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商文化 & 赣文化人物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商文化 &  赣文化人物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商文化

 

庆元詹氏宗谱（乾隆50年）

明清徽州家谱的渊源

明清徽州家谱的发展有其历史渊源。

首先，从史学影响看，司马迁创立的史表是徽州家谱的主要渊源之一。明清徽州地区普遍认为“谱为一家之史”，自觉地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对于史表尤为重视。崇祯年间吴士鹏在《临溪吴氏宗谱》中写道：“昔龙门氏之业开于谈，而成于迁、固，后世家谱之宗也。”清乾隆时张元泮在《甲道张氏统宗谱》中说：“仿龙门世表，经之纬之，明昭穆以别尊卑，使数十代之世系昭然在目，千里之云礽了如指掌，厥功伟矣。”

其次，从具体修谱方法看，明清徽州家谱继承了欧、苏谱法。欧阳修、苏洵在北宋时各自创立了家谱，他们所使用的编修方法被称为欧、苏谱法。明永乐年间赵文在《环溪朱氏谱序》中说：“若宋欧阳公、苏老泉咸作谱以稽先世，以贻将来，良可尚也。”吴道宗在《临溪吴氏宗谱》中也说：“近谱则莫于欧、苏二氏良，欧以世经人纬法史氏之年表，苏以系联派属如礼家之宗图。”由此可见，欧苏谱法在徽州地区的影响，对当地家谱体例有直接的借鉴作用。明清徽州家谱在编修过程中不仅继承了史表、欧苏谱法，同时也有所创新。程敏政编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即被徽州家谱编修者称为是一大变革。如《新安许氏世谱》说：“古今修谱之例有三变，始如道统图体者；中如欧、苏谱体者；至程篁墩谓欧、苏谱体，一图一传，不见统宗之义，乃变为《汉书》年表、《唐书》相表体。”

再次，从家谱编修的前后延续性看，明清徽州家谱亦是对宋元时期徽州家谱的继承。两宋时徽州地区修谱活动已较频繁，如据《柳川绩邑胡氏宗谱》载，该族家谱仅在南宋就修了三次。这些宋元家谱当是明清徽州家谱编修的主要依据。

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

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数量多、善本多。现存馆藏明清徽州家谱约1300种左右，其中明代家谱约有400部左右，多为古籍善本。明清徽州家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徽州地区重视及时续修家谱和大量文人学士的参加密不可分。如宋代胡舜申、元代陈栎、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二是家谱种类繁多。明清徽州家谱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家谱、世谱、会宗统谱等，它们或为一门之谱，或为一族之谱，或是一村或是一县，内容虽有侧重，但皆以体现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旨，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如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是关于徽州地区范围内具有血缘联系的程氏宗谱，而汪道昆修《汪氏十六族谱》则是记唐模等十六族的汪氏宗谱。

三是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明清徽州家谱基本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墓图、祠图、像赞、村居图、谱传、进呈谱表、诰封褒章、族产文书、翰墨文章、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总之，明清徽州家谱是以世系为时间主线，通过对宗族生活各层面的记载，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主旨。

此外，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家谱为徽州宗族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也为徽州地区的社会风俗形成发挥了导向的作用。

明清徽州家谱具有独特的徽商文化特质

在徽州特有的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表现出一些地域特色，具体而言便是徽商对明清徽州家谱的影响，使明清徽州家谱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徽商文化特征。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宣扬商业理念，体现了重视商业的文化旨趣。汪道昆在《太函集》中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这种“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在家谱中表现为对商业行为的宣扬与重视。明隆庆《许氏世谱》记许秩语：“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同族人许西皋也说：“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若我则业贾者也。”

第二，为徽商立传，体现了不轻视商人的文化理念。不少家谱通过设立家传，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基于这种理念，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如《竦塘黄氏宗谱》记载了吴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记，筹算心计之，虽久，锱铢不爽。”

第三，将家谱作为经营活动中的交际手段，体现了家谱在商业活动中的文化交流功能。作为宗族而言，有共同而稳定的居住区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但徽州地区却是“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因商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与分散性，与宗族要求聚族而居的特点相矛盾，为了弥合这种矛盾，利用编修家谱将“十七在天下”的族众聚合起来就显得尤其重要。利用家谱的“收族”功能，能有效地将各地流动经商的族人凝聚起来。

另外，徽商在经营活动中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利用编修家谱进行联宗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可以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如《绩溪西关章氏族谱》载章必泰，“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尝因收族访谱，遇福建清浦江宗人名汉者于吴门，道及南峰宗柘重建事，于是相与刊发知单，遍告四方诸族”，“厥后诣浦城，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作为商人的章必泰“遍告四方诸族”，一方面固然与收族的目的有关，另一方面其利用宗族关系减少商业活动中的竞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赣文化人物—

1.杨万里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2.晏几道

 

