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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喜好读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先后读过钱穆、郑振铎、骆玉明版本的，包括不怎么正式的孙璞版本的，比较喜欢郑振铎版。不过当年读的时候还没想着写随笔。 因此这一系列随笔有6篇，给大家添麻烦。不过，考虑到这是一个三卷本的大部头，以及以浓缩和随感但绝无遗失的方式简述国文历史，给大家省时间，还是希望各位耐心扫读。这个本子是刘大杰的。刘大杰是民国年间人，郁达夫的学生，典型的自学成才的贫寒子弟。出生于湖南岳阳，凭一己之力学有所成，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后又由武昌师范，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欧洲文学。他之进入文学界纯属偶然，本来他是喜欢数学，要致力于数学研究的。 新中国之后，他一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书育人。《中国文学发展史》，是刘大杰在二战中完成的一部文学史杰作。这部著作之有名，毛泽东先后读过两次，并且为此专门拜会了刘大杰，后来还两次专门给刘大杰提了修订建议。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之所以成名，在于他是民国年间第一个真正从“文学史学”角度剖析中国三千年文字脉络的人——他在早稻田大学治了五年的欧洲文学史，有着当时中国学人所不具备的文学史学理框架——从物质基础、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三个维度来追究每一个历史阶段上的文学思潮，通过分析具体作家的个性创作，最终把文学史描绘为“人类情感与思想的表达史”。 刘大杰本人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所以这部文学史也具有语言富丽、激情澎湃、个性张扬的特点，极为耐读。 历史与政治的缘故，《中国文学发展史》有三个版本，第一版当然是民国年间版本，这是最纯粹的版本，第二版是1962年刘大杰第一次修订，沿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修正了诸多叙述方式，第三版是1971年再次修订，进一步按照当时政治要求又改了一版。可以想见，一版不如一版。目前国内世面上通行的，是1962年修订版。 “wenge”中，刘大杰感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很难学的，五十年代，我拼命学，然后第一次改了我的文学史（1962年版），到七十年代，被说成那是教条主义，又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所以就又按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所谓儒法斗争）改了第二次（1971年版），可我感觉，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将来又？——果然被他言中，后来又说七十年代那一套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刘大杰式的困惑。 What ever，本人随笔这版，是从1938年中华书局版本。 文学当然起源于实用的交流，交流得多了，符号多了，人们就开始用符号来表达情感了。最早的具备文学初步形态的，可能就是甲骨文上的卜辞——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已经有了歌咏形式，语法上也有了规律，重要的是对天气未卜的一种关心。 后来就是周易中的爻辞。周易成书时间应当在商末周初，爻辞也多是一些政论、民歌、卜辞之类的，已经开始有韵文出现，如“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等。爻辞经常以极简的文字，展现出生动的生活场景，如“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在牧场上，男人剪羊毛，女人用筐去乘羊毛，很热闹，只用了十个字。又如“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十个字，把作战胜利后，狂欢打鼓的，开心唱歌，伤心落泪的各种表现，都描述出来。 尚书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来源，虽然都是政论和政策文集，但其中已经有了文以载道的意识——盘庚的几篇都是很有感染力的演说文，设问、反问、比喻等修辞手法很多。虽然说可能有后世人的修订，但其中的主体内容应该确实来自那个时代的记录和流传。