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学家麦金泰尔关于冷战时期（应该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谍报事件之纪实文学，毫无疑问，精彩之至。以至于不得不采用准复述方式呈现，绝佳的剧本题材。 主角是克格勃（KGB）上校奥列格·安东耶维奇·戈尔季耶夫斯基，这是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也是受党组织高度重视的培养对象，可是同时，他还是一名英国情报部门军情六处（MI6，英国陆军情报六处，实际上是“局级单位”）的一名安插在克格勃（KGB）内部的特工。 全书讲述的，即是这名军情六处（MI6）的克格勃上校，如何从克格勃（KGB）家庭成长为一名英国特工，其后又如何在美苏核战争阴云中纵横捭阖，化解冷战中的核战危机，增促两大阵营和解，并顺利脱身的传奇。与一般谍战小说或电影所不同的，就是这里面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人物。 如果光是从谍报工作技巧、情报的价值角度来衡量，奥列格可能是历史上十个杰出的间谍之一，但如果从立足高度、工作格局和眼光的长远度，以及政治能力及政治影响力来衡量，那么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毫无疑问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特工。 他是唯一一个，把本来见不得光的特工和间谍工作，做成了有格局有场面的外交工作的人，硬生生把政治上的对峙和明争暗斗，化解于无形，转变为正常外交，这叫本事。他凭一己之力，把冷战对峙大势之下的两大对立阵营，拉向了和解，与此前乃至之后无事生非、制造对立和战争的情报工作者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做间谍，会愿意不顾家人、朋友和工作而投身一个隐秘世界？为什么有人加入秘密组织之后，又会变节投敌？斯大林时期克格勃的领导者帕威尔·苏多普拉多夫曾说——寻找那些被命运和天性所伤害过的人，那些深受自卑形态困扰，渴望权势但屡遭不利打击的丑陋之人，给他们一些特殊的补偿，让他们感觉加入了一个显赫的组织，会让他们产生归属感，并产生一种能够凌驾于身边那些英俊和成功人士之上的优越感。 克格勃认为间谍活动的基本动力可以简称为MICE（老鼠的复数），M就是Money金钱，I就是Ideology意识形态，C就是Coercion胁迫强制，E是Ego自我价值。有的人纯粹是因为金钱被吸引，有的人确实是受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驱动，有的人受政治压迫或被胁迫，还有的是苏多普拉多夫说的那种，要凸显自我价值的需要。 更多时候，是一种混合体，既有意识形态的引导，也有自我价值的实现，还有金钱权势的吸引。相比其他职业，喜欢这份工作的人，大多还有一种喜欢幻想的特性。 间谍组织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团队组合——这种团队的凝聚力之高，可能没有任何其他团队能够比拟。正因为他们被训练成对一切事物和人都保持警惕和距离的个性，始终生活于一个充满谎言和欺骗的环境中，由是，他们对自己所成长和管理的那个组织有着牢不可破的依赖情感。间谍组织中，每个人对自己的上级管理者，对领自己入门的师傅，都有着一种超越亲情、婚姻、权力的情感联系。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上的对冲。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生于克格勃（KGB）官员家庭，他的父亲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本人就是一名绝对忠诚的克格勃（KGB）官员，负责军队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他的母亲奥尔加则终身保持了非党员的身份，对克格勃（KGB）和党有不同的看法，但始终保持缄默。这一户人家因为父亲的忠诚，一直过着享受特供的优越生活。 当奥列格进入苏联最著名的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大学，开阔眼界，尤其是在著名的“赫鲁晓夫解冻”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他发现了自己亲爱的家庭里一些过去从未注意到的裂纹——忠诚坚定的父亲，从来不愿谈及自己在斯大林清洗运动过程中的工作，对于工作和所接触的人，有这极多的忌讳。他发现父亲坚毅的外表之下，其实是一颗战战兢兢的心，有可能从来也没有向家人坦露过内心。