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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晚唐，词开始飞速发展。 词并非是诗的变体，词与诗最大的不同，乃是功用上，词是为音乐服务的。诗歌字数本有限，四言、五言、七言，乐曲却没有这个限制，所以在随着乐曲唱词的时候，就需要加上或减去一些字，以使词符合音乐的和声，这样句子就变成长短不齐的样子——词就出现了。这后面的背景是自中唐时期开始，传统的国乐逐渐被西域传来的西乐所取代，并逐渐消亡。 唐以前的国乐乃是以楚、汉乐为主干，从隋开始，李唐王室倾向于西乐——李氏家族本来就有拓跋鲜卑血统，西乐逐渐从民间上升至宫廷。传统的国乐就这么逐渐消亡了，剩下一些音调，只能被古琴演奏者留存，就成为了绝技。 可见，词乃是一种比诗更具民众基础的文学体裁——它就是用于娱乐的。 唐代的词人主要有白居易、刘禹锡、张志和、温庭筠，白居易对词十分喜爱，他的推动显然十分有力。后来在敦煌洞窟中发现了诸多源自8世纪到10世纪之间的词曲，现在被命名为敦煌词曲——非常牛的晚唐到五代时期的民间词曲。这些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十分广泛，商人的旅途，妓女的苦痛，歌姬的恋情，征夫的思乡，证明了词曲在民间的盛行。 早期代表性词人温庭筠，乃是一个破落贵族子弟，长期流连于歌厅妓院中，所以擅长填词，填的词也多以描写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为主，因此温香软艳居多。不过，他居然能把格调不高的内容，演绎出极有意境的句子——“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毫无疑问，他是个重要过渡型人物。 进入到公元八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居然有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敝号在《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有介绍——以一介神勇武夫之身，精通音律，善于谱曲，除了行军打胜仗，就是跟乐工伶人们在一起研究音乐！传说他每次出征，都会谱曲一首，让全军传唱！他有一首如梦令：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鸾歌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李存勖后来因兵变被杀后，只有他手下的乐工和伶人为他收敛，并把他和他生前弹奏过的乐器放在一起焚化了。 由于政治混乱，国体动荡，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收缩阶段。填词在宫廷和妓院中流行开来——《花间集》就是对这个阶段诸多词曲的收纳，统一的特点就是艳丽缠绵，男欢女爱。 南唐二主——李璟和李煜父子在词上的成就也不用多说，词在他们手中，才真正突破了旧有的香软哀艳藩篱，提升了词的精神境界，扩大了词的表达范围。但李煜那惊人的表现力，对词句的锻造，把通俗语词与高超的意境结合的能力，确实是世所罕有。 到宋代，文学上又重复发生了形式主义与本质主义的矛盾斗争。以宋初的钱惟演和杨亿为代表的文人官员，推崇晚唐李商隐的精巧艳丽形式，形成所谓西昆派，否定了文以载道的古文传统，追求词句技巧，又到了一个形式主义的极端。此种风气在宋初持续弥漫了四十多年，一直到欧阳修出现，再次发起了古文运动，重新推崇韩柳，强调文以载道，提倡大作散文。不过这个反西昆派后来发展到理学家们手中，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二程和朱熹直接主张，文学都是废物，道德为本，有了道德，掌握理论，自然有文章，他们不但否定了西昆派，连着李杜白、同时代的苏东坡，都给否定了。 词之所以在宋兴盛，也没有多少巧，只不过是因为宋代的经济社会生活全面兴盛，文化娱乐活动普及，词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诗在唐代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几乎已经没有了可拓展创造的空间，人们自然而然就都开始喜欢上词这种形式——流行而已。 初期的词坛代表是晏殊和欧阳修。晏殊可是十四岁就成了同进士出身！此后是富贵一生，也恰是宋代政治经济繁荣的一种体现。