　　晏几道（约1030－1106），字叔原，号小山。殊幼子（一说第七子）。临川人。北宋词家。一生清狂磊落，纵弛不羁，曾为许田镇监、开封府推官等小吏。他与苏轼、黄庭坚先后同时，文章翰墨，自立规模。早年即以《鹧鸪天》词见称于仁宗，词云：“碧藕花开水殿凉，万年枝上转红阳。昂平歌管随天仗，祥瑞封章满御林。金掌露，玉炉香，岁华方黄圣恩长。皇州又奏圜扉静，十样宫眉捧寿觞”（“庆历中，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仁宗于宫中宴乐，宣叔原作此。”参见黄升《花庵词选》叔原《鹧鸪天》注）。词虽是应命之作，内容无甚可取，但作者的艺术才华于此可见。

　　小山身出高门，不慕势利，黄庭坚称他是“人杰”，也说他痴亦绝人：“仕官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于此，足见小山之为人。小山孤高自负，傲视权贵，即使是苏轼这种人，也不在眼下。据《砚北杂志》云：“元佑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鲁直（即黄庭坚）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按：当时苏轼在京，正受帝、后赏识，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其高傲竟至此等程度。他好藏书，能诗，尤以词著称。据《墨庄漫录》云“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搬惋。叔原戏作诗云：‘生计惟兹惋，搬擎岂惮劳。造虽从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调，颓瓢庶共操。朝盛负余米，暮贮籍残糟。幸免播同乞，终甘泽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称葛为袍。倘受桑间饷，何堪井上螬。绰然徙自许，噱尔未应饕。世久称原宪，人方逐子敖。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此诗虽是戏作，而愤世疾俗之情，高洁固究之趣，斐然可见。他存诗只数首，为“春风自是人间客，张主（亦作主张。）此依《江西诗征》。）繁华得几时？”（《与郑介夫》）“穷通不属儿曹意，自有真人爱子虚。”（《题司马长卿画像》）都是寓意颇深之作。

　　他的词风农挚深婉，工于言情，与乃父齐名，世称“二晏”。但当时及后世作者都对他评价很高，认为造诣在殊之上。“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南（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措辞婉妙，一时独步。”（《白雨斋词话》）他的《小山词》存词二百多首，多为小令，其艺术造就也表现在这些小令方面。

　　小山词多怀往事，抒写哀愁，笔调整饱含感伤，伤情深沉真挚，情景融合，造语工丽，秀气胜韵，吐属天成，“能动摇人心”。虽反映生活面窄，而艺术境界较高。词风接近李煜。他的《临江仙》、《鹧鸪天》、《阮郎归》等，都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其中新辞丽句，深为论者所叹赏。如“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临江仙》），《复堂词话》赞它是“千古不能有二”的“名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鹧鸪天》），《苕溪渔隐丛话》评它为“词情婉丽”；至于“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连认为“作文害道”的理学家程颐听了，都得笑着说：这样的词，只有“鬼”才写得出！（《邵氏闻见后录》）

　　小山词从《珠玉》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异。在描写上，比大晏深细，而无大晏的含蓄；在修辞上，有大晏的婉丽，而无大晏的清润；在感情上，比大晏浓挚；在思想上，则不及大晏的深广。

 

3.刘辰翁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吉安）人。南宋末期辛派词人中成就较大的爱国词人。

　　刘辰翁生活的时代，正当宋、元交替之际。他出生的第三年，长期和南宋对峙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即为崛起于北方的蒙古贵族统治者太宗窝阔台所灭。蒙古贵族统治势力强大，对南宋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威胁，加剧了民族矛盾，使南宋朝廷的处境更加困难。加上赵的昏庸无能，一切听任奸臣贾似道的摆布，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景定三年（1262），廷试对策，辰翁极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残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憾。”都是针对贾似道而发的。辰翁虽然赢得鲠直之名，却被置于丙等，还几乎为贾似道所害。他深知将不容于权要，又不愿同流合污，于是托辞亲老，请为濂溪书院山长。江万里、陈宜中等知道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相继荐居史馆，又除太学博士，他都固辞不就。宋亡之后遂不复出，甘居淡泊，专心著述。尽管如此，他仍然发出象杜甫一样的“我亦每饭不忘”君的呼声，眷怀故国，鄙弃新朝。他的高风亮节，赢得时人及后世的推崇。和他同时的张孟浩赠诗云：“首阳饿夫甘一死，叩马何曾罪辛已。渊明头上漉酒巾，义熙以后为全人。”

　　辰翁尝刻一印章，文曰“三代人物”，这是他以古代高士自许的表现。张孟浩说：“刘辰翁作《宝鼎现》词，时为大德元年，自题曰‘丁酉元夕’，亦义熙旧人（指陶渊明）只书甲子之意，其词……反反复复，字字悲咽，真孤竹、彭泽之流。”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连创作实践，也是如此。