后来，在父亲退休衰老之后，这种畏惧和悔意与日俱增，奥列格发现父亲从来对自己儿子从事的克格勃（KGB）工作不加赞赏，甚至都不予评论。而小心翼翼的母亲，则时常会不经意间流露对父亲工作的恐惧，对政策的不满，总是对着家人开心的母亲，经常会在独自一人时神伤或发呆。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外婆，则偷偷地信奉东正教，并且希望自己的外甥能信仰上帝。  在国际关系大学，他有了一个挚友——来自捷克的斯坦达·卡普兰，两人不仅思想接近——有那么一点点的叛逆，对体制有点质疑，而且爱好也类似。卡普兰毕业之后回捷克进入了捷克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 1961年，奥列格由于成绩优异，又有哥哥瓦西里的介绍，被克格勃（KGB）第一总局的S局（特别培训局）招募成为一名“非法特工”实习生。所谓非法特工，就是没有合法外交身份，用其它身份作为掩护，在他国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母亲奥尔加非常反对儿子的选择，但不好明确阻止，只能是暗自沮丧。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时期  在东德完成了几项入门级实习任务之后，奥列格通过了初步审查，回到莫斯科进入了克格勃（KGB）著名的101学校进行特工技能培训。经过一年多的培训，奥列格系统地掌握了一些特殊技能，他发现自己在伪装和摆脱监视方面有一定的天赋。1963年8月，培训结束后，奥列格被分派到了克格勃（KGB）总部担任文职工作。 这与他的梦想大相径庭——几乎所有加入情报机构的年轻人，都渴望能被分派到异域风情的国外去执行任务，谁愿意behind a desk做文书工作呢？   为了尽快摆脱文职工作，奥列格想到了利用克格勃（KGB）的习惯——只委派已婚的特工出国执行任务，这样可以降低其叛逃的概率——与同事叶连娜迅速结婚。叶连娜也一样，想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得到更好的职位，帮助奥列格晋升的同时，也达成自己的事业。这是典型的克格勃（KGB）式婚姻。 1965年，奥列格终于获得了第一个海外工作——伪装成在丹麦的一个领事工作人员。他非常胜任在丹麦为克格勃（KGB）选择和招募线人、暗探的工作，同时也对哥本哈根那充满西方文化氛围的社会环境感到欣喜。在工作中，他结识了比他早四年参加特工的前驻伦敦特工柳比莫夫，此人是一名优秀的特工，但已被英国情报机构识别并做上了标识，由是只能到丹麦来做一些二线工作了。 在丹麦的工作给奥列格提供了一个庇护所——他可以暂时地从严酷的意识形态控制中走出来，大量地接触包括哲学、音乐、绘画、文学和科学技术在内的，从前在国内无法直接接触到的文化产品，这无形中放大了他大学时期心中的那种质疑和反感。   实际上，在奥列格踏上哥本哈根土地那天起，他就已经被丹麦的情报机构PET注意上了，他们认为奥列格就是一名克格勃（KGB）特工，他的名字第一次上了西方情报机构的名单。PET已经在他和叶连娜的寓所里安装了窃听装置。奥列格本人也是通过细心观察寓所陈设的变动，觉察到了自己已经被监控，只不过装作不知道而已。 丹麦情报机构偷拍的奥列格在苏联使馆门前的照片，这是奥列格第一次在西方情报机构面前的亮相 1968年8月，苏联军队开进了布拉格，对捷克实施了直接控制，布拉格之春运动终止。奥列格大失所望，对自己祖国这种对盟国的直接军事干预行为极其愤怒。得知消息的当晚，他破天荒第一次在自己的寓所中大声诉说了自己的不满（他知道寓所里有丹麦情报机构的窃听器）——后来他承认，这是他第一次向西方情报机构透露自己的态度。 1970年1月，由于克格勃（KGB）当局认为奥列格已经被丹麦情报机构识破身份，就把奥列格召回了莫斯科。此时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正如敝号前年推介的《赫鲁晓夫全传》、《勃列日涅夫时代》中所述，刚刚被赫鲁晓夫开启改革步伐的苏联，又再次关闭了通向未来的大门，回复到了封闭和停滞的状态。奥列格又回到了当初枯燥的文职工作中。 他所不知道的是，他的大学时期的密友卡普兰，就是那个来自捷克，后来又去了捷克情报部门的卡普兰，因为布拉格之春运动被苏联镇压，正式离开了共产主义阵营，投靠了法国情报机构。卡普兰被法国情报机构引荐给了英国军情六处（MI6）一个叫杰弗里·古斯科特的官员。 杰弗里·古斯科特被认为是军情六处（MI6）中，给克格勃（KGB）造成了最大麻烦的特工之一。这也是个出身平民，但天生就喜欢并适合干特工工作的人。他在与卡普兰交谈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卡普兰推荐的一个叫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克格勃文职人员。 