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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研究乾隆一朝的本子，他的历史散文还不错。乾隆一朝算是明清两朝五百余年内的盛世之最高峰，当然也是整个民族衰败的开始。 实在不想说乾隆本人。估计两千年多年408个皇帝里，没有谁比他命好——幼年即福分已定，有个勤劳攒钱的老父，顺顺利利继位，天下太平地安心当60年皇帝，还能父慈子孝地当3年太上皇，享尽人间富贵。 有趣的是，与一般正史将衰败归因于朝政不同，张宏杰论点引入了一个一直以来在学界受到默默关注的观点——人口。中国的人口正是在乾隆一朝，从一亿直接增长到了三亿，这正是太平盛世的明证。期间，玉米和土豆的引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决定了举国之力也难以真正实现三亿人的温饱。 所以，当马戛尔尼一行访问中国时，他们沿途看到的是普遍的贫困和饥饿，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街市依旧繁荣，人才依然济济，且看上去国力依旧鼎盛。 马戛尔尼勋爵，应该算西欧人首次与中国人接触，作为来自蒸蒸日上国度的代表，短短的几个月，一眼就看穿了盛世下的疾患 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看似简单，实际却是根植于中国的治理方式。 马戛尔尼们看得非常透彻清楚，以一小撮鞑靼人，统治三亿人口，以及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高度集权的专制是必要的，但同时，对于这个民族，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却是致命的——首先，必须实现思想上的专制统一，这样必然压制社会基层的创新，其次，在集权的基础上，必须拥有强大的执行力，这样必然导致官僚体系整体上失去责任感、荣誉感，只有被动执行，只有私利横行。 如此庞大的人口，私利横行的官僚体系，导致人均用地面积减少，从而饥荒成为常态，饥荒导致人口流动，产生聚众，导致社会不稳定，各类民间教派和起义事件层出不穷。 政府和官僚体系的整体腐败，根源于高度集权帝制，对于官僚体系的高压。本来官僚体制与帝制可以形成平衡关系，但由于雍正和乾隆两朝对于官员的管制，大兴文字狱造成的知识阶层集体静默，旧有的良知和道德体系崩塌，使得官僚体系变得高度顺从集权，同时也只剩下了私利私欲。 最吸引我的细节在于，虽然马戛尔尼一行的回忆录和记叙，描绘出了盛世下的贫困，但他们无不对当时乾隆治下的官员素质表示钦佩。马戛尔尼自己的回忆录中，对那些部级以上的高官，有着非常详细的描述，说那些官员的个人素质之高，哪怕是英国最具风度的绅士也难以比肩。 尤其是他对和珅的印象极为深刻，说和珅长身玉立，潇洒自如，思路极其敏捷清晰，可以在一席饭间连续处理十余件大事，谈起国家各层级状况也是如数家珍。和珅的才干也是不世出的，影视剧里的纪晓岚、刘墉一类人，插科打诨，陪领袖论论文学和风月可以，要到总领百官、处理兵事、外交这类大事，就没法与和珅比了。说起文化素养，即便是纪晓岚总编的四库全书，如果没有和珅的组织才干支持，也不可能得以达成；另外如果没有和珅的欣赏和吹捧炒作，也不会有今天的红楼梦。 眉如翠羽，鼻若悬胆，长身玉立。估计近五百年，也就张居正能有这样的一表人才了。 也就是说，即便拥有这样高素质的官员团队，也无法担起庞大的人口压力和体制固有的弱点所造成的崩塌之势。 值得玩味的是乾隆本人的治理方略。应该说，到了乾隆这一代，在治国策略上，已博取众家之长，又经历了前两代英主的实践，从康熙的宽松为本，到雍正的严酷，乾隆都有切身的体会和经验。所以乾隆本人的精明独到之处，就是他宽严相济的策略。 从执政初期的宽松，到中期的严酷，再到中后期的宽松，且在每个阶段也能做到宽严自如，让官员们摸不到规律。他毕竟接受了最高深的帝王之术教育，人也算聪明，弄清楚了中央集权统治史，就是皇帝与官员之间相互玩弄对方的历史，皇帝最重要的功能，其实不是和稀泥搞平衡，而是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搞折腾——只有臣属互斗，皇帝才能稳。 治国方略方面，乾隆也一样精心设计。总的来说，一手抓吏治，也就是俗话说的反贪，对官员群体施加高压；一手抓文化，也就是俗话说的文字狱，对知识群体施加高压。两手都硬。 对官员群体高压，这是顺民意之举，但同时，乾隆对于民告官，知识分子议政，极其反感。所以，在让贪腐官员遭到惩处的同时，老百姓则要付出“闭嘴”的代价。这一套手法，后世模仿者委实不少——以惩治贪官为诱惑，让老百姓交出自由。这样反过来看，也就发现，在特定制度之下，贪官不是副产品，而是一种必须。 清代的刑罚也是有名的残酷。 当然，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人口压力，这样的发展需求，都集中到了乾隆一个人身上，他英明神武，尚能稍稍扛一扛，一旦继任者缺乏相应素质，整个政府和体制的崩塌，就不可阻挡了。 记得在校念书期间，读过美国史学家韩书瑞写的《山东叛乱》，研究对象是1744年发生在山东的王伦叛乱——正好在乾隆鼎盛期。 王伦叛乱是一次邪教起义，规模也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什么韩书瑞要研究呢？因为这次起义，发生在所谓四海升平的盛世，用现在的话来说，发生这样的事端极不和谐。起义领袖王伦家境富裕，起义前后山东省以及寿张地区也都风调雨顺，当时政府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失道表现，乾隆对社会的控制力刚好到达顶峰。然后平地冒出来这么一个叛乱。因此，在清史中，这一笔虽然本身不重，影响却极大，为啥？ 从韩书瑞的宏观视角来看，盛世孕育着衰败的开始，而一个社会衰败解体的先兆之一就是邪教倡行——在起义之前，白莲教、弥勒教、八卦教等信仰，在北方民众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小高潮。韩书瑞的重点是从思想本身切入，认为观念有穿透历史时期的力量。 从张宏杰的视角来看，这样一种小高潮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表面升平，系统腐败，内里高压，由盛而衰的结果。民间信仰和宗教，往往是王朝政治解体的开始，以及必然伴随的现象。从王伦之后，清代各种打着民间信仰的宗教式起义就没有真正平息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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