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上）

任何一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它的时代，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倾向，有力地影响了现实生活，而且也都表现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创造力和冲破传统的革新精神，使本民族的、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文学艺术创作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杰出地位的文学巨著。它不仅极为深广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封建的经济、政治、宗法制度，乃至整个上层建筑的腐朽、不合理，在它以后近二百年来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巨的影响，直到今天也还有着不容忽视的思想意义，而且有着高度的艺术成就，达到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展的最高峰，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有着突出的划时代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这样估价《红楼梦》的历史地位，他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这无疑是极高的赞许，然而绝非过誉，这是鲁迅先生在考察了中国小说发展的全部历史之后所得出的极精确的结论。对此，《红楼梦》是当之无愧的。

    　　　    　一

    曹雪芹是一位自觉的艺术革新家。他从创作一开始，就“立志打破历来小说的窠臼”。在《红楼梦》第一回里，他就勇敢的提出了他的创作原则。他写道：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总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也。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臣，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环婢问口即'者也之乎’，非理即文，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句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

    在今天，曹雪芹所表达的这种思想，固然已完全不足为奇了，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在曹雪芹的那个时代里，却是崭新的，在其不十分成熟、精确的见解里，已经孕育了十分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论，并且有着现实的战斗意义。我之所以要援引这一大段别人已经援引过许多次的话，就是由于已前我们对这一段话的意义并未予以充分的阐释和估价。

    要充分了解它的意义，就必须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传统和曹雪芹那个时代的文学状况，至少是小说创作的一般倾向。

    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的产生虽然并不太晚，六朝时期的志怪与志人的简短故事，已初具小说的性质，到了唐人写传奇，则是有意识地作小说了，并且叙述宛转，注意描摹人物的动态，“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可是，在唐以前，小说却远不象诗歌、散文那样繁荣，成就也远不如它们大。宋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发展，小说方才慢慢地进入了它的旺季。《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出现，使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诗歌、散文已经失去了它们过去那种雄据文坛的优势，而不得不让位于后来居上的小说。

    《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它在极广阔的幅度上，真实、深刻而合乎规律地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全部历史过程，塑造了一群各具特色的英雄形象，其中还有不少的真实生动、描写深细的生活画面。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标志着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在《水浒传》之后不短的一个时期内，虽然作品甚多，其中也不乏个别优秀之作，如《西游记》、《三言》中的若干篇章等，但是，《水浒传》所已经达到的艺术高度，它所发展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后期和清前期所产生的许多小说，除个别优秀作品外，多数都有着性质不同、程度不同的缺陷，表现了几种不良的创作倾向。大多数作品都程度不同的带有封建说法的意味，在叙述故事、褒贬人物上，表现了浓淡不同的封建道德观念，有的甚而旨在褒忠褒孝，倡导忠孝节义。有不少讲史性的演义小说，既缺乏深刻的思想意义，又无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对它们的评语是：“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才子佳人悲观离合的故事，也泛滥一时。尽管作者挖空心思地臆造，然而结果仍然是“千部共出一套”。它们既不会有新的内容，也不会在艺术上有新的创造。鲁迅先生曾这样讲到它们：“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完婚，……那些书的文章也没有一部好。”还有，由《金瓶梅》所开始的人们习惯称之为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也程度不同地表现在长篇或短篇的小说中。那些作品，为了迎合封建地主、富商大贾和小市民的庸俗趣味，一味地描写社会生活中的最龌龊、最庸俗无聊的现象，丧失了文学应有的艺术品质。不冲破文学创作中的这种种虚伪、平庸、庸俗的倾向，不打破由它们所形成的那种乌烟瘴气的局面，小说艺术便不能发展，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便不能发展。

    自然，在曹雪芹之前或同时，几个优秀的小说作家，如陈忱、蒲松龄、吴敬梓等人，都以严肃创作态度，创作出了有意义、有价值的优秀作品，与那些封建教诲主义、公式化、自然主义的作品，迥然不同，他们的艺术成就是不容忽视、贬低的，然而，他们似乎缺少一种自觉地大胆否定笼罩着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的种种虚伪、平庸、庸俗的创作倾向的战斗精神，他们在艺术创作实践中也缺少勇于打破旧的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艺术革新精神，因而，他们的作品还程度不同地带着因袭旧形式、旧材料、旧写法的地方。