　　辰翁的诗词，绝大部分是感怀时节，悼念故国之作。诗如《苏李泣别图》，颂扬苏武，惋惜李陵：“事已矣，泣何矣？苏武节，李陵诗。噫！”元末人陶宗仪评为“痛快、严峻、抑扬、感伤”，颇能得其旨意。《送李鹤田入浙、赴赵春谷招》诗中，“行人点点过汴宫，空馀艮岳一拳土”二句，表现了诗人极度凄楚的心情。

　　表现民族气节、爱国思想的有《六州歌头．乙亥二月，贾平章似道督师至太平州鲁港，未见敌，鸣锣而溃。后半月闻报，赋比。》全词所写，尽是冷嘲热讽，淋漓痛快，读后令无限愤恨。

　　德佑二年（1276），伯颜率军攻陷临安。景炎二年（1277），辰翁作《永遇乐》，序云：“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又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时临安已沦陷二年，南宋大部分土地相继陷落，只剩广东一隅，看来难以支持下去，大有“江南无路，鹿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之叹，这就是作者所谓比起李清照来“悲苦过之”的地方。

　　宋亡后，辰翁有一首写亡国之痛的《柳梢青》，词云：“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这首词，倾吐了诗人对故都汴京的怀念；对身伏山中，家人离散，处境凄惨的回味；特别是对临安陷后，爱国志士逃往海上，仍奋力抗击，直至殉国的坚贞操持的钦敬之意！

　　辰翁的著作很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批评。他曾先编、批点自汉、唐迄宋代诸大家诗文。《四库全书》著录的有《评点班马异同》、《评点王右丞集》、《评点李长吉诗歌》和《放翁诗选后集》等。一类是文学创作。他的门生王梦应称为“韩欧后，惟先生卓然秦、汉巨笔”。所著《须溪集》原有百卷之多，可是在明代就已很少见到。韩敬选订晚宋诸家之文，“尝以不得辰翁全集为恨”。今传《须溪集》十卷，系乾隆时四库馆臣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又有《须溪四景诗集》四卷。

 

4.徐元杰

 

  《梅野集》——徐元杰

　　徐元杰（1196-1246），字伯仁，号梅野，上饶县八都黄塘人。元杰自幼颖悟，读书过目不忘，为文落笔辄得奇语。师学朱熹。南宋绍定五年进士，累官至大堂寺少卿，兼给事中国子祭酒，擢中书舍人。为官"远声色，节情欲"，"直声闻于朝"。杜范入相，徐元杰上书言事，慷慨陈词，力主排外患，修内政，保境安民。当时朝政汹汹，奸佞用事。淳右六年四月杜范死，六月徐元杰指爪忽裂，暴疾而亡。三学诸生，伏阙请愿，指系奸人毒害，御旨交大理寺审理，事竟不白。著有《梅野集》十二卷，传于世。

 

5.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6.汪应辰

 

　　汪应辰（1118－1176），初名洋，字圣锡。信州玉山（今玉山县）人。南宋官吏、诗人、散文家。

　　绍兴五年（1135），年方十八中状元。授镇东军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当时秦桧主和议，汪应辰上疏嘛张抗金，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不明敌势的危险性，因而违反秦桧意，出通判建州（今福建建瓯）、静江府、广州等。秦桧死后，召为吏部郎官，迁右司，因母老，出知婺州（今浙江金华）。母去世服毕后，除秘书少监，迁权吏部尚书。宋孝宗赵即位后又因事被迫请求调外，于是知福州。不久，升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出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再除吏部尚书，寻兼翰林学士并侍读。又因事不合，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韩玉被旨拣马，路过平江府，因汪应辰没有特别招待他而回京报复汪，密告宋孝宗，说所到之州县，没有象平江府那样乱的地方，于是连遭贬秩，气病卧家不起而卒，谥文定。

　　汪应辰幼为神童，五岁知书，属对应声语惊人，多识奇字。家贫无灯油，拾柴点火读书。从人借书，有过目不忘之能。十岁能诗。宋高宗见他的对词，以为老成之士，直至见才知是刚少年，赐以御诗，并更名为应辰。他好贤乐善，尤笃友爱。少从喻樗、张九成、吕本中、胡安图等人游，又与吕祖谦、张械为友。为朱熹从表叔，常与往来研究学问。他为人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又多革弊事，所以遭到胡迁许多人的侧目，为人所陷。但他接物温逊，遇事特立不回，坚定不移。虽遭秦桧排挤，流落岭峤十七年之久，“蓬蒿满径，一室萧然，饮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却“处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讲学为事”。学者称玉山先生。