尚书中的盘庚、周诰之类的，之所以词句难懂，并非因为有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在里面——恰恰是因为使用了太多当时的口语，而这些口语和语音在后世已经失传所致。 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当然还有古代的神话。神话当然是上古先民对自然现象和人类与自然交互行为的猜测与联想，加上后世各代人的补充，正像托尔金在魔戒里的那段话——the past became history, history became story, story became legend, legend became myth。神话最大的作用，是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绚丽多彩的素材，可以恣意流畅地使用比兴等技巧。 当然，刘大杰还提到了神话在后世的另一个变种——鬼话。鬼话乃是在战国之后出现的神道教一些仙怪精灵传说，随着时间推衍，它们从迷信乩谶中脱离出来，从隋唐开始，成为与主流文学形式相补的另类文学形式——神怪演义、戏剧和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鬼话成了中国戏剧和小说的早期重要形式。 上古时期最重大的变革就是周取代殷的变革。殷的灭亡，以及周的兴起，不仅仅是牧野之战、纣王无道的问题，而是上古中华最重大的体制变革。殷商及之前，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是敬鬼神，以鬼神和巫术来统领人的精神领域。周取代殷，乃是以敬天地尊礼制，取代了之前的鬼神，诸如立子立嫡、宗法婚丧、分封建领、君臣纲领等等制度，都是全新的创造，几乎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这也是为什么孔子是那样尊崇周礼的缘故。 也正是从以种植业为主的周取代殷之后，文学开始走向田园。——尚书中的盘庚几个篇章，都是在迁徙中的演说，殷商时代，国都迁徙是常事，这说明那个时期还是以游牧为主。 周文学的顶峰当然是《诗经》。刘大杰指出，诗经其实与乐舞关系更为密切，甚至是先乐后诗，因乐赋诗。只不过后世慢慢重视文辞，忽略了声乐之学。诗经中的风，就是民谣，民间的歌谣，可能注重词，也就是老百姓对生活和政治的意见；雅和颂则肯定是为乐而谱的诗。另外，刘大杰也认为，颂是一种既唱且舞的形式，确实如何新在《诸子的真相》中所述，颂可能也就是最早的歌剧舞剧形式。颂首先是宗教祭祀用的形式，相比之前的卜辞，体现出了从巫术想宗教的演进。 有说法认为，中国缺史诗这种文学形式。其实也不然，诗经中不少颂和雅类的诗歌，用于描述贵族和国王事迹的，就带有浓厚的史诗特点。如《绵》，就是讲周的始祖之一古公亶父的经历，从他如何带领族群从豳迁徙到了西岐，如何与当地姜姓族群通婚，如何选定土地，开始农业生产，如何建立宫庙，建章立制，以及如何打击外敌入侵等等。 与英雄国王史诗相并行的，诗经中的国风类诗歌，则有更多来自底层民众对于政治和不平等的讽刺诗——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文辞之能成为文学，就在于用来表达情感，不论这种情感是温情、爱情还是愤怒与悲伤，文学从其早期形态开始，就开始被用于讽刺时政。正能量都是官方的雅颂，民风除了生动的情感和生活，就是讽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也从此可以知道，中国人之对政治的复杂情感，从两三千年前就已经开始。 诗经中的诗歌，从形式和文体上，显示出早期创作上的自由度很大，而且，大量使用语助词，如乎、矣、兮等，还有大量的双声叠韵，如杨柳依依、萧萧马鸣、湛湛露斯等等，其实就是日常的口头语。这些口头语的加入，使得诗歌音韵很舒畅，富有节奏和美感，也体现出了民间口语的魅力。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达导致商业流通增进，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性加速，使得封建主的控制力下降，阶层变动也加剧；另一方面则是列强兴起，周室的衰弱，政治上靠实力说话，学术上自然百家争鸣。这个时期，不论是历史事件，还是学术思想都喷薄发展。诗歌和尚书那种僵硬的文体，已经难以承载激进的思想——于是战国散文出现了。 散文不仅仅是解放，还有语言使用的规范和通用，叙事细致、说理透彻、气势磅礴、流利舒畅，正是这个时期散文的特点。 这个时期散文的最高成就应属《左传》。三国志说关羽爱读《左传》，一开始还以为关二爷文武双全爱学习，后来我自己拿来一看，因为左传实在是太好看，相当于一部短篇小说集，还是战争和武侠小说集。左传叙事的精彩，与人物刻画之精妙，可谓把那个年代的语言艺术运用到了极致，史实与情感交汇融通。 当然，论策略描述和语言技巧的精彩，还有《战国策》。去年疫情期间，我细读了整部战国策，用9篇随笔的篇幅在敝号进行了介绍，掩盖不住的光华与精彩。如何说服人，如何影响人，影响他人的判断力，如何影响他人采取行动来达成我的目的，都有详尽的案例说明。 尤其读到当年中学时学过的《邹忌讽齐王纳谏》，比喻之恰当，语言之美，说理之透，让人惊叹——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当领导和老板的人，受到的蒙蔽何其之多，又有几人能晓？