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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这就是英国军情六处（MI6）的厉害之处，他们始终都拥有情报界罕有的自律和自我否定机制，不苛求情报人员不断作出贡献，是时候非常注意保护线人安全。像对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这一个案，他们可以做出不再联络，也不再布置任务，而是听任奥列格自己愿不愿意联络的安排。 奥列格回国之前，所有相关接头信息都藏在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里，带回了苏联。从此时起，一切都是他一个人的决策和行动了。这一去，就是三年多的时间音讯皆无。 回国之后，奥列格与叶连娜离婚，也果然如军情六处MI6预计的，他受到了惩罚，不仅晋升无望，而且也给安排到了文职工作领域。1979年1月，奥列格与回国的情人莱娜结婚。婚后生活非常幸福，莱娜果然是奥列格期待的那种妻子，体贴、周到，两个人很快就有两个女儿。 1979年年初，此前奥列格在丹麦时发现的情报所关联的克格勃（KGB）潜伏特工，被军情六处（MI6）和瑞典情报机构跟打地鼠一样挖了出来。此前介绍过的克格勃（KGB）总部已经退休的，曾经潜伏在英国情报机构中的老特工菲尔比，被KGB总部请出来破案。菲尔比真不是盖的，他很快就得出了克格勃（KGB）内部存在泄密源的结论。 由是，所有曾经在欧洲，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工作过的特工都成了怀疑对象。奥列格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按常理说，这种境况之下，奥列格应该停止一切情报工作，保持低调，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更加投入和积极地投入工作，并且还报了英语学习班，唯恐大家不知道似的。这可能就体现出了奥列格的高明吧，他试图通过积极的工作状态来赢得再次派往国外工作的机会 1980年，克格勃（KGB）内部进行了一轮人事调整，新提拔了一些人任职第三局新岗位。奥列格的老上级柳比莫夫因为个人原因被开除，新提拔出来的人，与奥列格曾经在丹麦同过事，因此又出现了机会。奥列格开始重新被指定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并且因为英文过关了，可以接触到一些相关文件。 时间到了1981年，这名军情六处（MI6）安插在克格勃（KGB）里的“阳光”种子，已经在莫斯科的克格勃（KGB）总部冬眠沉寂了三年。军情六处（MI6）一直按照备用计划定期盯着大使馆对面的面包店，接头人员每周都会提着哈罗德的塑料袋在那等着可能出现的奥列格，但从来也没有等到过。（Pimlico潜逃计划的启动方式：如果奥列格遇到危险要启动潜逃，而又来不及使用之前的传递信息的方式时，可以采用下述方式：周二的下午提一个西夫伟safeway塑料袋，着灰色衣服，到英国大使馆对面的一家面包店门前等待，接头的人会在固定时间提着哈罗德塑料袋，吃着巧克力棒到面包店前查看，一旦发现有提着safeway塑料袋的人，就会去用眼神确认消息，确认的方式是咬一口巧克力棒，具体的细节和过程，我们会在后来执行时详述。safeway和harrodes塑料袋在苏联很少见，易于辨认） 好消息出现在这一年丹麦的PET情报机构一次成功试探——他们通过丹麦驻苏联大使馆召开了一次外交人员聚会，邀请曾经在丹麦担任过外交工作的苏联同志一道参加。果然，奥列格被列进了名单。此前，军情六处（MI6）已经告知丹麦的有关人员可以打听一位“丹麦语说得不错，长得挺帅的一名年轻苏联外交官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志的情况”。 在招待会上，丹麦那位受托的情报人员接触到了奥列格，奥列格居然心知肚明这背后有军情六处（MI6）的意思，轻描淡写地对这名丹麦外交官说了一句“我已经开始学习英语了”。 这句话被传回了军情六处（MI6），对于跟踪奥列格案的官员古斯科特、欧菲尔德和维罗妮卡而言，这无异于一道曙光。 八十年代初已经是校级官员的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有没有发现，长相和气质还有点像罗伯特·德尼罗？如果拍成电影的话，德尼罗是当仁不二的首选。 奥列格的新上级蒂托夫是一名贪得无厌、控制欲极强的人物，此人深谙官场之道，懂得如何逢迎上级并四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奥列格不喜欢这哥们，不过他也知道这样的上级其实是个可资利用的机会。现在蒂托夫遇到了一个麻烦——自从1978年英国政府的“Foot”驱逐行动以来，克格勃（KGB）在英国的情报网络几乎被摧毁掉了，现在却找不到一个既有海外谍报工作经验，又懂英语的人员来顶上这项工作。 