　　著有文集五十卷，今传《文定集》二十四卷。《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及明代宏治年间程敏政摘抄本辑出，收于集部别集类。他学问具有渊源，作品有不少巨制鸿篇。他的不少诗作都体现了“好贤乐善，尤笃友爱”的思想品格和个性。如《挽宣扶吴郡王》：“节义家传久，艰难始见忠。一心惟殉国，百战竟平戎。环列周庐肃，管仪道路同。细看麟阁上，谁得似初终？”这一方面歌颂了吴郡王的忠精殉国的品格和战功，另一方面是对那些不能特立不回，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人的辛辣嘲讽，可见诗人品格的一贯性。另一首《分韵送胡丈归健康》也表现了诗人与朋友的至诚至深之情：“先生高卧武夷巅，一旦趋朝岂偶然。报国自期如嗷日，归田曾不待来年。怀铅共笑扬雄老，鞭马今输祖逖先。册府风流久廖落，送行始复有诗篇。”这并非一般迎来送往的应酬之作，而是主客思想共鸣的产物，所以读来给人以真挚诚恳之感。这类作品在诗人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7.欧阳贞

 

　　欧阳贞，字元春，号贫乐，一号石户农。元朝分宜防里人。生于元仁宗廷祜五年（公元１３１８年），殁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１３３８年），享年七十岁。据《袁州府志》、《分宜县志》、《防里十派欧阳氏族谱》的有关记载，似乎不是，而是肺腑之言。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淹贯经史。大些，又外出拜揭奚斯（元朝文学家、史学家，今丰城人）、夏镇（进士，宜春人，文章简古有法，学者多宗之）为师，发愤读书，以后工古文词，做了小官。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正下太乱，便辞官回家。明太祖朱元璋得了天下，政局稳定后，他才出头露面。开始参加江西乡试，中第一名解元。从此又进入仕途，先后做了考城、扶沟主簿。几年后，因年将花甲，便请求回乡。

　　洪城十八年（公元１３８３年）他六十五岁考中了进士，仅仅是取个“学历”而已，重回家乡。他在家乡里干些什么？一是“求老农学锄耨，性拙而力弱，工倍而食鲜，故益贫，虽贫亦未尝以为苦”；二是“喜游遨，每佳山林好风月，同心者邂逅，杯酒从容，即高谈郎咏，旁者无人”；三是在“自坐自行中有会悟”，则废寝忘餐，吟诗著文．（《石户农传》）所著有《周易问辨》三十卷、《史提钩》七十卷。诗文有《余学初集》、《龙江丛稿》、《东斋寓录》、《贫乐集》。

　　“贫乐”自己赞自己，写了篇《贫乐斋自赞》，其词曰：天能贫吾身，而不能贫吾心；吾能乐吾心，而不乐吾身。贫吾身固不乐，乐吾心斯不贫。人皆以身不贫者为乐地，吾独以心不乐者为贫民。噫，乐果何人？贫果何人？这是作者自我解剖人生观，用哲学语言，阐述自己对贫与乐的看法。作者是个甘贫穷的乐观主议者，从贫与乐说到身与心。在他看来，人的身与心（天理良心，善良的心，正确的思想、意识）这两个东西，心更重要。如果维护身子与维护有颗善良的心发生矛盾时，应尽可能维护后者。因此，“天能贫吾身”，天能够使我少吃少穿，身子受到折磨，“而不能贫吾心”，不能我的良心受到损害。乐心与乐身往往发生矛盾，这矛盾一旦发生，那就“吾能乐吾心，而不能乐吾身”。由于这样，我在任何时候都“乐吾心”。因常“乐吾心”，任何时候都感到满足，就任何时候也不感到贫乏了。然而好些人的看法与我不同，“人皆以身不贫者为乐地”，他们认为人生在世，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肥了身子就是快乐，不管花的钱来得正路不正路，即使是妄取苟求，不义之财，良心受到谴责，他们也要这样干，认为能捞到钱的地方就是“乐”地。我却认为这各昧天良肥已而“心不乐者”（要蝇营妄取，贫脏贿赂，食人血汗，人家必然要骂娘，横眉冷对，甚至要同起攻之，心里那得痛快）的行为，不仅无快乐，而且是人世间真正的“贫民”。

　　欧阳贞的父名自强，字秀南，又字南翁。后将住宅改建为意山读书楼，揭奚斯为之书匾额（现匾尚存），并作记，虞集（元朝学者，字伯生、世称邵庵先生，崇仁人）为之赋诗，学者称他为意山先生。

 

8.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9.曾致尧

 

　　曾致尧（950——1007）

　　曾致尧，字正臣，南丰人，北宋散文家，曾巩、曾布祖父，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是北宋以来南丰第一个进士。先后任过符离主簿、梁州录事参军、著作佐郎、两浙和京西转运使；当过寿、泰、泉、苏、扬、鄂等州知州。官至礼部郎中，后改任吏部郎中。

　　致尧为官期间，减免民间苛捐杂税，体察百姓疾苦，所到之处，颇有政声。在寿州当知州离任时，寿州百姓再三挽留，以致几天不能成行，后以单骑带二卒，才悄悄地离开了寿州。

　　致尧性格刚直，敢于揭人之过，谏议大夫魏庠知苏州，所作所为多行不法，别人不敢言，致尧则进行弹劾，魏庠被罢了官，致尧常因奏章言辞激烈，得罪不少权臣，因而屡遭降职或调任。卒后赠谏议大夫、太子太师，封密国公。致尧一生著述甚多，有《仙凫羽翼》30卷、《广中台纪》80卷、《清边前要》30卷、《西陲要纪》10卷、《直言集》10卷、《为臣要纪》3卷，共达176卷（篇）之多。