他的词的特点是走西昆派路线，内容很单调，格调就是温婉深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有趣的是欧阳修，这么一个推崇古文的学者，一代儒宗，却擅长艳词——也正说明了他比较浪漫的私人感情生活——“庭院深深深几许”、“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是不是感觉与我们印象中的欧阳修不是一个样子？ 晏殊的儿子晏几道，贵公子，之后家道中落，一直到落魄而亡。也是承继父亲的风格，比晏殊更多了一些愁绪。他的那首临江仙可在宋词中排进前十——“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一句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就已足够千古之境界。 到张先、柳永，宋词从初期的小令为主，转变为长调。张先有“云破月来花弄影”，柳永也不用多说，他把长词变成了宋词的规范，而且内容上自宫廷，下到井台，无所不包。应该说，柳永和苏轼是宋词的两座高峰。要说两人的差异，其实就相当于当代的主要唱情歌的流行歌手，和主要唱正能量与社会生活的民族歌手的差异。 苏轼的创新在于，他把词与音乐分离开来了，把词诗歌化，也就是完全为文学而作词。苏轼和李清照无须赘述。 进入南宋，在国家破亡救存的影响之下，辛弃疾、岳飞、陆游、陈亮等一干危难词人出现了。到了这帮提刀杀人、把酒吃肉的人手中，词真是完完全全成了诗，嬉笑怒骂、上天入地，既能天风急雨，大海高山，也能春花秋月，闲云野鹤，与苏轼之前的花间系简直就成了两重天。风格上稍微文艺一点的，还有朱敦儒和刘克庄，这都是进士及第的人物，因此没有了辛岳等人的杀伐之气，全然是对国家走向的忧郁和苦闷。 南宋以姜夔为代表，又出了一派格律排，即扭转苏轼开启的把词与音乐分开的势头，复归词本身的源头——词曲，强调形式和技巧。这算是宋词发展到极端之后的一次回光返照吧。这一派的核心是张炎，此人因为投降过北元，所以政治上有污点，不过对于词曲的造诣却是非凡。他不仅工于词曲，还致力于完善词的理论——如提出协音合律，用词雅正，意境清空等。用了最精妙的语言来抒发亡国者的情绪——飞花怕见，啼鹃怕听，斜阳处不敢登楼望远，故国不堪回首。词到了张炎，基本就已经工力殆尽，再难有进展了。 被词遮盖了光芒的，还有宋诗。宋诗总体的特点，就是强于说理，而缺乏情韵。大部宋诗都在说道理，谈思想，把唐诗的那些技巧和意境都抛弃掉了。这一理路，其实一直延伸影响到了清代。宋诗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修、苏舜卿、梅尧臣、石延年。 前面提到过欧阳修的词比较艳丽，到了诗上，欧阳修一反在词上的风格，推崇雄浑险峻：“寒鸡号荒林，山壁月倒挂。披衣起视夜，执辔念行迈。”石延年是欧阳修的之交好友，进士，有佳句“意中流水远，愁外远山青”，欧阳修找来当时最贵的澄心堂的纸笺，请石延年把这两句诗写在笺上，然后称为——诗书纸三绝——可见欧阳修此人的讲究。 苏舜卿也是进士，是欧阳修的助手，以诗论理很多，论理的诗大多都有格高骨壮之感，不过其七言绝句也有别具意境情致的“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梅尧臣也是进士，两人都是欧阳修复古运动的赞同者。梅尧臣也是进士，对于诗有理论，崇尚诗经、离骚，反对形式主义，但同时讲求意境，“南山尝种豆，碎英落风雨。空收一束萁，无物充煎釜”。 欧阳修的杰出学生——王安石，毫无疑问，也是复古运动推动者之一。王安石对李白毫不感冒，他更推崇杜甫和韩愈。他形容杜甫“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王安石退休之后，寄情山水，“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也都意境高远。 宋代在诗文上能够形成一个派别的，除了上述大家都反对的西昆派之外，就属黄庭坚的江西派了。黄庭坚学于苏轼，在后世文名上却能与苏轼并立——合称苏黄。与苏轼的纵情八级、直抒胸臆不同，黄庭坚属于勤奋学习天天向上那种，所以他穷究历代文体的变化，逐步创立自己的风格和体裁，形成了一种艰涩古硬的风格和方法论。 从方法论上来看，黄庭坚主张夺胎换骨、字字有来历、拗的格律和好奇尚硬。所谓夺胎换骨，就是直接改前人诗句，借用其意，来表达自己，顺势而为。江西派都好借用前人的名句，要么改字，要么添加，来形成自己的句子。字字有来历，其实就是讲究用典，这一点倒是继承了西昆派，讲究运用古语字词。拗格律，起源于杜甫，是杜甫创造的一种反常音调，平仄对调。好奇尚硬，则是喜欢用奇怪的典故和奇峻的字词。 黄庭坚典型的句子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可无昨日黄花酒，又是春风柳絮时”，“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 黄庭坚之后的陆游，是一个满腔愁闷和关切的诗人，他把对国家、对百姓的真挚热爱和关怀，渗透到了几乎所有的诗篇中，是典型的时代精神代表。