    曹雪芹在上面那一段话中，大胆地否定了充斥于当时社会中的种种虚伪、低劣、庸俗的作品，和它们所体现的封建教诲主义、公式化、自然主义等不良的创作倾向。这表明，曹雪芹不仅要以自己的作品满足现实生活的要求，向同时代的人，乃至后代的读者，传播他从现实生活中所体验到生活的真理，而且也要用自己的创作，改变当时的文学创作倾向，打破小说艺术创作的平庸、拙劣、停滞的局面，促进文学的发展。

    曹雪芹自己提出来的创作原则是什么呢？上面那一段话，虽然并不很完善充分，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所包含的思想是多么正确！他认为他所写的“半生亲睹亲闻”、亲身经历、体验的生活，强似假借汉唐年纪的野史，也强似写“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更强似那“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这实际上就是把现实生活看成创作的源泉，主张作家要从现实生活中撷取题材，而反对脱离现实的虚伪说教和因袭旧套，只有如此，作品才能“新奇别致”。他主张写实，并不是自然主义地记录式的写实，而是“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他认为，文学再现现实生活，不能“失其真”，不能“不近情理”，人物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必须“追踪蹑迹”，不能“稍加穿凿”，这也就是反对创作上的主观臆造，主张尊重现实生活本身的内在规律。这些意见，虽然简单，但无疑是现实主义的创作论。《红楼梦》的创作，就是建筑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

    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位自觉地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为己任的小说作家。

    　　　　二

    元明之际出现的《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两部长篇小说。它们在艺术上都有着很高的成就。尽管这两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成书的途径不完全相同，然而它们都与它们之前的民间文艺作品有着血肉联系。在成书之前，人民群众中早就流传着一些三国和梁山英雄们的故事，民间文艺作家也曾将它们编成话本和戏剧。作家罗贯中和施耐庵是在丰富的民间故事、话本和戏剧的基础上，创造出这两部优秀作品来的。我们自然不应贬低罗贯中和施耐庵在文学史上的业绩，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多的三国和梁山英雄们的故事，以及以此而编成的许多话本、戏剧，完全白手起家，单凭个人的艺术创造，他们是不可能创造出如此优秀的长篇小说来的。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同时或稍后的许多演义小说，也大都与宋元时期的平话有题材的继承关系，情况类似。直至明嘉靖时期出现的《西游记》，根据近来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看，吴承恩也还是依据着一部故事情节很接近的《西游记平话》创造出来的。可以这样说，直到明中叶，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作家个人独创的长篇小说。

    明万历年间出现的《金瓶梅》，情况有所不同。它基本上是由化名为兰陵笑笑生的作者创作出来的。然而，他还是借用了《水浒传》的一段情节——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作为自己的小说的全部情节的基础，而自己的任务是在这个现成的骨架中去充实、丰富小说的内容。同时，在小说中也还因袭了《水浒传》和明代话本小说中的若干材料，如第八十四回写吴月娘在清风寨的遭遇，就与《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写的刘高的妻子的遭遇，几乎完全相同；第九十八回写“韩爱姐翠馆遇情郎”，就是由《古今小说》中的《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前半部分改制而成的。明清之际出的《水浒后传》和《西游补》，情况与此类似。这说明，明末清初所产生的长篇小说，虽然主要是作家个人的创作，但都还有所依附，乃至有因袭旧材料的成分。

    到了清中叶，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就又不同了。他不再使自己的作品有所依附，基本上是从自己周围的生活中撷取素材，进行创作的。他自己，他的朋友，他所接触过的人物，都经过改造进入了他的小说中去。所以，鲁迅先生说：“《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瘦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这显示了小说创作方向的改变，也表明了小说作家把握现实、反映现实的能力有了提高。但是，吴敬梓做得还不彻底，他在创作中也还从前人写的文字中借用了一些材料，来弥补生活素材的不足，例如第十二回写张铁臂虚设人头会，就取材于唐代冯翊的《桂苑丛谈》；第三十八回写郭孝子深山遇虎，就取材于张鷟的《朝野佥载》，等等。自然，吴敬梓袭用这些文字材料，已不同于《金瓶梅》那样的大段移植，而是有更多的加工、创造，写进《儒林外史》中去的情节，与原材料就不完全相同了。但是，面对着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却不能够充分地使用，还要向以前的文字材料中索取创作的素材，毕竟是创作中的一个缺陷。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完全不同了。他完全拒绝袭用前人已经付诸文字的材料，更不说那些人们已经熟悉了的材料了。他完全面向着现实人生，以现实生活为创作的唯一源泉，并且以他自己所经历过、体验过的生活，作为创作的对象，他要忠实地描绘他所“亲睹亲闻”的生活的图画，绝不允许其中杂有假借、因袭的成分。他笔下的每个人物，乃至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从生活的土壤中提炼出来而用艺术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因此，《红楼梦》不仅表现了许多它以前的作品中所从未表现过的问题，描写了许多它以前的作品中从未描写过的生活，创造了许多它以前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人物形象，而且，即使它以前的作品中曾表现过的问题，曾描写过的类似的生活，曾出现过的同性质的人物，在它里面也是迥然有别的，有着崭新的意义。过去的文学研究者们醉心于考证作品的本事和出处，但谁也没有发现《红楼梦》中有一个人物、一个细节是来源于前人的书籍中的。