 

10.曾巩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人。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幼年聪慧，十二岁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气势雄浑，得到欧阳修的赞赏，从此名闻四方。青年时，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诗文往来，并将安石推荐给欧阳修。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后，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翌年，召回京师，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先后在齐、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颇有政声。元丰三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看法不同。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慢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炼，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入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扫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四百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五古《追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后人有曾巩能文不能诗之说，其实不是不公正的。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 金石录》。

　　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

　　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1.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亦号海若，又号清远道人，别号玉茗堂主人。临川人。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

　　从小天资聪颖，刻苦攻读，“于古文词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籍、墨、兵、神经、怪牒诸书”（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他不但爱读“非圣”之书，更广交“气义”之士，通过积极的社会活动，铸就了正直刚强，不肯趋炎附势的品格。青年时代因不肯接受首辅张居正的拉拢，结果两次落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三十三岁，即居正死后次年，始中进士。但他仍不肯趋附新任宰相申时行，故仅能在南京任太常博士。后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又迁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在职期间，与进步的东林党人邹元标、顾宪成等交往甚密。万历十九年（1591），上《论辅臣科臣疏》，历数神宗皇帝在位二十年间，朝政腐败，科场舞弊，弄臣贿赂，言路阻塞等弊端，因而触怒了神宗，被谪迁广东徐闻县典史。一年后，又调任浙江遂昌知县。清廉简朴，体恤民情，修相圃书院及演武堂，下乡劝农，平反冤狱，惩处地方恶霸，深得民心。终因不满朝政腐败，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回临川闲居，寓所号“玉茗堂”，致力戏剧和文学创作活动，终其一生。

　　显祖十三岁即师事泰州学派的哲学家罗汝芳。后来又非常景仰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的李贽，并提出了“情至”说，所谓“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题词》）。以此肯定“情”是生活的客观规律，与封建主义“理”的教义相对立。这种先进的哲学观点，同复杂的政治斗争历程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溶汇在一起，为他的创作活动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

　　显祖在文学思想反对以王世贞为首的拟古派，主张抒写性灵，明确申述：“予曲中有讥托。”他一生写了二千二百多篇诗文，颇多佳作，特别是《感事》、《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等诗作，把矛头直指封建皇帝，其大胆、尖锐，为同代诗作所罕见。

　　他尤其热爱戏曲艺术，收藏元人杂剧达千种，各本佳句，都能口诵。他约在二十八岁（1577）时，始作《紫箫记》，因被时人议为影射“秉国首揆”而辍笔。但他志向未泯，十年后（1587）又改为《紫钗记》。由是一发而不可止，于一五九八年弃官返乡后作《还魂记》（《牡丹亭》）；一六零零年夏作《南柯记》；一六零一年秋作《邯郸记》。这四大传奇均有梦境构想，故并称“临川四梦”。

　　他的剧作，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同时又显示出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代表作《还魂记》，以强烈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无情地挟击了腐朽封建道学的理念束缚，描写了杜丽娘与柳梦梅在梦中相爱，醒后寻梦不得，抑郁而死。其后梦梅掘坟开棺，丽娘复活，深刻地表达了作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思想。丽娘之父杜宝的封建卫道士嘴脸，被揭露无遗。尤其是主人公杜丽娘困于礼教束缚的复杂细腻哀愁和坚定执着的反抗性格，被作者以文彩瑰丽的妙笔，刻划得入木三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数百年来，为人们唱得口角生香。时人谓“《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擅才情则推临川；临川胸罗二酉，笔组七襄，玉茗四科，脍灸词坛。”（沈宠绥《弦索辨讹序》）“《还魂》妙处种种，奇丽动人，称古今绝唱。”（清姚燮《今乐考证》）《柳亭诗话》及《黎潇云语》还记载当时有少女读其剧作“忿惋而死”及杭州女令演“寻梦”时感情激动，卒于舞台，足见其影响之巨，感人之深。

　　《紫钗记》主题思想同样体现着作者的“情至”观念。它通过爱情题材，反映政治斗争，鞭挞了封建权贵卢太尉，歌颂了理想的义侠黄衫客，使剧作具有更深的思想意义，这是同作者在政治活动中的亲身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南柯记》和《邯郸记》，是寓言性的讽世剧。二剧借梦中之景，写现实之事，举凡社会的病态，人情的险诈，官场的黑暗以及知识分子的种种心理活动，均跃然纸上。剧本布上了一层“色即是空”，“浮世芬芬蚁子群”的佛家和道家思想的迷雾，流露出消极的厌世情绪，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和历史的局恨。但从主要倾向来看，仍不失为杰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戏曲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位置。

