政治和经济事务的知识在积累和传播，使得这个时期的英格兰人才层出不穷，不论是在政治，还是在文学，还是在科学领域。 威廉去世之后的安妮女王时期，英格兰领导的反法同盟在多瑙河流域获得了一次对路易十四精锐部队的大捷，马尔博罗将军率领的英军，几乎把路易十四的精锐歼灭，完全解除了法国对维也纳的威胁，并把所有被法国占领的荷兰领地都收复了回来，彻底打消了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梦想。这也是四百多年来，英格兰在欧洲大陆取得的最大陆战胜利。一系列与法国的战争，也进一步引发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党争，这个时期是两党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险些引发内战。 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结束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算是一个辉煌的王朝，内政上虽然纷乱，但对外战事一再取胜，殖民地也一再扩大，国力持续增长，英语文学繁盛，并且英格兰还控制了地中海，完全确立了其海上霸主的地位。来自德意志汉诺威的王储乔治一世就任国王，开启了汉诺威王朝。安妮女王时期的党派之争也随着乔治一世的就任而告一段落。 这一年，清帝国的康熙查禁了大量小说，同时代的笛福、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们自由自在地开创着英语文学的空间。 乔治一世时期英格兰政府开始了财政金融化的尝试，议员们通过设立南太平洋公司，用以购买国债，然后授权给该公司以殖民地开发、奴隶贩运等职能，再发行股票来实现政府债务在老百姓手中摊派。南太平洋公司引发了十八世纪早期第一次金融热潮和危机，议员们带头，大家热情购买股票，把股价从五十磅炒到了一千二百磅，同时还带动了其它各种诈骗犯开立虚头巴脑的股份公司来实现诈骗集资。随后泡沫破裂，无数人血本无归。尽管是一地鸡毛接着一地鸡毛，但就是这种持续试错，逐步地修正和完善起了财政金融机制。同时也是在这一时期，乔治一世不再定期过问国事，绝大部分国事处理都交给了首相、内阁和议会。 十八世纪中叶，北美殖民地问题上升到了议会的议题中。丘吉尔从这里倒叙了北美殖民地问题的由来。十八世纪初，北美最后最后一块殖民地成立——乃是一位慈善家为了安置因欠债而入狱的人，于1733年在南卡以南的萨凡那建立了一大块殖民地，专门开辟为种植园，并宣布本地宗教自由，这就是佐治亚州的起源。佐治亚州甚至还于1752年被收归英格兰直辖，成为英国人在北美的最后一个落脚点。 北美殖民地人口增多，并且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不满足于仅成为英格兰的农产品来源和工业品倾销地——英格兰当时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即面对路易十四的集权专制下的法国，常常感到难以高效应对——英国的议会制度纷争不断，意见和政策常常被割裂——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体制的弊病，它并不是一个决策上高效的体制，在其他集权国家看来，盎格鲁撒克逊人内斗严重，相互倾轧，内政纷争不熄，这种习惯也传染了北美殖民地，北美殖民地也大多是一盘散沙，互不信任——其实这种对他们的嘲讽，一直持续到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这么嘲讽他们，但这都不影响英语民族的世界霸权建立和维系。 所以，要解决快速应对法国挑战的问题，英格兰的方法是依托海上霸权，在航海通商、海军部署及行动上实施集权和统一，即英格兰与所有殖民地及外国的贸易，都须由英国人管理的英国商船来执行，以确保自己的全球资源链条和贸易链条的专属性和安全性。 这就对北美殖民地形成了困扰——他们只能接受英格兰的盘剥，低价出口，高价进口，造成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按照帝国的法律，不得有自己的商船，不得与其他国家贸易，不得发展制造业。到十八世纪中期，这种压制已经在殖民地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殖民地议会与议会派出的官员之间的冲突不断——具体可参见敝号《富兰克林自传》中的叙述。 除了英格兰自己的内部的困扰，还有与法国在北美地区的争端，法国始终在北美五大湖区，以及加拿大魁北克区域与英格兰殖民地发生领土争端。