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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王国维，90年了，一个已经飘渺得近乎虚构的审美意象，但却又是一个真实得有案可稽的历史存在。 原本是一个羸弱的书生，默默无闻的书生，“一个老实得象火腿一样的人”（鲁迅语），倘不是昆明湖前的那一个腾挪动作，历史学家是不会回过身来关注这么一个都北伐了还拖着一个小辫子的丑陋书生的。现在好了，尊崇者可以无限制地往他身上涂抹赞誉的脂粉，中立者也可以一再警醒世人不要赋予“大师“太多“学问”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伟大意义”，而贬斥者则干脆侮为“腐儒一个”。真个是“身后是非谁管得，满城争说王观堂。” 在他生前，有多少屈辱多少创造多少贡献，我都不管；在他身后，有多少贬斥多少盛誉多少哀荣我都不问。我只关注：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怎么会如此地“平静”？ “平静”地参加完毕业生的宴会，“平静”地料理完一些琐事，“平静”地向人借钱，“平静”地雇车去颐和园，“平静”地抽上几支烟，“平静”地跃入湖中，象去赴一个多年欠下的约会，最后，天地都归于宁静。 我想，那天的颐和园也该是平静的，风丝也无。那天的昆明湖水也该是平静的，波纹也无。突然想到，先生的表字不就是“静安”吗？先生的号不就是“人间”吗？他的生和他的死都是“静安”的，“人间”的“静安”。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围绕着他的死”这个世界竟会如此地“热闹”和“喧嚣”。  01 1927年的6月2日，北京的天气异常地清冷。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突然想起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来了，于是就让杂役去家中代取。坐在办公室里，他便与秘书侯厚培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事宜，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谈了很久。临别时，他向侯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纸币。纸币就纸币吧，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雇了辆人力车，往颐和园走去。到颐和园时，约是上午十点左右。王国维付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时令正值初夏，颐和园青山绿水。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抽完了最后一口烟，然后纵身跳入昆明湖。当时有一园工（又有说是巡警）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也不过约一二分钟的时间，可王国维却已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熟悉水性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沉水是没得救的。可见其死之决绝。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 连遗书都是如此地平静。“视死如归”四个字，想想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真正能担得起这四个字的还真的不多。平民百姓就不必说了吧，本就贪生，哭天抢地本也正常。那些被竹简玉帛哄传的烈士勇士们呢？要么慷慨激昂，要么壮怀激烈，要么豪言壮语，反正都不会平静： 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比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比如“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比如“……万岁！”之类等等。 我想，没有对生命本真意味的洞若观火，决然做不到如此平静；没有对历史审美向度的彻底绝望，决然做不到如此平静；没有对死亡意味的审美领悟，决然做不到如此的平静，甚或宁静。 有些人努力地把王国维的自沉与屈原的怀沙相提并论，但我总觉得不甚恰当，至少屈原走得不够平静，有他的诗文为证。要说为王国维寻找异代知己，魏晋时的嵇康倒更确切。 行刑前，执刑官问嵇康还有何话说。他抬起头，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三千太学生，稽首向着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此时的司马昭也看着嵇康。嵇康知道，以他的名望，只要向司马昭说一句恳求的话，往后则皆大欢喜。他的心旌也许有过一丝的摇曳，但很快就复归于平静，他知道自己并没有错。于是他说了句：“把琴拿来。”…… 嵇康与王国维本都是柔弱的书生，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担当得起英雄的美名。 好吧，那就让我们从王国维的自沉开始，追溯他51年的人生轨迹，看一看是什么使他走得如此平静。 2 原来这是一颗读书种子，生在书香门第偏又遭逢家道沦落的读书种子，生在本来就没有平静过的钱塘江边偏又遭逢大故迭起时代的体弱多病的读书种子。 浙江海宁王氏，其先世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那还是在800多年前的宋代，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 遥远的贵族血统已经成为斜阳旧影，但这对一个敏感、自尊的读书种子来说却是一种无上的激情。 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其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4岁丧母，与姐姐蕴玉相依于叔祖母家，而读书生活，则主要受父亲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加之天赋聪颖，7岁起，便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严格的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5岁，入州学，应府试，未取。 16岁，再应府试，再未取。 