　　显祖在戏曲批评和表、导演理论上，也有重要建树。他通过大量书札和对董解元的《西厢记》、王玉峰的《焚香记》等等剧作的眉批和总评，发表了对戏剧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所谓“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尺牍《答吕姜山》）。他和以沈景为首的偏重形式格律的吴江派作家进行了顽强的论争。尤其是作为一六零二年前后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不仅记述了弋阴腔的演唱情况，为我国戏曲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而且对表、导演艺术发表了精辟见解，强调演员要体验生活，体验角色，领会曲意，在生活上和艺术上严以律己，以人物的感情去感染观众。他自己勤于艺术实践，“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同临川一带上千名演唱海盐腔的宜黄班艺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实际上成了地方戏曲运动的领袖。他还亲自为演员解释曲意，指导排练，“自踏新词教歌舞”，“自掐檀痕教小伶”。

　　他的作品和戏剧活动，影响深远。师法于他的“临川派”戏剧家，在明代有吴炳、孟称舜等；在清代有李渔、洪升、蒋士铨等。直到今天《四梦》里的许多精采片断还保留在昆剧舞台上。石凌鹤改编的赣剧弋阴腔《还魂记》，还被摄成彩色影片，深受广大观众欢迎。显祖不仅属于中国，也是世界文化伟人之一。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将他和莎士比亚并称，为东西方交相辉映的两颗明星，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在本世纪初，他的创作便不断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去。日本文学家山口大学教授岩成秀夫的《中国戏曲演剧研究》，认为显祖虽比日本大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早一百多年，其成就却远胜于后者。他的剧作、诗文，自明代以来刊本甚多。其戏曲不为精代统治者所重视，《四库全书》只存目诗文《玉茗堂集》二十九卷。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包括他的全部作品的四卷本《汤显祖集》，参照了历代刻本，详加校勘，是迄今较为完善的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二年先后将戏曲和诗文分别从《汤显祖集》中抽出单独出版为《汤显祖戏曲集》（上、下），使之更为广泛传流。

 

12.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北宋诗人，书法家。修水县人。其父黄庶（字亚父）庆历二年（1042）进士，仕不得志，遂刻意于文词，作诗学杜甫，有《伐檀集》传世。舅父李常（字公择）也是一位诗人兼藏书家。使黄庭坚从小生长在文学空气浓厚的书香家庭。

　　黄庭坚自幼聪颖异常，五岁能背诵五经，七岁写过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因此黄庶非常喜爱这个孩子。舅父有时亦来黄家，随便从书架上取书一本查问庭坚，他能对答如流。李常为之惊奇，称他有“一日千里之功。”

　　嘉佑三年（1058年），其父黄庶在康州（今广东省德庆县）任上逝世。由于家境不太富裕，黄庭坚才十五岁，遂跟着舅父李常到淮南游学。嘉佑六年，他在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认识诗人孙觉（字莘老）。孙觉推崇杜甫，认为杜甫的《北征》诗胜过韩愈的《南山》诗。而另一诗人王平甫却认为《南山》诗比《北征》诗好，两人反复争论，都不能说服对方，时值庭坚在座，两位老人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若论工巧，《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范温《潜溪诗眼》）当时庭坚仅十七岁，而他一席之言，使两位前辈心服口服，结束一场争论。从此，孙觉非常赞美这位聪颖少年，后来就把自已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他。

　　嘉佑八年，黄庭坚首次参加省试，当时传说他中了解元，住在一起的考生设宴庆贺。正在饮酒间，忽然有一仆人闯了进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三个人考中了，而他不在其内。席上落第者纷纷散去，而庭坚仍若无其事，自饮其酒，饮罢，又与大家一同看榜，毫无沮丧的神色。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黄庭坚再次参加省试。诗题是《野无遗贤》，主考李洵看到他试卷中的“渭水空藏月，传岩深锁烟”，不禁拍案叫好。说黄庭坚“不特此诗文理冠场，他日有诗名满天下。”就此中了第一名。第二年春天，再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礼部考试，中了三甲进士，登上仕途。初任余干县主簿，后调汝州叶县（今河南省叶县）县尉，途中写了一首《冲雪宿新寨不乐》诗：县北县南河日了，又来新寨解征鞍。山衔斗柄三星没，雪共月明千里寒。小吏有时须束带，故入频问不休官，江南长尽梢云所，归及春风斩竿竿。”抒发开始走向仕途，对小吏生涯郁郁不乐的心情。熙宁五年（1072年），诏举四京学官，庭坚考得优等，被任为北京（今河北省大名县）国子监教授。当时留守北京的大老文彦博很器重他的才学，在他任满之后，又留他再任，一直在北京度过了七年。七年中，他致力于诗歌创作，在艺术技巧上有较大的提高。元丰元年（1078年）庭坚作了二首古风，投书给当时任徐州的太守苏轼，以表示仰慕之意。苏轼读其诗，认为“超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由是诗名大震，两位大诗人也从此结下至死不逾的友谊。