古斯科特迅速找来了所有有关奥列格的材料——从他到丹麦后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发现他善于识破和摆脱盯梢，他喜欢西方的音乐和阅读，尤其重要的是，卡普兰提示，奥列格的思想很开放，有较强的独立判断能力。古斯科特立刻发出指令，盯住这个奥列格，一旦他再次从苏联出来，一定要设法与他接触。古斯科特把奥列格命名为：sunbeam，阳光。 如果不出意外，奥列格可能终身都无法以克格勃身份离开苏联了。然而，出意外了——1971年9月，英国政府发动了代号“Foot”的大规模驱逐行动，总计驱逐掉了105名被他们怀疑为克格勃（KGB）特工的苏联人。此举几乎一下子让克格勃（KGB）在西欧的情报网络陷入瘫痪。为此引发了克格勃（KGB）内部的震动，好几个高层由此下台。另外一件意外的事，是奥列格那强悍的哥哥瓦西里居然突然因酗酒导致的肝炎去世，作为克格勃（KGB）功勋人员接受了隆重葬礼。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奥列格的道义优势。 新上任的官员急于重组在欧洲的情报网络，在KGB内部到处搜罗有关人等，主管西欧情报网络建设的KGB官员雅库辛注意到了奥列格，立刻延揽他过来，要求再次把他派往哥本哈根。奥列格为此喜出望外，和他一样高兴的，还有丹麦情报机构和英国的军情六处（MI6），终于等到了这个宝贝能出来的消息。 英国军情六处（MI6）在丹麦的情报站站长是理查德·布罗姆海德，这是一个搞笑的人。他出身贫寒的贵族，有公学教育经历，二战期间在德国战场作战。战后当过战俘营管理员，之后就失业了。在伦敦的破旧公寓里吃洋葱卖画为生，直到朋友照顾他去殖民地塞浦路斯当总督秘书，才在总督花园里认识了英国情报机构的人员，被吸纳进了情报机构。结果他也很适合干这一行，他的专长是锁定疑似克格勃KGB特工人员，然后用各种搞怪的方式去骚扰他们，直到他们崩溃或者被苏联当局召回，他很快就做到了丹麦情报站长。 布罗姆海德成了军情六处（MI6）负责在丹麦接触奥列格的组织者。他的身份是英国大使馆普通官员，在分配了争取奥列格的任务之后，他利用一切官方的各国大使馆之间的正常交流活动，接近奥列格，与之初步形成了点头之交。
在伦敦后方的古斯科特还专门找到了军情六处（MI6）的老特工斯托克斯了解策反技术，这个斯托克斯曾经成功策反过苏联间谍潘科夫斯基，正是这个潘科夫斯基把苏联导弹在古巴的部署情报提供给了军情六处（MI6），才让古巴导弹危机得以及时消除。 1973年11月，军情六处（MI6）让卡普兰作为老朋友主动登门拜访奥列格，并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开始了第一次接触。奥列格非常敏锐地感觉到了卡普兰背后的势力，他也同样保持镇定地接触。这相当于第一次双方释放信号。 第二步是让布罗姆海德再次出现在奥列格面前，布罗姆海德选择在奥列格打羽毛球时站在一旁观看的方式，让奥列格充分意识到，是英国情报机构在向他示意。奥列格所做的也非常得体，他故意邀请布罗姆海德到苏联大使馆附近的餐厅吃午饭，并且请示自己的上级雅库辛，是否可以这样做，让雅库辛认为这是一个策反英国情报人员的机会。 奥列格所做的事，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一方面，他要让英国情报机构认为自己愿意合作，另一方面，他要让克格勃认为自己是在拉拢英国情报人员，还一方面，他要让克格勃不能怀疑自己的能力而认为自己也暴露身份，需要召回莫斯科。 接着，MI6再也没有联系过奥列格。 这是一种办事的艺术——步步紧逼，会让到手的成果飞逝，很多时候需要放一放，再等待下一个顺势，才能真正有所得。布罗姆海德强烈地感到，奥列格可能是在策反自己，所以，不能太过密切推动此事，放一放再说。这一放，就是八个月。 MI6这种处理方式，让奥列格非常满意——他们并没有迅速行动，引发KGB官方的敏感和全幅关注，显得这件事确实不过是一次偶然的试探，而非蓄意盯上了奥列格。因为布罗姆海德又开始与其他几个潜在的合作对象开始接触，分散了KGB的注意力。  完成了初步接触和确认合作的信息之后，MI6就要把奥列格真正的负责人推出来了——MI6专门负责苏俄情报工作的苏格兰人霍金斯。此人与英格兰人布罗姆海德是两副德行——霍金斯的对外身份是大学教授，严肃而拘谨，他在情报工作中也是以谨慎严肃出名。在MI6设计的安全屋（Operational Clandestine Premise）初次见面，霍金斯给了奥列格不好的印象——像审问而不是接纳，像工作而不是朋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真正的情感和真正的关心，一开始都掩藏在拒斥和严肃的外表之下。真正的认可和友情的形成，常常要基于对职业素养和人格修养的认识。 也正是霍金斯展现出来的这种高强的职业素养，以及严肃认真的态度，让奥列格越来越放心英国情报部门对他的重视程度。他以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把KGB总部的一切情形，大到战略布局，情报网络，小到办公室陈设，办公室的勾心斗角，都详尽告知了霍金斯。