乔治二世时期，英国首相皮特上任后，集中精力指挥英格兰军队和殖民地军队与法国作战——英格兰历史上首次把战争焦点从欧洲转移到了地球的另一边，这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世界大战，两个强国于远在天边的战场上争夺领土。 正是1757年到1761年间的一系列北美领土争端，英格兰可谓三战定乾坤，基本上排除了法国的袭扰，确定了北美殖民地的边界——皮特首相的眼界是开阔的，他把精力集中到那么远的殖民地争端，实际上是为英格兰摆脱了欧洲过度竞争的市场和拥挤狭隘的发展空间，争取到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为下一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资源的来源，资金的来源，产品销售市场。这可以说是决定了盎格鲁撒克逊，或者说英语民族世界霸权的基石。 另一个历史意义是，北美这一系列战争训练出了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支军队，这也是乔治·华盛顿的首次实战，也是富兰克林一生中唯一一次走上战场。 这时，乔治三世登基。此前乔治一世不懂英语，什么也不管，使得首相体制建立，议会及内阁实现了对国务的全盘掌控；乔治二世也不懂英语，在伟大的皮特首相治下，他也什么都不用操心。乔治三世是在英格兰长大的，因此较之父亲有更多的参与感。一旦外部战争停止，立刻国内的党派政治纷争又起。这种内政上的纷争几乎是英语民族国家的习惯和传统——体制上的特点，你可以认为是弊病，从决策效率角度来讲，这是弊病。拿今天的美国时局来看，在其他国家看来，简直就是一团乱麻。在中国人看来，只有领导关注的事才是最大的事，那就是中美纠纷和摩擦。但从美国国内的媒体来看，中美问题远远没有到头条位置，他们的头条还有更多——疫情，种族歧视，大选，政治纷争，国外的事情都往后排。以至于大部分中国人认为这届美国太乱——其实并不是这届美国乱，他们一直就这么“乱”，这个乱，持续了整整三百年。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个“乱”，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强悍和霸权。要光看效率，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体制都比不上纳粹德国体制的效率，不是吗？ 北美殖民地解除外部威胁之后，乔治三世要开始算战争费用了，解决费用的办法主要就是加大对北美的征税力度，议会在通过这些法案的时候，并没有征求殖民地议会的意见——这就叫观念和信息的不对称，殖民地议会认为自己是平等的臣民，在做出这种有关殖民地利益的决策时，必须有代表在场；但议会却认为，殖民地是国王和议会的地盘，国王和议会的命令就是法律。于是引发殖民地的反议会浪潮。很多大事都是因为价值观和信息不对称，并不是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包括现在的摩擦。 期间，丘吉尔还说了一个有趣的事——与法国的战争结束之后，乔治·华盛顿、富兰克林这些精明的农场主和商人，立刻就成立了好几个股份公司，干嘛呢，他们在战争中看到了广大的边疆——即北部、中部广大的土地，于是乎，他们就想到了以股份合作公司方式，筹资去购买这些土地，做大地主去。谁知议会下令，殖民地土地不得买卖交易，一下子堵塞了国父们的财路——恨意顿生。加上直接征税的大幅增加，殖民地一下子就开锅了。 丘吉尔还指出，乔治三世的个性也促成了事情向更差的方面发展——乔治三世是典型的德国人个性，纠缠于细节，固执，缺乏大局观和形势把握能力。因此他能斤斤计较于某个税率、税则的条文，计较于和殖民地代表们讨价还价，计较于党争中的观念差异等等；在于殖民地较量的过程中，即便议会都同意对殖民地让步以确保不助长殖民地独立情绪时，乔治三世坚决不同意让步，固执地把殖民地推向了对立面，把本来一盘散沙的殖民地推向了团结联合。此前主张对殖民地实施绥靖政策的罗金厄姆首相，被乔治三世轰下台，主张强硬的诺斯勋爵担任首相。 1773年，一项动议被议会不经意间通过，说是不经意，是当时的议员们都没有对之太多关注。这项动议是为了弥补东印度公司的亏损，把大批积压的茶叶倾销到北美，同时还禁止殖民地进口其它渠道茶叶。这当然引发抗议——于是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了。北美殖民地的激进派们兴高采烈，他们可谓一心制造极端事件来促成殖民地纠纷从贸易纠纷向政治纠纷发展——任何组织间矛盾双方，都有这么一小撮以激化矛盾为目标的群体。 倾茶事件发生后，乔治三世暴怒，议会也一致认为要高压政策对待。于是宣布马萨诸塞议会解散，并宣布马萨诸塞归议会直管。