奥列格开始影响蒂托夫，不断暗示帝托夫，自己愿意当他的人，也正好是能干这活的人——注意，是影响，而不是直接举荐自己。这里头就是敝号上半年给大家推介的《战国策》中的内容，如何影响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 奥列格的行为表明，一个惹人讨厌的，控制欲很强，贪欲很重的领导，其实是很好利用的领导——只要你肯放下身段和有足够的耐心。最终蒂托夫同意派奥列格去担任苏联驻英国使馆参赞，开展情报工作。 1981年秋天，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志的护照申请消息传到了军情六处（MI6），大家喜出望外。 此时，MI6负责苏联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是史普纳，一位年轻的经验丰富的特工。史普纳在KGB的同级别同行是蒂托夫，但体制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两人的差异——蒂托夫是个钻营官场的政客，而史普纳则是极其专业的情报官员。史普纳立刻把“阳光”小组的人召集了起来，开始应对这一变化。 MI6为了把事情做妥善，还是走了正常程序审核奥列格的签证，22天之后发放了审核通过的签证。然而这还是在KGB内部引起了一定怀疑——苏联外交部的某个官员表达了这个想法，审核通过得太顺利了。所以国内的审核反而要比英国审核时间更长。（此事后来成为奥列格被KGB发现的重要线索之一，很多问题都是此前不起眼的细节埋下的） 奥列格利用这段时间，开始仔细研究和分析KGB在英国的情报网络情况。因为他手头的资料远不够用，KGB有一套严密的分散管理情报信息的制度，所以他必须密切观察同事们的工作，留心一切可能看到的信息，逐步拼凑KGB在英国的整体工作图示。  富特堪称英国二十世纪初一名杰出的政治家，非常坚定的政治立场，雄辩的演说能力，担任过一届就业大臣，后来成了工党党魁。下一届大选将在1983年举行，根据目前的情况，工党赢得选举的可能性较大，那么这名潜伏了二十余年的KGB联系人很有可能就会成为英国首相。  这真是滑稽。 1982年6月，KGB核准了奥列格前往英国担任参赞的申请，奥列格带着妻子莱娜和已经出世的两个女儿，到了伦敦。  CIA组织管理涣散，没有目标，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基层小探员奥德里奇·埃姆斯，既无能力，也无道德，还没有钱，后来索性成了KGB的潜伏者，给CIA情报网络造成了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最可怕的，是此人后来成了向KGB举报奥列格的关键人物，他在CIA的潜伏，也达近十年之久。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家来到伦敦，和几乎所有从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到资本主义国家心脏地带的人的看法一样——伦敦也好，纽约也好，都非常脏乱、狭窄。 KGB在一个国家的情报站，组织构成上，与我们熟悉的当年军统情报站差不多。站长是少将级别的KGB军官，一般就是一个政客；负责收集情报的情报处，以及负责清除敌方间谍的反情报处——相当于行动部门。KGB的伦敦情报站长是古克，也跟在总部奥列格的上级蒂托夫一样，是个思想卑劣、手段残忍、智力平平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及后来苏联的官僚体系效率越来越低的征兆——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到了一些关键岗位上。不过，奥列格非常高兴，越是这样难以相处的人，越好利用。 站里情报处负责人也就是他的直接上级是另一个叫蒂托夫的，也是一个道德品质败坏的人，喜欢看色情杂志。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尼奇坦科，此人是一个技术派，为人也很谨慎刻薄，奥列格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麻烦人物。KGB伦敦情报站恶劣的人际氛围，一方面让奥列格警醒，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些可钻的矛盾缝隙。 1982年7月，奥列格终于与MI6的老朋友古斯科特取得了联系。古斯科特给他安排了全套在伦敦行动的方案，包括平时接头的OCP安全屋，以及紧急避难所和紧急求援电话，并且，安排在莫斯科的Pimlico皮姆力科计划也依然照常执行，即不论奥列格是否在莫斯科，每周都有人去那个面包店门前看看是否有拿着西韦夫塑料袋的男人出现，双保险。同时，此前的“阳光”计划终止，改为“诺克顿”计划（也就是“峨眉峰”换成了“深海”）。 军情六处MI6还要处理好与军情五处（MI5）的关系，因为军情五处（MI5）是英国情报机构的反情报机构，即专门抓间谍的机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军情五处（MI5）很有可能会监视奥列格并限制他的行动。