后者则一丝不苟地整理成文，成为MI6有史以来最为详尽的关于KGB的一手资料。 奥列格这一切行为都瞒过了他的妻子叶连娜，尽管叶连娜也体现出了对东德和捷克的同情，但他确认自己的妻子是一个忠实的克格勃，一旦她知道了自己的丈夫在干什么，会毫不犹豫地告发他。 奥列格与MI6的合作，就这样在暗夜中开展了。在MI6和霍金斯的精心保护和设计之下，奥列格得以能够继续正常开展他的KGB情报网络建设工作，并且获得莫斯科的认可——此时他的KGB上级已经换成了当年的好友柳比莫夫。丹麦的情报机构PET也极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所以奥列格还经常被PET骚扰，因而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掩护。 1977年，一直在伦敦后方控制并关注奥列格的古斯科特终于要出头了，他亲自前往丹麦，接替了霍金斯，成为奥列格的直接负责人——这也意味着奥列格待遇的升级。他们交接信息的方式，从之前的交谈录音，发展为由奥列格从使馆中偷出KGB用于传递指令的微缩胶卷，交给古斯科特用半小时时间进行拷贝，之后再由奥列格带回使馆放回原处。在古斯科特的推荐下，MI6的最高长官欧菲尔德也把奥列格列为自己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奥列格的情报引导之下，MI6于1978年破获了近两年最大的一起KGB间谍案——瑞典情报机关的霍维克案，一个潜伏了近二十年的KGB特工被抓获。这也是KGB近几年来在斯堪的纳维亚区域最大的一次事故。 不久，奥列格居然还发展出了跟苏联驻丹麦人员一个小女生之间的恋情——一个叫莱拉的在世卫组织工作的格鲁吉亚女学生，这下他的双重生活真是丰富多彩了——既有背叛祖国的事情，还有背叛婚姻的事情。他的妻子叶连娜虽然不知道自己丈夫通敌的行为，但女人的直觉让她感到丈夫肯定有了外遇，只不过碍于不能影响工作，她没有跟奥列格闹翻而已。不过两人的婚姻生活也就是一片黯淡了。 古斯科特想到了MI6总部的另一个专门负责拯救行动的专家——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情报官员维罗妮卡·普赖斯。从其年纪和单身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唯工作是图的工作狂。 接到想辙把一个KGB校级官员偷送出苏联的任务后，维罗妮卡尝试了各种形式，连把人打包成外交邮件寄出的方法都想过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苏联实在是太广袤了，任何一条国境线离莫斯科都太远——最近的一条国境线是苏联与芬兰，离莫斯科也仍有12个小时的车程。 整个计划的设计和实施，是一个优秀的管理学案例，我们会在后面真正实施的时候，全面展示一下这个案例。这个计划取名为Pimlico皮姆力科，古斯科特第一次把这个计划告诉奥列格时，奥列格认为完全不可行，因为实在太多不可控因素，不过当时也没办法，只能说但愿用不上这个计划。 到1978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志在丹麦情报站的工作得到了充分认可，持续晋升，马上就要成为KGB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区域的局级二把手了。同时，一方面在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树敌，另一方面则是婚姻问题很严重。他的上司柳比莫夫为此伤透脑筋，不断地向莫科斯解释奥列格的情况，希望对于他的婚姻问题能够网开一面。6月，奥列格又要回莫斯科去述职了。 此时，MI6考虑到他已经做出的业绩，以及回去可能面临的风险，已经提议他现在就可以直接逃到英国，并不赞同他继续潜伏在KGB。不过奥列格仍然有相当的自信，而且期待有更高的位置能够获得更多的机密信息——他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于对体制的恨意而非其他个人利益。所以，MI6只好采用了一个折中办法，在奥列格回到莫斯科之后，MI6不再主动跟他接触，也不再布置任务，采用完全被动的方式，所谓只潜伏，不启用——定期有人在指定地点等待奥列格的信号，如果奥列格有兴趣继续跟军情六处联络，那么奥列格可以发出相应信号。 发信号的方式是这样的：奥列格想要联系MI6在莫斯科的情报站人员时，选择在当月第三个周六上午十一点，提一个西夫伟safe way购物塑料袋，到莫克斯中央商场的钟楼下，呆上二十分钟，就离开。然后，再过上三周，三周后的周六上午再去莫斯科的圣巴西尔教堂，在教堂钟楼的旋梯上，会有MI6的人提着哈罗德购物塑料袋，与他擦肩而过，就在那个时候传递信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