这又进一步促成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殖民地代表们感到了来自帝国的政治威胁。随后就是驻殖民地英军调遣兵力准备实施戒严，随后在列克星敦发生走火。1775年，在费城，现在的独立宫开会，正式组建大陆军，保卫殖民地家园。 这一年是清帝国乾隆年间，故宫的文渊阁建成，广西的边境贸易被禁。 在丘吉尔看来，殖民地战争，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族内战，这个角度来看很有意思——不论是殖民地，还是伦敦，大家都差不多的习惯做法、决策模式，唯一的区别在于，殖民地没有国王。 1775年列克星敦之战后，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马萨诸塞邦克山之战，这一战才是真正血洗了英军正规军，殖民地军以自伤八百的方式，歼敌一千。最有意思的是，这场扬眉吐气的战斗，居然在殖民地之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大家其实非常嫉妒马萨诸塞的胜利。所以，当马萨诸塞议会向费城大会求援，要求委派指挥官来统一指挥时，费城的代表们吵闹了半天，认为不能拍北方人去指挥他们自己，应当制衡一下骄傲的北方人，于是委派了来自南方的乔治·华盛顿过去。 其实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手下的兵力都没有超过两万五千人，因为殖民地之间就跟伦敦的议会一样，相互斗争纠纷，相互拆台。所以说华盛顿不容易在这里。本来第一次作战是要北上争夺加拿大蒙特利尔，那个年代的殖民地人根本没想着向中西部地区拓展，那边也没人。仅仅因为给养实在是不够而停止了进攻——英国已经宣布了对殖民地的禁运，于是，一直效忠乔治三世的加拿大躲过了美国独立战争。到1776年，十三个殖民地开会时，仍有六个不同意发表独立宣言，认为那会引来更大的战火——都已经打了一年战争了，大陆会议依然是争吵不休，大家吃饭的时候依然举杯祝乔治三世健康长寿。事实也是，独立宣言一公布，大量的殖民地人逃难至加拿大去了。 题外话，邓小平的对美“韬光养晦”，绝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就是当孙子。从上述北美殖民地和议会体制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本就是一盘散沙，内斗是一种日常，只有碰到外部威胁的时候，才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韬光养晦”的真正意图，是不让他们成为一个整体，始终让他们处于散沙内斗状态，这样为中国的发展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争取相对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你想要在既定国际体系下另起炉灶，把手伸向中东禁脔，就是在把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拳头，可谓损人不利己。 在丘吉尔看来，英军在掌握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失败的根本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议会党争导致的分裂，乔治三世的固执导致能人离开内阁，使得指挥万里以外战争的，都是一些谨小慎微有余的人，政令不一，目标不明；其二是殖民地作战的两大主力之间没有协调，从未去歼灭大陆军的有生力量，把攻城略地放在了首位。尤其是豪将军，他有两次可以全歼华盛顿的机会，如攻打纽约之后，和攻打费城之后，英军都是在占领城池之后没有继续追歼。因此大陆军始终都有喘息和调整的时间。而随着英军攻城略地多了，战线拉长，反而导致军队之间失去了紧密联系。华盛顿正是瞅准了这个空当，打出了萨拉托加大捷这么一仗。即便就是打了胜仗，大陆军也从没有停止过开小差减员，不停招募，不停地逃兵。——豪将军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出于国王和议会的目标不明确，将军并不知道究竟当局的意思是消灭大陆军，彻底镇压殖民地，还是通过武力威慑来取得和解，所以他不愿意把事情做绝，把目标放在了攻打标志性城市上，等待局势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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