17岁，入崇文书院，兴趣开始转移，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输入中国，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但这些已挡不住一颗早已飞翔的心。他仍关心时事，研读西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血流成河的戊戌变法换来的是科举的废除。从此以后，延续了1000余年的士子们的通天之路被斩断了。即便是没有废除科举，两次的府试败北也彻底断绝了王国维的念想。戊戌年的正月，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王国维踏上了赴沪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达，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 对王国维来说，离乡赴沪应该是他一生的伟大转折。这与当年怀揣着母亲筹集的8元川资离乡赴宁的鲁迅先生何其相似。故乡，终究是要离开的，钱塘潮再怎么汹涌也比不过太平洋惊人的平静。 3 原来这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寄人篱下、依人为活的命运曾经给这位敏感、自尊的书生带来怎样的馈赠和伤害，也许，我们从《红楼梦评论》即可窥见一二，从《人间词》中可以窥见一二。 从一踏上上海的土地，进入《时务报》做校雠的那一天起，就有一个人物如影随形般地笼罩着他，影响着他的一生。他就是罗振玉，一个官僚，一个商人，一个文化人。 进《时务报》社，赖罗振玉的推荐。 进“东文学社”，赖罗振玉的赏识。 进《农学报》社，赖罗振玉的赏识。 进张之洞幕府，赖罗振玉赏识。 去日本留学，赖罗振玉资助。 在通州师范学堂任教，赖罗振玉推荐。 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赖罗振玉推荐。 罗振玉辞职，王国维也辞职。 罗振玉进京，王国维也进京，并住在罗家。 进学部图书编译局，赖罗振玉推荐。 辛亥革命爆发，随罗振玉避难日本。 …… 代价便是，似乎永无休止的“跟随”与“合作”。 我想，当年，本质上是个商人的罗振玉，在发现王国维时候的眼睛，肯定比他发现金子时的眼睛还要光亮，因为，这是个可资利用的无价之宝！由此你不得不佩服，作为一个官僚、商人，有时候也搞搞学问的罗振玉的眼光真毒！他一眼就看穿了眼前这个柔弱的，甚至有点丑陋的王国维在天赋的才华之外于世事庶务还真的就一窍不通。 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词汇概括王罗关系才算合适：师生？朋友？亲家？恩情？友情？亲情？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因为他们最后走向了分道扬镳，非但分道，而且误会渐深，罗对王新帐、老帐一起算，致使王走投无路，于是“逼债说”便成了王国维的死因之一。 看看王与罗“合作”大半生的心境就可了然。 王国维的“无用”一如那个“不通庶务”的贾宝玉，王国维的“敏感”又一如那个“自尊”到有点神经质的林黛玉。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也，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 这是王国维对他所喜欢的哲学与美术的领悟、判断与感叹，同时，也是对从事着这种“无用”之学的自身命运的深切忧患。 明知道哲学“无用”，他却偏偏迷醉于康德、尼采和叔本华；明知道美术“无用”他却偏偏沉醉于宋词、元曲和《红楼梦》。尤其是他之于《红楼梦》那种醍醐灌顶般的缘分，真的不知道是《红楼梦》的天启意味照亮了王国维的深刻内心还是王国维的深刻内心呼应了《红楼梦》的天启意味。 关于王国维与《红楼梦》的心灵相通，阐发最为深刻的当属那个用思想的锋芒常常伤人也常常伤己的李劼，有《红楼梦评论》为证，有《人间诗》为证： 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 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足奇。 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 成书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 欲觅我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 诗缘病辍觅无赖，忧与生来讵无端？ 起看月中霜万瓦，卧闻风里竹千竿。 沧浪亭北君迁树，何限祈鸦噪暮汗。 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 但解购书哪计读，且消今日敢论旬？ 百年顿尽追怀日，一夜难为怨别人。 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 一样的情怀在林黛玉的笔下将是别一种笔调。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阁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无赖诗魔晓昏侵，绕篱欹石自沉音。 毫端蕴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 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欲讯秋情从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雁归蛩病可相思？ 莫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 是的，从林黛玉的玲珑剔透、神采飞扬、灵气十足到王国维的淳朴浑厚、气象苍茫、悟性深远，我们读出的是一样的孤独，一样的痴迷，一样的心迹连同一样的迷惘。