　　神宗即位后，于熙宁三年（1070年），任王安石为宰相，开始　　实行新法。但是，新法一开始就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对。后来新旧两党斗争愈演愈烈，革新和保守的斗争逐渐蜕化成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在这场斗争中，黄庭坚站在旧党一边，他很尊敬司马光和苏轼兄弟。司马光逝世后，他作诗追挽：“毁誉盖棺了，于今名实尊。哀荣有亡命，终始酌民言。蝉冕三公府，深衣独乐园。公元两无累，忧国爱元元。”（《司马文正公挽词四首》之四）但是，他也很尊敬王安石的人品：“然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跋王荆公禅简》）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斗争的旋涡里。

　　元丰三年（1080年），黄庭坚入京改官，被任为吉州太和县（今江西省太和县）知县。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独当一面的地方官。为了了解人民的生活实际情况，他常常深入穷乡僻壤，踏遍了太和县境的崎岖山路，将农民的疾苦，如实上报，减轻农民负担。人称：“治政平易，人民行以安定”。元丰六年，庭坚调任德州平镇（今山东省商河县境内）的监镇压官。此时德州通叛赵挺之属于新党，正在德州推行市易法（由官府管理市场贸易），他认为德平镇小民贫，实行市易法有困难，不同意这样做，与赵挺之公文往来，反复争论，种下了后来遭受贬的祸根。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因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执政，司马光任宰相四月，庭被召入汴京任秘书郎，因司马光的推荐，参加了几个有的校定《资治通监》的工作；十月，被任为神宗实录院检讨官，集贤校理，主持编写《神宗实录》。检讨官。此处据《历代著名文学家列传》）元佑六年书成，擢起居舍人。元佑八年，被任为国史编修官。这年哲宗亲政。九年，改元绍圣，表示要继承神宗在熙宁、元丰年间的政策，并起用新党的蔡京等人。蔡京等虽然打着神宗和王安石的旗号，事实却在排除异已，借此打击一切旧党人员。他们对旧党主修的《神宗实录》大为不满，下令国史院核实《神宗实录》的记载，以“诬毁先帝”、“修实录不实”加罪，于绍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黄庭坚被贬为涪州（今四川省涪陵县）别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安置，左右惨然不安，他却颇能自我解脱，坦然处之，在黔州四年，寓居开元寺摩围阁，仍然诵书写字，沉醉于艺术世界之中。绍圣四年，庭坚的外兄张向任提出举夔州路常，十二月，朝迁以“回避亲嫌”为由，下诏庭坚移到戎州（今四川省宾市东北），在州南的一个僧寺里住下来。为了避免遭受进一步迫害，他自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把寺中的居室叫作“槁木庵”和“死灰 ”。后来在城南另外租了房子，又起名叫“任运堂”，表示自已安分守命，无心世事了，所以在戎州的三年中，生活还算安定。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暂时由太后向氏听政。五月，诏复司马光等三十三人入官。十月，蔡京等人相继被贬出京。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三月，庭坚接到权知舒州的任命。四月，又被召为吏部员外郎。两次上表，说明身有羸疾，请求在太平州（今安徽省当涂县）或无为军（今安徽省无为县）当一个地方官。崇宁元年（1102年）四月接到知太平州任命。六月，到达太平州，接受了知州的职务。不料只过九天，吏部公文就下来了，免去了知州职务。原来，此时徽宗亲政，起用蔡京为相，新党重新握政权，蔡京等人对旧党人物迫害比绍圣年间更加残酷。崇宁二年四月，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九月，又下诏在各地立“元佑奸党碑”，几乎把旧党人物一网打尽。这时，赵挺之已被蔡京荐为副宰相。庭坚地德平镇时曾与赵有过政见上的冲突，因而假公营私报宿怨，暗中指使荆州转动判官陈举从庭坚所写《承天院塔记》中摘取“天下财力屈渴”等语句，诬告庭坚“幸灾谤国”，使庭坚受到“除名羁营宜州”(今广西省宜山县）的严厉处分。崇宁三年三月，庭坚到宜州贬所，初租民房，后迁寺，都被官府刁难。崇宁四年五月，被迫搬到城头破败戍楼里栖身，人不堪其忧，庭坚终日读书赋诗，举酒浩歌，处之泰然。宜州人民敬其旷达高洁，许多人慕名前往求诗求书，向他请教学问，他也尽量满足来访者的要求。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终年六十一岁。大观三年（1109年）春，由苏伯固、蒋伟护柩归葬修水县双井祖坟之西。南宋绍兴初年，高宗中兴，追封直龙图阁士，加太师，谥号文节。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来、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其最重要的成就是诗。诗论标榜杜甫，但是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艺求上讲究修辞造句，追求奇拗硬涩的风格，其诗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但在若干作品中仍表现出倾向旧党的政治态度。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他又能词，兼擅行、草书。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痊鹳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遗作有《山谷集》。自选诗集《严华疏》、《松风阁诗》、《幽兰赋》、《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家乡存有《上冢》、《咏清水岩》、《双井解嘲》、《云岩寺院记》、《王纯中墓志铭》及都昌南山《清隐禅院记》等诗文及《双井》、《钓矶》等磨崖石刻。其居官、流放，抑或家乡客邸，凡足迹所至，有关轶闻、传说、诗联、墨宝、碑刻等珍存无遗。宜山山谷墓及宝华亭、修水县南山崖山谷祠及字，屡遭毁废。建国后，已在南山岩建立了黄山谷纪念馆，并将原有的楼、廊、亭、阁、祠修葺一新。现有，山谷神中中树有黄庭坚纪念头像。九曲回廊中嵌有他的书法碑刻。溪山自在楼里展出其生平事迹和各种版本的著作以及后人研究黄庭坚的文献。黄山谷墓在他出生地双井村之南，为圆顶结构，仍保持宋代古墓风貌，朴素壮观。墓地面积约二里。建国后，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增筑了围墙，新修了古式门楼。