但也不能不让军情五处监视奥列格，因为英国方面的监视行为本身也可以为奥列格提供一种掩护。 所以还得与军情五处（MI5）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让他们监视，但不让他们干预。这种协作本身在英国情报机构史上也是一次突破，两个完全反方向工作，且一直都有嫌隙的机构，需要在一个间谍身上开展若即若离的合作。军情五处MI5的负责人是伊莉莎·曼宁海姆，也是个单身工作狂女性，曼宁海姆和军情六处MI6的维罗妮卡这两个大姐，后来成了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大的保护人和后盾。 军情5处MI5的负责人曼宁海姆。很难想象，军情5处这样一个可怕的行动组织，负责人是一位女士。而恰恰就是这位大姐，在掩护奥列格和确保他后来出逃苏联起了最关键的支持作用。 奥列格把他在莫斯科总部的研究成果和了解到的重大信息，一一复述给了古斯科特。在这期间，他展现出了极为少见的记忆力——记住一件事其实并不难，关键是完全客观，不添加主观地复述出来，这需要严格的训练和天赋。这一点让同样是工作狂的维罗妮卡极为钦佩。这让MI6省了巨量的工作，因为他复述的情报简洁清晰，细节完整，极为精准，能够主动分清有价值的情报和噪音。——情报学。 奥列格的这个叙述持续了整整三个月。这是英国情报史上第一次，从一个特工身上，获取了一个国家情报机构的总体图谱，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他的情报让英国情报机构及时对自己已经开展了多年的内部清洗运动进行了反思和约束，减少了不必要的内耗。也让英国政府意识到，过去那个令他们胆战心惊的对手，现在因为官僚主义的增长，已经虚弱不堪。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致命的停滞和臃肿，已经废掉了曾经强大的KGB。 当年9月，古斯科特把自己的上级史普纳介绍给了奥列格。这两个专业程度极高的人见面就相互喜欢上了对方——这也体现了英国情报机构的强悍，精挑细选相关人选，以确保合作顺畅。 奥列格和史普纳对对方的印象都是：诚实靠谱。有意思吧。 奥列格提供情报，这还只是MI6“诺克顿”计划的一小部分，接下来更大量的工作，是诺克顿小组的人们，对奥列格的情报进行分析、分解、打包、伪装、分发的过程。哪些情报对哪些部门或行业有用，应当用什么方式推送给相关部门，如何掩盖这个情报的来源等等，这又是一个系统工程。这种高效、专业和细致的工作，CIA还要学上十年才能掌握。 对于奥列格爆料的有关工党党魁、预计的下任首相热门人选迈克尔·富特的情报，让军情六处震惊，不过震惊之余，他们选择了保密，并把此事移交给了负责反间谍的MI5。而MI5的负责人曼宁海姆大姐得到这个消息后，也显示出了令人惊讶的冷静，他们把情况列为绝密，并通知了主管自己的内阁秘书长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  这个决策过程，体现出了议会民主体制稳定的根本——各专业部门的自主性，可以自主选择政治中立，体制是有保障的，而不是纯粹服从上级。在一些关键时刻，政府专业部门可以提供相当重要的弹性和缓冲。 你完全可以想见，如果当时MI5或MI6把这一情报告知了撒切尔首相及其团队，会在英国政坛引发怎样的地震，多少人将被牵连，多少家庭会被摧毁。 英国情报机构的主管，内阁秘书长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当年正是此人的冷静与理智，把工党党魁富特与KGB有联络的事项隐瞒不报，确保了1983年英国大选稳定进行。也是此人，在是否要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拯救后来身陷危局的奥列格这个问题上，给了关键的支持。 1981年5月，时任克格勃KGB主席的安德罗波夫，也就是后来继任勃列日涅夫任总统的领导人，召开了高层秘密会议，决定启动RYAN计划——即以美国即将启动对苏联核打击为预判的，核打击先发制人计划。  产生这种误判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就是美国总统里根执行的不妥协对抗态度，真正把苏联当作对手来对待，虽然并没有实质性的军事行动，但这着实让苏联当局紧张到了痉挛的地步——从战略角度上讲，里根的策略非常成功——我只是看着你捏紧了拳头，然后让肥胖到有心血管疾病的你过度紧张以致发生心梗。这是美国常用的策略——他们从来不主动出击，而是各种假动作，挑衅，等你先犯错。 KGB主席已经定调——积极准备一场核战争，那么KGB的情报人员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按照领导说的，去找符合领导判断的证据。这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按照已经形成的偏见去找证据，那能找不到吗？ 