接着还有当到了宰相的范成大，也是现实主义的高手，字字句句都是贴近市民和田园的。 有江西派，就有反江西派，典型如前面说到过的姜夔。还有写了《沧浪诗话》的严羽，这是南宋的著名诗歌评论著作。严羽主张诗歌上崇盛唐风格，主张要用妙语，认为诗的佳句就跟禅的顿悟一样难得，反对直白的议论和用典，这也是针对江西派的。 除去南宋，北边还有一位元好问。元好问在金朝中了进士，做到了尚书省员外郎的高官，金国灭亡之后即退隐江湖。元好问崇尚李杜，崇尚陈子昂，讲究气韵和雄厚，看不来当时宋国的脂粉气，只看好欧阳修和梅尧臣。还有金国的王若虚，也是崇尚自然清新，连黄庭坚他都看不上，觉得过于做作，而且涉嫌剽窃——夺胎换骨法。 最后提一个刘大杰在此本中没有提到过的名不见经传的诗僧志南和尚。对于诗僧，宋代文人大概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苏轼为主的反蔬笋气派，一种是以元好问为主的赞蔬笋气派。所谓蔬笋气，是苏东坡发明的评价僧人作诗的特点——清寂枯燥，浅陋疏松，格调不高。用蔬笋气来形容，也着实比较贴切。不过元好问则认为，蔬笋气正是诗僧作诗的特点，不失为一种气韵。对此，个人是比较赞同元好问的，好诗与否不在于谁作，而在神韵。 志南和尚一首绝句，已可让他名垂千古——古木荫中系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是非常典型的带有蔬笋气的僧诗，既有蔬笋气，充满生活气息与情趣，同时又带有高古的意境——神韵，这是很难得的。首先，都是大白话，韵律也普通，念叨起来很顺溜——这大概是蔬笋气的一种表现，这有什么呢？生活如此，境界如此；其次，杏花雨和杨柳风，在蔬笋气之上加上了一道亮丽色调，生机立刻扑面而来；再次，欲湿和不寒乃是点睛之笔，普通行脚的场景，一下子境界全出。 所谓意境，并不是指明确的思想意图、理论主旨，这首诗并不是要说什么道理，它是把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特定行为，特定事物，以精巧的语词，呈现出来，恰恰是呈现的当时当地这个人瞬间的那种视角。这个视角，本身就把当时人的情绪、心境，以及引发此心境的景致都一并呈现，这就是意境。读这首诗，虽然感不到道理是什么，当时它能让人感受细雨如丝的清凉，以及和风吹过的抚摸，带来的是自然的生机、人与自然瞬间和谐的美感，这已足够。 除去宋词，宋代对中国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白话小说的兴起。 白话文体的形成，自晚唐就已经开始，承继上文说到的唐代的说唱变文，慢慢在民间演化出了通俗文学。到了宋代之后，随着诗文向民间拓展，民间艺人把说唱变文演化为了说话，说话要有底本，有了底本就开始有传抄和创作。最早记录到白话小说作者的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面记录了十来个北宋时的知名伎艺，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中则记录了五十多个知名的说话人。这些说话人构成了职业社团，经常组织开展交流学习！ 话本小说的体制很多都成了后世章回小说沿用的体制——如开头有引子，结尾有诗总结等等。同时，人物也多为草根百姓，故事也多为现实生活中常有的事，非常写实。 长篇的则有《宣和遗事》和《取经诗话》等，其中，《宣和遗事》就是后世水浒传的底本。《取经诗话》则已经采用了章回体，是章回小说的始祖。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乃是一个白衣秀才，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神通。 宋代还有戏曲的发展。戏曲在中国的发展非常晚，先秦时期虽然已经有了演戏的萌芽，不过那都只是从祭祀用来娱神，到后来用于娱宫廷的变化，而且，从先秦一直到魏晋时期，居然都没有什么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中有某种缺陷所致——想象力？对话能力？ 戏曲开始进步，还是受到了南北朝时期西域文化东传的影响——就像佛教变文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样。最早有记录的是北齐的代面——一种化妆面具歌舞表演，这是典型的突厥系民族文化特征，到唐代则有了钵头——也是来自西域的表演艺术，而且大多以悲剧为主——想想西方早期的悲剧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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