 

13.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多诵古人篇章，为诗文，“下笔出人意表”。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言事，得罪宰相被贬，欧阳修写信斥责司谏高若讷不主持正义，被降知夷陵县。康定元年（1040）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庆历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诰。五年，杜衍、范促淹、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欧阳修上疏为他们分辩，因被贬知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和宋祁等一同编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太子少师。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于家，谥文忠。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促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要使“文”有光辉，“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他的散文深入汪出，既精炼又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悼亡忆旧、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以文为诗”。通俗流畅。古体诗有的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另外一些诗，多是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写出了对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这作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他特别称许梅尧臣“意新语工”之说，正是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但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例如为人们所称道的《踏莎行》，末尾两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又如《朝中措》开头两句：“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

　　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有独到见解，金石学有开辟之功，史学成就尤伟。他的独生子欧阳发等曾作了一个统计，所著将近二十种，仅《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就有十三种。以现行《欧阳文忠公文集》和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的《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较全。

 

14.洪迈

　　洪迈（1123－1202），字景庐，别号野处。饶州鄱阳（今波阳县）人。洪皓第三子。南宋著名文学家。

　　洪皓使金，遭金人扣留，洪迈时年仅七岁，随兄适、遵攻读。他天资聪颖，“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十岁时，随兄适避乱，尝往返于秀（今浙江嘉兴）、饶二州之间。在衢州（今浙江衢县）白沙渡，见败壁间题有二色句，一咏“油污衣”云：“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使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迈读后，爱而识之。可见其自少年时，便性格高洁，不同凡俗。

　　绍兴十五年（1145），洪迈中进士，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因受秦桧排挤，出为福州教授。其时洪皓已自金返国，正出知饶州。洪迈便不赴神州任而至饶州侍奉父母，至绍兴十九年（1149）才赴任。二十八年（1159）归葬父后，召为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吏部员外郎。三十一年，授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三十二年春，金世宗完颜雍遣使议和，洪迈为接伴使，力主“土疆实利不可与”。朝廷欲遣使赴金报聘，迈慨然请行。于是以翰林学名义充贺金国主登位使。至金国燕京，金人要迈行陪臣礼。迈初执不可，既而金锁使馆，自旦及暮，不给饮食，三日乃得见。金大都督怀中提议将迈扣留，因左丞相张浩认为不可，乃遣还。

　　迈回朝后，殿中御史张震弹劾迈“使金辱命”，论罢之。乾道二年（1166），知吉州（今江西吉安），后改知赣州（今江西赣州）。迈到任，重视教育，建学馆，造浮桥，便利人民。后又徙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淳熙十一年（1184）知婺州（今浙江金华）。在婺州大兴水利，共修公私塘堰及湖泊八百三十七所。后孝宗召对，迈建议于淮东抗金边备要地修城池，严屯兵，立游桩，益戍卒，并应补充水军，加强守备，得到孝宗嘉许，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迈入史馆后预修《四朝帝纪》，又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深得孝宗信任。淳熙十三年（1186）拜翰林学士。光宗绍熙元年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二年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

　　迈学识博洽，熟悉典故，一生著述极为繁富。据《四库全书》所有：《野处类稿》二卷、《史记法语》八卷、《经子法语》二十四卷、《南朝史精语》十卷、《夷坚志》四百二十卷、《万首唐人绝句》九十卷。还有《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六卷（现在统称这五集为《容斋随笔》），共一千二百一十九则，收入《四库全书》集部杂家类。这是一部广涉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随笔集，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其中自以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皆钧纂不遗，辨证考核，也颇为精确。作者尤熟于宋代掌故。所载宋代史实，皆极精审。书中考证汉唐以来的历史名实，政治经济制度，亦颇精确。还记叙了杜甫、李白、柳宗元、苏东坡等人的轶事，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也间加评论，颇有见解。后人曾将其中有关论诗和论四六骈文的资料辑录为《容斋诗话》十六卷、《容斋四六丛谈》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