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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是个非常专于思考和寻找解决方案的人。他刚17岁这年，发生了一起贪污大案，当事人是幽州刺史张郝提夫妇。张郝提是个牛人，也是孝文帝一手提拔上来的军人。当时，平城京畿周围几个要道上，匪患很猖獗。土匪们利用太行山脉的地利，筑城扎寨，很是威风。由于多次征讨都没有解决问题，很是头疼。正是这个张郝提拿出了一整套肃清匪患的方案，是完整的战略部署和资源安排，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肃清任务，被提拔到了幽州刺史的位置上。张郝提本人是个非常严于律己的人，即便身居高位也一样清贫自守。事情坏在张郝提的夫人段氏身上。段氏本人出身贵族，受不了清贫生活，于是开始大肆敛财，跑官卖官。张郝提是个非常惧内的人，对于夫人的举动只是睁眼闭眼而已。后来朝廷御史查实了夫妇两人的贪赃枉法，孝文帝怜悯张郝提，赐夫妇二人自尽。 孝文帝由此开始思考整治贪污问题，他看到了正是因为机制问题，导致像张郝提这样的杰出人才也被拉下水，这是一种巨大的人才资源浪费。由于北魏始自拓跋部落，运用官员管理国家，才不过十来年的功夫，他们没有固定的官员薪酬制度，所有官员的收入都来自朝廷赐给的封地，或多或少，或贫或富。孝文帝由是提出了班禄酬廉制度，即明确官员各级的正式俸禄、待遇，把原有的封赏制度废弃不用，改为规范的薪酬机制。拿出这个制度之后，他宣布此前所有贪腐行为一律不追究，此后再发现者即处死，并设立暗查使，定期巡视各地官员，相当于飞行检查。 一旦开始惩治贪腐问题，就不可避免出现各种伺机报复和清除异己力量的现象，大家相互揭发，这在中国可谓是两千年绵延不绝至今。孝文帝的班禄制度颁行之后，一干皇室宗亲重臣，以及地方实力派都被处死或者剥夺头衔。 孝文帝颁布的法令都很有特色，包括后来为了削弱地方豪强增加中央税收的均田制度，以及配合均田的三长制，都是简明扼要，可操作性极强，而且直达基层现状。可见孝文帝手下确有一帮文可安邦的人才团队。他的这两套机制，俸禄制度和均田制度，虽然不是首创，但却是首次真正在中原大国里开展了实践。 孝文帝的真正亲政，乃是到冯太后去世之后。这位强悍的太皇太后，一心把北魏推向汉化帝国，培养出了与自己思路一致的孝文帝。 孝文帝在冯太后去世后不久，召集了一次关于议定魏朝五行次第的会议，即讨论魏朝应当奉五行的哪一个。按照古制，一般就是按照五行次序，前朝是哪一个，今朝就奉行下一个。高闾认为，魏朝是基于苻坚的前秦建立的，前秦是火，那么魏朝就应该是土。高闾当年扶持起来的李彪站出来反对，认为前秦虽然存在过，但包括前秦之前的后赵，都不算正统，他们都是从晋朝分裂出来的。魏朝是继晋朝，晋朝是土，则魏朝应该是水。李彪这一次是看透了孝文帝召集讨论会的用意——并不是什么五行次第，而是要明确魏朝的历史坐标问题，孝文帝是要向天下表明，他要以汉族统一政权的模式来建设魏朝。 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目的就是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确立皇权唯一，从而能号令天下，统一中原。改革的基本方略，首先是从改革祭祀开始，把拓拔族原有的原始祭祀模式废除，这种祭祀模式是过去部落联盟模式，不利于皇权唯一性，之后是确立儒家的礼仪模式，即与皇权相关的礼仪制度，包括礼乐制度——确定标准的雅乐，替代过去部族的传统舞乐。 其次是建立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学校制度，中央到州、郡、县甚至乡党，都建立官学，明确学制，确立儒家经典为唯一学习内容。这主要是为培养帝国的官员汲取人才的。孝文帝的重要谋士团队，几乎有三分之二都是自平民起家的杰出人才，这使得他能够脱离拓跋贵族的桎梏，从天下的角度考虑问题。 再次当然是律法体制的修订，这一方面是完全照搬过去秦汉的律法体制。 最后才是迁都的问题。迁都当然是为了利于一统中原，也是为了脱离过去冯太后势力的牵绊。为了让宗族势力影响尽量减小，孝文帝的策略是先提出南伐齐朝，并对整个皇族的各派势力进行逐一公关，各个击破，统一思想，使关键的将领均服从他迁都洛阳的决定，合伙对皇族演一出南伐齐朝的戏。实际上当时不仅皇族，一般官员也都认为南伐不是好事，毕竟和平了这么多年，前面还有苻坚南伐的失败例子。 孝文帝则假装乾纲独断，非要御驾亲征，强行率大军出发，但又慢慢前进，一直走到洛阳时，恰好遇到连日大雨造成了水灾，阻挡去路。 所有官员和贵族都乞求孝文帝不要再南伐了，于是孝文帝见势收兵，说是既然大家这么求，加上天意好像也不允许，那就不打仗了，不过，既然大军都已经开至洛阳，那么就先把国都定在洛阳，以便将来南伐。实际上迁都也挺让大家震惊的，不过相比南伐，当然大家宁愿接受前者。孝文帝就这么趁热打铁，干脆留在洛阳不走，而是叫几个大将回平城去筹备迁都事宜。 上述举措，实际上是解决魏朝上层建筑变革问题的举措，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制度和基本方略上的奠基，我们历史教科书上那些所谓服饰、语言、课业、官职改革，也不过就是个过眼云烟，附着在皮上的毛而已。 