    以上，我们沿着由《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到《红楼梦》的发展路线，极简略地考察了这几部长篇小说的成书情况，作家个人的艺术劳动在小说创作的地位和意义，作家取材情况的变化。显然可以看出，作家把握现实，艺术地再现现实的本领，小说艺术创作的能力，作家的创造性，是逐步发展、提高的。我们绝非有意贬低那些在民间文艺作品的基础上写成功的优秀作品，也不是一概反对作家在创作中使用任何的文字材料，而是要从这几部长篇小说创作情况的变化中，看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别于它以前的、乃至同时期的几部长篇小说创作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创作上面所体现的新的性质和它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意义。《红楼梦》这个巨大的艺术建筑，不仅是完全出自一个作家的创造，和那些“由千千万万的人的手和脑造成的”不同，而且是完全用现实生活的材料造成的，和那些利用现成的骨架或若干旧材料造成的也不同。这固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曹雪芹个人的艺术才能，如果没有它以前的那许多小说，没有历代作家所不断积累起来的创作经验和技巧，《红楼梦》便不会出现，至少不会写成这个样子，但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曹雪芹毕竟又突破了旧传统的负荷，超越了前人，将中国的小说艺术的创作领进了一个新的境界。

    　　　　三

    文学艺术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是曲折迂回的。中国的长篇小说，由《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到《红楼梦》，也是经历了一段错综复杂、曲折迂回的道路。《红楼梦》虽然也丧失了某些优良的艺术素质，例如，它缺少《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中所包含着的那种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反抗斗争的精神，但是，它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广度上，超越了它以前的所有的作品。它以前的那些小说，所反映的大都是现实生活的某个侧面，或者即使描写了比较广阔的生活，但也没有使它所触及的一切生活都得真实、深刻和本质的反映。《红楼梦》虽然集中地描写了一个贵族家庭的生活，但却剖析了封建社会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重要的方面，剖析了各种各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剖析了为数众多的具有程度不同的典型意义的人物的灵魂。虽然，象有人所指责的那样，它没有正面地表现封建社会的最根本的矛盾和斗争——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矛盾和斗争，这也许就是它的缺点之一，但是，它毕竟是空前广阔而深刻地绘制了一幅长长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的图卷，程度不同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法、科举等制度的不合理。人们称它为“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理由也就在这里。《红楼梦》发展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的路线，并达到了一个几乎难以超越的高峰。

    《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原因之一就是，它在题材上完全面向现实人生，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但却能够予以本质的、深刻的表现，“从生活底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来。

    《三国志演义》写的是帝王将相们兴亡图霸的故事。它虽然是一部以真实的历史内容为基础的小说，但由于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的滋养，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历史事实。它里面的人物，多是具有独特的禀赋、独到的品质、超人的智慧和本领的英雄。它里面有许多事件，如“张翼德大闹长板桥”，“用奇计孔明借箭”，“空城计”等，都超越了现实生活的可能性。平凡的人物，普通的生活琐事，在它里面是无容身之处的。它是英雄的史诗，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图画。

    《水浒传》虽然也是一部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主要的人物也仍然是一些有超人的才智、本领的英雄，但在他们旁边却活动着许多平凡的小人物，象贪贿说风情的王婆；为使自己的女儿和宋江和好，以保住饭碗，而醉打唐牛儿的阎婆；以及那个既不得罪西门庆，又给自己留后路，以免受武松的杀戮的何九叔，都成了作者精心描写的对象。显然，文学更加面向现实人生。

    文学创作的这种趋向，在神话性质的小说《西游记》中，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了发展。在它那神话幻想的形式、神奇的情节中，却包孕了那么丰富的现实生活的内容，那么浓厚的生活气氛，不仅有着一些平常无奇，乃至琐屑的生活的描写，就连高高在上的神佛也都有着世俗人的情趣、欲好。