就像蒙田说的，君王或高官所处的境地，就像一个满身带着财宝的傻富翁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小镇，你可以想象，围绕在他身边奉承的会是什么样的人——骗子、小偷、强盗。。。 诸子之中，方法论和逻辑性最强的，当属墨子。墨子的文章干脆是致力于哲学方法论研究——比如“立仪”，强调任何言说必须要有一个准则和主旨；比如“三表”考、原、用，即对一个说法要考证其来源，求证于现实，应用于实际；比如论证问题的“辟、侔、援、推”，辟就是比方，侔就是同义推论，援是用例子来推导，推则是归纳总结。实在是强悍。 文采与想象力最强的，当属庄子。庄子几乎是不顾一切规矩，各种倒装叠句，善用比喻，各类寓言，格外的具有独创性和灵活性。实际上，庄子是最讲究文体技巧的，那些看似恣意纵横的文字，实际上也是经过了精雕细琢的，只不过是专门剑走偏锋，不从正面论事，而更多从比喻和寓言，以故事来解说自己的观点。 这个时期在中原及北方遍及散文之时，南方的楚国异军突起地出现了把诗经之传统与南方文化特征结合在一起的诗品——屈原的诗。刘大杰认为，屈原的诗是以儒家为骨，以楚国的口语和宗教神话为肉。毫无疑问，楚辞一系确乎是带有典型南方音乐和神话特色的文学体系，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比如离骚，其实就是楚国方言。 屈原的《九歌》是他在当政期间的作品，整体上就是一部歌剧，有详尽的剧场安排，独唱与合唱，是当时典型的宫廷乐作。《离骚》自不用说，个人感觉适合配合李斯特的《旅行岁月》尤其是意大利篇来读，时而忧郁至极，时而飞扬到九天之外，时而自恋，时而关怀苍生，从文体上而言，时而四言，时而七言，追随情绪和思绪，屡屡不绝，都在李斯特那段段钢琴曲中有所体现。《招魂》则带有但丁的《神曲》味道，有很绝的地狱描写。 除了屈原，楚辞系还有宋玉、唐勒和景差等三人闻名。相比屈原，宋玉更倾向于细腻柔弱的风格。 汉代的赋，首先是从诗歌向散文过渡的形式，因为所需陈述的内容多了起来，逐渐演变为这种半诗半文的体裁。显然，汉赋受屈原的影响非常之大，几乎所有的汉赋大家，都是屈原的崇拜者。汉赋在西汉时期，正是国家力量逐步扩张，俨俨然盛世已降的时期，政治力量扩张到了社会各层面，因此汉赋在西汉时期主要用于铺陈盛世的光华和皇帝贵族们的灿烂生活。这个时期汉赋的特点是体格宏大，用词新奇，铺陈直叙，内容则千篇一律——歌颂。 四大家中的司马相如、扬雄，以及东方朔等的作品，就是这类代表。记得曾经有学人说，那个时期的汉赋，真正的价值在于当字典。到了东汉时期，国力逐渐衰败，政局逐渐败坏混乱，政治力量处于收缩态势，由是汉赋的神彩才开始焕发——四大家中的班固、张衡，以及祢衡等人，即是代表——这个时期的汉赋，突然转变文风，体裁变得越来越小，个人的情感、经历以及观点，开始呈现，这才开始有了真正文学上的价值。这时期的汉赋，一反西汉时期的歌颂体，出现了非常激烈的个人抒怀作品，并且开始了对汉赋这种文体本身的反思——文学上的自觉。 这一自觉，引发了汉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全面发展。魏晋南北朝一大批文人如曹植、王璨、左思、向秀、陆机，一直到陶渊明、谢灵运，都有相当不错的赋流传于世，如《归去来辞》、《闲情赋》、《山居》等等，从题名上都能看出其个性，题材越来越广泛，体裁越来越短小精干，神彩也越来越自如而瑰丽。这个阶段，赋开始向骈体演化——骈体较之赋，更讲究用词炼句，讲究格律，到了南朝乃至隋朝时代，炼词炼句到了一个顶峰。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个人以及史记的伟大，毋庸赘言，敝号在年初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中已有详尽阐述。史记乃是以一人之力，一笔之功，贯穿整个中华通史，气魄之大，个性之强，空前绝后。此后至今，中国也没有能再出一部在个性和气魄上能与之相比的通史作品。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顶多能当个案例研究集。 史记最独特的在于个性和情感，由此生发出了诸多文学的美感，成为后世诸多散文家们研习的范本。 相比之下，班固的汉书，则是冠冕堂皇的官方史书，成为后世官方史书的范本。汉书是明确了自己意识形态定位的，相比史记而言，不论观点、语言和体例上，都要正统得多。司马迁惯用白话、俗语，这些在汉书中都没有了，班固只使用书面规范的语言，因此读起来就少了史记的那些趣味。另外，汉书是官定作品，因此也是多人合力，所以在史实精确度上，要高于史记。不过，班固毕竟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文笔确实是不错的，因此其中也有很多精彩的篇章。 汉书，与后来的各官史一样，相比史记，都缺少了那股原始雄浑的激情和创造力，也就缺了灵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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