4 原来这是一个象曹雪芹一样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残缺或者说亏空以及由这种残缺或亏空带来的中国文化式微的先知。看他治学的路数即可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被内心的焦灼烧伤了的先知。 早年治哲学，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甚深。他发现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可爱者不可信”，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纯粹之美学”，而严复介绍的实证论则是“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作为科学家的王国维，倾向于实证论；但他本质上又是一个诗人，因此又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哲学学说。尤其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作为他安身立命的本土文化的这两种哲学的共同阙如。因为，自先秦以降的中国文化体系中，既没有“可爱而不可信”的纯粹哲学和纯粹美学，也没有“可信而不可爱”的理性逻辑和实证科学。关键的是他必须直面这种“阙如”。 于是他转向了美学和文学。他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他非常努力地向国人介绍荷马、但丁、莎土比亚、拜伦、斯蒂文森、歌德、席勒、黑贝尔、托尔斯泰等外国大文学家。他还研究中国文学，写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其“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则将中西美学、文学思想“化合”，影响深远。他提出的“成大学问、大事业之三境界”内蕴深邃，至今广为传诵、脍炙人口。能够把中国诗词与西方美学结合得如此有新意，且一语中的人，在这个“比较文学”成为一门学科的当下，还没有谁能有如此的建树。尤其是他那本薄薄的《红楼梦评论》，不但在形式上打破了过去的随感体式的片言只语而代之以系统、全面、谨严地论说体，而且在内容上也确立了一块后来的“红学”家们所根本无法企及的界碑。是他第一个看到了曹雪芹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大树飘零，中国历史的巨大亏空。更有他关于戏曲的研究，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郭沫若曾指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宋元戏曲考》）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性的成就，一直领导着后学。”他本人的诗词创作，也具有独持风格，其《人间词》115首，长于抒情，且含哲理，思深感锐，显现其睿智、敏感之灵光，清邃隽永，是他将其美学、文学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 当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创作仍不能解决他人生苦的焦灼的时候，他又转向了经史、小学，尤其是运用甲骨文治商周史，这在学术界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他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综合比勘。将甲骨资料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证，在历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断代、甲骨缀合研究诸方面均有创获，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 他发明的“二重证据法”具有一种“文化颠覆意味”，正如李劼所说：“……这一原则（指'二重证据法’——笔者注）的确立本身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力的怀疑。它标明了历史并不等于'纸上材料’并不等于前人的诉说和前人的教诲，从而经由地下材料的辅佐，将历史重新立案，以图侦破。”“他的'二重证据法’标志了历史完全为语言所讲述的时代的终结。” 文、史、哲各个领域几乎都留下了王国维探寻人生真意的踪迹，最终，他找到了。说他“找到了”是因为通过他的“杂学旁搜”终于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业已成为一个“黑洞”，无法补救的“黑洞”，与其被动地等待着被这样的“黑洞历史”所遗弃不如先走一步主动地遗弃这“黑洞历史”。于是，他选择了自沉。
5 原来这是一个视自由高于生命的本真灵魂。 这得从他那根小辫子说开去。晚近的中国历史真可谓是一部“辫子的春秋”。早先，满人打进来的时候，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于是，似乎从未被重视过的“辫子”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引起了“高度重视”，“辫子”与“身体”与“政治”第一次发生关系，其结果是用血流成河换来一个光秃秃的乾坤。待到满人被赶走了，帝制被废除了，连“末代皇帝”都留起了大分头了，这世界竟还有如王国维者拖着一个小辫子。于是，他被目为“遗老”，铁杆的保皇派。可他忠于谁呢？连皇帝都留起了分头。 其实，王国维是曾经剪过辫子的，早在日本的时候他就入乡随俗剪掉了辫子，只是归国之后又不得不再度“入乡随俗”留起了辫子。这样看来，1927年的王国维的辫子已与“保守”和“激进”无涉，它是王国维纯个人的象征，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辫子其实是变乱时代王国维对自我个体存在的一种标识，是他捍卫自己身体、拒绝趋同的一项武器，是对失败的社会思想变革的一种个人抗议。王国维的辫子，与诗人顾城在任何场合都不肯脱下的那顶古怪的帽子一样，都已经成为他们身体最重要的一部分，时刻都在展示一种话语：这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它无害于人，是我的选择。” “辫子的留与剪，成为不受辱与受辱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身体政治学的重要内容。一旦身体的选择自由没了，连留一条辫子的自由都没有了，所有自由就不复存在。”（ 于闽梅一九二七年：王国维的辫子--辫子·身体·政治 《世纪中国》 2002年11月15日 ） 在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特别强大的国家里，个体是从来没有过选择的自由。在一个看不到“审美”也看不到“自由”的国家里，就一个厌倦了漂泊的灵魂来说，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蹈死地，留下一个死气沉沉的历史给那些活死人们。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当王国维“举首赴清池”的时候，他的耳畔似乎有林黛玉的《葬花词》的音乐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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