    《金瓶梅》在题材的转化这一点上，有着开创的意义。它不再是王侯将相的兴王图霸的故事，也不再是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而是取材于一般的市井生活，写的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而庸俗的事件。但是，它却走向了一个极端，象以前的小说那样只写超人的英雄和不平凡的事件，固然不能深入生活，复制精确的客观生活的图画，但只醉心于描写生活中最平凡、庸俗，乃至最阴暗、龌龊的东西，不剔除生活中的一切偶然性、没有任何意义的表面现象，不能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生活的真理，就不仅不能忠实地反映生活，而且只能是对生活的歪曲。

    《红楼梦》一方面沿着面向现实人生，以生活原来的样子再现生活的道路前进，但另一方面，又否定了《金瓶梅》的那种只求平凡、庸俗，完全为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聊而又龌龊的表现现象所充塞的困境、缺陷。它们描写的，不过是贾府“上上下下”，“竟如乱麻一般”的生活琐事，至多少是些婚丧嫁娶，或者年节生日的盛况，表面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平淡无奇，平凡琐碎，然而，就在这里面包含了多少令人深思的问题：从这些事件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贵族生活的奢侈豪华，腐朽淫乱，而且透视到了它们下面隐秘的东西。例如，焦大谩骂主子而被拖到马圈里去，嘴里被塞满了土和马粪，寥寥数笔，事情既简单又平凡，但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这儿，读者看到了一个忠实的奴才的悲剧，看到了一个真理：无限忠心，拚着性命救过主子，也不能填平他和主子之间的鸿沟。再如刘老老进大观园，为了获得一点钱财，解决家庭生活的困苦，竟在富人们面前心甘情愿地出尽丑态，这也是阶级社会里屡见不鲜的事情，但是，只有《红楼梦》才揭示了这类事情的实质：它们是贫富悬殊所造的现象；贫富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不平衡，而且意味着人格上的不平等。赵姨娘利用马道婆的巫术陷害贾宝玉和王熙凤，看来似乎嫌阴暗，而且失实，象这类的事情似乎只应该出于那些平庸的作家笔下，但是，这类的事情在《红楼梦》中获得了深刻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是写赵姨娘的可恶，而更重要的是揭露封建宗法制度下嫡庶关系的不合理。《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不追求描写惊人的大事件，也不追求描写尖锐紧张的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而以生活本身的朴素的样子，忠实地复制生活的图画，在朴素、平凡的情节里，来揭示生活的真理，揭露支配着现实生活的各种制度、关系的实质。

    《红楼梦》的这种艺术特色，即从日常生活的深处，揭示现实社会的本质意义，外表朴素而平凡，实质上却深刻而有力，实际上早已孕育在《水浒传》中了。《水浒传》第二十一回所写的阎婆醉打唐牛儿一节，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艺术特色。小说以传神之笔，极工细、逼真地描写了一个平凡、琐屑的事件：阎婆为了保住她的“衣饭”，煞费苦心地拚命促成女儿和宋江和好，她毫不掩饰地当面说假话，直到看见“女儿回心吃酒”，方才心满意足，下楼“吹灭灯，自去睡了”。我们注意这一细节，并不仅因为写得细致、逼真、生动，更重要的是它是那样深刻地表现了一个庸俗、自私，而又可怜、可悲的小市民的灵魂，并且从这儿看到了阶级社会中的一种畸形的生活。《水浒传》中，这样的内容并不多，因为它主要的是表现英雄们的反抗斗争活动。《金瓶梅》中虽然充满了平凡、庸俗、琐屑的生活事件，但却貌合神离，缺少深刻的意义。到了《红楼梦》中，这种艺术特色就成了整个作品的基调了。

    　　　　四

    从小说的发展过程看，文学发展的趋向是愈来愈加真实、深广地描绘现实生活的图画。但是，如果一部作品缺乏理想和对美好事物的颂赞、追求，就不免流于庸俗、琐屑，格调不高，同时，也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在这个问题上，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到《红楼梦》，中国文学也是走了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

    《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虽然也反映了现实，但基本上都是英雄的颂歌，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封建时代的广大群众的政治理想，洋溢着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反抗压迫、反对邪恶的斗争精神，因而，它们都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带有一定程度的超现实的传奇性质。《西游记》更以神话幻想的形式，将封建时代广大群众反抗统治、压迫的斗争精神，以及蕴藏他们身上的大无畏的气概和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力量，极其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些作品在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上是不足的，自然，《水浒传》在这方面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却有着独具的艺术力量，使人受到强烈的激励、鼓舞。