历史上这种拿着锤子找钉子的找证据造成误判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希特勒相信盟军会在加莱登陆，因此德国的情报部门就按照领袖的意志去找证据，确证了他的判断，造成了重大失误；后世的乔治·布什必须要找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CIA也就找出了大量的相关证据，占领伊拉克以后翻个底朝天也没找出来这武器在哪。  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真的相信吗？乔治·布什真的相信吗？当然不是真的。大家最终的目的都是政治导向的，勃列日涅夫要稳定国内越来越难以压制的怨愤和矛盾，安德罗波夫要为自己接班铺平道路，布什要为他的石油霸权打击中东任何一个敢于挑战他的刺头，找个理由打起来，就这么简单。 用这个思路，联想一下，当前很多事情的脉络会更加清晰。  就在苏联全国上下通过“关起门来的理性”分析，确认西方国家正在筹划核战争的同时，身处西方国家的包括奥列格在内的很多KGB情报员，乃至外交工作人员，却非常清楚，从英美的政治体制、宗教传统和历史传承来看，上下一致地发动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苏联领导人和KGB的这种误判和制造出来的真实的紧张感，从政治上来看，是很有可能给美国当局也造成误判的——里根总统本就持有对苏联强硬的态度。因此，MI6和奥列格本人都认为，必须把RYAN计划的错乱和无知，以及苏联高层的误判情况，告知美国当局，让美国政府对于苏联下一步可能发生的各种挑衅或者防备行为，有所准备和理解。
于是，英美情报部门开始了一场自二战后，最重要的，面向和平的情报共享行动。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共享，让MI6对奥列格精心的保护网出现了纰漏——还记得上面提到过的CIA里那个郁郁不得志的小探员奥德里奇·埃姆斯吗？他后来非常努力地成为了KGB的关键线人，向KGB提供了完整的CIA在苏联情报人员名单，并把MI6很有可能在KGB高层安插了间谍的情况，告知了KGB。 1982年的奥列格，正孜孜不倦地把自己政府的愚蠢、低效这些国家机密，透露给MI6。他与情报站里的三个领导关系都不大好——从价值观发生改变之后，他已经无法融入到真正的MI6官僚体系中去，不论是聚会，还是工作，他都显得有点特别。这肯定并非他有意为之，而是所谓“知行合一”的体现。 他的同事中一些比较敏感的人，或多或少都察觉到了他不同寻常的拘谨和紧张，甚至有的人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奥列格这种言行，导致他在情报站也好，大使馆也好，人际关系都不太好。连他的直接上级都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工作本身没有显著进展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他的人际关系。 当然，我个人感觉，这是否奥列格故意为之，想反过来刺激MI6，要为他准备退路。 MI6意识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奥列格被召回莫斯科不再出来是迟早的事，所以，有必要主动出击，帮奥列格提升一下工作业绩，除掉对他不满的人，或者说，他在内部晋升通道上的挡路人。 很快，如何帮助奥列格建立良好人际氛围，尽快得到晋升，成为一个专门的课题，MI6设立了专门工作组负责此事——负责人是马丁·肖福德——你可见英国情报机构的精细和专业程度。肖福德的工作非常重要，他充分利用苏联对国内的信息管控，国内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大量收集一些看似有价值实际毫无用处的信息，形成专门的情报分析报告，交给奥列格，让奥列格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工作成果上交，展现出他收集整理情报信息的能力。——苏联对信息的管控，一方面愚弄了老百姓，另一方面其实也愚弄了自己的官僚体系。 肖福德们甚至还给奥列格提供了一些线人，作为印证他情报来源的证明人。当然，这些线人其实也都是MI5的特工。 果然，这种举措效果立竿见影，由于提升了业绩，引发总部对伦敦情报站的重视和嘉奖，情报站的三位领导也改变了对奥列格的态度。紧接着，MI6随便做了个借口，让英国政府下达了对奥列格的直接上级——情报处负责人蒂托夫的驱逐令，就这样除掉了奥列格晋升通道上的挡路者，奥列格当仁不让地晋升中校，成了情报站的情报处长。 从这里开始，奥列格在伦敦情报站的活动，与咱的《潜伏》情节有些类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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