迁都之后最重要的改革应该是重新划分门第世族，也就是把建国以来形成的门阀世族（主要是皇室宗姓和建国勋臣宗族）进行一次革新调整，废掉了一些已经没落的宗族地位，扩大了门阀世族群体，把孝文帝提拔的一群汉族平民家族提升到与现存贵族一并高的地位，实际上相当于分散门阀世家对朝政的把控能力。 从孝文帝改革的路径来看，之所以要策略行进、左思右想甚至是一步两让，关键在于始自部落联盟的贵族联盟体制的牵制作用。我们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重在体现孝文帝如何决断，如何坚定汉化改造，凸显的是符合我们价值观中的圣君一人乾纲独断的理想。 而实际上，贵族联盟体制起到的保守作用，恰恰是让孝文帝改革成功的重要力量——制衡，没那么容易让你一个人说了就算。拓跋族一直是八个部落联盟共同决策，后来在道武帝拓跋珪建立代国之后，演变为八部大人制，到明元帝任上变为八部官制，相当于八人内阁。所以，一直到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太和时代，北魏的决策机制也依然有相当多部落联盟共同决策的特色。孝文帝在后来的汉化改革、南伐齐朝这些决策中，每每都能遇到敢于直言顶撞，甚至在他天威震怒下也不肯退缩的宗室重臣，就充分说明了这种体制的特点——与同时期西欧，尤其是英格兰的决策机制类似——贵族共理制衡王权。 细数孝文帝改革的诸多方略，如果是从一开始就一竿子执行到底，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或走偏路径，正是在诸多保守力量对改革方向、方案的质疑和挑战作用下，孝文帝及其智囊班子，需要一再对改革方向和方案进行细化，进行权衡，事前做巨量的调研工作，并且在执行过程中，不采用当今我们最喜欢用的运动式的做法，而是策略式地进行，在一个方面改革了，在另一个方面给以适当的回旋空间——试想班禄制，均田制的颁行，都是如此。即便是拓展军马牧场，孝文帝当局也采用类似的逐步适应方式，先将军马从原先放牧的河西牧场，迁至太原牧场，放牧半年后，再迁至更加偏南的滑台牧场，避免军马水土不服。 再对比下后来北宋的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很快失败并被诟病多年，并非方向问题，而是王安石本人根本没有得到有力的制衡和牵制，因此他的改革方案完全是理想化的，毫不考虑可操作性。如青苗法，在没有对大地主收入及借贷资金加以限制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农业贷款，很快就变成了底层农民的重利负担。王安石这么聪明的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重大的纰漏，并不是他想不到，而是因为缺乏制约因素，他无须考虑得那么细——就像当今我们社会，只强调执行力，认为一旦搞错了，马上就改就是，不考虑政策的朝令夕改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和政府信用成本——反正由中央背书就是。由是，对政策、政府的不满就这么积累，反过来，政府就要花费巨大的维稳成本来控制这些社会情绪。 改革到了一定程度，孝文帝越来越渴望当上中原之主，南伐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开始闭目塞听。从他二十七岁开始，就没有停止过筹备战争或进行战争。也恰恰是这个汉化得越来越彻底的阶段，孝文帝治下开始缺乏像过去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那时期治下拥有把控战争全局能力的将领——也许是孝文帝为了推进改革清除掉了太多拓跋族能人的缘故，他的南伐战争始终是半途而废。 孝文帝统治后期，后院也常常着火——宫闱斗争不断，先是后宫皇后权力争夺，再就是太子拓跋恂被迫造反，让他始终处于扑火状态。 从孝文帝病倒于军中，到他最终去世，他始终在指挥一线军队作战。公元499年4月，孝文帝病逝于军旅中，年仅32岁。这一年，也正是公认的，中国的整理实力超越西方文明的起始年代。 从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重建代国，定都平城开始，到499年孝文帝去世，短短一百年的时间，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个扫平整个中国北方的中原王朝，并以惊人的高效率完成了国家体制从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转变，完成了社会形态从游牧部落向汉文明的转变，成为当时北中国传统儒学文明、佛教文明的承继者和保护者。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创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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