    这种积极的理想，英雄主义，反抗压迫、反对邪恶的斗争精神，以及它们在艺术上所形成的浪漫主义素质，到了《金瓶梅》，就顿然完全消失了。没有理想，对生活也就缺乏严峻的态度。因而，《金瓶梅》的作者只是一味地描写现实生活中卑琐、庸俗、龌龊的事件，并以欣赏的态度来描写那些淫秽的生活，现实生活中的光明、健康、积极的一面，就被完全排挤出去了。这不能不说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自然，《金瓶梅》中也表现了“理想”，也塑造了吴月娘那样的正面人物，但是，那种“理想”就是封建主义，吴月娘是凭借封建的道德观念所虚构的人物，本身并不具备积极的素质，尤其是，作者也并不尊重、服从那些封建观念，只不过是给自己披上的一件虚伪的外衣。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个有生活理想、态度严峻的作家。所以，他在作品中一方面描写了科举制度下的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揭露了他们的愚昧无知、道德败坏，另一方面也塑造了象杜少卿、沈琼枝那样的体现着一定程度叛逆性的美的形象。但是，由于作者的理想十分复杂，带有复古的色彩，将改革现实的愿望寄托在大搞“礼乐兵农”的“纯儒”身上，因而，小说中的理想因素缺乏积极的力量，并且在艺术上造成了显著的缺陷。

    《红楼梦》虽然也缺乏《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里的那种积极的理想因素，缺乏那种令人鼓舞的英雄主义的调子，但是也没有《金瓶梅》的那种缺少美好理想、一团阴暗的缺陷，而且在表现现实中的美的、善的事物上，也比《儒林外史》更富有现实性，更充分，更有力。

    《红楼梦》虽然以描写现实生活的精确图画见长，封建贵族生活，连同它的虚伪、腐朽、糜烂、罪恶，都是那样赤裸裸地被展现了出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⑾而且还深入它的内层，揭示了支配着、支持着这种生活的制度。传统观念的虚伪、腐朽和不合理的本质。但是，《红楼梦》并不只是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丑的、凶的、阴暗腐朽的一方面，而且也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美的、善的、积极健康的一方面。象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那种纯真无瑕的爱情；尤三姐对庸俗的反击，以及她那种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而不惜生命的高洁的情操；晴雯那种不屈服于环境的压力的勇气和自由无拘束的性情；醉金刚倪二慷慨助人的血性；紫鹃对不幸的林黛玉的深切同情，等等，《红楼梦》都是用爱抚、同情、赞扬、歌颂的笔调描写出来的。

    特别是，在贾宝玉这个形象上，更充分直接地表现了作者对于全部生活的理解，表现了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不合理的制度、传统习俗和道德观念的怀疑、乃至否定的叛逆精神，也寄托了作者朦胧的社会理想和对于合理生活的探求。

    自然，《红楼梦》中的几个正面形象，一些美好的事物，最后都在残酷现实的压力下毁灭了，充溢于《红楼梦》中的是各种各样的悲剧，即使是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的叛逆者，也未能摆脱悲剧的结局，更未能找出一条真正的出路，最后只有遁入空门。但是，这并不能怪作者理想不够积极有力，因为，现实生活就是如此，作者不可能硬给他心爱的人物，他追求合理生活的理想，找一条缺乏现实基础的新的出路；封建制度依然存在，一切与它相冲的叛逆者，其个人的最后结局还不能不是悲剧性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红楼梦》的理想精神，不再是寄托于传奇性的英雄人物身上，也不再是寄托于神话幻想的形式中，也不是寄托在凭着抽象的观念所虚构的乌托邦式的生活图画上，而是表现在对现实中的不合理的制度的大胆怀疑和猛烈冲激上，表现在对现实中存在的美好事物的热烈颂扬和支持上。总之，在《红楼梦》中，无论是表现旧生活的不合理，或者对合理的生活的追求，都是结结实实地站在现实的基础上的。

    这样，《红楼梦》便形成了新的特色。它反映现实生活，保持了生活本身的完整性、复杂性。它不仅充分描写生活的丑的、恶的事物，庸俗、阴暗的一方面，同时也尽力表现生活中的美的、善的事物，健康、光明的一方面，而且是从美与丑、善与恶、真挚与虚伪、健康和庸俗的交织中、对照中、冲突中，来反映生活的全貌，在这里边，不仅有完整的现实生活的客观图画，而且包含着当时精神生活领域中的冲突，表现了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